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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愚:菩萨范式及其转换

本文作者: 1年前 (2017-09-26)

摘要:1500多年的印度历史中(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10世纪佛教在印度衰亡),佛教经历了原始佛教、部派…

摘要:1500多年的印度历史中(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10世纪佛教在印度衰亡),佛教经历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的演变和发展;同样地,在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中(公元1世纪至今),大乘佛教与中国哲学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八大宗派。当前,肇兴于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参与佛教(Engaged Buddhism)和起源于北传中国大乘佛教的人间佛教,已然成为当代世界佛教发展的主流。本论文试以菩萨范式及其转换为切入点,分析不同时期的佛教思想及其实践,论证菩萨道是所有不同时期佛教的一贯之法,亦是当代人间佛教实践的指导思想。

 

关键词: 菩萨 典范 人间佛教

作者:学愚,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世纪上半叶,一场由佛教僧侣领导的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殖民统治、复兴佛教文化的社会运动席卷斯里兰卡,由此产生了所谓的抗争佛教(Protestant Buddhism )。在法护(Dhammapala)等人的努力下,抗争佛教运动传至印度。成千上万不可接触种姓民众,在安贝卡 (Ambedkar) 的领导下,以佛教慈悲、平等、互利等思想为武器,同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作斗争,开启了印度佛教的近代复兴。随后,抗争佛教逐渐演变成参与佛教(Engaged Buddhism) ,并传至其它东南亚国家以及欧美各国。与此同时,近代中国佛教在太虚等领导下,反思传统,契机创新,重申即人成佛理论,人间佛教应运而生。综观参与佛教和人间佛教,人们不难发现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性,即强调菩萨思想及其社会实践。本文尝试以范式转换理论,从宏观角度,分析佛教菩萨思想及其在不同时代和社会中的变化。通过研究,我们希望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菩萨思想贯穿于整个佛教史,人间佛教是菩萨思想的现代诠释和契机实践。

 

一、菩萨思想及其发展

 

不同佛教传统对菩萨思想的起源持有不同的观点。大乘佛教认为,佛陀时代已经具足菩萨经典乃至菩萨藏。但是,根据近当代一些欧美、日本以及中国学者,如印顺法师等的研究,菩萨一词没有出现在最早形成的《杂阿含》或《相应阿含》等经典中,而是多次出现在稍晚的《中阿含》或《中部》、《长阿含》或《长部》以及《本事》、《本生》、《因缘》、《譬喻》。也就是说,菩萨一词可能最早出现在早期部派佛教时期,即佛陀涅槃后100年左右,特指未成正觉时的佛陀。但是,这并不是说,佛陀时代没有菩萨理念。事实上,所有佛教传统都认为,无量劫前,善慧童子在燃灯佛前发愿求证菩提,至最后一生至人间成佛,经历了漫长的修学过程。这一过程即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萨道。这样,释迦牟尼佛前生行菩萨道成佛或佛菩萨理念成为大小乘佛教菩萨思想的共同源泉。就词源而言,菩萨菩提(bodhi)萨埵”(sattva)的缩写,意指觉有情,有时亦可译为大力大士菩萨一词可能出自菩提觉悟,特指自觉、觉他的行者或大士。因此,虽然我们尚无法明确佛陀时代是否已出现菩萨一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菩萨理念已经存在于原始佛教,在部派佛教(起始于公元前3世纪左右)中得到继承和发展,最后在大乘佛教(起始于公元前1世纪左右)中得以发扬光大。

公元前2世纪左右,菩萨思想开始有新的发展,《菩萨藏》在印度北方流行。其中部分经典,如《六度集经》、《佛本行集经》等不但受到大乘行者的追捧,同时亦得到部派佛教的承认,成为佛教界的共同信仰。根据《阿育王石柱》记载,阿育王登位第十年,曾发心行菩萨道。另外,根据《西域记》的记载,公元1世纪顷,统领西北印度的迦腻色迦王邀请佛教大德结集经典,其中,世友 (Vasumitra) 尊者曾发愿趣证佛果,他说:“我顾无学,其犹洟唾,志求佛果,不趋小径,……”由此可知,菩萨思想的发展见证了历史上部派佛教至大乘佛教发展的历史。

就历史而言,早期佛教以声闻乘为主,重视智慧,提倡自力解脱。从声闻乘佛教至部派佛教,慈悲利他的菩萨理念逐渐发展,最后成为大乘佛教的核心。这一发展既有对声闻乘中阿罗汉理念的继承和发展,又有对部派佛教阿罗汉实践的批判。印度学者Har Dayal对梵文中的菩萨同阿罗汉以及声闻等理念做了比较研究。他认为,菩萨与阿罗汉有许多共法。在佛陀时代,诸大声闻弟子随佛出家修道,求证涅槃,知慈悲喜舍四圣处,行三十七道品。声闻弟子行化四方,为社会大众讲说佛法,帮助他们解决现实生活以及死后问题。早期大乘经典亦认为,从体悟法性方面来说,声闻与菩萨没有差别,皆出三界,入解脱法。所不同的是,声闻重在求证涅槃,了脱生死; 菩萨发心求证菩提,利益一切众生,供养十方三世诸佛。虽然发愿的不同决定了声闻和菩萨行果的差异——前者少事少业少希望住,而后者多事多业多希望住,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佛陀时代的声闻弟子具有菩萨性格,自利利他,这在现存的阿含经典中就可以看出。

佛陀涅槃后三个世纪,即公元前2世纪左右,在由声闻乘佛教发展而成的部派佛教中,部分僧人忽略了他们应尽的社会义务和利他职责。他们变得过于以自我为中心和追求寂静,不复有在人间弘法的热情。他们似乎只关心个人解脱,对传播佛法和利益他人失去兴趣。正是在这些僧众丧失利他精神和热情的时候,佛教界一些大德开始传授菩萨思想。这样,正是由于阿罗汉的泠漠和远离人间的性质,引发了人们对利益一切众生传统的喜爱。在这个时期,部分僧众只顾个人解脱,无视佛陀利他的教导。社会一般大众得不到他们的帮助,由此引发人们对僧团的不满和疏远。这种情形可在当时出现的巴利文《法句经》、《长老偈》、《弥兰陀所问经》等经典中略知一斑——强调个人修行,崇尚无贪、无嗔、无痴品格,很少提及利他思想和实践。菩萨理念的提倡和强调,正是对这个时代僧团无社会作为、放逸、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实践的批评,由此促进了大乘佛教的兴起。许地山先生认为,大乘佛教的兴起原因之一即是当时僧团内部不净,从而激发起部分信众和僧众自觉传教弘法的热情,求菩萨道底信者,不论是比丘、比丘尼,抑是优婆塞、优婆夷,都发起成佛底向上心。他们自称佛子,或最胜子(Jinaputra)、佛爱子(Jinaurasa)、法生(Dharmato Nirgatas)、从佛口生者 (Mukhatojatis),优胜于声闻弟子乃至辟支佛。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早期大乘佛教所批判的阿罗汉,并不一定是指佛陀时代随佛出家的声闻弟子,而是佛陀涅槃三百年后僧团中部分不作为、不清净的僧众。

早期大乘佛教经典常用声闻、缘觉、菩萨来形容三种修学进路和成就。前二者求证涅槃,后者求证菩提。涅槃与菩提有共同点,故这并不是说,前二者不修菩提。在这个时期出现的经典中,常有声闻觉 (Sravaka-bodhi)、缘觉(pratyeka bodhi)和无上正等正觉(anuttara samyaksambodhi)之称。后来,三种菩提分别演化成声闻乘、缘觉乘和菩萨乘,而菩萨乘常被大乘(Mahayana)所代替。相对而言,早期大乘佛教经典,同部派佛教经典如阿含经典等相似,强调智慧,追求佛道的菩萨,其智慧要高于求证涅槃的声闻及独觉。除智慧以外,二乘圣果同样具有慈悲,但由于菩萨发心更为广大,其悲心比声闻和缘觉更为深切,故为大悲(Maha-karuna)行者,发愿成为一切众生之慈父。这样,在这个时期的佛教经典中,智慧和慈悲在大乘佛教中得到统一: 追求究竟觉悟的菩萨,以大悲利益一切众生,利益众生即是求证佛道,二者不二。最后,随着大乘菩萨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慈悲的重要性更加提升,甚至超过智慧,大悲心本身成为菩提心。

随着大乘佛教的发展,菩萨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乃至取代佛陀在教化众生中的位置。一方面,佛陀被非人格化(de-humanization)、法界化(universalization),离人间越来越远;另一方面,佛陀觉悟前的太子形象乃至他在本生经典中行菩萨道时的形象,则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和追捧,成为佛教慈悲、智慧、大雄的象征。正如Har Daral所说:“菩萨以财富和知识帮助众生。成佛前的菩萨更人性化,更可敬。信仰者可以祈求菩萨获得财富、健康以及世间福益,而这些正是世人所需要的。无论是出家前的菩萨还是过去世行菩萨道的菩萨,无论是出家还是在家,他们都更接近现实社会,不但可以教导人们了脱生死,也可以帮助人们解决日常生活问题。

大乘菩萨思想的发展,也促成了佛国 (Buddha-ksetra)或净土理念的产生。菩萨发愿成佛,救度众生,成就自己的净土。菩萨思想与净土理念共同摧生了他力拯救(bhakti)思想的出现。早期佛教经典特别是阿含经典相当重视建立于实践基础之上的、可印证的信仰(Saddha),但强调了自力。大乘佛教菩萨思想继承了部派佛教乃至早期佛教的信仰理论,发展了他力拯救和净土。反过来看,他力拯救和净土理念促进菩萨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恒顺众生、具大神通、救苦救难的圣菩萨。菩萨成为人们礼拜、礼赞的对象,以期脱离现世苦难、实现现世快乐乃至往生佛国。根据Basham等人的研究,早期大乘经典,如《观无量寿佛经》中,出现了大量的圣菩萨,如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更是把观世音菩萨描写成慈悲救苦的典范。圣菩萨及其他力拯救理念的结合,构成大乘佛教特色。中国佛教,无论是民间信仰还是僧团实践,都深受影响。

Har Dayal对大乘经典及其菩萨思想的兴起、发展及其意义,作了如下分析和总结: (1)在早期大乘经典中,菩萨低于并胁侍佛陀;随后,前者地位迅速提升,成为礼拜对象;(2)在早期大乘佛教中,慈与智同等重要,菩萨福智双修,而且有些经典,如般若经典等,更强调智慧;较晚的大乘经典重视慈悲,把慈悲看成是菩萨的必修。这可以从部分经典中的某些菩萨,如观世音菩萨重要性的转变略见一斑;(3)早期大乘平等对待社会生活和离群修行,提升了在家人和妇女的宗教地位。但是后来,大乘又反过来强调出家梵行和山林生活,僧团重新夺回在佛教界的主导地位,在家生活和妇女地位重新回到过去;(4)瑜伽实践深入佛教,瑜伽学派兴起(公元4世纪左右),禅学细化,菩萨成为超级瑜伽行者;(5)早期大乘把证菩提当成是终极追求,但是稍后,菩萨不急于证菩提(quest of bodhi) ;在此娑婆世界中利益众生显得越来越重要,度众生成为修行本身。正如《成唯识论》卷九云:“故说菩萨得现观已,复于十地修道位中,唯修永灭所知障道,留烦恼障,助愿受生,非如二乘速趣圆寂。故修道位,不断烦恼,将成佛时,方顿断故。菩萨智慧具足,不受生死;悲心广大,留惑润生,不住涅槃。这样,菩萨的拯救功能越来越大乃至大于佛陀,利他成为菩萨行之全部;(6)早期大乘佛教中的众圣菩萨(oligarch of bodhisattvas)地位相等,其中文殊师利或许更突出一些。后来,每一菩萨都具有其他菩萨的权威和神通,如观世音菩萨具有所有菩萨的福德、智慧、力量,成为慈悲圣王,千处有求千处应。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菩萨思想是印度佛教一贯之法,存在于早期佛教,发展于部派佛教,光大于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创造性地诠释了早期佛教菩萨理念,强调慈悲利他的实践。印度佛教,包括部派佛教或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虽都于公元10世纪时消亡,但近代以来,属于部派佛教的上座部佛教在斯里兰卡等国得以复兴。其中,菩萨参与社会、利益人生的思想正是此佛教复兴的主要思想源泉,由此重建了僧团与社会的互动桥梁。僧团参与社会乃至国家政治,促进了近代上座部佛教的转型,出现了所谓的抗争佛教和参与佛教。印度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菩萨思想与中国文化相结合,深入民间,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菩萨崇拜实践。明清以降,鬼神佛教逐渐盛行,这样的发展仍然以菩萨思想特别是菩萨崇拜和他力拯救为基础。清末民初开始出现的人间佛教,虽以反对鬼神佛教自居,但并没有抛弃其中的菩萨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太虚大师所提倡的人间佛教重在正显大乘佛教的菩萨思想,强调做人——行菩萨道——成佛相统一的实践。

 

二、菩萨范式及其转换

 

佛教在阿育王时代由印度传入斯里兰卡后,很快成为僧伽罗民族文化,主导了该国的社会政治乃至经济各个领域;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与佛教伦理密不可分。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如荷兰、葡萄牙、英国等殖民统治,斯里兰卡佛教,同其民族一样,深受西方政治和宗教的压制,僧团失去导化社会、教育人生的权力和义务,被迫退入山林和寺院。19世纪末,斯里兰卡掀起以佛教文化为根本的民族觉醒运动,僧团积极参加和领导了这场运动。他们走向社会,参与政治,服务大众,出现了所谓的抗争佛教: 一方面对抗不再符合时代社会需要的传统佛教;另一方面对抗西方殖民政治和宗教。在法护等人的努力下,抗争佛教传至印度,带动了佛教在印度的恢复,后经安贝卡 (18911956)等人继承和发展,成为不可接触者反对种姓制度、追求社会平等正义的思想武器。20世纪中期,抗争佛教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对抗殖民政治统治和宗教垄断,转型到社会,在东南亚上座部佛教国家以及欧美得到继续发展。无论是抗争佛教还是参与佛教都带有浓厚的菩萨思想,重申佛教服务社会、济世利他思想的实践。

同样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社会和佛教亦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列强的侵略加速了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瓦解,中华民国的建立给中国人民带来希望,但亦引发民族危机——军阀割据、政治动荡、社会不安,佛教深受社会政治影响,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清末民初的庙产兴学运动冲击了传统佛教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僧团内部弊端丛生、人材凋零,许多僧尼不但无知无修、经忏为生,有的甚至道德沦丧,深受社会垢病。在这样的形势下,一批深受时代潮流影响的僧伽特别是青年僧人自觉担当捍卫和振兴佛教的重任。在太虚大师的领导下,他们以菩萨僧自居,重新诠释佛教经典和传统,重申菩萨思想,倡导佛教服务社会、利益人生的实践,人间佛教应运而起。这样,与其说人间佛教是对鬼神佛教的否定,倒不如说是对贯穿于所有佛教传统中的菩萨思想的契理重申和契机实践。

佛陀时代,声闻弟子求解脱、证涅槃。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如舍利弗、目犍莲等,在此求证过程中乃至证阿罗汉果后,亦行菩萨道,度化众生,可被称为声闻菩萨,也就是印顺法师所说的二乘菩萨。部派佛教时期,僧团失落菩萨利他精神,强调自利。大乘佛教的兴起,一方面对治了当时僧团内部的自私实践;另一方面,也是对菩萨正行的回归。大乘佛教初期,僧团多分是先学声闻乘,修行证果,然后再回入大乘。印度佛教史上的龙树、提婆、无著、世亲等人,都先于声闻乘中出家、受戒,外现声闻僧相,内修菩萨行。他们的思想和实践见证了从部派佛教至大乘佛教的发展。这种发展亦可以从早期大乘佛教经典,如《法华经》中获知,出现众多圣菩萨,如文殊、普贤、维摩诘、善财等,他们都现在家人相,菩萨地位大大提高。公元4世纪左右,婆罗门教复兴,或是为了适应以天神信仰为中心的婆罗门教文化和社会,天菩萨思想逐渐形成和发展,祈求天菩萨保佑成为印度晚期大乘佛教的主要信仰和实践之一。

中国佛教继承了印度佛教,包括早期声闻乘佛教、初期大乘佛教以及后期密乘佛教,同时也发展了其中的菩萨思想。菩萨成为中国人,包括僧俗二众、一般民众和上层社会的共同信仰。印度佛教中的声闻菩萨、圣菩萨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老庄思想相结合,构成了中国僧团寺院生活、宗教修行和社会服务的典范。天菩萨思想,与传统儒教祭祀和道教救赎伦理结合,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神菩萨信仰文化。这种文化在民间广泛流传,成为中国人民的信仰主体。这样的发展,一方面得力于印度菩萨经典的不断汉译和传播,另一方面又得力于在中国产生的菩萨疑伪经的不断增多。在这一过程中,菩萨慈悲救护众生,成为众生求菩萨保佑的实践。根据冉云华教授的研究,中国佛教中有关菩萨思想的经典可分为三大类: (1)本生故事的翻译和编辑,如《六度集经》、《菩萨本缘经》等; (2)趣证佛果的宗教修行文献,如《大地经》、《华严经·十地品》等; (3)把菩萨作为神来崇拜,祈求保佑的作品,如《成具光明定意经》、《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等。在第一、二类的经典中,菩萨具足智慧和慈悲,不但觉悟苦空、无我、无常等法,而且广修福德、具足功德。第三类主要表现于菩萨的慈悲和救护,对中国社会影响至大,产生了大量宗教仪式和法会以及佛教圣地,如五大名山、八小山等。在此众多菩萨中,观世音菩萨最受社会大众欢迎,相关经典、变文、宝卷、应验记不断增多。这本身说明,以神菩萨信仰为中心的佛教,已在中国普遍流行、广被人民大众接受。

神菩萨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既是对印度佛教的继承,又是佛教中国化的标志。北魏以降,政治动荡、社会不安、天灾人祸促使人们向佛教寻求庇护。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很难向菩萨学习、慈悲救护他人,但很容易把菩萨当成神来礼拜,以期获取保佑和恩惠。菩萨不但救护人类众生,而且超度亡灵、保佑他们死后福益,适应和发展了中国文化中的祖先崇拜和祭祀实践。宋明以降,以超度亡灵、祭拜祖先、功德回向、往生净土为主要目的经忏佛事高度发展。清末民初的鬼神佛教正是这种发展的延续。在一定程度上,以神菩萨信仰为中心的经忏佛事、鬼神佛教也是菩萨慈悲精神之一,祈求菩萨保佑、超度亡灵也没有背离菩萨实践。但是,随着近代社会的变迁和人生追求的改变,特别是现代科学的东渐,清末民初以降,这种信仰和实践失去社会土壤,受到知识分子的质疑乃至批判。太虚大师等佛教先进契应时代社会需要,重新诠释和彰显菩萨思想,对治鬼神佛教,重建以人为本、行菩萨道的人间佛教。印顺法师接受了太虚大师的理论,又从声闻乘佛教和初期大乘佛教的立场出发,提倡人间菩萨理念,主张抛离印度佛教中的天化佛教或天菩萨乘。其实,无论是早期佛教中的声闻菩萨、大乘佛教的圣菩萨、密乘佛教的天菩萨,还是中国佛教的神菩萨,都是菩萨思想在不同时代和社会中的不同实践的呈现。接下来,我们尝试借用范式转换理论来说明和分析菩萨思想在不同时代和社会中的转变。

20世纪60年代,美国科学历史学家孔恩(Thomas Kuhn19221996)提出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理念。根据这一理念,科学进步和新知识的产生不是累积或递增的结果,而是革命性创新,是人们思维模式和实践方式的改变。这种创新和改变不是完全否定过去的科学和知识,而是开拓一个更广泛的科学空间。这样,新的旧的之间虽有矛盾,但可以并存,正如牛顿力学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后者没有取代前者,而是把科学视域扩展到一个更广阔的空间。神学家孔汉思(Hans Kung1928) 借用孔恩的典范转移理念,提出典范转换(Paradigm Change)理念,并以此来概述基督宗教神学思想的演变和发展,提出非历史性神话神学(unhistorical-mythical theology)理念。同样地,我们可以参考典范转移和典范转换理念,提出菩萨范式及其转换理念,并以此来考察整个佛教思想史以及当代人间佛教。

菩萨思想源于早期佛教、贯穿一切佛教。它以佛菩萨为原型,在佛教历史上出现了声闻菩萨、圣菩萨、天菩萨、神菩萨范式及其转换。在很大程度上,新典范的产生没有取代旧典范,新旧典范具有共同的佛法基础,可并存于同一时代和社会。太虚大师创造性诠释了菩萨思想,构建了人菩萨范式。这样,太虚大师提倡的人间佛教并非归至过去任何一种佛教——早期佛教,或某一部派佛教或大乘佛教,而是要建立契合当代社会的新佛教; 同样地,人间佛教的菩萨并非要恢复或模仿传统佛教中的声闻菩萨、圣菩萨、天菩萨或神菩萨,而是要建立既契合菩萨一贯思想、又符合理代社会的人菩萨范式。

下面,我们简要地分析太虚大师人间佛教、人菩萨理念及其意义。

 

三、人间佛教菩萨范式

 

太虚大师是当代人间佛教的集大成者,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大乘佛教,提出人菩萨理念和人间净土理想。太虚大师人间佛教,如同他的佛教改革一样,并非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明确而系统的组织蓝图,而是在不断的修正过程中形成。但是,亦如他一直以《瑜伽菩萨戒本》为其佛教改革之指导思想一样,太虚大师始终以菩萨思想作为其人间佛教之根本。在不同时期,他曾用不同概念,如人乘佛教、人间佛教、人生佛教、人生佛学、人间净土来表达其人间佛教理念,所有这些理念都强调做人——行菩萨道——成佛的统一。做人不但要自利,也要利他,自利利他即是菩萨行。太虚大师说:“我们应依佛的教法,在人类生活中,把一切思想行为合理化、道德化、佛法化、渐渐向上进步,由学菩萨以至成佛,才是人生最大的意义与价值。

太虚大师立足于大乘佛教传统,提出佛教三期理论,即依声闻行果趣发大乘心的正法时期、依天乘行果趣获大乘果的像法时期和依人乘行果趣进修大乘的末法时期。菩萨思想及其实践是大乘佛教的根本,贯穿于三个时期,也是当代人间佛教精神之所在。太虚大师说:“所以在今日的情形,所向的应在进趣大乘行。而所依的,既非初期的声闻行果,亦非二期的天乘行果; 而确定是在人乘行果,以实行我说的人生佛教的原理。依着人乘正法,先修成完善的人格,保持人乘的善根,方是时代的所需,尤为我国的情形所宜。这样,人间佛教并非传统佛教的回归,而是菩萨思想的现代实践。太虚大师认为,大乘佛教的终极目标是究竟成佛,行菩萨道是成佛的惟一通道; 惟有做好人,才能行菩萨道。他说:“即人即菩萨而进至于成佛,是人生佛教之不共行果也。不同于其它佛教中的声闻菩萨、圣菩萨、天菩萨、神菩萨全是圣人或非人,人间佛教的实践者是普通人类大众。这种思想在太虚大师仰止唯佛陀,完就在人格,人圆佛即成,是名真现实偈语中得以充分展现。他说:“若以合理的思想,道德的行为,推动整个的人生向上进步、向上发达,就是菩萨,亦即一般所谓贤人君子;再向上进步到最高一层,就是佛,亦即一般所谓大圣人。从人至圣人或由人成佛,其中必行菩萨道。

如果说菩萨行是人间佛教的实践,那么这一实践的理想即是人间净土。净土不一定要在他方,人间亦可以成为净土;只要人人做好人、行菩萨道,净土即可在人间实现。太虚大师说:“今此人间虽非良好庄严,然可凭各人一片清净之心,去修集许多净善的因缘,逐步进行,久之久之,此浊恶之人间便可一变而为庄严之净土;不必于人间之外另求净土,故名为人间净土。太虚大师把佛教经典中的北郁单越看成是人间净土的模范,依此蓝本,他为人间净土设制了理想蓝图,提出通过政治、教育、艺术、道德来实现人间净土的方法。为此,太虚大师建议,在峨眉山、普陀山等地设立人间净土或菩萨道场试验典范,然后向全国推广,逐步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实现人间净土。

太虚大师把现实世界的改善同净土理想的实现结合起来,提出人间净土理念。与其它净土不同,人间净土不是某一菩萨创立,而是人类共同创建,是人人行菩萨道的自然结果。早在19284月,太虚大师在其《对于中国佛教革命僧的训词》一文,根据三民主义精神,提出三佛主义,佛僧主义、佛化主义、佛国主义理念,其中,佛国即是人间净土。太虚大师认为,建立人间净土,就是在佛教精进、慈悲、智慧思想的指导下,僧众和信众组织起来,共同努力,改善社会、国家乃至世界。

19472月,太虚大师在宁波延庆寺讲《菩萨学处》,以菩萨道统摄一切佛教,系统性地概述人间佛教的菩萨法门。他说:“学习菩萨之道,并非高推圣境,远在净土。就是从我们凡夫为起点,一步一步进向圣境,创造净土,从浅到深,转劣为胜。最初是大心凡夫地的菩萨,及其优入圣域,终入金刚后心,则成为最高等觉地的菩萨。我现在所唱导的菩萨学处,是重在启发初发菩提心愿的菩萨;旨在要人尽能成为大心凡夫的菩萨,不是顿超二乘的大菩萨。凡夫菩萨即人菩萨,即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行菩萨道、自利利他之普罗大众。太虚大师又从皈依三宝、三乘共法、发心正行、结劝修学等四个方面,论述了菩萨学处的内容和修学方法,强调做人、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修六度四摄与人间净土建立的密切关系。

太虚大师人间净土理念的构建,与他的弥勒信仰有着相当大的关系,人间净土是弥勒净土的延伸。他说:“吾亦志生内院,然于愿生极乐诸土者,亦均赞扬。盖圣净杀内,十方互通,慈氏冠上,具诸佛菩萨,则于兜率亦常预弥陀海会,岂唯龙华来会哉?太虚大师认为,弥勒菩萨与人类众生具最殊胜因缘;当弥勒菩萨下生人间成佛时,人间即成净土。人间净土不是弥勒创造,而是人类众生共行菩萨道的自然结果。他说:“弥勒净土是由人上生,故其上生是由人修习福德成办,即是使人类德业增胜,社会进化,成为清净安乐人世;因此可早感弥勒下生成佛,亦即为创造人间净土也。人类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利利他,成就佛国因缘,招感弥勒菩萨来此世间成佛。这样,人间净土虽是人类创建,但不仅仅是人类众生的净土,亦是其它一切众生的净土;行菩萨道不但利益人类众生,亦应兼利其它一切众生。

 

四、结语

 

根据南传上座部佛教和北传大乘佛教,无量劫前,善慧童子在燃灯佛前发愿行菩萨道,最后一生在人间成佛,号释迦牟尼。这种由人行菩萨道、成佛,或佛菩萨思想是一切佛教的共法”;贯穿于整个佛教史,见证了多元菩萨范式及其转换。近代以降,太虚大师等倡导人间佛教,建立新的菩萨典范——人菩萨,强调做人和行菩萨道、人间与净土的统一。如果说,由太虚大师率先倡导的人间佛教是继早期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包括密乘佛教和中国佛教)之后的第四乘佛教,那么,其中心思想即人菩萨,它的形成正是菩萨范式现代转换的表现。

印顺法师曾用对治显正来概述太虚人间佛教。无论是对治,还是显正,都有必要创新。唯有不断创新,才能对治偏离、重显正法。每一次菩萨范式的转换,都没有完全抛弃以前的范式,而是回归菩萨原初思想;人间佛教要对治的是鬼神佛教的实践,而不是完全抛弃其中的菩萨思想。在中国佛教史,神菩萨的产生,既有契机创新——适应了中国儒家和道教传统文化,如祖先崇拜,又有契理继承——菩萨法门。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清末民初时的中国社会深受西方科学民主思潮影响,鬼神佛教饱受社会人士批评,成为迷信的代名词。同时,寄生社会、逃避世间、不关心他人的山林佛教亦不适合当时社会思潮,阻碍了佛教发展。人间佛教的兴起,旨在对治鬼神佛教和山林佛教之偏离,重新展现人菩萨正法正行。

太虚大师始终以中国大乘佛教为本位,建立其人间佛教理论和人菩萨范式,对小乘佛教亦曾有所批评。值得注意的是,太虚大师没有把上座部佛教同小乘佛教等同起来,而且,他所批评的小乘,是大乘佛教经典和思想中的小乘,具有很大的顺古性。1939年至1940年期间,太虚大师访问了缅甸、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对大乘小乘有了新的认识。他打破传统大小乘理念,用菩萨实践来加以衡量和分别。他认为,菩萨行不外乎六度、四摄、自利利他。斯里兰卡等国是名义上的小乘佛教,而其实践的却是自利利他的菩萨道——僧众律仪严净,闻思精进,出现了如通神学会等济世利生团体。因此,太虚大师说:“我认为说锡兰的佛教是小乘极为不当,锡兰应该是小乘教大乘行底佛教;和中国大乘教小乘行底佛教适得其反。同时我还以为大小乘的分野,不应单在教理上着眼,从实际的行为表现上来分别,尤为重要。太虚大师重申,行菩萨道者即是菩萨。中国佛教具有大乘教理,更应行菩萨 做到教行合一。为此,他提出今菩萨行理念——立足于现代社会、提倡人菩萨行、利益一切众生。

在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理论——人菩萨范式的引导下,近代中国佛教走入社会,服务人群,成立佛教团体,创办学校、孤儿院,组织慈善赈灾;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佛教界积极组织僧伽救护队,进行爱国捐献活动,宣传佛教护国理念。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即使在民国时期,中国佛教界已经开始实践太虚大师提倡的人间佛教,做人——行菩萨道的理念已在当代僧团中展现,僧尼入世利生成为当代中国佛教的重要实践。当前,人间佛教理论不断丰富、实践模式更加多元,出现许多新的模式,如佛光山模式、法鼓山模式、慈济模式。但无论怎样,它们都以菩萨思想为依归,是对太虚大师人间佛教及其人菩萨理念的当代发展和实践。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第3期。文章转载时未编辑注释,如需,请参阅原刊)

 

 

 

(编辑:郭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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