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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教育的学科设置和学制管理——李四龙

本文作者: 8年前 (2010-07-15)

近代中国的佛教教育,在内忧外患之中,改革传统的丛林制度,创设佛学院、僧学堂,寻求振兴佛教之策。190…

近代中国的佛教教育,在内忧外患之中,改革传统的丛林制度,创设佛学院、僧学堂,寻求振兴佛教之策。1903年,湖南僧人笠云在长沙开福寺创办湖南僧学堂,之后,全国各地纷纷兴办各种类型的佛学院。其中,1907年杨仁山(18371911)于金陵刻经处创办的祗洹精舍、1922年欧阳竟无(18711943)于南京成立的支那内学院、1922年太虚(18901947)于武昌成立的武昌佛学院,在近现代中国佛教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的办学思路至今仍不失其时代意义。

佛教教育一度沉寂之后,现在又呈复兴之象。本文试图从学科设置和学制管理两方面,检讨历史,温故知新,探索当前佛教教育的办学思路。

 

一、佛教教育的学科设置

近代佛教教育的发展,是有感于僧人缺乏必要的佛学知识。杨仁山在《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里说:自试经之例停,传戒之禁驰,以致释氏之徒,无论贤愚,概得度牒。于经、律、论毫无所知,居然作方丈开期传戒,与之谈论,庸俗不堪,士大夫从而鄙之。佛学院的设立,佛教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改变这种释氏之徒,不学无术,安于固陋的局面。

那么,发展佛教教育应该从哪里入手,哪些经、律、论应该列入佛学院的课程里呢?纵观中国近现代佛教教育史,我们不难发现,几大佛学院在设置佛教基础课时,都是遵循了大小兼容、八宗并包的原则,对于大乘、小乘佛教经典以及中国佛教八大宗派的内容,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贯彻诸法无有高下的平等精神。

杨仁山以居士身份办学 ,显然要比僧人更容易打破历代宗派的门户之见,兼综各家之长。他在《释氏学堂内班课程》里规定每日课程六堂,每堂一点钟,上下午第一堂课均为佛教,详列所需学习的30多种经论。第一年包括《四十二章经》、《八大人觉经》、《佛教初学课本》 、《释迦如来成道记》、《念佛伽陀》、《菩萨戒本经》、《大乘起信论》、《唯识三十论》、《因明论》、《八识规矩》、《心经》、《阿弥陀经》、《晨昏课诵》、《百法明门》、《小止观六妙门》,这些经论有的是读诵讲解,有的是随时讲解,有的是暇时细阅;第二年包括《楞严经》和《大乘止观》;第三年包括《圆觉经》、《金刚经》、《维摩经》、《十六观经》、《七佛偈》、《信心铭》、《证道歌》、《定慧相资歌》、《万善后偈》、《愿生偈》、《地藏经》、《显密圆通》、《原人论》、《高僧传》、《释氏稽古略》。从第四年起,设想用两至五年的时间,或专学一门,或兼学数门,根据他自己十宗的判教理论,列出若干经论:俱舍宗原典包括《俱舍论》、《普光记》和《法宝记》,成实宗包括《成实论》;律宗包括《梵网经》、《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毗尼止持》、毗尼关要》、《毗尼集要》;天台宗包括《法华经》、《妙玄节要》、《涅槃经疏》、《删定止观》、《释禅波罗密》、《四教仪集注》、《教观纲宗》;贤首宗包括《华严悬谈经疏钞》、《行愿品疏钞》、《华严著述集要》、《法界无差别论疏》、《大宗地玄文本论》、《释摩诃衍论》;慈恩宗包括《成唯识论》、《枢要》、《相宗八要》、《瑜伽师地论》、《伦记》、《因明论疏》、《法苑义林章》、《解深密经》、《密严经》、《唯识开蒙》;三论宗包括《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肇论》、《大智度论》、《三论玄义》、《三论游意》、《宝藏论》;禅宗包括《楞伽经》、《会译》、《思益经》、《五灯会元》、《六祖坛经》、《禅源诸诠集》、《宗镜录》、《万善同归集》、《宗范》、《禅林僧宝传》;密宗包括《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苏婆呼童子经》、《苏悉地羯罗经》、《施食补注》;净土宗包括《无量寿经义疏》、《无量寿如来会》、《弥陀疏钞》、《无量寿三经论》、《往生论注》、《净土十要》、《安乐集》、《往生集》。他还建议使用《教乘法数》和《大明三藏法数》这两部佛教辞典。通过这样的佛学训练,学员基本上不仅可以掌握佛教的根本要义,亦可对佛教发展的全貌有深刻的认识,而不纯粹是专治某宗某派。

由于经费原因,杨仁山的祇洹精舍只办了两年,其办学思路后来由支那内学院发扬光大,经过欧阳竟无、吕澂(18961989)历年的潜心勘酌,内学院建立了佛学五科的讲习体系,成为中国佛教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一般都认为支那内学院是法相宗的根本道场,但是,吕澂在1925913日支那内学院法相大学特科开学仪式上,明确声明并不拘限于法相一宗,正面观之,直指纯正佛法之全体,并在《内学》第二辑上撰文,强调绝非推尊一宗,亦非欲以一宗概括一切。正此趣向专志精勤,必使纯正佛法遍世间。《支那内学院简章》亦明言,内学院的大学部要设法相、法性、真言三所大学。其中,法相大学本科以慈恩宗、贤首宗、俱舍宗为根本,设有戒律、本经、本论、著述、因明、观法、小乘、世典、梵文、藏文、传教等学科;法性大学本科以三论宗、禅宗、天台宗、成实宗为根本,设有戒律、本经、本论、著述、观行、小乘、世典、梵文、藏文、传教等学科;真言大学本科以净密宗、净土宗为根本,设有戒律、教典、仪轨、观行、图像、世典、梵文、藏文、传教等学科。

支那内学院把玄奘、窥基一系所传的印度佛教视为纯正佛法,所谓佛学五科,就是在那烂陀寺佛学六科基础上加以改造而成的。1938年,吕澂认真研究了那烂陀寺讲学的规模、分科及其次第,认为佛学六科的次第是毗昙--因明--戒律--中观--瑜伽--般若1943年,他把印度的佛学六科改为佛学五科,即毗昙--般若--瑜伽--涅槃--戒律,编定五十部书,分三周进行。吕澂说:五科佛学,各以义理推阐,逐时开展,故必历三周而尽其学,合五科而识其全,经之纬之,成章以达,此纯异乎判教之陋说也。 第一周以心性本寂为中心主题,称为知本之学,讲习五经七论共计十二部书,被认为是根本要文,即毗昙科的《法句经》二卷(吴译、藏要本)、《阿毗昙心论颂》一卷(晋译、院刻稿本),般若科的《能断金刚般若经》一卷(隋译、藏要本)、《菩提资粮论颂》一卷(隋译、藏要本),瑜伽科的《摩诃衍宝严经》一卷(失译、院刻会《瑜伽释》本)、《辨中边论颂》一卷(唐译、藏要本),涅槃科的《胜鬘师子吼经》一卷(宋译、藏要本)、《大乘法界无差别论》一卷(唐译、院刻稿本),戒律科的《清净毗尼方广经》一卷(秦译、院刻稿本)、《菩萨戒本羯磨》二卷(唐译、藏要本),为了巩固以上的学习成果,另加两部娴习止观的论《解脱道论》十二卷(梁译、藏要本)和《六门教授习定论》一卷(唐译、藏要本);第二周以转依为中心主题,称为正宗之学,讲习十九部书,即毗昙科的《四阿含经毗昙读》十六卷(晋宋等译、院刻稿本)、《阿毗达磨俱舍论颂》一卷(唐译、院刻会译本)、《大乘阿毗达磨经颂》一卷(唐译、院刻稿本)、《大乘阿毗达磨集论》七卷(唐译、藏要本),般若科的《维摩诘所说经》三卷(秦译、藏要本)、《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二七卷(秦译、院刻稿本)、《大智度论》节本二十卷(秦译、院刻稿本)、《中论颂》一卷(秦译、院刻本),瑜伽科的《解深密经》五卷(唐译、藏要本)、《瑜伽师地论本地分菩萨地》十六卷(唐译、藏要本)、《显扬圣教论颂》一卷(唐译、藏要本)、《摄大乘论本》一卷(唐译、藏要本),涅槃科的《妙法莲华经》七卷(秦译、藏本本)、《大般涅槃经·正法分》八卷(凉译、院刻本)、《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宋译、藏要本)、《究竟一乘宝性论偈》(魏译、藏要本),戒律科的《郁伽长者所问经》一卷(曹魏译、院刻稿本),为了有助于转依,另加一经一论作为增上相资,即《因明入正理论》一卷(唐译、藏要本)和《大方广佛华严经·修慈分》一卷(唐译、院刻稿本);第三周以一法界为中心主题,称为终鹄之学或究竟之学,亦讲习十九部书,即毗昙科的《诸法集要经》十卷(宋译、院刻本)、《入阿毗昙达磨论》二卷(唐译、院刻稿本)、《四谛论》四卷(陈译、院刻本)、《论事标目》一卷(院编稿本),般若科的《大般若经·曼殊室利分》二卷(唐译、院刻稿本)、《佛母般若圆集要义论》一卷(宋译、院刻合释论本)、《广百论释》十卷(唐译、院刻稿本)、《大乘掌珍论》二卷(唐译、藏要本),瑜伽科的《华严七品颂本》三卷(唐译、院编稿本)、《观所缘论释》一卷(唐译、藏要本)、《成唯识宝生论》五卷(唐译、藏要本)、《成唯识论》节本四卷(唐译、院编稿本),涅槃科的《大方等大云经·大众犍度》一卷(凉译、院刻稿本)、《大乘密严经》三卷(唐译、藏要本)、《佛地经论》七卷(唐译、藏要本),戒律科的《六度集经》八卷(吴译、院刻稿本)、《佛所行赞》五卷(凉译、院刻稿本),为了长养菩提,资粮善集,另加一经一论,即《集量论释节本》六卷(院编稿本)、《大集虚空藏所问经·抉择分》三卷(唐译、藏要稿本)。整个过程为35年。支那内学院的大学部实际上只办过法相大学,而且也只维持了两年时间,所以,内学院的讲学规模不断缩小,佛学五科的讲学体系在当时并没有完全实施。

跟支那内学院齐名的武昌佛学院,是由太虚法师发起创立的。他早年受教于杨仁山,并与欧阳竟无进行了长期的辩论,彼此的办学思路不无相通之处。 由于太虚的僧人身份,他的佛教教育主要集中在僧教育方面,撰有许多有关僧教育的讲演和著述 ,先后办起各种佛学院,武昌佛学院只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所,其他还有闽南佛学院、柏林教理院、汉藏教理院等,在1928年出游欧美期间,他还在法国巴黎发起筹建世界佛学苑,总部设在武昌佛学院内,成立世界佛学苑图书馆

1922年武昌佛学院成立伊始,所授课程由于受到师资、经费等客观原因的干扰,并没有体现出十分明确的办学思路。19287月《闽南佛学院续招学僧简章》规定,第一学年设有《佛学概论》、《各宗派源流》、《律学大意》、《因明学概要》;第二学年设有《佛学大意》、《俱舍学大意》、《成实学大意》、《四论学大意》、《唯识学大意》;第三学年设有《律学大意》、《禅学大意》、《净土学大意》、《天台学大意》、《密学大意》、《贤首学大意》、《佛典泛论》、《大乘宗地引论》。这种设置比较明确地体现了八宗平等的思想。不过,最能系统地体现太虚关于学科设置理想的当数六系说。19349月,他在对世界佛学苑图书馆馆员发表讲话时,规定五三共法系小大律藏系法相唯识系般若中观系中国台贤禅净系印华日藏密法系作为研究员研究的目标 ,点明了每一系所需学习的原典。

五三共法系,五指的是人乘、天乘、声闻乘、独觉乘、菩萨乘五乘,三指的是声闻、独觉、菩萨,太虚认为,这一系要以《俱舍》为中心,旁及《阿含诸经》、《婆沙》、《六足》(《集异门足论》、《法蕴足论》、《施设足论》、《识身足论》、《品类足论》、《发智论》)、《正理》等论。小大律藏系,不仅研究小乘的《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僧祗律》、《说一切有部律》,还要研究大乘的《梵网菩萨戒》和《瑜伽菩萨戒》。法相唯识系,主要依据所谓的六经十一论 ,依弥勒菩萨所说的《瑜伽师地论》为本,以《成唯识论》为综合。般若中论系,以《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为依据,以《大般若经》为本,亦可增加《大智度论》。中国台贤禅净系,要以《法华经》、《华严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佛说阿弥陀经》、《中论》、《大智度论》、《往生净土论》等经论为依据。印华日藏密法系,要以《大毗卢遮那成佛经》、《金刚顶经》、《苏悉地经》等及诸部仪轨为依据。太虚认为,对佛典进行分系研究,就是世界佛学苑图书馆的事业。

现在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杨仁山、吕澂、太虚等人关于学科设置的设想,首先是由于各种原因,大多没有实现,到目前为止还只是空想;其次,它们有的是针对大学本科水平,有的则是针对研究生水平,对象并不完全一致。我们这里回顾历史,目的是要设想目前应该设置哪些佛学基础课,而要设置这些基础课,则要对佛教的整体有一个明确的把握,要对佛教分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所以,设置基础课的关键,是要在兼容并包的前提下确定佛教分科,如果对佛教分科有了相对统一的认识,这些基础课就不难确定了,而本科生和研究生在课程设置方面的区别其实比较容易把握:本科生偏重于概论课,研究生偏重于原典课。目前,我们如果能够沿着前人的足迹,去实现他们未竞的事业,充分领会吕澂佛学五科以及太虚六系的旨趣,结合各个佛学院现有的办学条件,设置佛教基础课应该不是无章可循的,我们在这里只是通过历史的分析明确一项原则,即大小兼容、八宗并包

让学员接受基本的佛学训练,这是佛学院办学的首要任务。除此之外,佛学院还应注意另一项任务,即把学员培养成具有世界眼光的现代人,在学科设置方面应当坚持内外圆融的原则。这个原则旨在建立完善的知识体系,与主流学术界接轨,树立佛教教育的世界眼光,建设符合现代思想和生活的新佛教。

印度佛教曾有五明之说,也就是说,僧人应该掌握五种学问,即声明、因明、医方明、工巧明、内明。声明指声韵、语言、语法之学;因明指逻辑学、论辩之学;医方明指医药学、体育、养生学;工巧明指与物质生活有关的工、农、商、畜牧、算计、书画、音乐、法律、饮食、行政、占相、咒术等学问;内明指佛教关于解脱生死的学问。五明概括了古印度所有的知识体系,佛教对僧人提出五明的要求,体现了佛教不离世间法而出世间的特点。内外圆融的原则,其实是沿续五明的思想,把佛学和现代世俗社会所需要的学问结合起来。

杨仁山主张学佛者不仅要学佛,也要学普通学,包括语文、历史、地理、数学以及英语、日语、梵语等语言,在祇洹精舍英语、汉语和佛学一样,同为基础课。印顺在《太虚大师年谱》里如此评价杨仁山,他说:为佛教人才而兴学,且有世界眼光者,以杨氏为第一人。其后,支那内学院同样也把世典、国文、梵文、藏文列为必修课,世典既包括印度哲学、中国哲学,也包括宗教学、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内容。其他的佛学院,如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亦开设有国文、外文、数学、科学、哲学和宗教学课,乃至设有教育学、艺术等课程。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就是根据佛法的常住真理,去适应时代性的思想文化,洗除不合时代性的色彩,随时代以发扬佛法之教化功用,复兴印度佛教,从而建设中国的新佛教。

当前办好佛学院,仍然是要坚持内外圆融,不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哲学、宗教学等学科,较诸半个世纪以前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应该能及时地反映在当前的佛教教育里。知识体系的丰富和发展,同时也会引起佛教研究视角的变化和更新,促使佛教研究和其他学术领域的联合,促进中国和欧美、日本佛教研究的交流。

在讲完学科设置的两条原则之后,我们最后还要讲一条修学相应的原则,就是要把学术研究与信仰主义相结合,实现佛教所谓的转识成智。这条原则要求每位学员,要有宗教家的气度和悲愿,去关怀社会,真正做到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其实应当是佛教教育的根本目的。

因此,归纳起来,佛教教育的学科设置应当遵循大小兼容、八宗并包、内外圆融、修学相应的原则。

 

二、佛教教育的学制管理

近现代全国各地的佛学院、僧学堂,不在少数,但是规模普遍较小,而且除支那内学院外,持续时间普遍不长。现在,各地佛学院也不算少,如何能让历史不再重演呢?我个人认为,佛教教育的学制管理是关键。

近现代的佛学院普遍设有大学部和研究部,甚至还有小学部、中学部、大学预科。但是,这种学制最终没有坚持下来。究其原因,是师资、生源等方面出了大问题,当前的佛学院同样也存在这个大问题。如何解决呢?那就是要模仿大学教育,在佛学院里推行学分制。学分制的前提,是各个佛学院的学分具备同等的知识水准,否则就无法保证教学质量。这就要求成立全国性的佛教教育委员会,在学科设置、教材、教务管理、学员资格等方面起到监督和管理的功能。现阶段可以由各大寺院先行试验,采取相对统一的教学模式,编写必要的佛学院教材。

在近现代佛教史上,晚清时期各地曾经有过僧教育会1907年,释觉先以办僧教育必须联络各寺院和社会各界为由,在北京发起创设了僧教育会。之后,敬安、谛闲、月霞、栖云等人亦纷纷建立僧教育会。这些僧教育会成了近代佛教组织的雏型之一,成为后来成立的中华佛教总会的基础。当时的僧教育会,其主要功能是联合僧众的力量,维护佛教界的整体利益,自身的教育功能反而并不明显。星移斗转,中国佛教协会现在是受政府保护的合法的全国性佛教组织,从理论上说,佛协已经具备了筹建全国佛教教育委员会的可能性。

如果有了类似的佛教教育委员会,规范全国各地的佛学院,监督它们的学制管理,那么就有可能在佛学院推行学分制。这种学分制,其实可以与传统的游方参学结合起来,佛学院之间互派学员交流学习,既可以解决当前各地佛学院师资紧张的局面,又可以开扩学员的知识面,提高佛教教育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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