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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市场理论与中国宗教社会学实证研究的范式突破

本文作者: 5年前 (2014-01-28)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宗教市场理论引领了一场宗教社会学界的“范式转换”,对各国的宗教社会学研…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宗教市场理论引领了一场宗教社会学界的“范式转换”,对各国的宗教社会学研究均产生了较大影响。中国宗教有其独特的信仰模式和演变历程,这就要求研究者在吸收、借鉴市场论模型假设的同时,也需关注其在中国宗教研究中的范式困境,并通过不断的修正、调整来推动宗教市场理论的“中国化”进程。

  与以往偏重探讨结构、功能的宏观社会学理论不同,宗教市场理论更重视具体的经验数据资料,它是一种遵循社会学演绎逻辑和科学证伪原则的“中层理论”。以理性选择假设为逻辑起点,宗教市场理论将供给与需求概念引入其理论模型,并指出世俗化理论等关注的“宗教需求”,长期来看,这一需求是非常稳定的,宗教市场的变化主要源自宗教产品供应方的影响。

  在“宗教供给”思路的基础上,斯达克等学者则提出市场理论的核心假设,即:不同宗教公司间的自由竞争不是令信仰遭到侵蚀,而是产生了热切而有效率的宗教供应商,提升了宗教市场整体的活力和参与度。

  直接测量宗教竞争等变量较为困难,市场论学者因此转而论证“宗教多元促进宗教参与”命题,以期可以间接证明其核心理论假设。只不过近年来多数研究已倾向认为,宗教多元与宗教参与两变量间的相关性情况仍不明确,目前没有可信数据表明前者对后者存在积极影响。

  具体到中国社会,宗教市场理论在使用Herfindahl等指数测量宗教多元时,要求被测群体的信仰身份明确而具排他性,且在总人口占很高比例。但最新的统计资料显示,基督宗教等排他性信仰群体虽在中国大陆有大幅增长,但仍在总人口中占很低比例。同时,早在20世纪六十年代,杨庆堃先生就注意到中西方宗教间的结构性差异,为此,他界分了制度性宗教和分散性宗教,并明确指出:与西方的制度性宗教模式不同,在中国居于主导地位的始终是与社会结构互相嵌入的分散性宗教。而中国宗教的这种分散性、包容性特质也对基督宗教等排他性信仰群体产生了较大影响,形成了仅测量排他性宗教的宗教多元和竞争变量难以统计、分析的中国式宗教信徒,市场论的基本假设也因此变得无的放矢。

  由于宗教多元和竞争假设的解释力有限,宗教市场论学者开始关注宗教管制变量,提出“降低宗教管制有利于提升宗教整体活力”的去管制化假设。由于操作化宗教管制变量需要大规模跨国数据的支持,已有研究目前更多探讨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宗教变迁个案。其中台湾地区近年来的宗教变迁情况,就较好的印证了宗教市场理论的去管制化假设。

  相比之下,中国大陆的宗教环境特殊而复杂,更没有经历去管制化过程,宗教管制变量由此更多成为研究者立足中国宗教现况,反思、修正市场论之模型假设的着眼点。如“三色市场”理论指出市场论学者忽视了中国宗教的独特性,高度的宗教管制不会抑制宗教的整体活力,而造成了宗教市场的复杂化、三色化;“三大板块”理论依据主导中国政教关系的政主教从模式,将当代中国宗教划分为地位不同、处境有异的三个板块;“短缺经济”理论则挑战了市场论“宗教需求相对稳定”的预设,认为宗教管制是导致宗教需求大幅波动,并造成“宗教短缺”局面的主要因素。

  总体来看,宗教市场理论的宗教竞争和多元、宗教去管制化等假设在运用到中国宗教的具体研究中时,存在操作化困难、解释力有限等问题。中国宗教社会学者可能更应充分考虑中国宗教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转换思路以寻找更适合的变量、假设来解读中国现实的宗教信仰状况。

  基于此,未来以中国经验为基础的宗教社会学研究应高度关注两个要素:中国特殊的宗教信仰模式,及受此影响产生的独特的宗教管理、管制效果。以这两个研究视角探讨当代中国宗教的发展变迁现况,不仅能彰显中国宗教信仰的独特性和多样性,也将具备很强的理论解释力。目前,探讨中国特色之宗教信仰和管理模式的研究多停留在理论假设阶段,因此更急需各类资料翔实之宗教社会学实证研究的论证、完善和补充。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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