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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起源与传播的新探讨——评《早期佛像研究》

本文作者: 4年前 (2014-07-25)

最近读到何志国教授新著——《早期佛像研究》,对佛像起源与传播做了很多新的探讨。书中涉及和搜集…

    最近读到何志国教授新著——《早期佛像研究》,对佛像起源与传播做了很多新的探讨。书中涉及和搜集的资料,不仅有摇钱树上的佛像,还有铜镜上的佛像、早期石刻、陶瓷佛像与金铜佛像,以及其他早期佛塔与佛像实物资料。学术视野,除了对长江上游和中下游区域的深入审视,还扩大到了中亚、西亚、南亚、东瀛日本等地。研究的方式,除了系统性的论述和综合探讨,还有具体的探微考证。

  一、早期佛像在长江上游的传播

  书中首先对早期佛像传入中国、出现在长江上游地区的情形做了论述。自上个世纪以来,在长江上游的一些地区特别是四川境内,考古发现了较多的早期佛像,其中尤以汉魏时期崖墓与其他墓葬中出土的摇钱树佛像最有代表性。譬如重庆丰都县2001年底考古发掘了一座有明确纪年的东汉“延光四年”(125年)砖室墓,出土了1尊摇钱树铜佛像,作者认为其特征可作为中国初期佛像特征的年代标尺,与印度初期佛像进行比较研究。正是基于这个认识,书中做了较多的比对探讨,比如贵霜王朝迦腻色伽时期的纪年佛像,很可能起源于公元1世纪后期,对过去学术界在这方面悬而未决的争论有了新的认识。关于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的发展与交流,书中也提出了新的看法,过去谈到中国佛教艺术的起源大都注重犍陀罗的影响,其实中国南方早期佛教艺术具有很明显的秣菟罗艺术影响,充分说明了中国佛教艺术起源的复杂性。这种通过比较研究提出的学术观点,更接近事物的真相,对认识中国早期佛教艺术的起源特征与流传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书中特别论述了印度佛像初传中国的阶段性与继承性,通过对中国早期佛像特征的比较研究,将汉晋佛像划分为三个阶段,这也是书中比较有创见性的一个特点。对各时期佛像的阶段性特征的分析,最明显的就是佛像手印的不同,例如东汉均为施无畏印,三国以后多施禅定印。书中在论述这些佛像特征差别的时候,列举了印度初期佛像中的一些例证,并对中国长江上游发现的早期佛像做了归纳与分类研究,认为长江上游的汉晋佛像年代较早,长江中下游的早期佛像年代较晚,总体上呈现了顺江而下的传播趋势。书中认为,这种传播与继承关系,从汉晋佛像局部特征的具体变化也可以得到印证。书中还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汉晋佛像各阶段的具体特征,比如项光、肉髻、八字胡、衣领、衣纹、衣袖纹、莲花和莲花座等。此外,还以专门章节深入探讨了云南昭通东汉陶佛像、考证了四川彭山陶座佛像、考辨了四川梓潼摇钱树佛像与陕南出土的摇钱树佛像等,并论述了摇钱树佛像的年代与分期。这些分析与论述,都与出土实物密切结合,因此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从而揭示了早期佛像在长江上游传播过程中的真实情形。关于汉晋佛像三个阶段特征的划分,也颇有新见,对以后的学术研究会有促进作用。

  二、长江中下游发现的早期佛像

  早期佛像传入我国以后,除了长江上游历年考古出土的佛像资料,在长江中下游区域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发现。比如湖北鄂州发现的三国时期佛像铜镜、武汉莲溪寺东吴永安五年(262年)纪年墓出土的铜牌佛像、长江下游地区发现的钵生莲花镜等,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实物资料。这些长江中下游发现的佛像资料,与长江上游早期佛像的传播是否有关呢?书中对此便做了深入的探讨。通过比对,书中认为鄂州佛像镜继承了长江上游东汉佛像的某些风格,如佛像坐于龙虎座或双兽座上的特点,就很明显说明了来自四川地区的影响。但在手印上则有区别,四川早期佛像大多作施无畏印的说法相,鄂州三国铜镜佛像则将双手贴于腹前作禅定印,联系到鄂州出土的三国釉陶佛像也为禅定印,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通过综合比较研究可知,鄂州铜镜佛像继承了长江上游东汉佛像的某些风格,并对长江下游吴晋魂瓶佛像和北方十六国金铜佛像的造型产生了影响,具有承前启后的学术意义。书中对武汉莲溪寺佛像的形态,与四川的一些早期佛像特征也做了比对,认为莲溪寺佛像应为我国最早的菩萨像,其形态特征对后来的菩萨造像产生了影响。通过对这些实物资料的分析研究,也印证了早期佛像从长江上游向中下游传播的总体趋势。

  三、对早期佛像的综合研究

  对早期佛像的个案研究,是此书的又一个侧重点。譬如对云南昭通发现的东汉陶佛像所做的比较研究,该像具有螺发、高鼻、身穿U形纹的通肩大衣、右手施无畏印等特征,很显然受到了印度初期秣菟罗和犍陀罗佛像的影响。何志国教授认为,这尊陶佛像与四川早期佛像特征相似,填补了印度早期佛像从滇缅传入的缺环,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陶佛像。又譬如对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彭山佛像做了重新研究,认为其年度应为东汉晚期,并从尺寸上分析,认为它不是摇钱树座,而是器座,从而称之为陶座佛像。关于彭山佛像的风格,经过对比研究,其束发螺髻融合了秣菟罗和犍陀罗的特征,很明显与印度早期佛像有关,部分特征后来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日本早期佛像都产生了影响。书中对日本出土的一些铜镜佛像及来源,也做了分析和比对探讨。列举了日本赤城出土的佛像镜,该镜上的两尊坐像和一尊立像在形态、穿着、衣纹和莲花等特点上,很显然受到了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三国时期佛像的影响。书中对我国初期金铜佛像的特点与来源,以及我国早期金铜禅定佛类型等,也做了论说。通过这些个案研究,实事求是,探微求真,或纠正了某些看法上的谬误,或指出了明显的疑问,以及问题的关键之所在,从而弥补了以往在早期佛像研究方面的不足,也充分显示了作者做学问的执着与功力。

  值得提到的是,书中还以书评的形式,对韩国学者李正晓《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研究》中的一些学术观点进行了认真的商榷。既肯定了该书中的一些收获,也严肃地指出了该书中的不足,比如对早期佛像的识别错误、对早期佛像背景材料描述的错误等。何志国教授由此而强调了实地考察与实物观察的重要性,强调了要多了解和尊重前人研究成果的必要性。话虽然说得有点不客气,却语重心长,对警惕学术的浮躁,对鼓励后来者踏实做学问,都是大有好处的。而且,书评中能说真话,多听点批评意见,也是好事。

  何志国教授采用多学科结合的方法,根据考古出土材料,对早期佛像进行了细致认真的对比研究,提出了许多卓有见识的分析看法。无论是其综合性的论述,或是其具体的考辨分析,都很有见地,决不拘泥旧说而有了许多新的拓展,进一步开阔了我们的学术视野。对早期佛像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一些疑惑与问题,也进行了商榷与讨论,给予了纠繆或中肯的批评,这些都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特别是他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一切都从实物资料分析入手,有多少材料就说多少话,而决不虚妄臆说,也难能可贵,值得倡导和赞扬。

  (《早期佛像研究》,何志国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出版,定价5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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