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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利安教授就“雁塔祈福 钟鸣五洲”活动接受记者采访

本文作者: 8年前 (2011-01-01)

中国佛学网西安讯 2010年最后一天的夜晚,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教授应邀参加了“雁…

 

    中国佛学网西安讯 2010年最后一天的夜晚,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教授应邀参加了“雁塔祈 福钟鸣五洲”大型跨年祈福庆典活动。中国佛学网记者李心苑就钟鸣祈福方面的相关问题现场采访了李教授。

    记:根据我今晚的观察,雁塔祈福 钟鸣五洲活动场面宏大,活动内容丰富,调动的人力极多,物力的投入肯定也不少,听说一会儿的文艺演出和钟鸣更加华丽典雅,而且阵容强大。那么我想知道,这样一种独特的元旦活动其内在的文化意义和现实的社会价值到底如何把握和理解?
   
李:雁塔祈福 钟鸣五洲活动是一项内涵丰富的文化活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这项活动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轨的成功创意。因为元旦来自西方的历法,中国自辛亥革命之后就开始实行公历纪年,世界各国也都在近代以来陆续统一使用西方的历法。但一百年来,元旦这个被全球也被中国认为一年之始的重要节日始终漂浮在中国的土地之上。之所以不能落地生根,主要是因为传统文化中没有这个节日,而当今的中国人又没有给这个节日以土壤和阳光,没有精心培育,而没有阳光与土壤滋养的移植是不会成长的。过去虽然有一些元旦的庆典,但都是上层的、个别的、生硬的、形式的,没有感召性,没有形成民众的内心呼应。而本次活动将中国传统的鸣钟、祈福等文化活动渗透到来自西方的元旦节日之中,试图实现中西的接轨,这种创意是使西方节日走向本土化的重要举措。第二,本次活动是宗教文化与世俗社会圆融的有效尝试。借助佛教寺院这个平台,通过敲钟这种佛教形式,并与僧人一起共襄此举,体现了尊敬和维护佛教文化品位、挖掘和利用佛教文化资源的特色,但在活动项目的安排、活动仪式的展示、活动内涵的把握等方面又尽情表达非宗教的内涵,呈现出一派世俗社会的节日风貌,不但使佛教的钟鸣仪式走出宗教的范畴,而且使整个佛教寺院与世俗社会圆融一体,这既是对宗教世俗化的有力推动,也为宗教化世俗提供了极好的机会。第三,本次活动是文学艺术与现实生活会通的典范。中国传统节日中的文化因素越来越减少,吃吃喝喝以及麻将赌博、串通人际关系等活动尽管也属于文化现象,但毕竟缺少积极向上、性情陶冶、人文关怀、伦理教化、轻松雅致等文化趣味,至于元旦这个日子在文化方面更是一片空白,所以为节日特别是为元旦这样来自西历的节日增添符合现实需要的文化因素是中国人应该面对的一项文化工程。本次活动中的很多活动项目都具有很好的文化内涵,如全球征集祈福三字经、诵读祈福三字经、书写各自的心愿卡、祈福墙题字、集体绕塔、点莲花灯以及文艺演出中的戏曲、歌曲、舞、器乐、小品等都具有强烈的文学色彩和艺术情趣,而这种文学艺术方面的文化情趣是和民众的生活情趣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因为它不但表达了民众追求幸福的现实愿望,而且给民众带来欢快轻松和视觉的享受与内心的感染,这是一种文化内涵丰富、社会价值明显的辞旧迎新方式。总之,本次活动努力实现西方节日的中国化、宗教礼仪的世俗化,艺术活动的生活化,通过这三个方面的努力,既在元旦活动的文化饱满方面,也在新民俗的塑造与社会的价值引导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现实作用。

    记:那是否可以说,本次活动具有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接轨性、宗教文化与世俗社会的圆融性、文学艺术与现实生活的会通性?
    李:是的,也可以说本次活动是融艺术性、民俗性、宗教性、社会性于一身的节日活动,所以无论在本身的艺术塑造与民众的艺术陶冶方面,还是在自身的民俗内涵与社会的民俗推广方面,无论在自身的宗教内涵运用和民众的神圣感树立方面、还是在自身的社会吸引力与客观的社会影响力方面,均取得很好的成效,总体上是值得称赞的。

    记:“雁塔祈福 钟鸣五洲”中的“雁塔”与“钟鸣”都与佛教有关,作为一位佛教研究者,您认为本次活动是否与佛教有深刻的关系?
    李:总体上来看,雁塔祈福活动属于一个世俗性的文化活动,而不是一种宗教活动,所以与佛教的关系主要是形式上的。这种活动之所以是民俗性主要是因为它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祈福思想与祈福方法,并根据新时代的民众心理与生活方式的需要而进行了相应的改造,同时与佛教进行了适当的接轨,而形成一种新的新年祈福礼仪。

    记:与佛教的接轨主要体现在哪里?
    李:与佛教的接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次活动的主办单位之一就是大慈恩寺,从而显示了佛教组织的参与;第二,祈福的场地在佛教寺院之中,而传统的祈福场地既有佛教、道教乃至其他宗教的活动场所,也有家庭、宗庙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场所;第三,祈福的各个环节之中有僧人的参与,如祈福活动进行的同时,有僧人在大殿作法事配合,从而增加了祈福的神圣意义,而朗诵祈福三字经、敲钟、绕塔等也都有僧人参加;第四,通过敲钟的方式来进行,这与中国民间传统的祈福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敲钟本来是佛教寺院宗教生活中的一种仪式;第五,活动过程中的各种标识、符号以及部分概念等也与佛教有关,如点亮莲花灯、绕塔、获取念珠、佛塔的图画以及诸如“闻钟声,烦恼轻”之类的传统佛教用语的使用等。

    记:您刚才曾说敲钟本来的意义不是祈福,那佛教敲钟的意义是什么呢?
    李:佛教敲钟的含义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传递号令,如集众、作法等,如入堂钟即传令僧众进入僧堂,引申含义则可以理解为纪律、法度以及提倡,号召,推动等;二是作息报时,如定钟即告诉初夜坐禅的时间,引申的含义则可理解为作息有度,珍惜光阴,激励精进;三是降魔解怨,即降服魔鬼,化解冤结,引申含义则可理解为挖掘生命潜力,扫清各种障碍,树立信心和斗志;四是消业除罪,即消除众生多世的罪业;五是唤醒迷梦,清净心灵,即用智慧的力量使充满烦恼的人类从烦躁、虚浮、重负、堕落、孤独、忧郁等负面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这种含义中所携带的批判与反思的精神在竞争激烈、人心疲惫、道德滑坡的现代社会值得大力提倡。


    记:您刚才说本次敲钟祈福活动基本上不属于佛教活动而是一种民俗文化活动,那民俗文化中的祈福和佛教的祈福有什么不同呢?
    李:中国历史上的民俗性祈福类型多样,互有区别。经过整合而呈现出来的这种现代的祈福活动,是把传统的文化资源和现代社会的实际生活结合起来,借助佛教的形式,在新年到来之际,表达和传递美好祝愿的一种喜庆、轻松、祥瑞的民俗文化活动。这一集宗教、艺术、民俗于一体的文化活动既有利于传承古老的中华文化,也有助于把这种吉祥而神圣的文化信息向民间广泛传播,并在彰显文化资源、教化世道人心、促进各界交往、推动文化传播和文化产业开发等方面,具有非常现世的意义。如果和佛教的祈福比较起来,区别还是很多的。今晚的活动盛大而热烈,文化性和社会性都很好,但单单从其中的祈福来看,还显得很功利,只注意顺应了民众追求幸福的意愿,而没有注重引导民众的精神提升。佛教认为人类的一切问题都是因为内心的污染,从而蒙蔽了心性的光辉,使人处于昏沉迷梦之中。由此,对内导致贪嗔痴三毒,造成个体的烦恼、生命的煎熬和道德的沦丧;对外导致人群的争斗、政治的腐败,和世界的苦难。所以,佛教认为,获得幸福的唯一途径就是启迪智慧,净化心灵,也就是要唤醒世人的迷梦,由此看来,佛教祈福文化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是“醒世的祈福”。按照这个原理来说,祈福不如惜福,惜福不如修福。

    记:现实中的佛教还是存在着明显的祈福信仰和大量祈福活动的吧?
    李:是的,尽管证悟智慧是根本,祈福不如惜福,惜福不如修福,但因为佛菩萨的慈悲救护品格以及众生的现实安乐追求,在历史上,佛教在民间还是形成各种形式的祈福活动。佛教的祈福主要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向神灵祈求赐福,因为佛教的祈求一般伴随着某种承诺,所以这种祈福也可以叫做“许愿”;二是树立某种生活目标尤其是人生的终极目标,这叫“发心”或“发愿”,佛教最重视这种祈福;三是为他人为国家乃至为整个众生祈福,这叫做“回向”,也就是“祝愿”。

    记:刚才在祈福墙那里看到对五福的介绍,您说那是中国传统的五福,而不是佛教的五福。那佛教的五福有什么不同呢?
    李:其实佛教的五福与传统倒没有本质的区别。佛教的五福是指:长寿、多财、端正、名誉、聪慧。与中国传统的五福相比,强调了长相的端正英俊,名誉声望的远播,以及聪明智慧。因为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儒道两家,所以,佛教祈福的区别主要是在理论情趣上与儒道两家的分野。如儒家以积极奋进为特色,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号召人们承担其各自的社会角色,面对现实,积极入世,努力作为,从而成名成家,荣光耀祖,立德立言,青史留名,既造福自己,也造福社会,所以,儒家的祈福文化可以称作“治世的祈福”。这种祈福文化是入世的,奋进的,也是功利的,其心境往往是澎湃而激昂的;道家以道为终极真理和宇宙的本原,以自然为终极所皈和最深沉的依托,讲究道法自然,倡导自然而然,把一切融进自然之中,所以,无论是个体的吉祥幸福,还是社会的和谐美妙,所有的愿望都必须在随顺自然中实现。所以道家的祈福文化可以称作“顺世的祈福”。对个人来说,所谓“顺世”就是顺势,也就是不与主流社会相悖逆,不肆意激发主观能动性,保持清静无为的状态;对整个社会来说,就是使人类的这个“世”完全顺应自然的法则。这种顺世型的祈福文化是清净的,出世的,无为的,自然而然的。而佛教的祈福,正如前面所说的,则是一种醒世的祈福。

    记:那么今晚的祈福活动您认为是否和佛教的精神还有一定的距离?
    李:今晚的钟鸣祈福活动呈现出火热的场面,宏大的气势,激越的愿望,更多地体现出儒家的文化气息,尽管和佛教也有吻合之处,但根本精神同佛教的醒世旨趣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也曾经提出建议,希望新年鸣钟祈福在传递美好祝愿、鼓舞积极奋进的同时,以某种合适的方式,表达冷静反思、出世超然、净化心灵、提升道德等更具有佛教特色的文化内涵,从而使其更加具有佛教的文化氛围,也更具有现实的教化意义,也就是提倡大家倾听钟声背后的智慧之音。当然,我也理解这种智慧启迪的倡导是很难抵挡功利化追求的强大力量的。

    记:主办者希望通过雁塔钟鸣祈福而打造一种新的节日民俗,您认为可行吗?
    李:阳历新年的元旦是一个西方的节日,中国古代根本没有,所以从传统来讲,没有规定这一天到底来做什么,到底如何度过。随着民众经济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文化需求的日益扩展,形成新的元旦民俗是可行的,也是有时代意义的。但连续多年的钟鸣祈福其实只是限定在一个很小的群体范围内,离形成新民俗还非常遥远,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从古今关系来看,鸣钟也好,祈福也好,都是古老的文化传统,所以在很多方面都有传统规矩与传统心理的制约,必须尽可能理解并遵守,但也必须在观照现代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基础上努力创新,实现最恰当的古今贯通。目前的情况是古今结合不到位,现代的太现代如舞台演出,传统的太传统如法事活动。钟鸣部分没有进一步深入挖掘,显得极其简单而随意。从圣凡关系来看,钟鸣是一种宗教性的法事,祈福是一种宗教性的祈祷,都属于宗教传统,前者本来只是出家修行者的行为,而后者也只是信仰者才乐意进行的活动,都具有神圣的意义,携带着神秘的文化气息。这种强烈的宗教性必须与社会广大民众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结合起来,与现代社会的世俗文化结合起来,实现宗教性与世俗性的有机统一。目前的情况是,宗教的神圣感几乎丧失殆尽,一味追求名人效应也使其中的一些仪式失去了庄严肃穆,而神圣感的缺失可能导致吸引力的下降。从形神关系来看,无论钟鸣还是祈福,都要借助一定的器物、在一定的空间下、并通过一定的仪式体现出来,从而呈现出强烈的有形性。但“形”只是凝聚、展示、表达、传递某种思想感情或文化概念的外在形式而已,“形”背后的“神”也就是某种文化理念和感情诉求等却是具有更深刻、更持久意义的神韵。这两者如何有机统一起来,涉及的问题很多,目前看来,基本上是形中缺神,而神无寄托。从雅俗关系来看,钟鸣属于一种庄严肃穆并讲究礼仪和规矩的雅文化,而祈福则更多地体现出俗文化的气息,钟鸣与祈福本来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历史上二者更多是处于分离状态,如今借助钟鸣传递祈福,也就面临一个雅俗结合的问题。今年的钟鸣祈福高雅有余而通俗不足,难以形成民众广泛响应的效果。钟鸣祈福要为佛教界人士和广大民众从内心真正而普遍地接受,就必须使这种文化更加具有通俗性,从而具有更加普遍的民众呼应,在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从点面关系来看,钟鸣祈福集中在一个具体的空间,而一个空间因为容纳量以及人力物力等方面的限制,不可能接待广大民众普遍参与,所以应该把雁塔钟鸣祈福同所有寺院的钟鸣祈福结合起来,在现有的雁塔钟鸣祈福的基础上,以大雁塔为中心点,逐渐向其他寺院扩展,不断扩大本项活动的空间范围,形成多点链接共成一面、全方位辐射整个社会的景象。只有当所有寺院都举行新年鸣钟祈福活动并有广大民众主动参与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创意者所期待目标,即使本项活动成为一种新的年俗,否则只能是一种空想。

    记:您还有什么建议呢?
    李:陕西具有深厚的佛教文化资源,在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佛教文化中心,对中华文化和东方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至今依然留存着极为丰富的历史遗存,为世人所仰慕。就连“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寒山寺,也是因为我们陕西人寒山而得以创立和传扬千古。在浑厚博大的陕西佛教文化资源体系中,“雁塔晨钟”名扬天下,古今不衰,始终焕发着无穷的魅力。由于大慈恩寺历史上曾经是国家最高级别的皇家寺院和最有地位的佛门译场,也因为玄奘师徒在这里的佛教文化创举而被全世界奉为佛教唯识宗的祖庭,大慈恩寺内的大雁塔是玄奘亲自设计建造并留存至今的规模最大的唐代建筑,所以,雁塔晨钟便具有了多重的文化内涵和震慑人心的神圣意义。雁塔之钟从波澜壮阔的大唐历史中获得丰富的滋养,从博大精微的佛教哲理中获得深厚的底蕴,从千古传承的神秘信仰中获得灵异的感应,从十方信众的虔诚愿力中获得崇高的品味。这是一种神奇的文化宝藏,是一种最吉祥的祝福。所以,我认为新年鸣钟祈福是一项古今贯通的文化策划。至于建议,刚才在回答将元旦祈福打造为新民俗是否可行时已经涉及很多。最后,我想强调的是,新年鸣钟祈福活动的开展,除了在艺术效果、礼仪规划、人员参与、传播手段等方面要用心策划外,一定要重视在佛教钟鸣文化的内涵方面进行深入挖掘,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欢庆热闹、求财求福、政治效应、文化外形、经济效益等世俗而浅表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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