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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贵华:佛教入世的文化担当与出世的圣道坚守

本文作者: 2年前 (2016-01-17)

一、中国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1.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复兴  我的思考的出发点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一、中国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1.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复兴

  我的思考的出发点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是中国梦。这里不谈与政治的关系,仅考虑文化建设所参与的部分。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真正迈向未来而崛起,一定要有优秀、先进与健全的文化作为内在的精神力量,没有这样一个文化精神力量就无法支撑持续稳定与全面发展。所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需要而且根本在于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但现今中国文化的现状难以满足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与历史的要求,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要知道一个大文化的重新铸型关键是其传统的传承和发展。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大国、一个大民族的文化不是以传统文化作为内核来发展,这样的文化必然是无根的,至少在相当长时间内很难获得稳定性,很难具有持续发展的可能。但中国现代百年来的历史总体上看无异一个审判、批判传统文化的历史,到文革时差不多已摧毁了儒释道,文化祖坟已然坍塌。这种状况直到改革开放时期才有改变。这就需要来一场传统文化的复兴,否则中国的文化未来是暗淡的,更遑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了。

  2.儒、佛、道作为传统文化与传统宗教

  中国传统文化是多文化主体融合的整体,其中儒佛道这三个文化主体构成了根干。这里主体是能在相当程度上自主发展的实体的意思。文化的复兴涉及到传统的传承,这就面临着一个问题,作为传统文化三主体的儒释道应该如何恢复重建?能作为根干的传统文化主体,当属优秀传统文化范畴。这样的传统文化主体有双重身份,即,既是传统文化,又是传统宗教。作为主体性传统,必须具有四个层次的精神特征,即超越性、普世性、传统性与时代性。超越性指深度,不受具体的时空与历史、文化背景等的影响;普世性指广度,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与普遍的适用性;传统性指历史上构成了漫长时期的延续,具有相当坚固的存在性;时代性指面向新时代、新环境、新问题,能够方便调适,具有强大的适应性。古代儒、佛、道三个主体文化都具有这四个特征,所以既是传统文化,又是传统宗教,差别仅在是否平衡具足而已。比如,儒家传统文化的色彩浓重,但传统宗教的色彩较淡一些,道家虽然两方面都具足,但其传统宗教一面是通过道教来体现,而道教与道家的关系并非完全一体,只有佛教作为文化与作为宗教的两种角色不仅是平衡的,而且是一体的。这样我们可知,传统文化与传统宗教的角色体现在儒佛道三者中的情况不同,儒家是二者一体,但不平衡;道家二者平衡,但一体性不足;唯佛教一体性与平衡性兼具。儒道两家最先都是从文化角度开展出宗教性的,佛教则是从宗教角度落地本土化而获得文化性的,但最终它们都获得了传统文化与传统宗教的两重性,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最核心的三大主体。

  总的来看,传统文化的文化性质与宗教性质是关联在一起的,包括道家与道教间也不例外。这两种性质已经成为传统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正因为如此,儒、佛、道作为传统文化主体,不仅体现了文化传统的功能,而且体现了宗教传统的功能,带来直到近现代的中国文化的稳定延续。

  3.宗教、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形成

  佛教作为传统文化与传统宗教是以传统宗教为本位的,而且它的传统宗教的性质与地位是作为外来宗教实现本土化后转身而获得的。这就涉及到中国民族本有的宗教以及后来传入的其他宗教的问题。这意味需对中国的宗教进行区分,大致可以区分为三种,即民族宗教、国民宗教与传统宗教。民族宗教指民族自己本有的宗教,国民宗教是指一切合法化的宗教,而传统宗教是已经成为传统的宗教。传统宗教与国民宗教都可包括从外传入但已合法化的宗教。中国道教是从民族宗教成长起来的传统宗教与国民宗教。中国佛教不是民族宗教,但是国民宗教,也是传统宗教,而象基督教等虽然是国民宗教,但既不是民族宗教,也不是传统宗教。

  民族宗教可以发展为传统宗教,进而成为传统文化主体,外来宗教也可转化为传统宗教,乃至成为传统文化主体,但其中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本土化过程,逐渐融入这个新环境而落地生根,最终成功转型,正如佛教所经历的那样。

  如果从文化角度看,也存在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分类。一个传统文化主体的形成可以是民族文化或者民族宗教成长而成,在此过程中还可能有外来文化元素的不断加入,如儒道那样;也可能是通过外来文化或者外来宗教本土化后的转型实现的,如佛教那样。

  二、中国佛教的文化担当

  1.佛教自身文化主体性的重新确立

  进入近现代,中国遭遇千年未有的文化大变局,西学东扫,工业文明渐取代农业文明,儒、佛、道面临现代化挑战。尤其在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压制中,传统文化整体在意识形态性质上被判为负面存在,儒、佛、道各自的主体性与本位性都渐渐丧失,完全边缘化。改革开放后,情况渐渐有所改善,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定位方面,将儒、佛、道纳入了优秀文化的范畴,三者作为传统文化主体的意义得到肯定。

  从现今的存在状态看,儒、佛、道三家差别很大。就儒家来说,实际上在现代一百年来已经失去了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地位,仅是一种优秀的文化资源,而非现实存在的真正实体。道家通过道教仍保有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地位,不过道教实际已非常弱势,规模太小,情况不容乐观。相对而言,虽然在现代佛教的文化主体性地位已弱化,甚至在文革时几乎被中断,但通过近三十年的努力,得到了较大恢复,到现在这三者中,可以说真正只有佛教的文化主体性地位还较为稳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关键还得看对佛教的文化定位,看佛教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也就是说,儒、佛、道三家的恢复与重建,应该以佛教为领头来开展。

  2.佛教作为现时代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

  中国文化复兴需要把先进文化和优秀文化结合起来发展。在优秀文化中主要是指以儒佛道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但现时代真正能够重新塑造与坚守自身文化主体性地位并保持发展势头的就是佛教。具有主体性地位的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具备超越性、普世性、传统性与时代性,但在儒佛道三家里边,佛教最完整、最平衡地具备了这四种要素。

  首先,在超越性上,佛教以解脱觉悟的出世目标为内在趣求,不仅要证得诸法实相所摄的真实境界,而且要获得涅槃自在的理想存在,所以具有超越性是明确的。

  其次,在普世性上,佛教有影响广泛的精神建立,一是思想核心,即缘起与空的思想,二是善恶因果报应的道理,三是慈悲感恩的观念,这三方面使佛教的精神价值对人类文化具有不可磨灭的普遍意义。

  再其次,在传统性上,佛教进入中国已经有两千年了,早已经落地生根,融化入中国的文化血脉中,成长为了一个不可分割与动摇的坚固传统。

  最后,在时代性上佛教也是无与伦比的。时代性主要指适应性。这可从两方面看。第一,中国佛教具有最为强大的融合性,毕竟圆融性是中国佛教的基本文化特色之一,这已经众所周知、毋庸置疑了。因此,佛教在任何时代都有极强的适应性。第二,超越性与普世性可显示佛教对变化的时代与环境的适应性,如要依据普世性观察,可以缘起与空的思想为例来简单说明。可以提出一个强表述:缘起性空的思想是适应时代性的一种最好的精神形态,为什么?因为从性空来说有出世性,从缘起来说有入世性,出世性与入世性是不二的,是一体的;性空具有批判性,而且是一种彻底的批判精神,而缘起思想有建设性,批判性和建设性这两者也是不二一体的;空意味的是亲切、直指的趣向,代表真实性、智慧性的一面,而缘起代表慈悲的一面,随应众生而显现;空又代表原则性,有原则的坚持在其中,同时缘起又有一种方便性,可以因时因地、因各种条件来方便的进入和方便的开展。所以佛教的时代性即因应性、适应性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最强的。

  佛教相对于儒、道在四因素的具备方面更健全一些。儒家文化在超越性与时代性方面有所不足,道家文化在普世性与时代性方面也类似。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佛教现今不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最主要的代表。换句话说,在古代儒家文化是儒佛道中的代表,但现时代在儒家文化丧失了主体性地位后,则是佛教了。

  3.中国佛教在传统文化中的担当

  佛教作为具有主体性存在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在整个中国文化复兴中,要有时代性与历史性的文化担当,要有自己的文化自信。习近平曾提出重新构建中国文化的新价值体系,这确实是中国文化复兴的重心所在,在其中佛教应该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传统文化复兴与重建中要发挥核心作用。

  具体来看,中国佛教应该承担起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弘扬者与守护者的重担。佛教自身作为主体性文化存在,理所当然要传承与弘扬佛教传统,要坚守自己的主体性与本位性,但作为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同时要领导、支持与守护整个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国家在文化发展战略中也寄望于佛教发挥这样的作用。中国佛教应该肩负起这个带头重任,引导全体优秀传统文化来相互配合,来整合资源和力量,在新文化的建构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是佛教在传统文化复兴中的担当。

  中国佛教以其缘起和合思想、智慧慈悲精神与圆融特色,能成为对世界各种文化的融合以及各种宗教的沟通的黄金纽带与可靠桥梁。中国佛教历史上在东亚就已经起到了这个伟大作用,对现时代来说这也是一个具有现实重大意义的可能。

  在人类未来的文化开展中,佛教也要有自己的文化担当。我曾把人类文化发展分成四个阶段:小文化时代、大文化时代、普世文化时代和整体文化时代。小文化时代是指文化的整体教化意识还没有形成的阶段,到文化的整体教化意识形成以后就叫做大文化时代,这样一种文化意识的出现是以整个人类作为教化视域的教化立场为标志的,也就是轴心文化的形成,特征是神和圣的文化。这其中,圣的文化是东方如佛教、儒家这样的文化,神的文化是西方的基督教这类文化。后一阶段是普世文化时代,这是科学人文的文化。西方科学文化讲人和自然的对立,人和其他生命的对立,是一种二元分立的文化精神,这明显不符合人类精神的发展趣向,也不符合人类生存的发展趣向。所以下一阶段文化是能超克二元对立的文化,可称整体文化,也可称广义的生态文化。这种文化观待的是相对独立但又关联在一起的整体,强调生命、自然、精神是合一的。在未来的整体文化中,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必能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佛教其基本思想“和合缘起”观能直接体现整体文化的精神,更应弘扬自己的独特文化价值,在人类未来的文化发展中发挥自己的重要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佛教对迈向未来的文化,对全球化的文化,对现代文化的建构,要有真正的担当精神,但这还需要自己在自信心与弘扬力度方面空前努力。

  三、中国佛教面向未来的开展

  1.反思传统中国佛教的弊端

  佛教自身的文化定位,它在中国文化中的担当,最终当依赖于佛教自身面向未来的发展。只有充分发展了的佛教,才能承担作为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的重任。但佛教面向未来的发展必须以反思传统中国佛教的问题作为前提。

  佛教最初在中国传播的形态是民俗性质的,后来经过上层文化精英的提倡,在南北朝慢慢又形成了精英层面的佛教,精英化的佛教从此成为了古代中国佛教的主流。但总的来看,中国的佛教历来都是有精英化的佛教和民俗化的佛教这两个层面的开展的。精英化佛教从社会意识形态的定位出发,为了避免和皇权、儒家在世俗社会和政治领域争夺,就达成一种妥协,集中体现其出世化的一面,即山林佛教定位,但这也带来了问题,那就是缺少普化众生的向度,变成了冷佛教,即注重境界、智慧,而不注重广大的菩萨行,不注重社会普摄与普化,不强调入世。后来在这样一种精英化佛教衰落以后佛教就剩下了民俗化的佛教,即民俗化的层面凸显了出来,成为主流。现代人间佛教的兴起就是试图对民俗化佛教作一个反思,构成一个革命。但实际并没有达到一个革命,也没有跳到精英文化那一端去,而是构成了一种民俗化佛教的升级版。甚至可以说,现在的人间佛教在很大程度上仅是一个民俗佛教的初步升级版,还没有升级到包括圣道那样的高级层次。民俗佛教的初步升级版的特征就是对佛教进行矮化、俗化或者神秘化。这种民俗化的发展,不代表真正佛教的整体面貌,不代表佛教面向现代应有的全面开展,而只是佛教在结缘、普化层面上的一种形态而已,不能拔高,不能过度美化,当然也不能一概否定。这里面需要如实反思,甚至很多东西需要建设性批判。

  佛教要真正如理如法地开展,更需要对从古至今的中国佛教史全体予以反思,否则不能保证中国佛教的主体性、本位性,就会失位、失色。我曾将中国佛教的弊端归纳为五化,即虚化、偏化、矮化、俗化与异化。第一种是虚化,指传统的中国佛教偏重向上一路、忽视甚至放弃向下一路的开展,且偏重悟偏重境界而忽视闻思经教;第二种是偏化,也就是注重自己宗派的趣向,对其他的趣向进行排斥、否定;第三种是矮化,指像现今人间佛教那样只图向下结缘而舍弃向上度化,把佛陀成圣之道降等为人天福报性质;第四种是俗化,即只有民俗版的升级、民俗版的普化;最后一种是异化,即将佛教变异为其他的宗教,以佛教之名行非佛教之事,成为附佛外道、附佛邪道。

  2.开展佛教社会教育活动

  由于佛教遇到了种种问题,特别是矮化、俗化、异化现象特别严重,应广泛开展佛教的社会教育活动,不仅是教界,还有包括学界都要推动这样的活动,以此去除社会对佛教的偏见。要知道我们中国社会经过了现代这一百年来反传统文化的洗脑,基本上把佛教当成了批判性的对象、封建迷信的产物、边缘化的存在来看待。即使现在重视传统文化,也提倡佛教的正面意义,但是政界和思想学术界大多还是视佛教为一个迷信、落后的对象,所以佛教的社会教育活动的开展是必要与紧迫的,以树立正信,批判附佛外道和附佛邪道,凸显佛教的独特价值,坚守佛教的主体性与本位性,增强佛教的信仰自信,同时也明确佛教在传统文化乃至中国文化整体中的定位,显示佛教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与守护者的面貌,努力使佛教在社会各个层面都有开展,参与新的中国文化价值系统以及新的全球普世价值系统的建构。

  3.推动佛教义学的发展

  佛教义学是依于佛教本位的学问,可称佛教自己的学问,用以诠释与开显佛教,历史上它的开展与佛教自身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佛教的兴衰意味着佛教义学的兴衰,如果没有了佛教义学来阐述、护卫佛教,那么佛教就得不到彰显和弘扬,不能保证其独特的精神品格。后者也是近世佛教日益俗化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积极推动与深入开展佛教义学势在必行。但现在佛教义学的开展必须以经论的普遍学习为前提与基础,也要和佛学院的教育联系起来。因此,佛学院作为培养佛教自己人才的主要场所,不是应向社会看齐,不是应与学术结盟,而是要与佛教义学结盟,即与佛教义学关联在一起,以这样的方式发展。简而言之,不能走社会化与学术化的模式,要走修学化与义学化的道路。

  4.树立完整佛教观

  完整佛教观是把佛教视作整体的佛教观。按照这种立场,佛教是一个由大乘、小乘、人天乘构成的整体。这三乘各有自己的直接目标,其中大乘是修行成佛,小乘是成就阿罗汉或者独觉,人天乘是获得人天果报,但三者最终都构成了成佛的阶梯,也就是说,不仅大乘,而且小乘、人天乘的修学最终都指向成就佛果的方向。这样的整体性,用简明的话来说就是向上一路和向下一路都要具足,并且要以向上一路为本,而摄向下一路。向上一路是坚守出世方向即圣道性,引导众生走向菩提解脱;向下一路是与众生广泛结缘,普遍利益众生,由此普摄、普化众生。没有向上一路,佛教就失去了作为圣道的本质,而没有向下一路,佛教就无法广泛缘摄众生,引导众生走向佛教。这样的原则立足于佛陀普度一切众生的完整本怀,是佛教的总体实践所必须贯彻的。现今在台湾的人间佛教实践一般只强调向下一路,与向上一路割裂开来,堕入了俗化的弊端。如果这些人间佛教实践有合理的划界,能认清自己仅属于人天乘或者结缘层次的佛教开展,给向上一路留下余地,那就仍属佛教正法在一个方面的开展,否则就是相似佛教。

  5.严格僧团管理

  现今佛教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加强对僧团的管理。僧团作为三宝中的僧宝,具有表法、住持法和弘法的功能,这个功能体现了佛教的主体性与本位性,是正法久住、法轮常转的保证。但现今僧团的这个功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难以真正守持佛教的主体性和本位性,所以就要求对僧团的素质进行提升,也就是要让出家众主体真正变成僧宝。这其中有一点必须强调,并非所有出家众都是僧宝,僧宝是满足一定条件的出家众。要培养僧宝,就需严格按规范来开展。首先是应该建立严格的出家制度,以保证出家众的基本素质;出家后要有培养制度,以培养出合格的僧材;还要有沙汰机制,即如果有一部分僧人不合格,就要驱逐出僧团。在现今这样的商业社会,对经济和财务方面也要有严格的制度来监管,防止僧团出现大面积的腐败现象。僧团管理可以通过以下两项措施来实现:一个是立法,给出佛教的运行与管理的宏观指导原则;另一个是制度化的管理和建设。

  6.发挥居士的重要作用

  开展佛教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积极发挥居士的作用。首先要把僧团和教团的概念区分开,不能认为整个佛教就是僧团,实际佛陀就反复指出要以教团为佛教的代表,而教团由四众弟子组成,即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尼,当然领导者必须是出家众。但在我们中国从古至今基本都是僧团本位,重出家众(比丘、比丘尼),居士(优婆塞、优婆尼)几乎在教界没有什么地位。所以现在佛教界要以教团观念来看待佛教信众的构成,也要以此原则来处理居士和僧团的关系,即僧团是弘法的主体,但居士也可以参与弘法,主要是经论的讲习。这就是说,不仅要有出家众的道场,也可以有在家众的经论讲习场所,像欧阳竟无先生谈的,即可以建立居士道场。现在要挽救佛教衰退的趋势,佛教界就必须积极开展居士佛教,特别是多建立居士讲习经论的道场。当然,居士道场可以请具格的出家众来指导。但居士道场里一般应该是居士唱主角,主要由居士来开展经论的讲习,而除宏观指导外,可以没有出家众来具体参与。僧团主要是办好向上一路,在此基础上来指导居士开展向下一路。比如人间佛教,作为人天乘或者结缘性质的开展,完全可以由居士为主推动,由居士的团体面向社会来推动。居士团体不仅能够弘法,而且还能护法。在佛教文化、社会教育、公益慈善、临终关怀、环保、动保、素食等等方面都可以以居士为主来担当,而无须出家众大量来直接担当。尤其是要抵御佛教俗化、神秘化等现象,更需重视居士团体的作用,大力发挥居士佛教的积极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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