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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云南大理佛教

本文作者: 10年前 (2008-04-15)

大理在云南省西部,东距昆明的四百余公里,为滇西交通孔道,也是着名的古战场。城西依点苍山,城东…

    大理在云南省西部,东距昆明的四百余公里,为滇西交通孔道,也是着名的古战场。城西依点苍山,城东滨洱海,风光秀丽。作为“边地”,大理在汉代已经有名,赫然载于史书。当时为益州郡地,置叶榆县。唐代中叶,南诏蒙氏自立为南诏国,并建都大理。五代后晋时,段氏继蒙氏之后建大理国,亦建都于此。元时忽必烈率军征云南,破大理,建云南省,改大理为太和,属大理府。清咸丰六年(1856),以杜文秀为首的回民据此抗清。1983年以后,大理、凤仪二县与下关合并为大理市。今天所见的大理古城系唐贞元间(785~804)南诏孝桓王所建,历代虽有重修,壮阔规模依然可以想见。南诏大理时的都城(羊)苴咩城,位于今大理古城西。

    大理佛教始于何时,学者至今仍有歧说,大致分为两类:一说自西南的丝绸古道自印度而来,或经藏区,或经缅甸阿拉干;又一说边主来自汉地蜀中。此地自古佛事甚隆,有妙香国之称。元人郭松年《大理行记》云:“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

    主张佛教在唐武则天时期来自内地汉人地区的理由所据,是现存安宁市的王仁求碑。该碑为云南现存著名古碑刻,从明代以来就一着录于云南地方史志,清以后更受瞩目。以其作为佛教人滇的证据,则在1991年。据介绍,《王仁求墓碑》,离其墓约三百多米远,碑乃青砂石,连跌高近四米,碑身连额高2.81米,宽1.20米, 厚0.25米。额为半页形,龟趺高1米。碑额弧背上,浮雕三条龙身.两月角侧各雕三个龙头,计两角共有六个龙头,是有首有身无尾的六条龙像拱桥形的跨在碑额顶。碑额正面当心月雕一佛龛,龛缘作莲花瓣式,内为拱龛洞,整个佛龛高50厘米,宽40厘米,深亦40厘米。龛内雕二躯佛像,结跏趺座于须弥座的莲台上,左释迦,右多宝佛,须弥座间雕一座七宝塔。额面左右部是龙手各支下撑,上部作两龙各一足伸出,交爪而两足成人字形于于佛龛上面,并龛左、右从龙身上至佛龛旁,雕为二道S形各一凸宽条。额背面龙的手足姿态也同正面相似,而这面是没有雕S形的两道凸宽条,中心是雕为云形图案,雕刻手法精细与古雅。碑额正背两面都无文字。”

    “这《王仁求墓碑》额正面雕着一龛佛像,应是非常的有要义,它虽不是实录的文字,但未尝不同于实录文字呢。先看清末金石名家叶昌炽《语石》卷三中说‘碑额往往不题字而造像,世所知者,如怀仁圣教序额上佛像七躯。宝历二年,皇泽寺造像碑额佛像一龛。道因法师碑,刻释迦牟尼、观自雀、大势至三佛像于额。’叶所举这些是唐代与佛教有关者的碑额佛像雕刻,严格说来,不为奇事。而王仁求这边僥之人,又是唐王朝的边郡土守,碑额雕刻着一龛佛像,它的意义,向来无人关注到,这不能以等闲视之,它应是佛教传到云南时间的历史证据。一向研究云南佛教传入的不少学者先生,率皆以为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是在蒙氏中期或后期(即中、晚唐),《王仁求墓碑》立于武周时,可说初唐后期,以其碑额有佛像而看,佛教之传入云南,实早于某些学者专家之说,至少也是早一百二三十年。”(12)

    尽管对《王仁求墓碑》碑文中提到的河东州的地望未能确定,但从杨延福先生对《王仁求墓碑》的介绍和认识可以看出,由于王仁求碑额上已有佛像,因此佛教传人云南的时间,至少可以确定在初唐,具体地说是在唐武则天时期。因此,佛教在南诏初期已传人云南,是无可怀疑的了。(杨延福“访王仁求墓碑漫记”)

    佛教传入之前大理地区的人民信仰什幺宗教?我们也可以试作猜想。据《白国因由》所记,隋末唐初时,恶魔罗刹久据大理,人民深受其苦;贞观年间(627~649),观世音菩萨至此,降伏罗刹,使百姓各安其业,此后,“年年三月十五,众皆聚集,以蔬食制之,名曰祭观音处。后人于此交易,传为祭观音街,即今之三月街也。”此即三月街之滥觞。这里还连带着说出了有名的大理“三月街”民俗节日活动。古代大理有流行过萨满性质的宗教,当地白族,原有“本主”信仰(本主,指当地的护佑神)。在南诏、大理时期,传入大理的佛教,以密教为主。当时传入大理的佛教,与本主信仰、当地文化,相互混合而形成一种名为“阿咤力教”的信仰。这种信仰,与密教之信仰方式较为接近,因此,近代学者中有人称之为‘滇密’,意谓此为有别于西藏密教的云南密教。

    现存昆明筇竹寺的明郭文撰《重建玉案山筇竹禅寺记》说:“(南诏大理时期)滇人所奉皆西域密教,初无禅、讲宗也。”不少人因此认为,南诏大理时期云南密教盛行,禅宗是元代才由雄辩传人云南。元代记载称张建成人唐得赐佛像佛书为佛教始传云南,更早的唐代文献资料中称南诏“人知礼乐,本唐风化”。具体说来,南诏大理时期云南流行的汉传佛教可以分为净、禅、教、密四支:净宗指西方净土的信仰。日本学者镰田茂雄曾说,剑川石宝山的沙登村西箐口的一处崖石上刻有佛像,佛座下有造像记。该造像记的最后,书有“缘敬造弥勒佛、阿弥陀佛、国王天启十一年七月廿五日题记”。丰佑天启为840—859年,唐年号为开成五年至大中十三年之间,天启十一年即850年。由此题记可知,八世纪中,阿弥陀佛信仰、弥勒信仰就已经存在于南诏国。”元代述律杰《重修大胜寺碑铭并序》又说:“古滇中庆之盛观也,山秀海明,地灵人杰,有王邸省宪总会之府,而碧鸡金马,太平圆照,华庭宝珠,玉案金台……皆佛神所在。居民慕善斋洁,茹苦食淡,手捻口提珠,口诵阿弥陀者,比比皆然。”这段话说明南诏大理曾经十分流行净土信仰。

    至于禅宗,已经可见于张胜温绘《梵像卷》和《大理国渊公塔之碑铭并序》。《梵像卷》是大理国描工张胜温在大理国第四个皇帝段智兴利贞时期(1173—1176)所绘,但其蓝本多成于南诏时期,其第42和43开所绘为释迦牟尼的弟子迦叶和阿难,这是中国禅宗西土的初祖和二祖;其第44至49开分别绘东土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大师,而第50开绘的是神会大师,后者在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被敕封为南宗七祖。这些画面足以说明禅宗在南诏时期已为滇人所了解甚至接受。

    再说教宗,指天台、华严、唯识等偏于经教义理的中国佛教宗派。云南可以找到天台、华严等宗在云南流行过的证据。《梵像卷》第63至67开题为“释迦牟尼佛会图”。佛会以释迦佛及其胁侍文殊和普贤为中心,这与华严宗所据《华严经》,以大毗卢遮那佛(释迦牟尼佛)为中心,文殊和普贤为胁侍的“华严佛会”相符。第64开左下角一执香炉戴头囊的皇帝跪坐礼佛,说明南诏大理皇帝崇信这个佛会。现存南诏大理国写经中,有大量《华严经》类作品,还有华严宗祖师澄观和宗密等所撰经疏著作。《梵像卷》第59至62开题“文殊请问”、“维摩大士”,不用说,其经典依据在《维摩诘经》中文殊菩萨向维摩诘问疾论道一事,属维摩诘经变。《梵像卷》第88至90开则是根据《妙法莲华经·普门品》画出的观音变。现存南诏大理时期写经也有《维摩诘所说经》和《妙法莲华经》等,故天台华严大约在南诏大理时期也在云南曾经流传。

    大理地区,遗留的寺塔甚多,如崇圣寺三塔、感通寺、宏圣寺一塔、大石庵(观音塘)、无为寺等古刹,皆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此外,在洱海东岸的鸡足山上,有寺刹五十余座,古代之印度、缅甸僧人常至此礼佛。

    [本文参考了台湾蓝吉富教授与云南社科院侯冲研究员的相关研究,特此呜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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