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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利安教授在陕西省社科宗教所成立十五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

本文作者: 7年前 (2012-05-03)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很高兴有机会参加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成立十五周年学术座谈会。我想在此说几句…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很高兴有机会参加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成立十五周年学术座谈会。我想在此说几句话,以表达自己的一点心意。

我首先想说的是,我和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是有缘分的。早在1984年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本所的前任所长王亚荣先生,从而第一次了解到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的宗教研究。当时,黄心川先生和童韦先生来到西北大学,主持师兄魏道儒的硕士毕业答辩会,王亚荣兄参与了接待活动。此后,我又相继认识了李登纪、张应超等其他人员,并对这里的宗教研究尤其是佛教研究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并在1986年参与了本所承办的隋唐佛教学术研讨会,不但有机会见到了任继愈、杜继文、方立天、楼宇烈、杨曾文等大家,而且结识了很多纸巾依然活跃在佛学舞台上的各路诸侯,同时也因此而与本所有了进一步的联系。我在1987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曾经差点直接来这里工作,因为各种各样的复杂因素,因缘不具备,我于当年7月到了陕西省宗教事务局工作,这一去就是八年。在这期间,我负责佛教与道教方面的工作,和省社科院宗教所有业务方面的联系,尤其是挂靠省社科院的长安佛教研究中心,即是由陕西省委统战部、陕西省宗教局与省社科院联合成立的,所以工作上的联系不少。记得在1990年的时候,我以宗教局官员的身份,带领省社科院宗教所的一些同仁,陪同杜继文先生、魏道儒先生前往关中西部地区进行实际考察,并曾经在眉县召集十几个乡镇长一起讨论底层宗教问题。宗教所的同志们在此行中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后来,我又奉命从事陕西省宗教志的编修工作,在我的极力建议下,宗教局邀请了省社科院宗教所的四位同志分别负责除伊斯兰教之外的四大宗教的志书编写工作。我曾经带领他们去各地调查搜集资料,讨论工作中的问题,协调处理其中的一些事务,与他们各位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宗教局工作八年之后,可能也是习性所致吧,我又到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工作,与这些可亲可敬的师长与朋友们朝夕相处,直到1997年初。总之,我和这个所是非常有缘的。这是我首先想说的,核心就是两个字“缘分”。

第二,我想说的是,我与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有过愉快而富有成效的合作。无论是我在宗教局工作的时候,还是在本所从事专业研究的时候,亦或是我离开本所之后的时候,我与宗教所在很多领域里都有合作,尤其是与王亚荣、樊光春和张应超三位兄长的合作更多。早在1994年的时候,省社科院宗教所与美国哈佛大学合作的西安穆斯林社区研究项目,我就参与其中。王亚荣兄申请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长安佛教史与陕西佛教旅游资源研究,我都被列为主要参与人员。樊光春兄在开展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北道教史的时候,我曾经与他一起前往陕北等地调研。樊光春兄主持的榆林关公文化论坛、骊山问道、秦岭生态文化论坛以及中国马来西亚道教文化交流、全真道济世思想学术研讨会等大型学术活动,也都邀请我参与,并承担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骊山问道活动的高潮环节——儒释道三教对话中,代表佛教讨论和谐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张宪臣先生、张应超兄也在一些方面给我提供发展的机会。与此同时,王亚荣兄应邀作为西北大学的兼职导师,与我联合指导了第一届和第二届的三位硕士研究生,并应邀作为答辩委员会主席和答辩委员,参加了我的数届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答辩会。我主持的陕西省道教志邀请了樊光春负责道教部分,我承担的陕西省汉传佛教祖庭研究项目也交由王亚荣兄与我一同负责具体的工作,并经由我的介绍,樊光春兄与陈景富兄分别承担了由周伟洲先生负责的《古都西安》丛书中的《长安道教与道观》与《西安与海东》的撰写工作。由我负责协调的陕西省干部培训基地宗教文化培训班,邀请省社科院的王亚荣、樊光春、张应超、李继武等同仁授课,他们均给予大力的支持,并在课程设计等方面提供了很多好的建议。另外,我们还在主办会议等学术活动中彼此合作,这种合作是无私的,友善的,也是互补的,非常有成效的。所以我在这里衷心地感谢各位。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点,核心也是两个字“合作”。

第三,我认为社科院宗教所这几年在宗教研究领域是非常有成果的。刚才前任所长王亚荣兄的报告中对这几年的成果作了一个总体而详细的介绍,大家都知道了。十五年来,省社科院宗教研究所共发表《西北道教史》、《长安佛教史论》、《中韩佛教关系一千年》等各类著作28部,论文462篇,调研报告14部,古籍整理43部。此外,该所还独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8项,主办国际性、全国性、全省性学术会议15场。可以这样说,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是中国起步最早的宗教研究机构之一,目前本所从事宗教研究的专业队伍,在陕西所有学术机构中是最多的,几年来承担的宗教研究方面的国家级项目也是陕西省内最多的,其学术力量与成果是令人瞩目的。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之外,在省级社科院里头,像本所这样能够起步如此之早,开展工作如此之多,发表成果如此之丰富,都是很少见的。尤其是在佛教研究和道教研究领域,本所业已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与专业梯队,成为独步一方的学术团队,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获得学术界的一直认可。总之,省社科院宗教所在宗教研究方面是有成果的,是令人尊敬的。这是我想说的第三点,关键就是两个字“成效”。

第四,我觉得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是前景乐观。为什么呢,除了宗教在国际和国内日益高涨的现实作用之外,刚才各位已经说了,陕西是个文化大省,特别是个宗教文化大省,有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陕西作为文化大省,实际上主要是历史文化资源丰厚。而在历史文化资源之中,主要有两大文化:第一是政治文化,政治文化里面一个是皇家文化,一个是红色文化。红、皇相比,皇家文化更具有深厚而持久的影响力。第二是宗教文化。宗教文化里面有实力的、在全国能够站得住脚的、在国际上有感召力的,实际上就是佛道教文化。这是一种特别的优势,我觉得陕西宗教文化资源的优势超过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皇家文化资源,因为它是古今贯通的,所以是鲜活的;是雅俗共赏的,所以是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是形神兼备的,所以是富有活力的;是圣凡统一的,所以是最具魅力的;是天人合一的,所以是有自然资源支撑的。陕西过去一直比较重视皇家文化,兵马俑、华清池、乾陵、古城池、大明宫等都属于皇家文化。但皇家文化是死去的文化,是没有神圣性的文化,是高雅而缺乏民众基础的文化,是只留下场馆、遗址、文物的有形文化,这种文化丧失了神韵支撑的活力,基本位于山水形胜之外,缺乏自然资源的烘托。所以,我认为陕西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必将转移到以佛道教为主的宗教文化资源方面来。与此同时,陕西的宗教文化地位在全国独树一帜,陕西的宗教问题也因为陕西扼守西北门户等重要因素而显得格外重要,所以,我觉得我们社科院的宗教研究具有无限的前景。这是我想说的第四点,关键就是两个字“前景”。

最后一点,我有个想法,愿拿出来与大家讨论。陕西省社科院不是学校但有学术,不是权力机关但属于政府序列,没有学生但有文化普及与推广的责任,没有法定的、绝对不变的任务但有服务陕西的使命。这种特别的部门,到底应该怎么发展,这是值得思考的。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我有几点看法,也可以说是建议吧,讲出来供大家思考:第一,从时间上来讲,省社科院的宗教研究要注重当代。学术界的宗教研究,多注重历史研究,当代研究一直属于末流,处于不被重视的状态。其实这是不对的。国内的宗教学研究大家,他们一般都很少研究社会现实问题,学术界一直很少在研究现实问题的领域出大家。省社科院应该本着为现实服务的原则,注重的那个当代问题的研究。第二,从空间来讲,应该本着服务当地的原则,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陕西宗教问题的研究方面。当然在立足陕西放眼西北的同时,一定要统摄全国,放眼世界,和国际上进行广泛的交流,这是没有问题的。第三,从研究的内涵来讲,我觉得应该重视现实生活中的热点问题。现实当中的热点问题很多,学术界一般很难紧跟,所以对热点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最薄弱的领域。我认为陕西省社科院应该在研究的内涵方面重视现实生活中的热点问题,从理论的高度进行把握和解释,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指导或影响现实宗教问题的解决。第四,从研究方法来讲,我认为学术界的传统一直是那种注重文献、重视义理的传统,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地重视田野调查,重视和各个部门广泛深入、有效沟通,从而使我们的这种研究更加具有实效,更加具有个性,更加具有魅力,同时更加具有长久的影响力。

我就说这些,不对的地方请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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