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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寺院的讲经仪式

本文作者: 11年前 (2008-04-18)

寺院僧众的一项重要使命即学习佛教教理。在佛陀告诫信徒的八正道中,其中正见指对佛教四谛等有正确…

    寺院僧众的一项重要使命即学习佛教教理。在佛陀告诫信徒的八正道中,其中正见指对佛教四谛等有正确见解,正思维指对此有正确的思维,正语指不说非佛理之语,正念是明记佛教真理。大半涉及对佛教教理的理解和遵行。释迦逝世后,弟子们举行过4次集会,对释迦口述过的佛经进行会诵、甄别、审定,系统地把它们确定下来,从而有了叙述佛教教理、戒律和批驳外道邪说,发挥佛教教义的经、律、论三藏。信徒们可以根据三藏而从文字中讨“血脉”,悟出涅槃真理。
    教徒学习佛法,离不开寺院导师的指点,佛教有一套完整的讲经程序。在释迦说法时,释迦创造了许多演讲教理的方法。他总是尽量使用大众所共同通用和熟习的概念、词句,但强调赋予它们以新的涵义。释迦还广泛引用比喻,针对不同听众的不同身份、不同职业,使用不同的语言。如他与耕者婆罗豆婆遮的对话,就使用了耕种者所熟悉的概念来说明佛法的准则:
    信仰是种子,苦行是雨水,智慧是我的轭和犁,谦逊是犁耙,思想是辕轭,意念是我的犁头和刺棒。
    控制身体,言语谨慎,饮食有节,我以真话作砍刀,柔顺是我的解脱。
    勤奋是我驾辕的牛,运载解脱,一直往前,永不返回,到达那里,没有悲哀。
    进行这样的耕种,它结出永恒之果,凡这样耕种的人,他摆脱一切痛若。(《经集•第一品•蛇品•第四章•耕者婆罗豆婆遮经》)
    佛说法的感染力是相当强的。后来的讲经者讲的是佛所说的遗教,在宣说佛法时的自如程度就很难与佛陀相比了,因而讲经仪式和程序便成为讲经时所必顺熟悉的内容之一。
    佛教传入中国,首先主要还是词义难以沟通的问题。汉末僧俗理解佛教,多根据当时流行的黄老方技。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又依玄学的概念去解佛法,直到鸠摩罗什等人译出大批佛经,这种局面才稍有改变。僧睿曾标榜其师释道安般若性空宗说:“自慧风东扇,法言流泳以来,虽曰讲肆,格义迂而乘本,六家偏而不即,性空之宗,以今验之,最得其实;然炉冶之功,微恨不尽,当是无法可寻,非寻之不得也。”(《出三藏记集》卷8《昆摩罗诘提经义疏序》)即是说,在罗什性空教义传入之前,中国佛教关于佛法的理解,依据格义法而得出的结果,只有释道安的本无论稍接近佛法的真实,但苦于没有完备的经典可咨佐证,因而道安的本无论是否符合佛法还存在疑问。鸠摩罗什以后,中国佛教对佛法的理解有极为符合印度佛教教义的,如三论宗,也有循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进一步自我解释佛教的,如慧远、张融等。更多的是既遵循佛教教义,又吸取中国固有的思维传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理解佛教。因而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一方面有了比较真实的佛法理论,同时也初步酝酿着创造中国式的佛教理论。至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理论纷繁多彩,开始进入自我创造的圆融无碍之境。
    而随着对佛法教理理解的深入,出现了许多杰出的解经高僧,他们大多承担着宣讲和启导的双重作用,以自己的理解引导僧众出入于佛教经典,求得对佛法的正闻正见。
    中国寺院的讲经仪式最早可推至释道安所作的《僧尼轨范》,其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一类方法,可能就是关于讲经的仪规。吉藏《仁王疏》说:
    然诸佛说经,本无章段。始自道安法师,分经此为三段:第一序说,第二正说,第三流通说。序说者由序义,说经之由序也;正说者不偏义,一教之宗旨也;流通者,流者宣布义,通者不壅义,欲使法音远布无壅也。
    由此可见,道安至少规定了讲经的三步骤:首先说明经典的由来,其次阐说经典的内容和主要宗旨,再次引发所讲经典与其他佛理的联系,引起听众的联想。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日本僧人圆仁入唐,四年六月(839年)至山东文登县,住清宁乡赤山寺院,曾预讲经之会。其行记记载了唐代赤山寺院的讲经仪式:(1)辰时(早上7-9点)打钟集众,僧众称佛名号,讲师入讲经座。(2)由唱导僧诵梵呗,梵呗是用梵音诵唱的短偈式赞叹佛、菩萨及佛法的颂歌,听众同声唱倾香颂。(3)讲师根据道安的三分法,解释所讲经题,当然有自己独立的见解。(4)听讲僧众就自己的见解和疑难向讲师提问,讲师必顺静静听完提问后作出回答,同时在回答问题时不应反问提问题者。(5)论难完毕,讲师宣读经典原文。(6)读完原文后,听众共同赞叹佛法,并作回向发愿,愿以听到此佛经的荣幸被及众生等。(7)在大众皈依三宝的声赞中,讲师下讲座。(8)再有复讲师就讲师昨天所宣读的经文进行谈论,讲师对复讲师的谈论进行疏通的解释。然后复讲师把讲师昨天所讲和解释的文字朗诵一遍。如果讲经得到了施主的援助和施舍,还要由维那师(主管一寺庶务的主要知事)在程序进行到(3)和(4)之间,即讲师依三分法解释经题后,向所讲者宣读施主名号与所施钱物,并由讲师一一为他们发愿。
    此套讲经程序代表着中国佛教极盛时期的讲经形式。它体现了一种成熟的演讲艺术。主要有三项内容,一是由导师叙述经典的来源和主要旨趣,并疏通经典教义与其他经典的关系,代表导师对经文比较集中的想法,而听众则根据各自的佛学知识对讲师所作的讲演当场辩论。在其间插入宣说施主名号并为施主发愿,起了让听众仔细思考讲师观点、酝酿问题的作用。二是讲师宣读经文,指明句读。三是由复讲师负责温习昨日所讲经文,并对经文中的一些具体辞句作疏通解释。因而讲经是既“知新”而又“温故”,集讲演与辩难为一体的。这对促进僧众对佛教教理的理解有很大的作用。
    在讲经和论义过程中,中国僧人创造了许多生动的演讲技巧和方法。他们有的“研几史籍,雅好老庄,咀其菁华,含其腴润,包四始于风律,综五声于文绪”(《宋高僧传》卷2《唐益州多宝寺道因传》),深入研究中国古典史学的哲学,探求它们与佛法的接合点,内外谐通;有的巧为方便,触目成喻,引义连类,畅若悬河;有的洞灼事机,痛下针砭,机锋所向,惊冥醒凡。释道安、法藏等都是极有声誉的讲师。
    讲经与论义,提高了僧人的佛教理论水平,特别是对一些重大佛学问题的争论,促成了中国佛教理论向多种形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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