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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佛教交往学术座谈会在西北大学举行

本文作者: 5年前 (2013-12-28)

座谈会现场李利安教授主持座谈会 佐藤长门教授发言合影留念中国佛学网西安讯 2013年12月28日(…



座谈会现场



李利安教授主持座谈会

 



佐藤长门教授发言




合影留念



中国佛学网西安讯  2013年12月28日(星期六)下午,由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主办的“中日佛教交往学术座谈会”在西北大学太白校区文博楼一层会议室举行。日本国学院大学佐藤长门教授、金子修一教授、酒寄雅志教授、关东学院大学田中史生教授等7位从事东亚佛教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及4位博士研究生和2位硕士研究生莅临本次座谈会。中方参会人员有来自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的李利安教授、李海波副教授、白冰讲师,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师敏副教授、王坤讲师,来自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的李继武副研究员、周玉茹副研究员、社会学所的杨航博士,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贾麦明研究员以及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文学院相关专业的博、硕士研究生。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教授主持了此次会议。

李利安教授首先代表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欢迎日本友人的到来,并介绍了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的科研情况。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成立于1992年,主要以菩萨信仰史的研究为重点和特色,在菩萨信仰史的研究中又特别注重域外菩萨信仰向中国的输入,目前业已完成的博士论文就有观音信仰研究、弥勒信仰研究、普贤信仰研究,完成的教育部重大课题中则有观音信仰和文殊信仰的研究。另外,在佛教思想、佛教生命关怀、佛教戒律清规、女性佛教信仰、佛教现状、佛教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等领域,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也有较为丰厚的成果。

日本国学院大学佐藤长门教授介绍了参会的日本专家的研究领域。其中,金子修一教授主要研究唐代历史,尤其是汉唐时期的皇帝祭祀问题;酒寄雅志教授主要研究渤海国史及古代中日佛教交流;关东学院大学田中史生教授主要研究日本古代史及古代中日韩三国佛教交流。他们一行主要是重走圆仁入唐求法之路,在这一过程中进行实际调查和资料搜集,目前已出版两本相关书籍。佐藤教授还介绍了国学院大学的有关情况。他说,培养神主(神社的主人)是国学院大学的一大特色,日本有这个资格的大学只有两所。除了神道等国学专业之外,现代主要学科国学院大学也基本齐全。

在座谈过程中,李利安教授首先就中日佛教交往在人类文明交往过程中的地位做了重点发言。李教授说,他的博士导师彭树智先生提出的文明交往理论已经被学术界视为国内世界史学科三大史学理论之一(另外两种史学理论是全球史观和现代化史观);他的硕士导师高扬先生(已故)主要研究印度佛教哲学,并对汉语资料给予高度重视,也涉及到中印古代的文明交往。受两位导师的影响,李教授一直对人类的文明交往怀有浓厚的兴趣,并进行了长期的思考。在本次座谈会的发言中,李教授将人类的文明交往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丝绸之路时期,这一时期的文明交往主要以地区交往为主,交往空间范围有限,交往内涵单薄,各个文明区域尚未链接一起;第二阶段是丝绸之路时期,这一时期主要表现为东西横向的交往,中国、印度、中东和欧洲四个文明区贯通起来;第三阶段可以称为后丝绸之路时期,从地理大发现和西方殖民扩展时代开始,这一时期的交往以欧洲为中心,向全球各地发散状传播,西方一极性和强势挤压性非常明显;第四个阶段是目前业已开始的信息化时代,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团体都可以及时传播自己的信息于世界各个角落,东西文化的会通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类文化的真正融合将成为这一时文明交往的最大特点。

中日之间的文明交往根据传说可以上溯到前丝绸之路时期,全方位展开并真正产生影响的交往则是在第二和第三两个阶段。在第二个阶段,以日本向中国学习为主,而在第三个阶段,以中国向日本学习为主。在第二个阶段,即丝绸之路时期,人类文明交往的基本特点是:第一,多极支撑,中国、印度、中东和欧洲是四个最主要的支点;第二,本土为基,即外来文化的输入都要经过本土化;第三,时空渐进,即文明交往在时间上逐渐推进,而在空间上次第传播,一般都会经过中间地带的中转与过度;第四,平等互补,即文明交往表现出很强的互补性;第五,和平友好,即文明交往总体上以和平形式为主。与此不同,后丝绸之路时期的文明交往则表现为欧洲中心、强势挤压、西化深厚、传播迅速等特点。中日在这两个阶段的文明交往与这两个阶段人类文明交往的总体特点是相一致的。中日之间的佛教交往为佛教从印度、经中亚传入中国这条传播道路的进一步延伸,并为佛教向东方传播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而近代以来佛教从日本开始的向欧美世界的传播则主要是第三阶段人类文明交往当中东西互补的一种体现。

李教授在发言中指出,西北大学太白校区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曾经有多位高僧居住过。例如,三论宗的吉藏、净土宗的善导和律宗的鉴真。吉藏和善导的作品都曾经由遣唐使带回日本,特别是善导的作品对日本影响很大,日本净土宗的开创者法然就是传承善导的净土思想。而鉴真东渡日本,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除了形成佛教律宗之外,在建筑艺术、医药等方面亦对日本产生很大影响。李教授说,今天能够在西北大学与日本学者就中日佛教交往进行座谈,也可视为再续前缘。李教授认为中日佛教交往时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因为要想全面把握人类文明交往尤其是佛教在东亚的传播必须重视对中日佛教交往的研究。另外,要把握和理解日本文化特别是日本佛教文化以及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也必须重视对于中日文明交往的研究。与此同时,这一研究也能够为当今的人类文明交往提供有益的借鉴。李教授非常赞赏佐藤教授一行所作的研究和考察工作,他强调,这对于认识古代中日交往,促进今天中日之间的友好往来都具有积极的意义,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非常愿意分享他们的成果。

接着佐藤长门教授也作了重点发言。他介绍了国学院大学的学术研究特色,尤其是有关中日佛教关系方面的研究,并特别介绍了圆仁之路学术考察的缘起与近年来的开展情况以及未来的研究计划。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李继武副研究员对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在中国学术界未被充分重视表示惋惜。他说,《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进行了详细记载,不仅对于佛教研究者,对于其他方面的研究人员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因此,他表示,佐藤教授一行的做法一定可以增加人们对于圆仁此书的重视。他还特别提及日本求法僧在中国期间中国僧人对他们的慷慨馈赠与无私奉献,由此成就了东亚古代文明交往的历史佳话,他还对日本学者在学术研究中所具有的细密严谨作风以及日本学者在文献搜集编纂方面的卓越贡献表示敬佩。发言结束后,李继武副研究员就日本的国学概念进行提问。佐藤教授做了回答。他说,日本国学始于江户时代的学习古代思想运动。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强调日本独有的文化,即没有受到中国和朝鲜半岛影响的那些文化。当然,对于什么是日本独有的文化,到底有没有日本独有的文化等问题,不同的学者也有争议。日本文化的一个特点是能够很好地吸收外来文化,对于与自己文化相符的东西就拿来,对于那些不相符的也会排斥。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杨航博士就神道教与日本民族认同的关系问题提问。佐藤教授回答说,神道在日本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包罗万象,和佛教不一样,神道没有什么教义。日本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经常要和自然灾害斗争,因此神道里面含有一些与自然共生的理念。在近代,神道与天皇制相结合,有了变化,对日本民族的确产生重要影响。

由于时间关系,虽然双方意犹未尽,座谈会不得不宣布结束。最后李利安教授和佐藤教授分别作了总结性发言。佐藤教授认为,这次座谈很有成效,希望李利安教授有机会到日本再与他们进行更加充分和深入的交流。李利安教授也对佐藤一行的到来和邀请表示感谢,陪同日本学者一行前来的浙江大学历史系王海燕教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师敏副教授和王坤讲师担任此次座谈的翻译,对双方顺畅的交谈做出重要贡献,李利安教授一并致谢。最后,在热烈的掌声中座谈会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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