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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玉茹:北宗禅法在唐长安比丘尼教团中的流布 ——以法云尼寺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作者: 1年前 (2017-04-24)

摘要:武周以后北宗神秀一系禅法在两京地区广为流传,在皇室、亲王、官僚贵族中广有信众。在与政府的互动中…

摘要:武周以后北宗神秀一系禅法在两京地区广为流传,在皇室、亲王、官僚贵族中广有信众。在与政府的互动中,北宗禅系逐渐脱离了早期禅众的特点。安史之乱对与上层联系紧密的北宗禅系造成极大冲击。经过滑台大辩论,北宗禅的影响进一步衰落。尽管如此,北宗禅法在长安地区寺院仍维持着相当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出土法云寺尼墓志的考索,分析了北宗禅代表人物普寂圆寂后北宗禅法在长安比丘尼教团中的影响以及法云寺诸尼在修持中禅律并重的特点。

关键词:北宗禅法;普寂;法云寺;比丘尼

作者简介:周玉茹,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两汉时期,佛教初传中土,禅门修行的经典如《安般守意经》、大小《十二门经》、《般舟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等介绍大小乘禅法的经典相继翻译成汉文并在中土形成了规模不等的禅行者群体。到南北朝时期,经鸠摩罗什、佛陀跋陀罗、昙摩密多等人的传播,罽宾禅法也在中土广为流传,禅僧群体进一步扩大。随着各种经论的不断翻译,本土僧人结合中土的特点开演出新的禅修法门和禅修理论,禅宗逐渐形成,建立了自己的宗门法统[]。以神秀为首的北宗禅法凭借朝廷的支持一度在两京地区广为流行,僧尼广为修习。比丘尼禅修早在六朝时期就已蔚然成风,其所修习的禅法涵盖了当时南方流行的主要禅修派别。[

 

一、北宗禅法在唐长安的流传

 

开皇元年(581)杨坚废掉北周静帝自立,建立了隋朝新政权。杨坚即位后,立即大力恢复和重建佛教,从开皇元年(581)二月开始,隋文帝不断下诏修寺建塔,目的主要是招徕游僧入寺安居。[]开皇十年(590),隋文帝接受昙迁的建议,准许此前所有僧尼私度者,并听出家,一时取得合法剃度手续的僧尼达十数万人之多。新建的佛寺中,禅寺或用于安置禅僧的道场比例较高,时人谓之:隋高造寺,偏重禅门[]但是,隋朝统治者试图通过建禅寺安抚流动禅僧的目的没有实现,数以万计的禅僧仍在山林村落乡野游化出没,形成大型禅僧团。从南北朝后期开始,菩提达摩一系禅法的影响超过了前期的佛陀跋陀罗为首的罽宾禅系。达摩禅法经过慧可、僧粲、道信发展到弘忍时进一步发展壮大。

经过五祖弘忍的弘扬,禅宗日益受到地方官员和中枢的注意,对禅宗领袖的延揽和供养也成为政府羁縻、利用、控制禅众的手段。[]早期禅宗的代表人物老安、玄赜和神秀都被统治者延入京中供养,影响最大的是神秀及其门人。安史之乱以前,唐代朝野都以神秀为首的禅法为正统。神秀以九十高龄入洛阳受武则天供养,其后弟子普寂和义福又在两京地区继续宏传,深得朝野礼敬。普寂号称两京法主,三帝门师,他的传教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信奉和支持,在士大夫和贵族阶层中也有广大的信徒,如李邕、裴宽等。开元年间,普寂一系在两京地区拥有极高的声望、财力和影响。[]玄宗追谥普寂为大照,开始扶植普寂一系,此后又经宰相张说、裴宽,代宗时期宰相元载、王缙、独孤及、张延赏等人大力支持,北宗禅在两京和淮南地区得到重兴。[]

普寂(651—739),俗姓冯,远祖居住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后世移居蒲州河东。普寂年轻时曾习儒学,到大梁、许昌一带求学,博习《书经》、《周易》等和史籍,出家后从大梁的壁上人学《法华经》、《唯识论》、《大乘起信论》等,又从东都端和尚受具足戒,跟景和尚学习戒律,更往当阳玉泉寺投奔神秀为师。他在神秀门下学习和修行七年,深得神秀禅法的精髓。[]普寂在神秀门下极受重视,久视元年(700)神秀应诏入东都,推荐普寂正式受度为僧。神龙二年(706)神秀去世,唐中宗派考功员外郎武平一到嵩岳寺宣诏,命普寂继承神秀,统领徒众。

其弟子僧普寂,夙参梵侣,早预法筵,得彼髻珠,获兹心宝。但释迦流通之分,终于阿难;禅师开示之门,爰资于普寂。宜令统领徒众,宣扬教迹,俾夫聋俗咸悟法音。[]

随后普寂又奉诏长住洛阳和长安传法。普寂一开始在东都弘禅,后来又奉旨入西京兴唐寺安置,开元二十七年(739)圆寂于此,兴唐寺成了普寂禅法的弘传中心。[]普寂在一门弟子很多,据称普寂有门徒万人,升堂者六十有三,或化嵩洛,或之荆吴,影响很大。[11]普寂门下弟子弘正,在洛阳圣善寺开法接众,大历年间成为普寂门下最大的一派,弘正本人也被北宗后人尊为八祖。[12]安史之乱以后,南宗势力抬头,经过滑台大辩论,以神会为首的南宗势力日渐增长,逐渐成为禅宗正统,但以普寂为首的北宗禅法在长安地区仍然维持着较大规模的影响,直至唐末。[13]

经过则天、中宗、睿宗和玄宗对当时禅众领袖人物神秀等人的羁縻和利用,以神秀为首的北宗在两京地区迅速流传开来,北宗禅师也一改禅众游化村落不入僧籍的传统,北宗禅成为官禅、京禅。[14]经过滑台大辩论,南宗禅法在两京地区传播,其影响开始超过北宗,但两京北宗禅系并未立销声匿迹,仍保持了相当的影响。

比丘尼禅修活动在南北朝已经有相当的影响。[15]在禅定修持上,唐代两京地区的比丘尼受到两京禅风的影响,中唐至晚唐时期,北宗禅法在比丘尼中影响较大。其中法云寺尼僧教团表现较为突出。

 

二、隋唐时期法云尼寺历史演变

 

法云寺,位于长安朱雀门街东第四街自北向南第八坊宣平坊西南隅。宣平坊,又称宣政坊,和隋唐长安著名游览胜地乐游原毗邻,大体位置在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校园内。据宋敏求《长安志》记载,法云寺初建于隋,本系隋太保薛国公长孙览旧宅。开皇三年(583),隋文帝为郧国公韦孝宽立,定名法轮寺。[16]杨坚称帝后,全面废除了北周武帝压制佛教的政策,以收人望。隋文帝在朝堂为大兴城颁寺额一百二十枚,听人任取建之。法轮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建立的。法轮寺虽然是皇帝敕建,但在隋代和初唐时期似乎并没有太大影响,史籍和相关金石资料也很少关于法轮寺的记载。

嗣圣元年(684)武则天下令将法轮寺改名为法云寺。此次改名的原因,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勾稽史实,我们发现此次改名和武则天废帝夺权的策略密切相关。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病逝,太子李哲(即李显)即位,改元嗣圣。不到两个月,武则天废掉中宗,降为庐陵王,徙居房州,并立豫王李旦为皇帝。豫王李旦本名旭轮,总章二年(669)去旭字改名李轮,仪凤三年(678)又改名旦。李旦登上皇帝宝座没有几天又被母亲废掉,降为皇嗣,并恢复旧名李轮,徙居东宫[17]。大概为了安慰在瞬间从亲王变成皇帝,又从皇帝降为皇嗣的李轮,武则天以避讳为由,下令将位于宣平坊的法轮寺改名为法云寺。

神龙元年(705),中宗再次登基,与此同时,皇后韦氏的权势也在不断膨胀。韦氏竭力效仿武则天女主临朝故事,帝每临朝听政,皇后必施帷幔,坐于殿上,与闻政事[18]。她还仿效武则天利用宗教的力量为她掌权大造舆论。先是重用女巫赵氏,任其出入宫禁,参预政事,势与上官(上官婉儿)为比[19]和武则天与高宗并尊二圣相似的是,神龙三年(707),中宗上尊号应天神龙皇帝,韦氏上尊号曰顺天翊圣皇后。者,翅膀也,翊圣意味着和皇帝并列,辅佐皇帝。大概为了增强人们的印象,景龙二年(706)韦氏下令改法云寺为翊圣寺,同年又将位于务本坊的光天观改名为翊圣女冠观[20]。景云元年(710),相王李旦在李隆基的支持下发动宫廷政变,登基称帝,将象征着韦氏夺权野心的的翊圣寺恢复旧名法云寺,翊圣女冠观则改名为景云观。此后一直到直到会昌年间,法云寺沿用这个名字。

唐武宗登基以后,偏好道教,会昌五年(845)三月,下令检括长安佛寺,令僧尼还俗。同年五月底,长安僧尼驱除殆尽,遂下旨:宜各街各留寺两所,每寺各留三十人。七月,发布省并佛寺诏,下令并省天下佛寺,长安仅保留四所寺院,左街留慈恩寺、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庄严寺。[21]此次灭佛运动中,长安寺院废毁省并十之七八,法云寺也在并省之列。但是灭佛诏令刚颁布不久,武宗就因为服食金丹毒发暴亡,随即上台的宣宗李忱下令终止武宗的灭佛政策,首先在长安再兴佛教,恢复寺院。史书记云:

上都两街,先各留寺两所,依前委功德使收管。其所添寺,于废寺中拣择堪修建者,臣今左街谨具拣择置寺八所,兴唐寺,保寿寺。僧寺四所:宝应寺改为资圣寺,青龙寺改为护国寺,菩提寺改为保唐寺,清禅寺改为安国寺。尼寺二所:法云寺改为唐安寺,崇敬寺改为唐昌寺。[22]

法云寺遂在京城并省诸寺率先得到恢复,而寺名被改作唐安寺,一直延续到唐末。就这样,三百余年中,法云寺经历了从法轮寺——法云寺——翊圣尼寺——法云寺——唐安寺的几次易名历程,见证了李唐王朝激荡变幻的政治风云。

从法云寺在建造和易名历程来看,该寺虽系前朝旧寺,但新朝中枢一直对之青眼有加,法云寺在唐代属于官寺序列,[23]其佛事活动和住寺僧尼的持戒修行与朝廷的倾向具有一致性。

尽管法云寺曾风云一时,但史籍对它的记载却非常有限,因此,重现法云寺历史更多地需要仰赖于出土金石资料。从道光十一年(1831)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西安周边出土陆续法云寺比丘尼墓志五方,这五位比丘尼活跃的年代大约在天宝至大中(742——860)将近一百余年里,其修学和行事大体体现了当时长安佛教的一般面貌。法云寺诸尼的修学中,以禅修和重视戒律最为突出。[24]

 

三、法云寺诸尼和北宗禅系的关系

 

自清末至今,出土法云寺尼墓志五方,这五方墓志分别是《大唐法云寺尼辩惠禅师墓志铭》、《唐故法云寺故内外临坛大德大德超寂墓志铭》、《唐故法云寺主尼大德昙简墓志铭》、《唐故法云寺大德真禅师墓志铭》、《唐故上都唐安寺外临坛律大德比丘尼广惠塔铭》等。是唐代出土尼僧墓志最多的寺院。从墓志文的内容来看,其中四位墓主与北宗禅师有直接或间接的师承关系。她们分别是辩惠尼、超寂尼、证真尼和广惠尼。

法云寺的辩惠尼和广惠尼所传习都属于普寂一系的禅法,墓志记载辩惠尼:

启心要于大照禅师,依教住于悟空比丘尼。坚持禁律,深证圆境,法流宗以精进。[25]

辩惠生活在开元天宝年间,正是普寂为首的北宗禅法在两京地区如日中天的时候。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辩惠得以亲近普寂本人。普寂圆寂后,辩惠尼又追随悟空比丘尼习禅。悟空比丘尼,史无载,大概也是两京地区北宗著名尼师。悟空禅师圆寂后,辩惠尼隶名于法云寺,并在该寺收徒传法,辩惠尼大约在禅法上较有创见,因此时人尊之为禅师,弟子有弘照、昭和无上尼等三人。

超寂尼,墓志未记载其是否学习禅法,但她和北宗禅禅师关系密切,墓志记载她曾师从安国寺净觉和尚受戒听读。这位安国寺住僧净觉和尚,也是禅宗北宗神秀一系的著名禅师。[26]净觉(683—750),俗姓韦,中宗皇后韦氏之族弟,北周逍遥公韦敻(韦孝宽之兄)之后。京兆韦氏乃奉佛世家,净觉少年时曾师事神秀学禅。[27]神龙元年(705),为躲避韦氏对他的封赏仓促逃离长安,到太行山灵泉谷僧稠禅师修道处披剃出家,后往东都跟随五祖弘忍的弟子玄赜学习,撰有《楞伽师资记》和《注般若心经》,后隶名长安大安国寺。天宝九载(750)圆寂,王维为之撰写塔铭[28]。据王维《净觉塔铭》记载,禅法传习之外,净觉也很注重律仪,他律仪周密,深解经典,超寂尼因此得以跟随他学戒,并最终成为名重一时的内外临坛大德。超寂尼在学戒之外,是否有禅法的修习,墓志没有明确记载,我们不得而知,但以神秀为首的北宗禅禅注重律仪,以净觉北宗著名禅师的身份,超寂尼在向他学习戒律之外,受到北宗禅法修持的影响也是比较自然的事情。

另一位证真尼,也是以禅师之名见重于世人。关于她的禅学师承,墓志记载为始受衔于当寺褚大师,晚通禅于宝应顺和尚,示有悟入,护穷细微,六度诸门,无不该备”[29]。褚大师和宝应顺和尚,除本墓志外,其他史料对二人生平记载阙如,因此无法判断属于北宗还是南宗。但就法云寺尼众整体修学倾向来看,属于北宗的可能性较大。宝应顺和尚,可能是宝应寺名叫顺的僧人。宝应寺位于长安道政里,是中晚唐长安较有影响的寺院之一,会昌五年(845)改名资圣寺。宝应寺原系宰相王缙私宅,大历四年(769)王缙为妻李氏追福舍宅改为佛寺。史载:

缙晚年尤甚(奉佛)。与杜鸿渐舍财造寺无限极。妻李氏卒,舍道政里第为寺,为之追福,奏其额曰宝应,度僧三十人住持。每节度观察使入朝,必延到宝应寺,讽令施财,助己修缮。[30]

王缙和乃兄王维都是北宗的积极支持者。王缙平定安史之乱有功,代宗初年兼任东都留守,一时权倾朝野。王缙自述早年,曾向大照禅师(普寂)问学,后又和普寂门下弟子广德(即昙真)素为知友。广德圆寂后,王缙为其撰写碑铭。[31]宝应寺既是王缙舍宅所立,住寺僧人的修持法门自然应该符合寺院大檀越的旨趣。证真尼活跃的年代在代宗德宗时期,可以推知这位顺和尚,极有可能是大历贞元中住寺的北宗名德。因此,可以推知,证真尼极有可能是北宗禅法的传人。

活跃在晚唐会昌大中年间(845—859)的广惠尼也是普寂北宗禅法的承袭者。广惠尼墓志中虽然没有详细记载广惠尼师从北宗何人学禅,但从令狐专为广惠尼所作的墓志我们可以作合理的推论,广惠尼承袭的是北宗禅法。广惠尼墓志记云:维像教东度,秘垒南翻,玄元云吾师竺乾,宣尼称西方有圣。厥後感梦孝明,渐於中国,菩提达摩降及大照禅师,七叶相承,谓之七祖,心印传示,为最上乘……[32]自中唐以来,特别是神会发起滑台大辩论以来,佛教界对神秀与惠能何人是禅宗正统有相当激烈的争论,到了晚唐时期,神会一系的说法占了上风,但广惠尼墓志仍然以大照禅师(普寂)为达摩以来的禅宗正统的提法来看,如果她不是北宗禅普寂一系的传人,则不可能有如此鲜明的立场,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可知她所承袭的仍然是北宗普寂一系的禅法。

 

四、结论

 

中晚唐时期,北宗禅法在长安贵族比丘尼颇有影响,除了上述几位法云寺尼僧外,尚有长安济度寺尼惠源曾从义福学习禅法[33],真化寺尼如愿习罗浮双峰之观[34]。就现存史料而言,像法云寺这样集中传习北宗禅法的尼僧教团尚不多见。唐代北宗禅在两京地区传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信奉者多权贵士大夫,法云寺作为一所以士族官僚家庭女眷为主的尼寺,在禅学修习上,除了北宗禅本身的吸引力外,很大程度很可能受了社会普遍风气的影响,以北宗禅门人为师。

从出土墓志看,法云寺诸尼大多出身于贵族官僚家庭,具有较高的社会身份和学养。[35]法云寺诸尼在律学上大多颇有造诣,五位比丘尼中就有两位临坛大德(超寂尼和广惠尼),她们和中唐时期长安著名的律寺安国寺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法云寺虽无律寺之名,却有律寺之实。这种禅僧(尼)居住于律寺的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直到百丈淮海制订清规禅僧别立禅寺才得以改变。[36]这一特性,和中唐时期北宗禅被朝廷收编接受政府的管理,崇重律仪的发展趋势相一致。和其他禅系相比,神秀一系的北宗禅更加强调律仪,主张律禅并重,反对猖狂无忌,对禅僧和在家信众都有较大的约束,更符合维护社会稳定的国家利益。法云寺尼的修习活动正是体现了这一特点。

 

 

注释:

[]韩传强:《禅宗北宗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2—3

[]参见拙文《六朝建康比丘尼禅修考论》,西安,《人文杂志》,2014年第12期,第14—20页。

[]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9页。

[] []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大正藏》第50册,第593页上。

[]《中国禅宗通史·导言》,第4页。

[]杨曾文:《唐五代禅宗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页106—108

[]同注3,第214——218页。

[] []赞宁:《宋高僧传》卷九《普寂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98页。

[][]李邕撰:《大照禅师塔铭》,[]董诰等编:《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62卷第1174页。

[]《旧唐书》卷191《方伎·神秀传附慧能、普寂、义福传》,[后晋]刘昫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册第3476页。

[11] []独孤及撰:《舒州山谷寺觉寂塔隋故镜智禅师碑铭》,《全唐文》第390卷第1758页。

[12]徐文明:《中土前期禅学系思想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1页。

[13]宁艳鸿:《北宗中后期普寂法系及其禅法》,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第16页。

[14]此所谓官禅京禅是相对于传统禅众长期游离于政府的控制之外,游化村落,主要在民间宏传而言。北宗禅系因为得到上层社会的大力追捧,在立场和行事方法上迎合上层社会的意图,和传统禅僧有所区别。

[15]同前注2

[16]关于法轮寺的建寺时间和缘起,宋敏求《长安志》和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的记载稍有出入。《唐两京城坊考》卷三记为隋开皇三年(583);《长安志》则云系开皇元年(581)。开皇元年杨坚大兴佛教,颁寺额百二十枚颁于朝堂,任人取建之。法云寺就是在那个时候建立的。辛德勇认为,据《周书》卷三一《韦孝宽传》记载,韦孝宽卒于北周大象二年(580)十一月,据此认为,法轮寺系隋文帝为北周郧国公韦孝宽立。见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71页。

[17]《旧唐书》第7卷《睿宗本纪》,《旧唐书》第1册第101页。

[18]《旧唐书》第91卷《桓彦范传》,《旧唐书》第3册第1983页。

[19]《旧唐书》第51卷《后妃列传·中宗韦庶人》,《旧唐书》第2册第1405页。

[20]《唐会要》第50卷《尊崇道教》, []王溥撰:《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870 .

[21]《旧唐书》第18卷上《武宗本纪》,《旧唐书》第1册第411页。

[22]《唐会要》第48卷《议释教下》,《唐会要》,第853页。

[23]官寺,与民寺相对,其概念由道端良秀提出,意指隋唐时期由朝廷敕建并供养的寺院,其主要功能在于为国祈福和宣扬皇帝威德。见道端良秀:《唐代仏教史の研究》,《中国仏教史全集》第2卷,东京:书苑出版社,1985年,第25页。

[24]参见拙文:《唐长安法云尼寺考》,樊光春主编《循理探玄——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成立十五周年纪念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98—208页。

[25]《大唐法云寺尼辨惠禅师神道志铭》,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五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401页。

[26]同注6,第132—137页。

[27] []净觉:《楞伽师资记·序》,《大正藏》第85册第1283页上。

[28][]王维撰:《大唐大安国寺故大德净觉师塔铭》,《全唐文》第327卷第1465—1466页。

[29]《唐故法云寺大德真禅师墓志铭并序》,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二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30]《旧唐书》第118卷《王缙传》,《旧唐书》第3册第2320页。

[31] []王缙撰:《东都大敬爱寺大证禅师碑》,《全唐文》第370卷第1662——1663页。

[32] []令狐专:《唐故上都唐安寺外临坛大德比丘尼广惠塔铭并序》,[]陆心源主编:《唐文拾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1卷,第156页。

[33] []杨休:《大唐济度寺故大德比丘尼惠源和上神空志铭并序》,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473页。

[34] []飞锡:《大唐真化寺多宝塔院故寺主临坛大德尼如愿律墓志铭》,同注31,第1787页。

[35]关于法云寺诸尼的世系、学养、戒行的考证,同前注24

[36]史载(怀海)以禅宗肇自少室,自曹溪以来,多居律寺。虽立别院,然于说法住持,未合规度,故常尔介怀。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怀海建立纯粹的禅宗丛林。见[]杨亿:《古清规序》,德辉编《敕修百丈清规》第8卷,《大正藏》第48册第1157页下。

 

(文章来源:《宗教学研究》,2017年第1期。)

 

 

(编辑:郭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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