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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佛缘缘几许?—专访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教授

本文作者: 4年前 (2014-09-30)

中国佛学网陕西讯 在第27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大会在陕西宝鸡和法门寺隆重召开的前夕,《新西部》…

    中国佛学网陕西讯 在第27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大会在陕西宝鸡和法门寺隆重召开的前夕,《新西部》杂志特别策划了“长安问佛”的栏目,其中压轴之作为《新西部》总编辑杨旭民先生对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教授的专访,题目是《长安佛缘缘几许?—专访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教授》。以下为本刊所登载的图文:

长安佛缘缘几许?—专访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教授

 

    陕西的佛教文化得天独厚,从空间遗存的角度来看,主要体现在一座圣山(终南山),一个圣地(法门寺),一面旗帜(玄奘)和六大祖庭,加上长安佛教的历史地位,即可彰显陕西最重要的佛教文化资源。
    法门寺佛指舍利具有多种特性,它不仅仅是佛教的圣物,还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物,在这神奇的舍利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宗教意义和文化价值,从而在当代社会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长安佛缘缘几许?—专访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教授

    长安佛教源远流长,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演进中,它以其自身的跌宕起伏见证了中国佛教历史脉搏的跳动。可以说,长安佛教史就是大半部中国佛教史。
    长安佛教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无穷的魅力,为人们展示了广阔的文化空间,留下了太多的研究课题。近日,本刊记者就长安佛教的历史价值、学术研究以及当代意义等话题,与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教授进行了交流。
    长安是中国佛教信仰的圣地,是中国佛教规范形成并最终确定的地方,又是中国佛教与道教、儒教经过相互冲突和彼此融和,最终使三教关系定型的地方。
    新西部:百万狮子吼秦川,三千衲子下江南。长安三千金世界,终南百万玉楼台。古时长安曾拥有数以百计的寺院和数以万计的中外僧人,以及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活动,这些足以表明长安是富有佛教文化特色的城市。作为佛教研究专家,您如何评价长安佛教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地位?
    李利安: 长安搭建了中国佛教第一个历史舞台,见证了中国佛教历史的第一幕。在佛教信仰中,阿育王时代佛舍利进入关中地区,这代表着佛教三宝中的“佛”的进入。而公元前2年大月氏国的使者伊存来到长安城,向汉朝的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则代表着“法”的传入。公元1世纪的白马驮经则最后完成“僧”的出现,从此三宝具足,中国佛教历史的序幕正式拉开。
       长安曾经是中国佛教的译经中心,为中国佛教提供了最重要也最流行的经典支撑。竺法护在汉长安城青门外等地组织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民间译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翻译佛经,被著名佛教史学家道宣称赞为佛教经典输入中国大地的第一功臣。后来,道安在长安五重寺组织译经,鸠摩罗什则在长安逍遥园和大寺等地组成了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佛教译场,也是中国第一个国立译场。唐代玄奘在长安更是译出流传后世的中国佛教经典,激发并促成了禅宗、天台宗、观音信仰等宗派和佛教信仰的形成,塑造了中国佛教的基本情趣。
       长安是中国佛教信仰的圣地,是中国佛教规范形成并最终确定的地方,又是中国佛教与道教、儒教经过相互冲突和彼此融和,最终使三教关系定型的地方。
       还有一点,长安是中国佛教政教关系模式初创并最终定型的地方。公元前2年,在中国佛教第一步刚刚开始迈开的时候,佛教就与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此后,无论是道安被统治者以武力请进长安,还是鸠摩罗什受到皇室的极度尊奉;不论是隋文帝在这里展开大规模的崇佛,还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在这里的惨烈灭法;无论是玄奘与政治的巧妙应对,还是法琳的直言抗争;无论是王维作山中宰相,还是韩愈的谏迎佛骨,没有一个地方像长安这样在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史上留下如此众多而深厚的印记。
       终南山作为一座佛教文化圣山,不仅留下了许多历史名刹,而且现在还有许多隐居在那里修行的僧人,寻访“终南隐士”已经成为许多现代人安放浮躁内心的首选。
       新西部:陕西佛教因其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圣地众多而在全国佛教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那么,陕西佛教文化资源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李利安: 增勤法师多次讲, 陕西的佛教文化优势体现在一座圣山(终南山),一个圣地(法门寺),一面旗帜(玄奘),六大祖庭。这偏重于从空间遗存的角度来看,加上长安佛教的历史地位,即可彰显陕西最重要的佛教文化资源。
       我从以下几个方面简单介绍一下陕西佛教历史资源的主要优势和当代价值—
       第一, 法门寺作为供奉佛指舍利的场所,在海内外佛教信徒的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业已成为重要的朝拜圣地。
       第二, 佛教宗派是中国佛教的特色,陕西作为八大宗派中六大宗派的祖庭所在地,其影响不可小觑。
       第三,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东侧起点,历史上是中外文化频繁交往碰撞的地方,许多入华的外来僧人和求法的汉地僧人都曾在这里译经讲学,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几部佛经例如《心经》《金刚经》《阿弥陀经》《法华经》等都是在这里翻译出来的,如今又恰逢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的历史机遇,受到习近平主席和各级领导与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
       第四, 玄奘作为中国求法僧的代表,其追求真理、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玄奘作为一面旗帜依然飘扬在陕西大地之上。
       第五,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遗留下来的皇家寺院众多,至今犹存的大慈恩寺、大兴善寺、大荐福寺、罔极寺、兴教寺、草堂寺、法门寺、玉华寺等均属于皇家寺院,这些寺院数量之多、规格之高、影响之巨是其他地方所无法相比的。
       第六,佛经从印度传入中国之后,以中国为大本营向日本韩国等地区辐射,而日韩僧人求法的高峰期为定都长安的唐朝,因此,陕西在中国与日韩佛教界的友好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第七,终南山作为一座佛教文化圣山,不仅留下了许多历史名刹,而且现在还有许多隐居在那里修行的僧人,与目前盛行的“都市佛教”截然不同,寻访“终南隐士”已经成为许多现代人安放浮躁内心的首选,影响波及海外。
       第八,以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为核心的陕西佛教研究力量,以及法门寺博物馆和各大博物馆的佛教文物保护与研究等佛教文化事业也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印度人,无论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无论做宗教的事业还是世俗社会中的事情,玄奘精神都有其重要的借鉴价值。
       新西部:近几年,玄奘精神是佛教界和学术界经常讨论的话题。在中国佛教面临重大转型的历史时期,应该如何挖掘、领悟并大力弘扬玄奘精神?
       李利安:其实,黄心川先生、惟贤长老等老一代大师对玄奘精神都做过研究,为我们正确认识玄奘的真实境界提供了基本框架。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我们结合当代社会尤其是当代中国佛教的现实, 对玄奘精神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我们认为, 玄奘精神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追求信仰、选择信仰、践行信仰、保持信仰、忠诚信仰的虔诚精神;二、高远的志向,宏大的誓愿,积极有为的崇高精神;三、虚怀请益、不断进取的好学精神;四、深解义理,辨析入微,热爱真理的理论兴趣和创新精神;五、面对困难勇于承担、经历艰辛百折不挠的英勇献身精神;六、眷念中土、热爱祖国的故土情怀;七、淡泊名利的超脱精神;八、融会各家的宽容精神;九、惜时如金的勤奋精神。
       玄奘还有一个精神, 即面对皇权善于应对、苦心争取的政治智慧,这是玄奘的另类精神,在当今学术界有人可能会对此有所怀疑,认为玄奘有依附乃至奉承皇权的倾向。我们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玄奘最有资格也最方便面对专制体制,担负起为佛教争取正当权益和平等机会的大任。所以,玄奘与皇权的交往正表明了玄奘不惜委屈的慈悲,勇敢承担的风范,以及善于周旋的政治智慧,这是极为难得的处理政教关系时的勇敢面对精神。更为可贵的是,玄奘在面对压倒一切的皇权时,他保持了出家人独立、自信、尊严的品格,这种尊严不但与历史上那些阿谀奉承之辈划清了界限,而且也是对当今那些在权力面前缺乏独立之人格的名僧以及失去自由之精神的名知识分子的一个历史的警示。
       玄奘精神在今天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印度人,无论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无论做宗教的事业还是世俗社会中的事情,玄奘精神都有其重要的借鉴价值。人活一生,没有信仰不行,因为没有信仰的人生将是空虚漂浮的,有了信仰在做事上就有了敬畏感, 在生活中就有了安稳感,在感情上就有了慈悲感,在心态上就有了超脱感,在面对未来上就有了归宿感,人的潜能和生活的热情才能迸发出来。至于玄奘所具有的谦逊、创新、勇敢、超脱、爱国、宽容、勤奋等精神,更是现代生活所必须。所以,玄奘精神是应该代代相传的。
       陕西有中国汉传佛教六大宗派的祖庭,其中三论宗堪称中国佛教的第一个宗派。祖庭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堪称一种珍贵的佛教文化资源。
       新西部: 祖庭是中国汉传佛教各宗派的发源地或具有发源地象征意义的寺院,堪称一种独特而稀珍性的佛教文化资源。中国汉传佛教现在流行的有八宗,其中六宗的祖庭在陕西。请您介绍一下陕西佛教祖庭资源遗存及保护情况。

       李利安:2006年,陕西省政府启动“陕西中国汉传佛教祖庭研究”项目,并委托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来具体实施,最后形成一本集体完成的著作《陕西·中国汉传佛教祖庭研究》。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比较关注祖庭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佛教界也开始注重佛教宗派祖庭的历史地位与象征意义,尤其是随着与日本佛教界的交往,祖庭观念也越来越明显。一些地方佛教团体和政府有关部门开始调研祖庭的历史内涵与现代价值。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我对祖庭这一文化现象产生思考的兴趣。
       中国汉传佛教宗派很多,而一个宗派的形成必然经过数代的努力,所以一个宗派内部也有多个创教祖师,加之一个祖师的活动地和舍利供奉地一般不会限于一个寺院,于是,一个宗派肯定是多祖庭的,而整个中国汉传佛教的祖庭就更多了。
       陕西有中国汉传佛教六大宗派的祖庭,其中三论宗堪称中国佛教的第一个宗派,其祖庭是位于户县的草堂寺。华严宗的祖庭是长安区少陵原畔的华严寺和终南山至相寺。法相宗的祖庭是西安市雁塔区的大慈恩寺和长安区少陵原畔的兴教寺。律宗的祖庭是长安区丰峪口内的净业寺,因实际创始人道宣长住终南山,所以该宗也叫南山宗。净土宗的祖庭是长安区神禾原上的香积寺和蓝田县终南山悟真寺。密宗的祖庭是西安市兴善寺西街的大兴善寺。
       另外,具有宗派性质的三阶教也产生和壮大于陕西地区,曾经在历史上引起强烈反响,堪称一种重要的宗教文化和社会现象,至今依然是国际学术界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该宗派的祖庭是位于终南山下的百塔寺,实际创始人为隋代的信行。
       还应该特别一提的是, 既超越宗派又为各宗派共同崇敬的佛指舍利供奉地—法门寺,因为在佛教信仰当中被认为是阿育王时代传入中国的释迦牟尼佛真身供奉之地而具有崇高的地位,尤其是在唐代成为最重要的佛教朝圣之地,具有各个宗派总祖庭的象征意义。
       从中国佛教的历史积淀来看,祖庭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堪称一种珍贵的佛教文化资源。首先,汉传佛教的宗派是中国佛教理论探索与创新的结晶,代表着中国佛教最辉煌的理论成就,不但使印度佛教的思想得以继承和延续,实现了续佛慧命、保存文明的伟大使命,而且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佛教的思想宝库;其次,宋代以后的中国佛教尽管以禅修和念佛为主体,并呈现出浓厚的通俗性、信仰性和生活性,但纵观这段历史,真正具有理论意义的史实依然可以从宗派中找到发展的线索,各个宗派的著作及其所宗奉的经典始终是中国佛教注释与研习的热点;再次,中国汉传佛教的各个宗派尽管在当代不再具有中国佛教存
在形态的支撑性意义, 不论是佛教寺院,还是僧团组织,不论是日常法事,还是个体归属,禅宗之外的各个宗派已不再是中国佛教的第一标识,但是,各个宗派的理论成就与修行方法为当今佛教提供了活水源头,而且是取之不尽,历久弥新,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劲的影响力,这是当今任何一位初具佛教文化的人都知晓的事实。
       还有一点, 除了禅宗之外, 其他宗派尽管已经退出了宗派原有的存在模式,独立的、长久延续的、具有广泛影响的、在理论与修行方面具有强烈个性的宗派早已难得一见,但是,这些宗派的经典著述尤其是那些创宗祖师的学说在今天依然被很多人虔诚宗奉,从而形成具有宗派意义的法脉传承和特色僧团。
       总之,中国汉传佛教祖庭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引起世人的重视。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这种文化资源,陕西省图书馆申请获得了文化部的支持,将陕西汉传佛教祖庭文化纳入2 0 1 1年度的文化共享工程之中。尽管我无法对本项目作详细的评介,但我相信,作为国家级的文化共享工程,它一定具有独特的优势,必将在陕西佛教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方面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法门寺佛指舍利具有多种的特性,它不仅仅是佛教的圣物,还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物。在这神奇的舍利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宗教意义和文化价值。

长安佛缘缘几许?—专访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教授

▲李利安教授参加陕西文化户外大讲堂活动

       新西部:2002年,法门寺佛指舍利到台湾供养,让民众瞻礼,在当地形成万人空巷的壮观景象,成为两佛教界的一大盛事。您认为佛指舍利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利安: 释迦牟尼佛是佛教信仰的各种佛当中惟一被学术界和佛教界同时认为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不但是佛教信仰的对象,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所以,释迦牟尼佛舍利崇拜说到底还是对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的崇拜,是对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品行高洁的文化大师的敬仰,所以,在释迦牟尼佛舍利崇拜中,宗教的神圣性与历史的真实性,信仰的超越性和学术的严肃性、文化的高雅性和道德的感召性完全统一起来了。
       早期佛教反对偶像崇拜,不主张神话佛陀,反对制作佛像,佛的舍利便成为对佛表示崇拜的最重要的途径。后世虽然发展出佛像崇拜等方式,但佛舍利崇拜作为最古老也最正统的一种佛陀崇拜方式,既具有最悠久的传统,也为世界各个派系的佛教所共同尊奉,所以始终占据着佛陀崇拜的核心地位。
       从古到今,在世界各地发现的佛舍利很多,尤其是近年来在中国陆续有不同类型的佛舍利出土,并相继引起不同程度的反响,有些地方也因此而试图在佛教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作一些文章,这表明大家对佛舍利在佛教信仰体系中重要地位的普遍认可。不过,我们认为,尽管佛舍利在宗教意义上具有同样的性质,但在当代现实社会中并非所有已经发现的或将来会发现的佛舍利都具有相同的感召力和认可度。
       法门寺佛指舍利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够从所有舍利中脱颖而出,在整个世界引起强烈的反响,是因为法门寺以阿育王时代分发舍利为起源,从而与阿育王结下不解之缘,这也为法门寺佛指舍利蒙上了浓厚的历史感和庄严感,同时也凝聚着中印文化交往的丰富内涵,是中印两国佛教徒共同完成的人类文明交往的结晶。
       佛指舍利是迄今为止在历史上曾长期受到国家和一般民众狂热崇拜、虔诚供养的佛舍利。尤其是在唐代的时候,佛指舍利经历八位皇帝六次迎奉,持续二百多年,举国上下反响强烈。享有这种历史地位的佛舍利在中国只有法门寺的佛指舍利。在世界范围内,目前依然留存的舍利中也只有斯里兰卡的佛牙舍利可以与之媲美。
       而且,在佛教信仰当中,佛指舍利的传承脉络清晰,特别是唐代时期的多次迎奉以及唐代以后始终封存完好,没有出现任何潜隐、散失、毁坏、转手的过程,具有确凿无误的传承性,这是目前世界范围内相继发现的其他佛舍利所无法比拟的。
       值得强调的一点是,佛指舍利在历史上获得世人的认可,在当代依然具有广泛的认同性。自从1988年再次对外开放瞻礼以来,佛指舍利连续不断地受到来自世界各国的佛教信徒的礼拜,其中既有国家元首和其他各种国家级官员,也有大将军、大富豪、科学家、艺术家、文化名流和佛界领袖。同时,佛指舍利还多次出国出境,接受人们的供养与膜拜,例如在泰国迎奉时有2 0 0多万民众瞻礼,在台湾迎奉时有4 0 0多万民众瞻礼。所以,可以说,佛指舍利是当代所有佛舍利中接受信众礼拜最多、礼拜规格最高、礼拜最频繁也最热烈的一枚舍利。

       总之, 法门寺佛指舍利具有多种的特性,它不仅仅是佛教的圣物,还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物,在这神奇的舍利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宗教意义和文化价值,从而在当代社会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佛指舍利还可以在佛教信徒的心理慰藉、信心培养、救助感应、佛法推广等方面发挥现实的作用,而这些宗教性和精神性的作用可能正是佛舍利之所以成为圣物并流传两千余载的根本原因。
       新西部:第27届世佛联大会将在法门寺举行,这是世佛联大会第一次在中国大陆举办。您如何看待此次盛会可能对长安佛教发展所产生的推动作用?
       李利安:来自全球各地的大量高僧汇聚陕西,自然是一种神圣的加持,必将给陕西带来更好的机遇。
       本届大会对陕西来说,将是一次极好的宣传机会,有利于陕西佛教的历史底蕴与思想内涵走出历史,走出潼关,在全球范围内彰显其风采。
       这也将是一次向世界各地佛教优秀传统学习的好机会,通过大会的交流,获取各国的经验,取长补短,滋养自身的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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