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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密关系学术座谈会 史全超同学谈中国佛教显密圆融化

本文作者: 7年前 (2011-12-16)

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史全超编者按:由西北…

                        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史全超

编者按:由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主办的“显密关系学术座谈会”于20111211日在西北大学成功举行。与会各位来宾的发言已根据录音进行整理,将陆续在中国佛学网发表,敬请关注。

 

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宗教学硕士研究生史全超同学发言如下:


  

中华文化体系丰富博大,内涵厚重浑实,其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支柱之一的佛教,是真正意义上的外来宗教文化形态。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至今也已影响中国长达两千多年,对于中国社会的宗教信仰、民族精神、道德构架以及人文素质等诸多领域都具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佛教在逐渐为中国人所接纳和皈信之后,中国人对于佛教的认识也渐渐由对于佛教理论疑惑阐释的义学向具有典型信仰形态的宗教化发展,这一转变也标志着中国佛教呈现以下两大历史趋势:

 

第一、儒佛道三教的相互融合。佛教受儒学影响,主要是吸收了许多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例如,佛教与儒家思想中的“孝道思想”。佛教与道教的融合也很普遍,例如,地狱观念、泰山信仰等,而道教也不断借鉴、模仿佛教的教义,以充实自己的神仙体系和教义理论。

 

第二、佛教内部各大宗派的相互融摄,这其中也包含了三大方面:(一)佛教在宋以降,以禅净合流为主要趋势的中国融合型佛教的衍变。李利安教授在《明末清初中国汉传佛教各宗派的基本特点》[①]一文谈到的,“(中国汉传佛教)。它超脱于宗派之上,是根据时代的要求,对中国佛教的全方位继承,所以它不偏于某类经典,不限于某个法门,既有禅法,又有净土,既讲性学,又讲相学,既含空宗,又含有宗,既有义学,又有法事,兼容并蓄,融合会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系列相对完整统一的义理体系、膜拜体系、修道体系、救世度生体系以及僧团制度、仪轨制度、寺院殿堂体制等等,从而构成既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大乘显教的独具特色的中国汉传佛教体系。”(二)中国佛教由正统宗教向民间佛教的发展和演变,呈现出民俗化、简易化等不同于正统佛教思想及其信仰的民间化特征。(三)佛教两大类别显教与密教的圆融,形成了鲜明的“显密圆融化”趋势。

 

现就佛教的显密圆融化谈一下几点想法,有思考不周、错误之处,还请法师、各位老师和同学的指正:

 

第一、中国菩萨信仰是佛教显密圆融化的代表。

菩萨信仰和菩萨道思想是佛教大乘化的核心思想,故而大乘佛教又称之为“菩萨乘佛教”。中国人所熟知的五大菩萨(普贤、文殊、观音、地藏以及弥勒)都是横跨显密两教,以愿行并举、慈悲喜舍的菩萨道精神来拯救世人、善化民众。同时,在一些密教典籍中国出现的菩萨信仰形象,也在后世的信仰和传播中,彰显出显密圆融的独特魅力。例如,准提菩萨信仰,列数其显密圆融化的几种表现:

一、准提咒。据佛教典籍的记载,中国准提信仰最早的雏形就是伴随着准提咒的传入而渐渐展开的。南北朝时期,以密咒为主要内容的杂密向中国传入,这时,准提咒也作为一种陀罗尼而被入华的印度僧人阇那崛多所翻译出来。(陀罗尼最通常的的解释就是:念诵之时带有某种神秘性力量的咒语,又称“密咒”)。在唐代密宗正式成立之后,经过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三大士的共同努力,准提信仰有了较为完整的密教典籍,同时唐代密教中所宣称的“三密相应”也将准提咒更加密教纯正化(此外还包括了:准提印契——身密、准提画像法——意密)。在明清时期,准提咒随之成为禅门修行中的日诵内容,例如十小咒以及二时临斋仪。这其中也体现了两层含义:一、用准提咒回向四方供养众生;二、以日常斋食来施食恶鬼等众生。

二、准提忏法。佛教忏法最早于三国时期昙柯迦罗时期,并在南北朝时期兴盛开来,著名的有“梁皇忏”、“慈悲忏”,密教形成之后,带有消罪息灾功德的密教陀罗尼,与当时社会上盛行的天台宗忏法相结合,形成例如观音忏、大悲忏、水陆忏仪、准提忏。

 

第二、佛教中的一些修持仪轨——火供与施食法也是显密圆融的重要表现。

佛教寺院中的一些法事活动,规模较大的水陆法会中的火供、施食,都是鲜明的显密圆融的代表。火供,在密教中又称之为“护摩”,就是讲供养之物通过焚烧的形式来达到供养的目的。施食法,规模有大有小,小到每次斋饭时的几粒米粒的供养和施食诸多恶鬼,大到例如“水陆法会”、“蒙山施食”等大型的施食法事。为什么说,火供和施食具有鲜明的显密圆融化的色彩呢,原因在于:在佛教的发展中,对于火的使用,没有特定的讲解,但是在印度佛教的密教化之后,佛教吸收了婆罗门等宗教的影响,也开始有了一系列火供、护摩等仪轨形式。中国佛教也在吸收印度佛教的过程中,将这些后期出现的密教仪轨吸收和继承下来,带有较为融合的显密思想特色。

 

第三、《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与辽代之后的中国佛教的显密圆融化。

辽代道敐法师的《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的历史地位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二点:

(一)它将准提信仰更加简易化、中国化、显教化、民间化。中国化准提信仰的盛行与该经典的撰写不无关系。准提独部法也揭示了含摄二十五部坛城的思想。

(二)道敐写作该书的目的在于调和当时显密两教的对立。本书采用它以华严宗的“五法界”为作为整部论的重要立论架构,然后配以密宗的诵咒、印契、观想等“三密加持”,并以显密圆融、以密为胜、准提总摄的架构圆融之立场来阐释显密圆融化,从而“悟入文殊师利大智慧海”。文中他也引用《华严经字轮仪轨》内文作为提倡显密双修的理论依据,对于显密关系的最重要修持观——“双依显密二宗修者,上上根也”。

 

中国佛教的显密圆融化思想,恰恰是对于向中国传播的北传大乘佛教的“中国化”和适应中国社会而进行“化中国”的历史性概括总结,其实质也是中国大乘佛教对所吸收的印度佛教各阶段思想、各学说宗派的一次批判继承、消化吸收。中国佛教的显密圆融化将印度佛教的各阶段发展历程与中国佛教自身的发展历程有机融合,并在中国“儒佛道三教融合”的主流、决定性的历史背景下所进行的文化再生过程。显密圆融化如同对中国佛教大树进行修枝剪叶的工具,只有这样,中国化的佛教才会更加适应中国民众的信仰心理、文化认知以及精神需求,佛教的中国化也才更加适应中国的社会。



[] 李利安:《明末清初中国汉传佛教各宗派的基本特点》,载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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