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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教寺事件:佛教怎能叫经济抓手拖出重围?

本文作者: 6年前 (2013-05-04)

佛教要生存,更要走出围墙困境。守培法师说,护佛教即所以护国护民。佛教必须要走出那“高墙上的四…

    佛教要生存,更要走出围墙困境。守培法师说,护佛教即所以护国护民。佛教必须要走出那“高墙上的四角天空”,去完成护国利民、觉悟有情的庄严使命。然而,从禅堂到红尘,佛教究竟应该走出去、爬出去,还是只能被人拖出去?

  

    似乎只要给佛教开一个可供戏谑的“狗洞”,佛教就应该感恩戴德地爬出来似的。巨凶大恶的西安则要赤裸得多,他们左手公文、右手铲车,明火执仗地冲进围墙,不但以指点江山的姿态强抢“玄奘灵骨塔”,还要七手八脚地将兴教寺僧团拖出禅堂、丢出围墙!

 

  在他们看来,“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佛教存在于这片三秦大地上的唯一价值就是拿来杀鸡取卵、为政绩和GDP服务。西安市长安区在2011年《十二五规划》中便为自己打造了一张“以佛教四大祖庭、八大寺院建设为抓手”的经济名片。信仰的归宿成了“经济的抓手”,饶是曾经坐看十三朝风云变幻,也依旧难挡这浮躁无知的狂妄与急近。

 

  法门寺被圈禁了,兴教寺要强拆了,一位位智慧长者被顽劣稚童套上了镣铐,再剃个阴阳头,以面目全非的宏大叙事和怪异造型为自己护佑了千年的子孙招徕钱财。在这场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中,经济繁荣摒弃了道德情操、绝对权力脱离了制约牢笼,有关部门沦丧了公信、专家学者出卖了灵魂。在西安,佛教的围墙成了一道佛弟子们听了为之伤心、见而为之落泪的“哭墙”!

 

  看“砖家”三十六计

 

  416日,接近白热化的“退遗”、“强拆”之争随着一则新闻的播出转入了扑朔迷离的人品攻击。原本曾建议兴教寺退出申遗的专家陈同滨一改往日观点,严辞指责法师“直接在撒谎”,变脸之快令人措手不及。无数不明真相公众连声追问,“到底谁在撒谎,专家还是僧人?”

 

  虽然在众多强势传统媒体的报道中,我们几乎听不到僧团的声音,但真相必定只有一个。总有一方,正在亿万国人的众目睽睽之下信誓旦旦地撒谎!

 

  一、金蝉脱壳:“目前所说的拆迁是一种整治行为,和网上流传的“拆庙”完全不是一回事”。

 

  看来国人必须依赖专家的重新阐释,才能建构起自己的真正诉求。一直以来,自己所声讨的居然不是“驱僧占庙”,而是“毁塔拆庙”。几字之差,天壤之别。在这番隐蔽的洗脑过程中,民意又一次“被代表”了,专家又一次成功地转移了社会的注意力、侮辱了民众的智商。把矛盾焦点巧妙地从“迁僧团、夺寺院”转到本不成立的“拆灵骨塔”上来,好一招不易觉察的“金蝉脱壳”!

 

    二、移花接木:“所谓‘国保单位在申遗旗号下被蚕食’的说法与事实完全不符”(陈同滨),“国保单位是兴教寺塔,僧寮、禅堂不能算文物”(张宁)。

 

  首先将兴教寺塔不由分说定性为“国保单位”(1961年备注:包括兴教寺其他建筑),就已经暗藏了交由文物部门掌管其生杀大权的前提。1985年,“国保单位”兴教寺塔交由宗教部门直接管理。然而在整个事件中,文物部门那只越权的手却始终无处不在、对兴教寺予取予夺。兴教寺的功能属性首先是宗教活动场所,对于僧舍和斋堂的强拆,是侵犯佛教界寺院管理和房屋权益的行为。就算“国保单位”没有被蚕食,兴教寺却正在被蚕食;申遗显然不会破坏“国保单位”,但却要拆迁吞并整个兴教寺!

 

  陈专家凭借专业领域里信息不对称的“优势”,拿捏“国保单位”之虚,而务偷换概念之实,生怕这一潭掩盖真相的水搅得还不够浑,生怕不能给卫教护法和伸张正义的人们扣上“莫须有”的帽子。

 

  看起来,文物部门已经把对兴教寺建筑去留的裁决,演成了自家的独角戏。我们不禁要问,在兴教寺新建建筑被文物部门百般刁难的时候,为什么不见上级部门长安区宗教局的身影?一番细究之下,竟然牵连出一个当地政府“瞒天过海”的惊天阴谋,长安区文物局与宗教局早已史无前例地双剑合璧,成立了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长安区民族宗教事务(文物)局”,可以随时根据需要变换角色。对于寺院来说,这个奇怪的机构既做婆婆又当后妈,既是外贼又是内奸,横竖都是伸冤无门、死路一条。难怪宗教文物局这个水陆两栖动物能够横行霸道、所向披靡!

 

  三、擒贼擒王:拆除僧舍、斋堂,但考虑到“僧众活动需要”,对禅堂等则予以保留。

 

  在这样充满“人性关怀”的考虑之下,兴教寺僧团是不是应该一边不眠不食地参禅打坐、一边对有关部门的“特别开恩”感激涕零呢?然而人们很难理解,一个能考虑到僧众活动需要的部门,竟会全然无视和践踏人类的基本生存诉求。保留禅堂,却拆掉僧舍和斋堂;只准打坐,却不许吃饭睡觉。就连法堂等因“是寺院格局基本组成部分而予以保留”,三藏堂也因“遗产展示需求将予以保留”,唯独生存必须的僧舍和斋堂,因为种种难以言明、可有可无的原因而必须加以拆除。

 

  说白了,僧舍与斋堂才是僧团能够继续留守寺院的关键。拆了僧舍和斋堂,就等于掐住了僧人的咽喉。既能如愿以偿地赶走僧团,又能留下空头“禅堂”作遮羞布、为自己捞取“尊重宗教”的美名;就算我伤害了你,你也要五体投地“谢主隆恩”。如此两全之法,当地政府何乐不为?这种阴魂不散的霸道封建流毒,只希望在其治下培育出一批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奴才子民,崇拜欺压、歌颂凌辱。

 

  被当地政府一手包办的“中国式申遗”,怎么看怎么像打着温情幌子对僧众进行谋杀。这样的“人性化”,实在太没人性!

 

  四、指鹿为马:“大部分是不拆的,山门、碑,他(宽树法师)在那比划的其实都是不拆的,他直接在说谎。我们怎么可能去拆那些东西呢?”

 

  李利安教授《质疑央视国际频道报道兴教寺的部分内容》一文,以翔实的证据和严谨的推理作出反驳,戳破了所谓“专家”的谎言。同一新闻中陈同滨出示的拆除建筑示意图和寺院提供的长安区文物局拆除示意图显示,法师并没有撒谎,所比划的建筑确实都在计划拆除的范围内。根据再次核实计算,兴教寺拆迁面积也的确达到总建筑面积的三分之二,这一点陈同滨自己在411日央视的新闻中曾亲口说过。

 

  之前的话言犹在耳,专家就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自扇耳光。这位专家给僧人罗织罪名的意图竟是如此迫切,以至于不惜颠倒黑白、自相矛盾,彻底沦丧学术权威和人格尊严,甘愿配合有关部门与傀儡媒体充当“御用砖家”,合演一出“狼来了”的双簧。在拙劣的自相矛盾中,想要给僧人栽赃嫁祸的狼子野心浮出水面。这一次,狼真的来了!

 

  五、偷梁换柱:“非说这个跟房地产有关,也是绝对不成立的”。

 

  虽然宽树法师对于“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忧虑中只字未提“房地产”三个字,但这个罪名还是被偷梁换柱地栽到了法师名下,并大加挞伐。然而遗憾的是,不怕狼一样的敌人、就怕猪一样的队友,陈专家的“人造谎言”已经被藏在“专家”背后的长安区政府自行拆解了,长安区公共服务网公布的《西安兴教寺旅游区项目》已经充分显示了当地政府进行房地产开发的意图,“项目年盈利可达3000万元”、铁证如山。但414日再次登录长安区公共服务网时,这篇文章却奇迹般的消失了。“有关部门”销毁证据时的雷厉风行,一改兴教寺新建僧舍、斋堂进行手续审批时的拖沓延宕、泥牛入海,不由令人刮目相看!

 

  同时,李利安教授质问,一个仅仅负责申遗的专家,又有什么资格断定在“申遗”之外当地有关部门现在或未来的开发项目就“绝对不成立”呢?如此急不可耐地跨越专业领域做纰漏百出的“伪证”,甘当利益集团操控的傀儡和小丑,智商何在?节操何在?良心何在?底线何在?

 

一路下来,步步为营的“连环计”使真相越发云山雾罩。接下来还将上演哪些戏码,社会大众都已擦亮眼睛、随时准备共相观瞻。

 

“反扣帽子”的危机公关

 

  经过公众的慎思明辨,之前的一套说辞显然已经堵不住朝野悠悠之口。对于兴教寺僧团的据理力争,有关部门回敬了两顶全新的帽子。416日至20日,陈同滨联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郭旃、横跨宗教和文物界的双料“变色龙”张宁(长安区宗教文物局局长),再一次为利益相关方冲锋陷阵,上演了震惊世人的“帽子戏法”。

 

  帽子一: 政府提出“给他们新增一块地,用来安置他们的生活用房”,但寺方提出面积多近8倍的补偿方案,被政府拒绝。

 

  看起来,僧人们正在狮子开口、漫天要价,而政府则有理有据、就地还钱。对于无欲无求、抛名舍利的出家人来说,一顶“争地”的帽子实在能把人压死。由于在主流媒体的报道中,僧人始终没有获得平等的话语权,因而八倍方案的指控是否属实,我们不得而知。但这并不影响问题的关键所在,向僧人反扣上争夺土地的大帽子,问题的实质“驱赶僧团”却始终避而不谈。即便僧人土地要得再多,也是以家园被拆为代价的。而佛教界的共同意愿之前已经一再重申,“如果有人提出建立新址、让僧人搬走,那么这样的条件免谈!条件再好也不谈、住处再好也不谈。因为,我们无法背着玄奘大师的灵骨四处云游托钵,也无法坐视祖师塔沦为提款机”!

 

  帽子二:当地政府声称“都没经过审批,自己建了这么多东西。所以按照文物保护法来讲,违规建筑都在被撤被拆之列”,通过给僧寮和斋堂扣“违章建筑”帽子的方式,企图把原庙拆掉、把人赶走,还美其名曰“不是拆迁、是扩建”。

 

  两顶帽子的栽赃手法惊人一致地避实击虚,彻底回避想要驱赶僧团的实质。想把别人赶走,还要按住别人不准反抗。但是,建筑“违章”,是否等同于僧团必须迁离?拆除“违章建筑”,是否要以驱赶僧人离开家园为条件?如果“违章建筑”必须拆除,那能不能在原址上依法新建?申遗路上的兴教寺,有必要如此“断臂”吗?

 

  利益相关方罗列的借口层出不穷,却都是为“驱僧占庙”作转移视线的遮羞布。如果当地政府果有尊重宗教和文化的诚意,那么即便拆除“违建”,哪怕是要搭帐篷住,也请当地政府郑重承诺:绝不驱赶僧人离开自己的家园!

 

  帽子三:“退出或更换申遗点名单,对国家和民族而言,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举动。如果坚持不拆迁,大家可不可以接受、看看国际社会可不可以接受?” 本土帽子不够,还要搬出洋帽子压人。在现行申遗工作已经严重违反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的情况下,要求退出或更换申遗点名单,绝对是一件尊重天理国法、尊重宗教信仰的大好事,这才是勇于承担起对国家和民族的真正责任。在某些专家眼里,莫非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和责任,就体现在一份连明知不合理都拒绝更改的申遗名单中吗?

 

  敢问个别领导和商家,在践踏十部委联合下发《意见》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对国家的责任?在违逆全社会民意,执意要“以佛教为抓手”、绞杀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对民族的责任?退出或更换申遗点名单,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正当权利;退出申遗,更是生存并世代守护其间的僧团必须被尊重的合理诉求!

 

  敢问郭旃专家,除了申遗当事人和个别领导、商家之外,您所谓的“大家”,是否包括兴教寺僧团和全国公众值得珍惜的民意?是否在您看来,僧人该不该被驱离家园这样的基本人权问题,也不能由自己做主,还要等待“国际社会”同意?经由国务院确定的宗教活动场所,受国家法律保护、神圣不可侵犯!

 

  虽然有关部门和专家的花招令人眼花缭乱,但宗旨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完全回避驱赶僧团的实质,顾左右而言他。对此,有网友发出质问,“拆除斋堂、僧寮后,僧团会不会迁走? 迁走僧团后,兴教寺还算不算宗教活动场所? 将国务院批准的宗教活动场所变为单纯的文物保护单位,西安地方政府有没有这个权力? 如果不变更宗教场所性质,就必然不能驱散僧团,而你们拆了僧人生活吃住的地方,让僧团搭帐篷吗?”

 

    笔者在此不妨郑重提醒某些御用专家,拿学术威信和个人名誉作赌注、费尽心机地为背后势力遮羞,究竟值不值得?对某些利益集团来说,成则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败则弃车保帅、拿来垫背。奉劝无骨砖家,为自身计,及早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驱僧夺寺是故伎重演 文物专家并非只有陈同滨一个,已经有不少相关专家从“真实性和完整性”的角度客观指出保存寺院僧寮、斋堂等功能性建筑的必要性。但他们也许不了解,“申遗”、“违建”、“文物保护”无非都是利益方的托词,以各种理由将僧人驱逐出寺是政府及文物、旅游等部门抢夺寺院的惯用伎俩,他们早已用得轻车熟路。

 

  同在西安的青龙寺是是我国唐代弘扬密教的重要道场,日本人唐求法高僧空海曾在该寺从惠果和尚学法,回国后创立日本真言宗,传播了唐代的中国文化。后来青龙寺损毁,只留遗迹。为纪念空海和尚逝世1200年,日本真言宗在遗址上发起并出资修建纪念建筑物。遗址修复后称为“惠果、空海纪念堂”,实属纪念性建筑,并非文物,应当由佛教界管理。但文物部门始终强行霸占了纪念堂,问题至今悬而未决。

 

  沈阳长安寺是该市最古老最完整的寺庙,一向是僧人居住、管理和使用的宗教活动场所。1985年,沈阳市和市文物部门以修庙为借口诓骗僧人暂时离寺,但寺庙修好之后不准僧人回寺,由市文物部门以开发文物为名强占使用。他们在寺内搞所谓人体奥秘展览(裸体照片),并计划将大雄宝殿改为舞厅。文管所负责人在寺内举行婚礼,以僧房做洞房。僧人们在投诉无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能以游客的身份买门票进了长安寺。

 

  落实宗教政策时,山西大同华严寺交给宗教部门管理,僧团住持。后来有关部门以文保为名,圈建景区,将僧团迁出,寺僧分离。现在华严寺早已没有僧团住持,彻底沦为借佛敛财的场所。

 

  近来北京怀柔区朝阳寺也遭遇了不幸。朝阳寺坐落在红螺寺景区内,长年只以禅修班和讲座形式弘法。因不符合景区想借寺院烧香搞民俗赚钱的企图,景区内便修建了假的朝阳寺。为了尽快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景区还常以门票刁难寺院法师,妄图把他们赶走。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连僧人尚在住持的寺院都能被贪得无厌的商业利益绑架,更何况在没有僧人住持的空壳寺院里,欲望的魔爪将会何等地肆无忌惮!

 

  玄奘塔首先是圣物,而不是文物,寺院是鲜活存在的宗教体,而不是供人围观的尘封古董,更不是圈地收费的提款机。由文物部门出面对寺院进行霸占的“陋习”早该终止。对此,不得不再次引用赵朴老的话:

 

  “之所以困难重重、纠纷迭起,我看源出于这样一种认识,就是寺观一旦被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特别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的属性、职能和归属就似乎理所当然地改变了,变成了政府各级文物部门直接管理的一个基层单位……

 

  “必须强调指出,一个场所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这是一回事;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那个场所归谁管,派什么用场,这又是一回事。文物保护单位与文物部门管理的单位,是两个概念,两者不容混淆,更不能等同。”

 

  如今一边是文物部门再次打着各种旗号要强拆兴教寺,一边是长安区的招商项目正虎视眈眈。李利安教授说:“既然有了这么明显的开发意图,即使仅仅是意图,难道僧人们不能担心吗?”更何况现状已经风雨交加,故伎正在重演!

 

  在权力与资本的合谋绑架之下,佛教的围墙已经岌岌可危,拆迁的铲车已经开始搬运墙外的土方。在这横扫一切的铲车轮下,信仰、文化与道德良知全都被无情碾压。他们不允许佛教独立不倚、不卑不亢地走出围墙,只能被政商合一的庞大机器当作发展经济的“抓手”,把佛教抓出围墙!

 

  目前,历经磨难的中国佛教,在物欲浪潮的裹挟之下,命运浮沉不能自主,随时可能被他人褫夺或玷污。以护国利民为己任的佛教,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尚处在转型的不确定过程中。但无论佛教将如何走出围墙,也绝不能被经济的黑手拖出围墙、被失去制约的嚣张权力丢出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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