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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利安:大兴善寺与唐密文化学术研讨会学术总结报告

本文作者: 7年前 (2011-12-14)

中国佛学网西安讯:2011年11月26日下午,大兴善寺与唐密文化学术研讨会闭幕式在西安惠宾…

李利安:大兴善寺与唐密文化学术研讨会学术总结报告

 

    中国佛学网西安讯:2011年11月26日下午,大兴善寺与唐密文化学术研讨会闭幕式在西安惠宾苑宾馆举行。陕西省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増勤法师主持,李利安教授首先作学术总结报告,麻天祥教授代表学者发言,接着陕西省宗教局局长徐自立先生致闭幕词,陕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大兴善寺方丈宽旭法师致答谢词。李利安教授的学术总结全文如下: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尊敬的各位高僧大德、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

大家下午好!受大会组委会的委托,我对这次“大兴善寺与唐密文化”学术研讨会作学术总结。此次会议由陕西省佛教协会主办、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协办、西安大兴善寺承办,邀请了来自日本、澳大利亚、中国台湾、香港以及大陆各地的专家学者180多人,收到论文150多篇,是一次高水平、高规格的学术盛会。

本次会议围绕“大兴善寺与唐密文化”进行研讨,这是长安佛教领域一个极为重要的话题。2009年的时候,我们在西安曾经召开过一次长安佛教学术研讨会,那次会议比这次会议规模更大,与会者围绕“长安佛教”的相关话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与充分的交流。然而,“长安佛教”这个主题,内涵丰富,外延广博,绝不是一两次研讨会就能挖掘清楚的。因此,此次研讨会借大兴善寺大雄宝殿落成、佛像开光、宽旭法师升座这一殊胜因缘,紧紧抓住大兴善寺的核心历史文化资源——“唐密”这一相对具体的领域,以期拓展和深化学界对长安佛教的认识与理解,进一步推动地方佛教以及中国佛教宗派研究的发展。

今年是辛亥革命爆发一百周年,有关的纪念活动和反思文章非常多。前段时间,我们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也举行了“纪念辛亥百年 反思世纪佛教”的学术座谈会,在学术界和佛教界均产生了良好的反响。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需要我们冷静总结与反思。同样需要我们反思的还有百年中国佛教的历史命运,而围绕一个寺院与一个宗派展开研讨,将千年前的历史辉煌与近百年来的复兴潮流结合起来,本身就是一种富有理性精神的反思。特别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把文化建设提高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而文化建设的前提应该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却是建立在扎实可靠的文化资源的基础上的。可见,大兴善寺与唐密文化学术研讨会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召开,既具有学术意义,也具有现实价值。

本次会议除了开幕式和闭幕式之外,学术研讨部分由大会学术报告和分会场讨论两大部分组成。大会学术报告分两场,杨曾文、静慈圆、林光明、严耀中、黄夏年、王尧、吕建福、沈卫荣、邢东风、杜斗成、孙亦平、葛承雍、弘学、韩昇、王一鸣、夏广兴、赖贤宗等十八名代表分别就他们在密教研究方面的成果向全体参会者做了报告。其中,以密宗人物研究为切入点的有杨曾文、静慈圆、吕建福、黄夏年、韩昇等五人,主要涉及隋朝大兴善寺三位译经高僧、大兴善寺遍觉大师智慧轮以及空海、王弘愿、静慈圆等密教大师;以唐密的教派关系、政治交往、对外交流为中心的有邢东风、弘学、王尧、杜斗城夏广兴、孙亦平等六人,分别涉及《传法堂碑》与大兴善寺及禅宗的关系、唯识四智与密教五智的关系、惠果所传曼荼罗画与唐密、东密、藏密的殊胜因缘、隋唐之际的大兴善寺、密宗与唐代政治文化生活、中国唐密对日本东密的影响;以密教文献为切入点的有林光明、沈卫荣、赖贤宗三人,分别探讨了与《心经》、《大乘要道密集》、《普庵咒》等经典相关的问题;以密教造像为中心展开考察的有葛承雍、王一鸣、严耀中三人,分别研究了长安安国寺密宗佛像的艺术特色、密教中的图像作用及其婆罗门文化渊源等问题。这两场学术报告中的各位发言,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唐密相关问题展开探讨,视野宏阔,方法独特,分析深刻,新见迭出,涉及问题广泛而深刻,提出了很多密教研究领域的前沿问题,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学术意义重大。

除了大会交流以外,我们还设四个分会场让学者围绕四大主题进行讨论。第一分会场的主题为“唐代密宗的渊源与传承”。学者的讨论主要围绕唐密的产生与传承展开,薛克翘《关于印度佛教金刚乘八十四悉陀》和李利安《古代印度密教观音信仰的产生与演变》均涉及唐密的印度渊源。史全超以准提信仰为例,分析了密教观音信仰的中国化。方广锠《敦煌遗书斯522号述评》、黄征与王雪梅《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Y0237-3〈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卷下校录考订》、杨维中《贞元之后密教典籍翻译述论》、大柴清园《宿曜経における本命宿と二十七宿について等文章主要集中在密教文献研究方面,颇多首次公布的资料或首次提出的新见。王荣国、邓子美及广西莲音寺引杰法师等人从历史文献和宗教传承等角度分别对唐宋福建地区密教的传播、唐以后密教在民间的隐秘传承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高见。陈永革、郑浩探讨了民国时期密教发展状况和近代密教的回传状况。藤田光宽《真言密教的圣地·高野山》、笹冈弘隆《弘法大师空海的“戒牒”再考》从东密视角考察密教历史。李继武改革开放以来汉传密教研究综述则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密教研究的综合性回顾。另外,与唐密的产生和传承密切相关的大兴善寺也是学者讨论的重点。李斌城《不空刍议》、王仲尧《唐大兴善寺不空账单——关于寺院经济建设的一个建议》、李嶷《灵藏和大兴善寺》、崔玉卿《不空三藏与五台山文殊信仰》、张淼《论彦宗的佛学贡献——以大兴善寺为活动中心的考察》、王国棉《印僧波颇密多罗与大兴善寺》、王倣生《隋唐长安大兴善寺法迹综论》、李媛《论一行与唐密的形成》等文章均涉及到大兴善寺。总结大家的观点,可以看出大兴善寺的重要历史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兴善寺作为隋朝的皇家寺院和朝廷管理全国佛教事务的最高机构的所在地,对于我们把握中国政教关系意义重大;其次,作为隋唐两代的译经中心和密教向中国各地及海外传播的基地,大兴善寺是理解中外文明交往的范例;第三,作为中国佛教八宗之一的密宗的祖庭,大兴善寺是一直流传至今的东亚密教文化的发祥地,从而使其成为理解佛教文化的重要窗口;第四,大兴善寺是菩萨信仰的崇盛之地,也是高僧大德的汇聚之地,这同样奠定了它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第二分会场讨论的主题是“唐代密宗的理论与实践”,主要围绕密教经典文献及其理论内涵、密宗法事活动、密宗信仰形态、密宗真言咒语以及密宗高僧大德的思想观念、弘法活动等展开讨论。崔正森、丁小斌、刘震、兰天、闫雪等以密教经典为切入点对密教理论与实践展开研究,分别涉及《佛顶尊胜陀罗尼》、《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赞法界颂》、《大日经疏》、《真禅内印顿证虚凝法界金刚智经》等。李翎、李海波、王宏涛、向世山、刘建华、高士涛、郑红翠等人分别探讨了密教中的摩利支天信仰、文殊信仰、普贤信仰、神通信仰和唐密冥道无遮斋法、地狱信仰、瑜伽焰口等信仰形态。王邦维、麻天祥、杨富学、梁富国、蒲正信等人从真言咒语出发探讨密教义理,分别涉及“持明咒藏”、六字真言河西多体六字真言、大悲咒、“赫利”种字修法等。陈珮筠、李永斌、韩金科、徐孙铭、白冰、沈诗醒、高永顺等人则是对现代密教人物思想进行研究,分别涉及悟光法师、吴立民居士、元音老人、持松法师、杨佛兴居士等人的密教理论与实践。另外,延续还探讨了密教中的护国利民思想,尕藏加分析了藏密中的修学建构与实践,张茂泽分析了佛教的宗教思想。学者们对密教义理与实践的探讨可谓异彩纷呈、趣味无限。由于其传承的神秘性,密教一直以来引起外界很多好奇与猜测,今天,随着人们对神圣性渴望的逐渐增加,密教作为一种神圣性资源极为丰富的文化,可以发挥它特有的优势。不管是藏密的流行,还是东密的回传与唐密的复兴,都说明了密教在当今社会有其存在的足够空间,有其发挥作用的广阔舞台。当然,与显教相比,密教的理论与实践究竟有何不同与优势,密教在当代社会到底应该如何恢复与弘扬,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第三分会场的学者围绕“唐代密宗的文化与艺术”这一主题进行讨论。佛教艺术是佛教文化诸领域中极为重要的一支,与显教的艺术形象相比,密教艺术表现在绘画、造像、建筑、音乐诸方面则更为瑰丽奇妙。在本场发言中,桑吉扎西、杨雄、余欣、佐藤有希子、白文、张明远、沙武田、殷光明、李淞、刘永增、高明、孙博、徐强、王红娟等人探讨了密教造像问题,分别涉及藏密对敦煌石窟艺术的影响、大足石窟的密宗观音艺术、虎魄宝生如来像、法门寺地宫门扉天王像、唐长安七宝台石刻十一面观音、善化寺五方佛塑像、吐蕃密教艺术与敦煌石窟的关系、敦煌五方佛图像、安国寺出土密教石像、敦煌石窟中千臂千钵文殊经变、壁画中的明王图像、青龙寺水陆画、两宋画论、陕北佛教石窟等与密宗造像密切相关的问题。张勇赵博超、介永强等人从文学角度考察密教与大兴善寺,分别研究了《西游记》所见的密教因素、唐传奇小说中的密教信仰与实践、唐诗中的大兴善寺;更堆培杰则对密教音乐进行了探讨;谢彩丽研究了法门寺出土香器与密教的关系;景雅鹂探讨佛法与书法的关系;李刚研究了唐密茶道问题;荆三隆则从长安佛教文化建设角度畅谈了大兴善寺的文化定位。另外,本场还有学者围绕唐密经典解读与传播、唐密研究现状与走向以及唐密曼荼罗、唐密寺院等问题展开探讨。学者们的发言议题广泛,素材新颖,不仅涉及唐密与文学、书法、茶道等之间的关系,而且涵盖到了藏密与敦煌的艺术文化,扩大了唐密研究视野,并提出很多创新性观点,提升了中国唐密文学艺术研究的水平。

第四分会场的主题是“唐代密宗的交往与传播”。许德存、张泽洪、张锡禄、侯冲、赵桐、李尚全、桥村爱子等人分析了唐密与藏密、滇密、斯里兰卡密教及东密的关系;徐文明、李璐、金易明等人探讨了密教与禅宗、密教与汉地显教之间的关系;黄心川、刘雄峰、李铁华的文章分析了密教与道教之间的关系、唐密与阴阳五行之间的关系;谢路军、潘飞、任杰、陈金凤、姚潇鸫等人则分析密教与唐代社会的关系。还有学者探讨了唐密与婆罗门教的关系;唐密与现代心理学的关系等。另外,王鹤琴的文章探讨了密教高僧金刚智入华前的文化经历和宗教实践。近些年来,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现和整理研究,汉地密宗在唐末以后逐渐向四川、云南、广西等地传播的途径日渐清晰明朗或获得现实的印证。而唐密向日本的传播,一直为学术界所重视,非常感谢几位日本学者在这次会议上就唐密向日本的传播过程以及产生的影响提供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总体来看,我们此次会议所讨论的话题,所提交的论文,内容非常丰富,视野颇为宏阔。我认为,本次会议取得了以下成果:第一,对大兴善寺的历史文化内涵进行了一次全面、深入的挖掘与整理,对我们更加系统、完整的认识大兴善寺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二,对唐密文化的认识与把握更为清晰明了,“唐密文化”是“长安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唐密祖庭的历史与现状、唐密祖师的实践与弘法、唐密经典的翻译与流行、唐密的理论与修持、唐密法脉的传承与传播、唐密的信仰与造像、唐密的法事仪轨与制度等各个方面;第三,对唐密的历史命运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梳理,包括唐密的渊源、形成、兴盛、衰落与复兴等。关于唐密的传播,一些学者注意到了四川、云南、福建、广西等地区的唐密信仰现象,非常可贵;关于唐密的复兴,学者们除了关注近代密教复兴之外,还注意到台湾和香港等地在接续密法方面的新成就,以及唐密在当代中国的流行情况,涉及到大陆西安、上海、北京、山东、广西等很多地域,中华密教光明流、金珂正法以及海外的汉密宗等新兴的唐密传承体系为本次会议增添了全新的内容,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和研究。第四,对密教信仰形态的研究更加精深,包括对密教中崇拜对象的研究,例如,密教中的观音信仰、普贤信仰、摩利支天信仰,对密教中咒语的研究,如六字大明咒、大悲咒等,对密教中经典文献的研究,如《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佛母大孔雀明王经》等;第五,对密教高僧大德的研究虽然仍以祖师级的人物为主,但是不断开拓新的领域,而且也有学者研究在密教历史上非常重要但尚没有引起重视和研究的一些高僧,对真言宗悟光阿阇梨的研究即属此例;第六,对唐密与佛教其它宗派,与儒、道、婆罗门等其它宗教,以及与世俗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而且许多方面的研究起到了填补学术空白的作用。

当然,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本次会议在密教研究领域实现了空前的突破,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成就,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唐密文化领域可以探讨的问题极多,我们这次会议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需要我们不断开拓新的领域,不断发现新的问题,进一步推动唐密文化研究事业的进展。

从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者来看,我认为也有几个值得欣喜的地方:一是与会学者人数多。本次会议参会学者180多人,是佛教学术会议中与会学者人数比较多的一次,若从密教研究这一领域来看,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有关密教的学术研讨会,必将载入中国学术发展的史册。二是学者的地域来源广泛。这次会议不仅有来自大陆各地的专家学者,更有来自日本、澳大利亚、中国台湾、香港等地的专家学者,几乎所有比较重要的佛教研究机构都有代表出席,不但体现了本次会议的广泛感召性,而且印证了唐密文化的现代魅力和持久的国际影响力;三是学者代表年资不等,不仅有令人尊敬的学界前辈,更有许多后学才俊,足以证明本次会议极大地调动了全国各地佛教研究队伍中的各种密教研究力量,充分彰显了密教研究后继有人、研究队伍不断扩充、研究力量不断增长的可喜局面;四是与会学者专业旨趣广博,如哲学、宗教、历史、文献、文学、语言、考古、艺术、地理、政治等专业均有代表出席,可以说,与会的专家学者代表了人文社科的各个领域,不但显示了本次会议的综合性和丰富性,而且说明密教研究的跨学科性正在成为一种趋势,密教研究的多学科并举、多种方法共同参与、多个领域同时介入、多个机构联合攻关将是未来密教研究的重要方向。五是教学两届共襄盛举,文化界和企业界的有识之士也积极参与。很多僧人和居士与学者们一起探讨,彼此对话,求同存异;很多从事文学创作和新闻出版的朋友也从理性的角度对所关心的问题发表高见;一些从事博物馆与艺术创作的文化大师也就自己所熟悉的密教问题展开讨论;个别企业家也放下手头的商务,前来与会,并能展开有理有据的论证,提出很有见地的观点。所有这些,都给我们以很大的鼓舞。由此也可以证明,密教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社会各界人士都有足够的资格在这个领域内努力耕耘,并取得独到的成就。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次唐密学术研讨会的激发下,密教研究以及长安佛教领域内的其它各种学术问题的研究,将在各个不同研究队伍、不同研究机构、不同研究力量的多领域、多层次、多方法的共同介入下,在所有与会代表一如既往的关怀下,一定会继往开来,取得更多更好的成就。

这次“大兴善寺与唐密文化”学术研讨会即将落下帷幕,在各位专家学者、高僧大德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研讨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唐密文化曾经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兴盛,并发挥过重大影响,今天,伴随着“密教热”的潮流,唐密文化的复兴之势将日益壮大。然而,由于密宗自身的特点,当今中国教界、学界对密宗传承、修持等问题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因此,如何正确处理各种不同唐密信仰体系之间的关系,以及唐密信仰现实与学术界依据现有文献所揭示的唐密历史真实之间的差异,解决宗教学的中立宽容与历史学的严谨守正之间的张力,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与思考。我认为,在本着尊重信仰、面对事实、求同存异、宽容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允许唐密文化在当代的多元性存在与发展,并在这种多元并存的前提下,注意探寻其中的共有精神旨趣与积极因素,让唐密文化艺术与唐密学术研究在新的时代为祖国的文化建设与社会的和谐进步再添新功,再放异彩!

最后,感谢学者们的热情参与,感谢高僧大德们的慈悲支持,感谢各级领导的关怀指导,感谢所有大会服务人员的辛勤付出!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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