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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利安教授解读大慈恩寺的历史地位和玄奘大师的主要功绩

本文作者: 3年前 (2015-05-14)

近期,西北大学李利安教授在参与有关方面开展的迎接印度总理莫迪参访大慈恩寺的准备活动中,结合自…

    近期,西北大学李利安教授在参与有关方面开展的迎接印度总理莫迪参访大慈恩寺的准备活动中,结合自己以往的研究和多次讲演中的内容,再次表达了自己对大慈恩寺历史地位和玄奘功绩的看法。

    李教授从十个方面总结大慈恩寺的历史地位,即:

    1、唐代长安城中三大译场之一,以翻译印度佛教经典而名扬天下; 2、本寺所出高僧众多,特别是作为玄奘大师长期驻锡之地而为古今所共知;3、玄奘、窥基等在此创立中国佛教唯识宗,从而该寺也就成为唯识宗的祖庭;4、皇室敕建之寺院,为高宗做太子时为纪念其母亲文德皇后而建立。有唐一代一直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具有极高的地位;5、海外来华僧人居此地者众多,特别是印度、日本、韩国来华的僧人,从而使该寺成为一个国际性的佛教文化交流平台;6、该寺兴建时,据说是仿照印度的祇园精舍,寺院规模宏大,景色秀丽,位置优越,在长安城诸寺中富有个性;7、该寺中出现的“雁塔题名”成为唐朝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也使该寺具有了不同其他寺庙的鲜明特征;8、该寺及其附近区域为唐时文人游览常去之地,留下的相关诗歌极多;9、据《南部新书》记载,长安戏场多集中在该寺,可见其文化娱乐活动之盛;10、玄奘亲自申请、亲自设计并亲自监造的大雁塔,初期据说是一概中土模式,仿照印度的格式,后来经过重修,至今犹显其巍峨壮丽,因此塔而使该寺独出长安诸刹。

    关于玄奘的历史功绩,李教授曾经说,玄奘法师以其卓越的品格与超群的业绩而在佛教历史上放射着无上的荣光。印度大乘佛教徒尊称玄奘为“大乘天”,印度的小乘佛教徒尊称他为“解脱天”。印度戒日王称其为“大贤”,同时代的中国皇帝唐太宗称赞他为“法门之领袖”,同时代的佛教管理官员称其为“释门伟器”,当时的僧人称其为“释门千里之驹”,当时的佛教史学家道宣则称他为“季代之英贤”,“佛宗之法将”,最为普遍的称呼则是“三藏法师”。 我国的社会活动家、思想家梁启超说他是“千古之一人”,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称赞他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今天的中国人则称其为伟大的翻译家、思想家、佛学家、旅行家、外交家以及杰出的留学生代表,中印友好交往的使者、一带宗师等。当代印度孟加拉僧伽大会秘书长达摩帕尔说:“玄奘依然活在每一个印度人的心灵深处,倘若没有他字字珠玑般的著作,我们印度的历史就不会完整。”这些崇高的赞美之词不但承载着玄奘的历史功绩,而且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彰显着玄奘的精神品德。

    李教授从十个方面系统总结了玄奘的历史功绩:

    1.西天取经,学问精深,名震五天竺,在佛教故乡树立了中国僧人乃至中国国家的良好形象。玄奘凭借自己的聪慧无比的天资、西渡流沙的胆略、圆融各家的胸怀、坚毅高洁的品格、勤奋努力的作风,赢得了很多荣誉,获得佛教各派以及各方政治势力的一致敬仰,为佛门争了光,为中国人争了气,成为僧宝的典型,千年垂范,万古不朽。

    2.玄奘通过口述《大唐西域记》以及向其他人讲述等方式,详细介绍了西天取经过程中沿途各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佛教传播情况及其不同的文化特征,成为这些地区历史佛教地理的重要素材,为研究当时新疆、中亚、南亚地区的佛教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历史的空白。

    3.对沿途各国地理、民俗、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记述,既增长了当时中国人的视野,丰富了中国人的世界知识,也为研究中西交通、历史地理、文明交往、经贸往来、政治交往等提供了极其难得的依据。

    4.从印度取回并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为印度佛教向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人对印度佛教的全面而准确的理解奠定了基础,推动了中印文明交往的全面发展。玄奘囊一生翻译佛教经典1335卷,是中国历史上翻译经典最多的一位译经家,是中印文化交往的坚强支柱,也是中国文化重新塑造的历史功臣。

    5.和其弟子窥基等人共同创立了中国佛教法相宗,为中国哲学思想领域注入了一种全新的理论体系,影响至今犹存。玄奘一生钟爱法相唯识学说,在印度是这样,回国以后也是如此。尽管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翻译经典方面,但在他的指导和鼓励下,窥基等主要弟子大力弘扬法相唯识学说,形成了流传至今的一大佛教宗派,玄奘本人也因此成为一代宗师,而他所在的大慈恩寺也由此被称为法相宗的祖庭。

    6.因其崇高声望及合适的应对方法,取得了唐皇室对他本人的信任以及对佛教的支持,对当时佛教在国家中的地位的提升以及佛教的广泛传播均起到极大的作用。自古以来,中国宗教始终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早期的政教合一,到春秋战国以后的政教分离,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始终是宗教文化存在与发展的核心因素。因为佛教的外来性,所以自从两汉时代起,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成为佛教界必须面对和经济解决的头等大事。为此,道安才得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结论,而慧远在南方的抗争也成为另外一种摆脱政治控制寻求独立发展的努力。这个问题到了唐初时期,更加严峻地摆在中国佛教的面前,因为唐初统治者奉行尊道抑佛政策,佛教不但在三教中被排在了最后,而且在现实的政策中也受到很多不公的待遇,面临很多政策限制。玄奘凭借自己的声望并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方便的技巧,获得唐太宗和唐高宗的支持,尤其是《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的出笼,更为佛教争取到了权威的肯定,为中国佛教处理政教关系、获得良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7.主持兴建了大雁塔,成为后世直至今天文明全球的一大壮丽景观。大雁塔初名慈恩寺塔。唐高宗永徽三年(652),玄奘申请建塔,以便珍藏从印度带回来的经典。该塔仿西域形式建成,五层砖造。各层皆置舍利。基面各百四十尺,高百八十尺。武则天年中,依中国式样重行改造,筑至十层,每层四门,高三百尺。天祐元年(904)毁于朱温兵火,仅存七层,后虽经多次修建,然形式迄今未改。大雁塔现在成为唐代佛教文化的一座丰碑,也是西安市的重要标志性象征。

    8.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佛教学者和弘法良才,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根据相关历史文献记载,玄奘的门人很多,最著名的是神昉、嘉尚、普光、窥基,历史上称之为“玄门四神足”。此外,在奘门著名弟子中被视为异流的有圆测和法宝。

    9.直接或通过其弟子培养了一大批海外来华求法的僧人,推动了中国佛教向海外的传播。例如神昉,与智仁、圆测、玄范、神廓、胜庄、义寂等韩国僧人同为玄奘门下弟子。初住长安法海寺,精通大小乘经论。唐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始于弘福寺译经,房玄龄为其在全国选调“谙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所推”的12名大德赴京担任译经证义,神昉即为其中之一。尔后常列玄奘译场,协助译经。显庆年间,玄奘于大慈恩寺翻译《大毗婆沙论》200卷时,曾任笔受之职,又玄奘于玉华宫译《大般若经》600卷时,亦参加缀文。少时尊信《地藏十轮经》,永徽二年(651)玄奘重译该经,即任笔受。因为常随玄奘译经,成为玄奘的“四上足”之一。前后跟随玄奘达20年之久,成为玄奘译经班子中自始至终坚持到底的少数人之一。著有《成唯识论要集》十卷、《地藏十轮经疏》三卷等书。世称“大乘昉”,或称“昉法师”。再如圆测,也是新罗入华的僧人,为奘门新罗学人的领袖。他曾在玄奘的译场充当证义,著有《仁王》、《深密》、《成唯识》等《疏》,形成自己的特色。日本僧人道昭(629~700),河内(大阪府)人。俗姓船,出家后住元兴寺,以持戒坚固著名。孝德天皇白雉四年(653),随遣唐使小山长丹入唐,同行者有道严等僧俗13人。到达长安后幸遇玄奘大师,投其门下学习法相唯识教义,与窥基交往密切,精研法相,又从慧珊受禅学。在唐学成返日时,玄奘曾以佛舍利、经论及相宗之章疏等付赠之。齐明天皇六年(660,一说天智天皇五年)返回日本,初传法相宗,称飞鸟传、南寺传。后于元兴寺创建禅院,又至诸国弘传教化。文武天皇四年入寂,世寿七十二。依其遗命行火葬,是为日本最早行火葬者。再如,智通,俗姓汤坐。齐明天皇四年(658),与智达一道,乘新罗船来唐,在长安从玄奘、窥基习唯识。返日后,在元兴寺弘传法相学说,并开创观音寺,被称为日本法相宗第二传。

    10.倡导弥勒净土信仰和观音信仰,所译《心经》成为后世最流行的经典之一,也是今天佛教徒每日必诵经典,对佛教的法事活动和日常修持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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