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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鹤琴:中国佛教罗汉信仰早期形态研究

本文作者: 2年前 (2017-04-24)

摘要:至迟在南朝,中国已有单尊罗汉崇拜和团体罗汉崇拜两种类型的罗汉信仰并行。单尊罗汉崇拜以宾头卢信仰…

摘要:至迟在南朝,中国已有单尊罗汉崇拜和团体罗汉崇拜两种类型的罗汉信仰并行。单尊罗汉崇拜以宾头卢信仰为主;团体罗汉崇拜包含两种:以宾头卢为核心的数量不明的圣僧崇拜,和包含宾头卢在内的阿耨达池五百罗汉信仰。不同类型的罗汉信仰之间交涉、杂糅。中国早期罗汉信仰涵盖社会各个阶层且尤盛于南方,或许与《十诵律》在南方的流行有关。

关键词:宾头卢  圣僧崇拜  五百罗汉  阿耨达池

作者简介:王鹤琴,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博士后。

 

 

中国的罗汉信仰以团体罗汉崇拜[1]为特征。以往的研究认为,中国的团体罗汉崇拜最早出现的是十六罗汉信仰,起源于唐代玄奘翻译《法住记》,五百罗汉虽然在经典中出现很早,可是作为中国人的信仰形态则直到唐末五代才确立,唐之前的罗汉信仰是对于以宾头卢为主的单尊罗汉的崇拜[2],中国的罗汉信仰以唐代为转折点,经历了一个由单尊到团体的转变。不过,笔者发现梁代宝唱所撰《比丘尼传》中记载了一位叫净秀的比丘尼曾经非常热忱地践行罗汉信仰,这段并未引起学界充分注意的文献资料[3]表明,至迟在南朝的时候,中国已经出现了与宾头卢单尊崇拜并行的两种团体罗汉信仰:圣僧崇拜和域外五百罗汉信仰[4],且这两种团体罗汉信仰都与宾头卢有密切关系。中国的罗汉信仰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混合的复杂样态,而不是从单尊罗汉崇拜向团体罗汉崇拜演化的线条式轨迹,对此的关注和探讨将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罗汉信仰的源流以及中国早期佛教信仰世界的繁杂多样。由于对宾头卢崇拜这一典型的单尊罗汉信仰和唐以后中国团体罗汉信仰的成熟形态——十六罗汉、十八罗汉和五百罗汉的研究成果较多,本文我们将重点围绕中国团体罗汉信仰的初期形态展开探讨。

 

一、以宾头卢为核心数量不明的圣僧崇拜

 

《比丘尼传》中有一段关于禅林寺比丘尼净秀供请圣僧和罗汉的记载,虽然简短,然而包含的信息却十分丰富,每一句都传达出了一种不同的罗汉信仰形式:

每奉请圣僧,果食之上,必有异迹。又尝七日供养、礼忏讫,摄心注想,即见二胡僧,举手共语,一称弥呿罗,一称毗佉罗。所著袈裟,色如熟桑椹。秀即以泥染衣色,令如所见。他日又请阿耨达池五百罗汉,复请罽宾国五百罗汉,又请京邑大德,二旬大会。第二日又见一胡僧,合众疑之,因即借问,云:从罽宾来,至已一年。使守门者密加觇视,多人共见从宋林门出,始行十余步,奄忽不见。又曾浴圣僧,内外寂静,唯有牺杓之声。其诸瑞异,皆类此也。[5]

净秀的圣僧崇拜是以宾头卢为核心但又不囿于宾头卢个体的。如果说净秀以果食奉请圣僧,这里我们不能确定是否个体的话,那么,句意紧接上面的第二句中出现了二胡僧,可见她七日供养的圣僧绝不仅宾头卢一位。唐显庆年中(656—660)道世所集《诸经要集》提到南朝梁武帝也曾因病七日供养圣僧:

自大觉泥洹,法归众圣,开士应真,导扬末教,并飞化众刹,随缘摄诱。见殊则同室天隔,应合则异境对颜。宋泰始之末,正胜寺释法愿、正喜寺释法镜等,始图画圣僧,别坐标拟。迄至唐初,亟降灵瑞,或足趾显露,半现于床间;或植杖遗迹,印陷于平地。所以梁帝,闻而赞悦,敬心翘仰。家国休感,必祈斋供。到永明八年,帝躬弗愈,虽和鹊荐术,而茵枕犹滞,乃结心发誓,归命圣僧。敕于延昌殿内,七日祈请,供饭诸佛及众圣贤。斋室严峻,轻尘不动。七日将满,方感灵应。乃有天香妙气,洞鼻彻心。映蔽熏鑪,无复芳势。又足影屣迹,布满堂中。振锡清越,响发牖外。睹踪闻香,皆肃然魄耸。时有徐光显等十有余人,咸同见闻,登共奏启。于是斋坐既毕,而御膳康复。所以遍朝归依,明验神应。其后徐光显等道俗数人,设斋奉请,并有征瑞。圣人通感,不可备载。[6]

这段记载为我们理解南朝圣僧崇拜提供了许多依据。法愿、法镜在南京图画的圣僧,若结合前文法归众圣,当不是宾头卢个体。梁武帝得病,名医束手,供饭诸佛及众圣贤,可见斋请的圣僧也不止宾头卢一位。比丘尼智胜永明中,作圣僧斋,摄心祈想,忽闻空中弹指,合掌侧听”[7],这里的时间与梁武帝和徐光显等设斋奉请圣僧的时间差不多,应该属于同样形式的罗汉信仰。

对于净秀浴圣僧的情况记载非常简略,难窥详情,不过早在净秀之前,东晋道安也曾浴圣僧,关于他的情况记载较详:

安每与弟子法遇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后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异僧,形甚庸陋,来寺寄宿。寺房既迮,处之讲堂。时维那直殿,夜见此僧从窗隙出入,遽以白安。安惊起礼讯,问其来意。答云相为而来。安曰:自惟罪深,讵可度脱?彼答云:甚可度耳,然须臾浴圣僧,情愿必果。具示浴法。安请问来生所往处,彼乃以手虚拨天之西北,即见云开,备睹兜率妙胜之报。尔夕大众数十人,悉皆同见。安后营浴具,见有非常小儿伴侣数十,来入寺戏,须臾就浴,果是圣应也。[8]

南朝宋孝建元年至大明八年(454—464)年间出现的《请宾头卢法》提到宾头卢的崇拜仪轨,即会食澡浴。除了浴圣僧,道安也曾为宾头卢设食

综上可知,唐以前的中国既有对宾头卢的崇拜,同时还存在一种以宾头卢为核心的圣僧崇拜,只是关于圣僧的具体数量还非常模糊,但是这已经有了往数量清晰方面发展的基础和可能。

 

二、包含宾头卢在内的五百罗汉信仰

 

相较于以宾头卢为核心的圣僧崇拜这种南朝罗汉信仰的常见方式,净秀比丘尼传记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请阿耨达池五百罗汉请罽宾国五百罗汉。唐代道宣所撰《广弘明集》卷二十三收录了梁代沈约为净秀比丘尼写的行状,关于请五百罗汉是这样记载的:

此后又请阿耨达池五百罗汉,日日凡圣无遮大会,已近二旬,供设既丰。复更请罽宾国五百罗汉,足上为千,及请凡僧还如前法,始过一日,见有一外国道人,众僧悉皆不识,于是试相借问,自云:从罽宾国来。又问:来此几时。答云:来始一年也。众僧觉异,令人守门观其动静,而食毕乃于宋林门出,使人逐视,见从宋林门去,行十余步,奄便失之。[9]

为什么请罗汉的同时还要请凡僧呢?据《十诵律》:

尔时世尊与五百阿罗汉入首波城,到长者蛆毗健挐舍受食已,至阿耨达池上食。鹿子母闻,今日世尊与五百阿罗汉入首波城,诣长者蛆毗健挐舍受食已,到阿耨达池上食。闻已生信净心,往到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已,白佛言:世尊,今日与五百阿罗汉入首波城,诣长者蛆毗健挐舍受食已,至阿耨达池上食。世尊,我今请佛及别请五百阿罗汉明日食。佛默然受。知佛默然受已,头面作礼,右绕而去。到舍竟夜办种种多美饮食,晨朝敷坐处。阿难与佛迎食分,时鹿子母,先唤阿难入舍已闭门,往白时到。饮食已办,佛自知时。时五百阿罗汉,各以神力,从窗孔入者,或从空中下者,或从地出者,有座上出者。鹿子母见僧坐已开门,自手行食。时阿难先自食已,送佛食分,往到佛所行水授食。佛食已,行澡水摄钵。摄钵已,阿难白佛言:世尊,今日鹿子母别请五百阿罗汉食。佛知故问阿难:僧中请一比丘不?答言:无。佛言:是鹿子母无知不善,不僧中请一人。佛语阿难:鹿子母若僧中请一人者,因是后身得大功德,得大果报,得大利益。一切远近遍闻佛语,僧中请一人得大福,胜别请五百阿罗汉。[10]

鹿子母因为请佛及别请五百阿罗汉,不于僧中请一比丘,受到了佛陀的批评,而且佛陀明确僧中请一人得大福,胜别请五百阿罗汉。而且,这里的五百阿罗汉为阿耨达池五百罗汉,即佛陀在世时的五百上首弟子。净秀比丘尼进止俯仰,必遵律范。欲请曜法师讲《十诵律》……后又请法頴律师重讲《十诵》,可见她对《十诵律》是十分推崇的,那么她设无遮大会很可能与尊崇《十诵律》有关。

南朝梁武帝也曾举行过多次无遮大会,在其中两次有较详记载的法会中出现了众所不识外国诸僧,陈金华在《梁武帝内道场中的无遮大会》[11]一文中曾有所提及,可惜并没有做过多分析。这两次法会分别发生在南朝梁中大通五年(533)和大同七年(541)。根据萧子显为533年法会作的序文,又外国诸僧所论义者,不必关所立之义,直是素有心疑止来求决。或发偈诵,然后谘疑;或请问既罢,赞叹发愿;或语毕还坐,众俱不识;或谘竟便去,莫知所在。容服非常,凡圣难测。”[12]根据陆云为541年法会作的序文,至发讲之日,又有外国僧众,不可胜数,并众所不识,同集法座。故知放光遍照地神唱告,岂劳驰象之使,冥符信鼓之期。”[13]结合净秀比丘尼所办无遮大会,这些出现在梁武帝无遮大会中的特殊比丘群体当为五百罗汉的应化。

宾头卢为佛陀在世时的五百上首弟子之一,西晋竺法护译《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中有他前生不当食父母而堕入地狱的故事:

时起贪嫉意,不当食父母,瞋恚谤于语,能得饭食财。缘是所作罪,堕大山地狱,烧炙黑绳中,更苦不可计。从地狱中出,世世所生处,常患大饿渴,勤苦而饥死。于今最后世,已还得人身,值见等正觉,导师无有上。于释师子所,已得作寂志,成为无著道,清凉而灭度。唯仁我于是,神足能飞行,还入坎窟中,尔乃得食耳。是故当欢喜,供事于父母。[14]

这里提到宾头卢与有关,亦可帮助我们理解崇拜宾头卢仪轨当中的设食

 

三、关于中国汉地早期罗汉信仰的几点思考

 

梳理文章前面所述,我们可以对中国罗汉崇拜的初期形态进行一个清晰、全面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思考。

首先,宾头卢在中国罗汉信仰史上地位独特,是了解中国罗汉信仰早期历史的关键。南朝中国汉地存在三种形态的罗汉信仰:以宾头卢为主的单尊罗汉崇拜,以宾头卢为核心、数量不明的圣僧崇拜和阿耨达池(罽宾)五百罗汉信仰。而且这三类罗汉崇拜之间互有交叉,作为单尊罗汉受到崇拜的宾头卢不仅在圣僧崇拜中地位重要,而且位列阿耨达池(罽宾)五百罗汉之中。因此,中国的罗汉信仰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混合的复杂样态,而不是从单尊罗汉崇拜向团体罗汉崇拜演化的线条式轨迹。

早在《法住记》译出之前,团体罗汉崇拜的实践已经在中土信徒中流行开来,可以说以宾头卢为核心数量不明的圣僧崇拜是《法住记》十六罗汉信仰的前身和萌芽阶段。检索南朝及其之前在中土传译的经典:西晋竺法护所译《弥勒下生经》提到如来嘱咐大迦叶、君屠钵叹、宾头卢和罗睺罗四大声闻,要等到佛法灭尽,乃当涅槃[15];北凉道泰所译《入大乘论》,提到尊者宾头卢、尊者罗睺罗,如是等十六人诸大声闻散在诸渚,于余经中亦说有九十九亿大阿罗汉,皆于佛前取筹护法,住寿于世界”[16];刘宋求那跋摩所译《优婆塞五戒威仪经》,提到四大声闻及六应真……尽应受请”[17]等。

而除了宾头卢以外,也有关于周利槃陀迦和罗睺罗两大阿罗汉单独受崇拜的记载。据南朝梁普通元年(520)僧祐撰《出三藏记集》,内有僧伽跋摩译《请圣僧浴文》一卷,应为南朝宋元嘉十一年(434)译本,可惜已佚,此目录还列有《请般特比丘经》一卷,为求那跋陀罗所译,它的汉译时间仅比僧伽跋摩译成《请圣僧浴文》晚了几年,今中国各藏中皆无此经。般特比丘,即周利槃陀迦阿罗汉。另外,前面提到的翻译《优婆塞五戒威仪经》的求那跋摩曾于寺院殿堂北壁手自画作罗云像及定光儒童布发之形,像成之后每夕放光,久之乃歇”[18]。《太平御览》,笔者认为依《高僧传》更合适,因为罗睺罗信仰不仅存在于古印度,也存在于早期的西域地区”[19],而求那跋摩为罽宾人,应当受到印度和中亚佛教信仰形态的影响。可见,南朝的单尊罗汉崇拜以宾头卢为主,但并非特例,而同样受到重视的般特比丘和罗云都在后来玄奘所译《法住记》中似乎也不是偶然的。

第二,南朝时期受崇奉的五百罗汉都是外国人身份[20],他们常居住的地方为阿耨达池和罽宾,说明入华外国僧人在中国早期佛教史上的重要影响以及中国人对于域外佛教圣地的崇拜心理。

南北朝时中土求法僧智猛曾在传记中提到罽宾国五百罗汉,是目前所知关于罽宾五百罗汉的最早记载,智猛传记虽已不传,但通过《高僧传》等可窥知一二,至罽宾国,国有五百罗汉,常往返阿耨达池。有大德罗汉见猛至欢喜,猛谘问方土,为说四天子事,具在猛传。”[21]《出三藏记集》对此的记载是:既至罽宾城,恒有五百罗汉住此国中,而常往反阿耨达池。”[22]“恒有一词含有罽宾五百罗汉不入涅槃、住世护法的意味。

智猛于后秦弘始六年(404)从长安出发,西行求法,刘宋元嘉元年(424)自天竺返回,元嘉十六年(439)于钟山定林寺作《外国传》四卷,记述游历事迹。可见,至迟在5世纪上半叶,中土已经知道罽宾国有五百罗汉,常往返阿耨达池。而且智猛在罽宾还见到罗汉大德并向他请教。

关于罽宾五百罗汉,智猛在到达之前是否有所知道?中土对于罽宾五百罗汉的了解是否始于智猛?这些问题我们无法知晓答案。检索智猛求法之前汉地译出的佛典,并没有关于罽宾五百罗汉的记载,不过关于阿耨达池五百罗汉的记载却不少。例如,据西晋竺法护所译《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阿耨达龙王常请佛及五百上首弟子于阿耨达池用膳、讲法:

盖阿耨达龙王者(晋名无焚),佛在世时受别菩萨也,有神猛之德,据于昆仑之墟。斯龙所居宫馆宝殿,五河之源则典览焉,有八味水池,华殖七色,服此水者即识宿命。于时龙王请佛世尊及五百上首弟子,进膳毕讫坐莲华上,追讲本起所造罪福,皆由纤微转受报应,弥劫历纪莫能自济,侥值正觉乃得度世。[23]

另据《佛说兴起行经序》:

所谓昆仑山者,则阎浮利地之中心也。山皆宝石,周匝有五百窟,窟皆黄金,常五百罗汉居之。阿耨大泉,外周围山,山内平地,泉处其中。泉岸皆黄金,以四兽头,出水其口。各绕一匝已,还复其方,出投四海。象口所出者,则黄河是也。其泉方各二十五由延,深三厥劣——一厥劣者,七里也。泉中有金台,台方一由延,台上有金莲华,以七宝为茎,如来将五百罗汉,常以月十五日,于中说戒。因舍利弗问佛十事宿缘,后以十五日时,将本弟子说讫乃止,如是至九往,所以十问而九答者,以木枪之对,人间偿之,欲示人宿缘不可逃避故也。又阿耨泉中,非有漏碍形,所可周旋,唯有阿难为如来所接也。所以殷勤告舍利弗者,欲化诸龙故也。[24]

阿耨达池,又称阿耨大泉,在昆仑山[25]。昆仑山为阎浮提的中心,山上到处都是宝石,山的周匝有五百个洞窟,里面布满黄金,为五百罗汉的居所。阿耨达池中有四兽首,从它们的口中流出水,为我们这个世界四大河之源。因此,阿耨达池为利济众生的宝库。佛陀在世时,常以月十五日携五百罗汉于此说戒。舍利弗曾于此问佛十事夙缘,阿耨达池非有漏碍形,所可周旋,唯有阿难例外,虽然佛陀在世时阿难并未证得阿罗汉果,然因作为佛陀侍者,多闻第一,地位尊贵,获佛所接,得以身处其中。

由此可见,阿耨达池五百罗汉指的是佛陀在世时的五百上首弟子,他们居住在昆仑山。然而到了后世,五百罗汉常常显化为中国本土的僧人,且浙江的天台山成为五百罗汉最著名的道场,名声远播东瀛[26],是为中国僧人地位提升的表现以及对于构建本土神圣空间的信仰需求。

第三,中国早期的罗汉信仰流行于社会各个阶层,当时不管是帝王显贵还是中外僧尼,许多都是罗汉崇拜的爱好者和实践者;而且从地域上来讲,罗汉信仰尤盛于南方,这或许与《十诵律》在南方的流行有关。在南朝时期的我国南方地区,佛教界最流行的律本就是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27]。净秀请阿耨达池五百罗汉并设无遮大会,在她推崇的《十诵律》里面也可以找到依据,前面还提到道安曾为宾头卢设食:

安常注诸经,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说不堪远理,愿见瑞相。乃梦见胡道人,头白眉毛长,语安云:君所注经,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当相助弘通,可时时设食。后《十诵律》至,远公乃知和上所梦,宾头卢也,于是立座饭之,处处成则。[28]

五世纪初,《十诵律》译出,道安的弟子慧远才知道道安所梦为宾头卢,于是立座饭之,处处成则。《十诵律》卷三十七记载,宾头卢为一旃檀钵,于白衣前妄弄神通,为佛呵责,尽形寿摈汝,不应此阎浮提住”[29],往化西瞿耶尼洲。《道安传》记载宾头卢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可见,至迟在南朝梁时,宾头卢的居住地已经由西瞿耶尼洲变成了西域,且是胡道人形象,在中土显化。《道安传》中宾头卢头白眉毛长以及需要设食的特征最早见于《阿育王传》,而且关于宾头卢与西域的关联在此经中也可以找到线索。

综上所述,在唐以前中国人的佛教信仰世界中,罗汉信仰实为一极其重要之组成部分,对它的研究不仅是我们把握唐以后罗汉信仰变迁发展的基础,对于帮助我们理解中国佛教早期历史的复杂多样也有不可取代之独特价值。



注释: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中国罗汉信仰研究——基于经典、圣地和偶像的考察2016M601222)、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南北朝禅学研究14YJC730001)、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日本入唐求法僧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研究16BZJ019)阶段性成果。

[1]所谓团体罗汉崇拜,即十六、十八、五百罗汉等多位罗汉组成一个团体的罗汉信仰,与单尊罗汉相对。陈清香教授使用多体罗汉(陈清香著:《罗汉图像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笔者认为团体罗汉似更妥当。

[2]有学者认为,不管是唐以前的宾头卢崇拜,还是一佛二弟子中的迦叶、阿难崇拜以及十大弟子崇拜等都只是佛弟子崇拜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罗汉信仰。参见王仲尧:《玄奘与中国罗汉造像艺术》,《普门学报》第25期,20051月。这基于学者们对罗汉信仰的定义不同,笔者认为,佛弟子崇拜属于罗汉信仰,因为这些佛弟子之所以被当作圣僧是因为他们已经证得了罗汉的果位,而且罗汉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就是他们是三宝中僧宝的重要代表。

[3]台湾学者刘淑芬在《宋代的罗汉信仰及其仪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6本第4分,201512月)和《中国的圣僧信仰和仪式(四——十三世纪)》(康豹、刘淑芬主编:《信仰、实践与文化调适》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2013年,第139—192页)两篇文章中曾注意到这则史料,并指出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供养五百罗汉者,然而作者并未就此展开更多的论述。

[4]这里之所以凸出域外五百罗汉信仰,是为了与后期中土天台石桥五百罗汉作区别。

[5]《比丘尼传校注》卷4,[梁]释宝唱撰,王孺童校注:《比丘尼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66页。

[6][唐]道世集:《诸经要集》卷5,《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第54册第42页上中。

[7]《比丘尼传校注》卷3,[梁]释宝唱撰,王孺童校注:《比丘尼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33页。

[8]《高僧传》卷5,[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83页。

[9][唐]道宣撰:《广弘明集》卷23,《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第52册第271页中。

[10][后秦]弗若多罗共鸠摩罗什译:《十诵律》卷48,《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第23册第347页下—348页上。

[11]陈金华:《梁武帝内道场中的无遮大会》,陈金华著,杨增等译:《佛教与中外交流》,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第123—168页。

[12][唐]道宣撰:《广弘明集》卷19,《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第52册第237页中。

[13][唐]道宣撰:《广弘明集》卷19,《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第52册第236页上。

[14][西晋]竺法护译:《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第4册第192页中。

[15][西晋]竺法护译:《佛说弥勒下生经》,《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第14册第422页中。

[16][古印度]坚意造,[北凉]道泰等译:《入大乘论》卷1,《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第32册第39页中。

[17][刘宋]求那跋摩译:《优婆塞五戒威仪经》,《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第24册第1120页上。

[18]《高僧传》卷3,[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07页。

[19]王霖:《早期中国罗汉信仰及图像研究——8世纪前的汉传佛教为中心》,中国美术学院2014年博士论文,第29页。

[20]表现在造像上,早期中国的罗汉形象皆为西域僧人形象,参见薄松年:《古代美术中的罗汉形象》,广东省博物馆编:《传承与变革:宋元以来绘画学术研究文集》,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1—4页。

[21]《高僧传》卷3,[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25页。

[22][梁]释僧祐撰:《出三藏记集》卷15,《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第55册第113页中。

[23][西晋]竺法护译:《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第4册第190页上。

[24]失名:《佛说兴起行经序》,[后汉]康孟祥译:《佛说兴起行经》卷1,《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第4册第163页下。

[25]饶宗颐《论释氏之昆仑说》一文对于昆仑山的地理位置有详细考证,可参考,饶宗颐著:《饶宗颐佛学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14年,第105—115页。

[26]日僧成寻向天皇奏请渡宋的申文中就有天台山者,智者大师开悟之地也,五百罗汉常住此山矣一句,见《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前言,[日]成寻撰,王丽萍校注:《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页。

[27]吴蔚琳:《〈善见律毗婆沙〉中增译内容的文献学考察》,李四龙主编:《人文宗教研究》总第六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第178页。

[28]《高僧传》卷5,[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83页。

[29][后秦]弗若多罗译:《十诵律》卷37,《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第23册第269页上—269页中。

 

(文章来源:《宗教学研究》,2017年第1期。)

 

 

(编辑:郭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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