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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利安在北京大学“21世纪中国宗教研究的方法与议题”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本文作者: 7年前 (2012-05-04)

北京大学的宗教研究起步非常早,在中国的宗教研究中起着旗帜性的作用。我自己的成长就是在北京大学许多著名…

北京大学的宗教研究起步非常早,在中国的宗教研究中起着旗帜性的作用。我自己的成长就是在北京大学许多著名教授的研究成果的感召、指导下成长起来的,特别是楼宇烈教授,我经常有机会聆听他的讲演,总能给我以很大的启发。张志刚教授的《走向神圣》是我推荐给学生的必读书,还有他主编的《宗教研究指要》也是我们考研的指定参考书。而湛如法师对我在佛教学术方面也多有提携和帮助。另外,汤用彤、季羡林、汤一介等前辈学者以及李四龙教授、姚卫群教授等人的成果我也经常关注,并从他们那里不断汲取学术的营养。

今天我想谈“从西部宗教的特点来看中国宗教研究的方法和议题”。就像何光沪老师刚才所说的,宗教既要有高远的神圣性和超越性的一面,又要有关注现实的、非常实际的一面。宗教研究也应该有这两个不同的层面。我对实际问题很感兴趣,过去在陕西省宗教事务局工作了八年,从事宗教事务方面的管理,也曾主持《陕西省宗教志》的编辑工作。现在我虽然主要研究宗教的历史,但对宗教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也很感兴趣,目前正在主持一个以“西部宗教与西部社会”为主题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所以对西部宗教有一些粗浅的认识。我认为,西部宗教与东部地区宗教有巨大的不同,这里我从八个方面来进行说明。

第一个特点,我觉得是信仰主体的民族性。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民族性”与我们经常说的“宗教五性”里面的“民族性”是不太一样的,或者说,我们平时理解的宗教五性里面的民族性有可能忽视了很多重要的内涵。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西部宗教的民族性时,我们会发现许多其他地区不具备的特点。在西部地区,少数民族非常多,中国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人口聚集在这里,中国的民族自治区域集中在西部地区,而且中国西部全民信教的民族也是最多的,甚至可以说全民信仰某种宗教的民族都集中在西部地区。所以,西部地区的宗教往往为一个或几个民族几乎全民族的共同信仰,信仰者不但有宗教的身份,而且有民族的身份,所以,与东部地区相比,信仰主体的民族性非常强烈。由此带来很多重要体征,例如:在西部地区,宗教往往成为民族认同的主要纽带,甚至成为一个民族的核心标志,民族关系总是与宗教信仰密切交织在一起;西部地区的宗教往往呈现出超越宗教范畴之外的严格性与神圣性,宗教心理与民族感情完全交融在一起,从而往往使民族关系变得异常敏感;宗教也是这些民族精神家园的终极归宿,不但塑造了这些民族的外在特性,而且凝结成内在的精神世界,形成一种取之不尽的力量,既塑造了他们乐观处世的生活方式,也形成了严守传统的思维方法以及精神领域的不可侵犯,民族尊严感与宗教信仰结合在一起,也就赋予了宗教更多的社会内涵。西部宗教信仰主体的民族性使西部地区的宗教关系显得异常复杂。

第二个特点是信徒比例的密集性。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不一样的一点,就是当地人口的绝大部分是宗教信徒。除了关中地区和巴蜀地区之外,宗教信徒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高,信教人群比较密集,宗教的群众性表现得更为强烈。由此带来社会格局、文化格局、精神格局就完全不同于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宗教的群众性也就不完全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宗教五性里的群众性。如:宗教领域的群体性事件较多,宗教领域任何资讯,例如某个事件、某种理念、某个讲话等都可能引起群体性呼应,宗教领域的任何事情都能引起巨大轰动,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大规模的参与,宗教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深刻,宗教心理以及由此而来的宗教氛围浓厚,与此相应,宗教信仰的精神鼓动性、宗教事件所产生的影响的巨大波及性、宗教理念与宗教教规的社会控制性、宗教领袖的感召力、宗教的凝聚力等都比东部地区更为强劲有力。

第三个特点就是地域分布的跨境性,这也和东部地区不一样。西部地区的宗教,在地域分布上是跨境的,国内国外连成一片。尤其是新疆伊斯兰教同中亚各国尤其是中东东部的阿富汗以及南亚的巴基斯坦在宗教文化板块上的连成一片,西藏和内蒙古的藏传佛教同尼泊尔、印度以及蒙古国的藏传佛教区域连成一片。由于地域的相连,信仰的相同,人员与团体的相互往来,不但在感情上必然导致相互的亲近,而且在各种思潮的传播方面,也相互影响。于是,尽管有外在的边境相分割,但在思想与实践方面无法实现隔绝。而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亚的部分地区一直是伊斯兰极端势力尤其是恐怖势力的大本营,这种思潮及其实践运动对中国西部地区影响很大。所以,尽管西部地区与相连境外也有正常的友好的交往,但境外敌对势力的负面影响始终严重存在,境外的渗透在途经和影响等方面完全不同于东部,中外宗教关系在这个地区极为复杂,有时相当地棘手。

第四个特点是区域布局的板块性。我把西部地区的宗教划分为四大板块:以新疆、宁夏及甘肃等省区的部分地区为主的伊斯兰教板块、以西藏、青海、内蒙以及四川西部、甘肃南部和云南北部的部分地区为主的藏传佛教、以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为主的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流行区、以陕西、甘肃、四川、重庆及其他省区的汉族居住区为主的五大宗教及汉族民间信仰并存区。各大板块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各大板块各据一方,分别以某种富有特色的宗教文化形态为主,占据人们的精神领域,凝聚一方的民众,塑造一方的文化,维系一方的社会,影响一方的生活,构成西部地区多姿多彩的宗教文化图景;另一方面,各不同宗教文化板块之间分割性强,缺乏对话,在文化尤其是信仰领域的分立性明显,需要促进相互之间的交流,推动彼此的对话,从而进一步促成和谐共处、文明交往的良性局面。在东部地区,这样的宗教文化板块是不存在的,所呈现出来的是各地宗教之间相互渗透、彼此交融的局面。

第五个特点就是宗教制度的传统性。西部地区的传统之浓厚是外人难以想象的。与东部地区相比,在西部地区,宗教的教义教规,尤其是各种宗教的戒律和禁忌等非常严格。教规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外在的监督性和内在的自觉性都很强,违背教规所带来的代价远远超过东部地区,而遵守教规所带来的荣誉与心理满足等也超过东部地区。当然这是从总体上来看的,而且主要是从西部民族宗教来观察的,突出表现在西部地区的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这两大宗教在西部地区历史悠久,制度健全,教规严格,传统势力非常浓厚。我有很多藏族的朋友,也和维吾尔族有很多的交谊,穆斯林的朋友更多了。我曾经和西部一个省伊斯兰教协会的领导一起去南方考察,他认为南方的伊斯兰教生活情况和西北地区已经有了巨大的差异,西北地区的穆斯林很难接受南方的很多变化。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理解这种传统性。一方面,这种传统性具有尊重历史、传承文化、坚守古法、古今呼应,以及庄严、肃穆、认真等特点,呈现出虔诚与古朴的作风;但另一方面,这种传统性也呈现出宗教制度严格、思想保守、世俗化弱的特点,与现代社会潮流存在一定的脱节甚至是冲突,在某些时候或某些领域内,还能形成某种阻滞性因素。

第六个特点就是信仰心理的神圣性。任何宗教,一旦被信仰,在信仰者内心就必然会形成一种特殊的宗教心理,并成为一种支撑性和导向性的精神力量,从里到外重新塑造了信仰者,信仰者由此获得心灵的抚慰和生活的力量以及未来的希望,并因此而获得某种神圣感。所以,宗教心理说到底是一种信仰之后的精神的状态,而核心就是神圣感,宗教不同与其他文化形态的最大特点也正在于宗教的神圣性。西部地区的宗教神圣性很强,尤其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因为宗教信仰与民族认同结合在一起,加之信众比例高,传统浓厚等原因,所以信仰者的虔诚度很高,信仰心理的神圣感极强。由此而来的便是西部地区信教群众的宗教热情高,宗教领袖的感召性强,宗教极端主义也更易滋生。

第七个特点是精神资源的外向性。无论在东部还是在西部,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都是外来宗教。除了佛教之外,其他宗教都没有彻底地实现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圆融,这些宗教均具有外向性的因素。但是,西部地区的宗教在这个方面表现得更加强烈,尤其是精神资源具有明显的外向性。西部地区分布地域最广、影响最深的是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伊斯兰教至高无上的圣地在麦加,宗教领域的权威尤其是教义教规方面的权威均源自中东,每年都有大量穆斯林前往麦加朝圣,这种朝圣以及日常对教义教规的认可与奉行,都不断强化内心深处具有神圣意义的皈依导向。藏传佛教在境内虽然也有圣地,但印度的佛教圣地具有全球的感召力,尤其是达赖喇嘛目前仍然身在境外,其宗教领袖的身份和政治身份混合在一起,对信众依然具有巨大的感召力。这种精神资源的外向性其实是一种很正常的宗教现象,古今中外都会大量存在,只要内部和谐,并善加引导,就不会产生负面的影响,甚至还可以成为一种促进中外交往、推动彼此理解的积极因素。但由于西部地区诸多社会与文化问题的存在,以及部分别有用心之徒的煽动,这种精神资源的外向性就很容易被敌对分子所利用,成为破坏民族团结、煽动国家分裂、滋生分离主义的精神土壤。

第八个特点就是社会影响的政治性。西部地区既是中国比较贫穷落后的地区,也是国境线漫长的边疆地区。这里既是少数民族聚居、宗教信仰浓厚、中外联系密切的地区,也是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恐怖势力等三股势力直接渗透的地区。所以,无论从地理位置与地缘政治,还是从文化战略与文明交往;无论从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还是从国家安全与祖国统一;无论从经济开发,还是从人民幸福等不同的角度来看,西部宗教在这些不同的方面均具有重要的地位,从而与现实政治具有紧密的关系。特别是境内外的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暴力恐怖主义往往和披着宗教的外衣,通过曲解宗教教义教规,利用信教群众的宗教心理,鼓吹和传播极端思想,煽动民族情绪,策划暴力恐怖,从而直接威胁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这种影响甚至可以延伸到国际政治的领域。西部宗教的敏感性以及宗教对政治的深刻影响于此可见一斑。所以,对待西部地区的宗教我们应该非常慎重,面对现实进行实事求是、积极有效的研究。

可见,西部宗教研究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学研究议题。从理论上来看,西部宗教研究涉及到宗教理论、宗教心理、宗教实践、宗教法规、宗教关系、宗教形态等许多重要问题,这种研究有益于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不断完善,推动宗教学以及宗教哲学、宗教伦理学、宗教现象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人类学、宗教经济学等分支学科的发展。从实践上来看,研究西部宗教对解析西部宗教与社会诸多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关系、民族关系,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西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抵制境内外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恐怖主义,防范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各种渗透,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和谐等具有直接的意义。而从研究方法来看,适应现实是必要的前提,在此前提下,不但要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原则,还应该根据具体议题的变化而广泛采用宗教学与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等学科综合借鉴的方法,在实际调研和典型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借助区域类型划分,对西部宗教的类型、结构、特征、问题及其在促进西部经济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以及如何发挥其积极作用等,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相信这种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研究一定能对中国宗教研究方法与研究议题的进一步丰富和提升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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