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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届国际宗教社会学年会召开 首设中国宗教板块

本文作者: 5年前 (2013-07-01)

中国佛学网海外讯 6月27至30日,第32届国际宗教社会学年会在千湖之国芬兰的图尔库召开。恰值北…

中国佛学网海外讯   62730日,第32届国际宗教社会学年会在千湖之国芬兰的图尔库召开。恰值北欧白夜时节,只有白天,没有黑夜,外人贸然至此,看着子夜的夕阳,不知何时睡觉,不由得陷入迷迷噔噔与过于亢奋相混合的状态。也许是为了享受这种迷瞪与亢奋,来自45个国家的近500名学者出席了会议,全会起用了15个会议室,分139个场次,历时4天,成为学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年会之一。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重思共同体:晚期现代性下的宗教延续与变异”。作为如此巨大规模的年会,所谓的主题不过是一个象征词而已,实际上各说各话。不过,在开幕式上做主题发言的芬兰教会研究所(Church Research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凯托拉(Kimmo Ketola)倒是严守主题,他的发言题目是“芬兰宗教组织的延续与变异”,芬兰人口约600万,近90%信仰基督新教的路德宗,近年来,其他宗教的信仰者,无宗教归属者的比例都呈上升趋势。参加这样的会议,深感分身乏术,每个人最多也就选择10来场听听,不可能有会议总结,只能谈自己的感受。我的体会,出现频率较高的主题词包括:世俗化、伊斯兰教、多样性、灵性、全球化、性别、教育、晚期现代性、佛教、组织变迁、法律与宗教、政教关系、宗教与生态等。这大致反应了学者的关切所在。

在研究选题上,会议给我的一个刺激是重大事件与宗教变迁的关系研究。有多个场次讨论苏联和东欧诸国在1990年民主化之后宗教的变迁情况,其中爱沙尼亚内政部宗教处的一位公务员还做了发言。有几篇论文讨论日本大地震后,宗教组织的应对和人们宗教信仰变化。联想到近年来我国灾难频仍,特别象汶川地震这样的重大事件,实际上提供了研究人类精神变化的难得实验机会,但我们没有抓住,希望能有方法弥补。

国际宗教社会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ociology of Religion)1948年创立于比利时,最早是天主教学者的聚会团体,主要话题是天主教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转型为以学者为中心的科学研究宗教组织,目前有会员600人,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宗教学术团体之一。就宗教社会学的国际会议而言,在规模上能与其媲美者,只有美国的科学研究宗教学会(SSSR)。美国的年会我曾经参加多次,欧洲年会我是第一次参加,不由得有所比较。欧洲年会似乎更符合国际性学会的特征,一是会议设有英语、法语两种官方语言,会议手册都是英、法文对照,开幕式等大会发言设有同声传译。另外,众多论文的标题都带有国名,反应了研究论文的广泛性,除了欧洲诸国,南美的巴西、墨西哥,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亚洲的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伊朗、日本,非洲的赞比亚等名字,都不鲜见。在这个会议上,英语水平不高的缺点被模糊了,因为很多人的英语都是外语。

此次会议的一个亮点是中国声音的到来。以中国宗教为主题的场次共有5场,其他场次中也有数篇讨论中国宗教的论文,合计有关中国宗教的发言当在30人次左右。中国大陆有十多人参加了会议。中国人民大学以工作室的形式设立了专场,主题是“城市化中国的宗教共同体”。民族出版社与博睿出版社联合主办了新书发布会,介绍英文版丛书“当代中国的宗教研究”。就宗教社会学领域而言,中国学者这样规模的介入,还是第一次,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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