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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金玉教授撰文纪念方立天先生

本文作者: 4年前 (2014-08-10)

大愿大行:怀念方先生 苦夏时节,方先生远走。远望西山哀立,近闻昆玉河含悲。    先生的一生,可…

大愿大行:怀念方先生

 

 

 

苦夏时节,方先生远走。远望西山哀立,近闻昆玉河含悲。  

  先生的一生,可以说是为学术而生。  

  民国时期印顺盛赞太虚大师:“以护教护国为事,四十年如一日,悲心深重!”方先生同样以此身心奉尘刹,五十三载耕耘播种,八十二年华彩人生。作为宗教学和中国哲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确实有“护教”之功,是中国佛教的“大护法”;他认为佛教是文化,可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消解人我矛盾,拯救世道人心;佛教可以维护民族团结,推动国家统一,促进世界和平。他利用各种会议、论坛,始终呼吁要正确认识宗教的本质与功能,确有“护国”之功。  

  先生一生勤勉奋发,功勋卓著。50余年畅游于书海,演论于讲坛。即使在病床上,依然笔耕不辍。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在支撑?《易经》曰: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这一中国文人传统的为人治学之道,可以说是先生一生真实的写照。  

  熟悉先生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在人民大学有一个无论刮风下雨,长年四季泡图书馆的老师,被戏称为“与学生抢座位”的人,以至图书馆专门为其设立了一个专座。先生后来也承认“情节基本属实”,并说“我在2006年前发表的著作,基本都是在图书馆完成的。”人民大学宗教学基地建立后,为研究人员配备了研究室,先生就天天在研究室工作。寒来暑往,日复一日。在科研楼时,我的办公室就在先生隔壁,这样的情形有时也成为我们无形的压力。许多亲近过先生的人都说,与先生谈话,如沐春风。于我们身边工作的人来说,可以说“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平日里,先生的话并不多,也从不开玩笑,庄严沉静时多,这可能符合先生“学问多从静中来”的心境。每次见到先生时,心情还是格外紧张,在他面前从来是毕恭毕敬、站立说话,这或许与我们自身心有期许、但愧未能的心态有关,因为先生每天读书、写作的时间远远超过我们。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仰慕中更多有惭愧的成分在。后来几年里,情形有所改变,先生会与我们主动说一些报刊新闻或轻松的话。  

  记得有一次,一位酷爱书法的朋友拿来一方印石,并说可托请荣宝斋的名家为我制印。我想先生外出时常有人请题字,未见有上好印章,觉得这样的印章应适得其所,便到隔壁请示先生。先生说不用制名章,就刻“勇猛精进”四字。先生当时已是70多岁的人了,不假思索地便选择“勇猛精进”,于我不啻是一次心灵的震撼。当时我正读《弘一法师传》,知道“勇猛精进”也是弘一法师常常书写结缘的字。后来参加法显研讨会,听先生赞叹法显大师年近六旬西行求法的愿力,慢慢感悟着先生人生格局之大,心力之强,实非我辈所能望其项背。  

  自古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有自己独立的人生追求和精神寄托。“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先生自述:“我把自己的任务限定为从学术的角度研究宗教,力图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叙述和评价宗教的复杂现象。”肯定学术的独立精神,肯定学者角色定位的社会价值。先生曾在多篇文论中提到汤用彤先生言对佛教及其哲学要有“同情之默应,心性之体会”的态度。“亲其师,信其道”。先生遵从教诲,同样提倡研究者要有自由之心灵与独立之精神,对宗教要有理解与尊重。认为学者应有一份真诚和良知,对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负责;应实事求是,努力追求真理,推动国家学术事业的发展。人们常常赞叹梁漱溟先生“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浩然正气。纵观先生一生,同样是有一份传灯注水、薪火相传的使命,一份守护大道、舍我其谁的担当。  

  先生这一代人经历了太多的人生苦难,见识了太多的阴晴圆缺,平日里却很少听到他们对“几度秦火劫神州”的悲叹。他们没时间来怨、没时间去老,只争朝夕,想把曾经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争时间,争成果,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他们有着胸纳日月、心包万象的圣贤气象与襟怀,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从未动摇和支离。  

  “立身有道,学有专长”,是先生的座右铭。他说“搞学术需要很静,需要过寂寞孤独的生活。你对外界的很多物质诱惑都想去争取,就会影响你集中精力、集中时间去探讨学术。”从容中道,知止而后有定。治学是坐冷板凳的志业,但先生自有其“孔颜乐处”。“我的工作、事业取儒家态度,积极有为,自强不息;生活和名利上则兼采道家、佛教思想——顺其自然,淡然处之,追求一种精神价值,这也是一种不争而争吧。”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养心莫若寡欲,治学同样如此。  

  虽然先生说自己不是一个宗教徒,但他的身上却有着浓烈的奉献精神。他的大愿就是要建立中国宗教学体系,构建中国佛教哲学理论框架,他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被誉为“里程碑式的成果”。著名学者楼宇烈先生认为,“方先生开辟了一条道路,让中国哲学与佛教学术研究重新回到中国文化的本位上来。”先生一生的操守与成就更被视为“新中国培育的能够矗立在学术史上的学者。”作为一名文科教授,他曾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与五一劳动奖章,可见成就之不凡。  

  中国文人拥有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先生虽是一介书生,但社会责任、救世情怀浓烈,在功成名就、可以颐养天年的日子,依然孜孜矻矻为宗教学基地学科建设谋划,为宗教人士培训班授课,接受媒体访谈,出席论坛讲演,其心愿就是欲让宗教拥有更广泛的社会理解和舆论引导,从而发挥其化世导俗的正能量。“问学”与“践履”,矢志不移,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他以真诚的生命与温暖的情怀践行着自己的信念。  

  先生曾给我题写朱熹为庐山白鹿洞书院所撰“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万卷圣贤心”,如今悬挂于书屋的这幅楹联,警示着我精神要徜徉于圣洁的高地,灵魂应与古今圣贤对语。     

  往日,在北京海淀时雨园的晨曦中,每每推窗望去,会看到先生在缓缓踱步,而今而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身影。名可闻,而身不可见;德可仰,而形不可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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