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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双重探索——宗教社会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轨迹

本文作者: 6年前 (2012-11-14)

宗教社会学作为一门在西方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学科,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被引进中国。从…

    宗教社会学作为一门在西方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学科,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被引进中国。从此,中国宗教社会学开始了自己的发展历程。20世纪80年代关于“宗教鸦片论”的南北之争,对宗教的社会功能和宗教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肯定了宗教学在中国社会存在的学术价值和和存在合法性。这对于宗教社会学在当代中国的发轫与发展具有同样的时代意义。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学界已开始对欧美宗教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流派乃至研究方法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介绍和评述,而对欧美宗教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如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也同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苏国勋的《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一书,即对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理论及其学术影响做了深入而详细的研究[1]。

  在此基础上,学界亦已逐步注意到对中国宗教进行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着手中国宗教社会学学科建设的最初准备。其中,包括高等院校宗教社会学专业的设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招标中“宗教社会学”项目的设立等。到1990年代初学界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开始中国宗教社会学学科体系建立的最初努力,其重要成果当是陈麟书和袁亚愚主编的《宗教社会学通论》。[2]该书对宗教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这些工作,在1980年代为中国宗教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正如高师宁教授指出的那样,宗教社会学是“改革开放”后才在中国起步的一个学科。从中国学术界对宗教社会学的学科意识、该学科在中国的主要进展、学科队伍等方面,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之后宗教社会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历程,同时该学科的研究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结果,对中国宗教甚至对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都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3]

  为此,我们把1990年代以来中国宗教社会学的发展,大致分为如下几个方面来加以理解,以便于中国宗教社会学作为一个专业领域、学科建设的继续发展。

 
 一、欧美宗教社会学经典的译介

  作为一门从欧美传入的学科,对其发源地宗教社会学理论的译介与理论的研究就显得更为重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对欧美社会学理论译介和研究除对传统经典理论的继续关注外,更重要的还有对当代理论的译介和研究。

  1996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将《宗教辞典》扩充为《宗教大辞典》[4],增加有关宗教社会学近50个词条,对进化论、功能论、冲突论等传统宗教社会学理论、宗教社会学学科总论、西方主要宗教社会学家及其著作、相关的国际学术组织及刊物等作了完整系统的介绍。2005年,高师宁翻译的《宗教社会学史》[5]被翻译出版,该书系统描述了西方宗教社会学的发展过程,对各个发展时期的人物及其著作都作了详细梳理,为系统了解西方宗教社会学的发展历程提供了重要资料。李峰《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宗教社会学理论研究去向》[6]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宗教社会学的理论进展作了论述,姚南强的《西方宗教社会学“结构–功能”范式的演进》,[7]对“结构–功能”这一西方宗教社会学的重要范式的演进过程作了论述。

  一般地说来,欧美社会学理论肇始于马克斯·韦伯与杜尔凯姆对宗教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分析。前者以对世界各大宗教的比较研究为基础,以宗教对社会发展主要是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为研究主线,尤其以提出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的巨大作用的命题而著称。而后者主要关注宗教对社会团结的作用,并且对宗教起源与本质等做了经典性的讨论。

  1.经典论著的当代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学界对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尤其关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韦伯社会学文选》等都被翻译成中文出版。1990年代中期以后,韦伯的著作继续受到学界的关注,郑乐平编译了《经济·社会·宗教——马克斯·韦伯文选》一书,[8]《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书被重新翻译出版,并且一再重新印刷,除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00年初出版了《韦伯作品集》(共8本),其中包括《宗教社会学》、《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均为台湾学者康乐与简慧美翻译,其在翻译语言及注释等方面,由于具有专业背景,其翻译质量均已超过了前面几个译本,进而可使中国学术界更加全面了解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的理论体系。

  20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林荣远翻译的《经济与社会》(上、下卷),其中上卷中包括“宗教社会学”一章。同时,欧美学术界对韦伯的部分优秀著作也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有《理性化与官僚化——对韦伯之研究与诠释》[9]。另外,对韦伯宗教社会学思想的解读与研究也在继续进行。其中有代表性的论著是台湾学者顾忠华的《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与《韦伯学说》两书。前者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主要观点做了解读,后者则是对韦伯思想的系统研究,其中包括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思想。

  与此相应,另有许多介绍和讨论韦伯宗教社会学理论的论文发表,如叶静怡《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方法论和思想研究》[10]、王水雄《亲和性机制或“虚假”命题——<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逻辑缺憾》[11]、李春华《再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命题的现实意义》[12]等。可以看出,对韦伯的研究在围绕“新教伦理”命题的讨论的同时,学界开始探究对韦伯宗教社会学思想的整体把握及其方法论等更多的问题。

  其次,是学术界对杜尔凯姆宗教社会学理论的译介和评述,也同样构成了宗教社会学在当代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1982年,郑也夫就在其硕士论文《评杜尔凯姆和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一文中就介绍了杜尔凯姆的宗教社会学理论。1988年翻译出版的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一书中,亦对杜尔凯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作了相当深入的介绍和分析[13]。1990年翻译出版的《社会学思想名家》一书,其中也对杜尔凯姆的宗教社会学思想也作有较多的介绍[14];1992年,芮传明、赵学元翻译出版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中文版[15]。另外,1999年,作为人类学名著译丛的一种,林宗锦、彭守义也翻译出版了《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的中文本。[16]稍后,周秋良等在2000年翻译出版了《杜尔凯姆论宗教》一书[17],书中包括了杜尔凯姆关于宗教研究和宗教社会学研究的一些重要书评、笔记及论文。2003年,杜尔凯姆的《乱伦禁忌及其起源》[18]也被译成中文出版;2007年,《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也再次出版了中文版,与杜尔凯姆的另外三本被译成中文出版著作《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自杀论》、《社会分工论》组成为“涂尔干文集”。

  这些译介工作,对杜尔凯姆宗教社会学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同时也为学术界对杜尔凯姆宗教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和讨论提供了中文文本。这些研究的论著有,周星《<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的知识社会学命题》[19]、周树华《神圣与凡俗:二分法建构的宗教生活——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宗教起源研究》[20]、朱文斌《杜尔凯姆与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思想比较——原始宗教本质探源与资本主义精神寻根》[21]等。其中,特别是杜尔凯姆关于宗教组织、宗教与社会关系、神圣与世俗二分关系的理论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明显关注。

  值得关注的最新研究,则是对德国社会学家G.齐美尔宗教社会学理论的研究。齐美尔作为形式社会学的开创者,对宗教社会学思想也同样具有独到的研究。2003年曹卫东翻译出版了齐美尔的《宗教社会学》一书[22],该书包括了齐美尔论述宗教社会学的三篇文章和一个附录。同年10月,在齐美尔《宗教社会学》中三篇文章的基础上,加上刘小枫10年前组译并作了重新校对的另外两篇文章,名为《现代人与宗教》[23]重新出版。该书可说是比较全面介绍齐美尔的宗教社会学思想。齐美尔最重要的宗教社会学思想是,他提出了“宗教性”的概念,区分了“宗教性”与“宗教”的不同,认为“‘宗教性’是一种‘社会精神结构’”,“‘宗教’则具有独立的建制实体和教义旨趣”[24]。这对其同时代的宗教社会学思想,乃是一个很重要的补充。相关的论著,对齐美尔宗教社会学思想进行介绍和研究的论文,则有陈戎女的《齐美尔宗教社会学思想述评》[25]。

  2.“世俗化”理论的关注

  在古典宗教社会学思想基础上,伴随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宗教状况的变迁,欧美宗教社会学理论也出现了新的发展。

  伴随启蒙运动开启的西方的理性精神,以及以工业化为先导的西方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现代化进程,世俗化理论由此成为西方宗教社会学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因此,从古典时代起直到现在,世俗化问题或者宗教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都一直是欧美宗教社会学的核心论题之一。欧美许多重要的宗教社会学家都对世俗化问题的内涵、原因及后果等作了不同的论述。

  彼特·贝格尔的宗教社会学思想,通过他在20世纪60年代末出版的《神圣的帷幕》、《天使的传言》而完整提出,并继续了韦伯式的研究,在“祛魅的世界”基础上再次讨论宗教世俗化问题。他改变了“教会–宗派”为旨趣的“教会的宗教社会学”发展方向,构建有世俗化–多元化–私人化的理论模式。1991年,世俗化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美国宗教社会学家彼特·贝格尔的《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26]被译为中文出版。在此书中,贝格尔基于他对“宗教”解释和定义的基础,讨论了基督教世界的世俗化根源。2003年,贝格尔的另一论著《天使的传言》[27]也出版了中文版。

  在国内学术界译介彼特·贝格尔的宗教社会学论著及其有关世俗化问题论述的同时,国内学者也对世俗化理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论述。高师宁在《关于世俗化问题》[28]、《世俗化与宗教的未来》[29]中对世俗化的定义、表现、宗教的未来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介绍和探讨,在论述的过程中也介绍了西方主要宗教社会学家对世俗化及宗教未来问题的不同论述。另外,在宗教社会学有关世俗化理论的影响之下,也有学界还对当代中国宗教的世俗化特征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如冯丹《社会转型期中国宗教的世俗化倾向》[30]、宫哲兵《武汉市宗教的现状与世俗化特点——当前城市宗教工作田野调查之一》[31]等。

  其中,李向平的《社会化,还是世俗化?--中国当代佛教发展的社会学审视》一文,[32]则从传统语境、佛教经典中有关“世俗”的词汇,以及相关的文化、宗教表达模式的分析入手,认为中国社会与中国宗教、佛教的关系,并非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结构。中国佛教与中国社会,是一种特殊的相互嵌入关系。所以,世俗化概念作为西方启蒙运动的产物,本非中国宗教与社会矛盾关系的运动结果,自然就难以适用于中国佛教与中国社会的内在关联。至于在有关中国佛教的宗教社会学研究中,与其使用“世俗化”这一概念,不如提出中国人间佛教的“社会化”命题,以真实讨论当代中国佛教所具有的社会化可能。

  当代中国的人间佛教,在中国社会结构里的神圣与现世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镶嵌的关系,尚未进行基本的制度分割,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中国佛教的人间化形式,并非佛教本身的简单关系。当国家话语完全出离了神圣的领域,仅仅与社会公共事物关联的时候,中国宗教的社会化逻辑方才得以完全呈现,其本身具有的神圣化意义才能真实呈现。如果单纯以一个泊来的“世俗化”概念来批评中国当代佛教的人间化模式,或许,这只是指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无法揭示其中的被限制的“世俗化”现状。如是,即使是借用“世俗化”的概念来看待这个问题,那么,中国宗教以及中国佛教的世俗化的核心过程,或许还没有开始。这恰好也是因为世俗化概念,本非中国文化语境中产生出来的基本证明。

  可以说,中国当代佛教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佛教与中国社会、社会变迁的复杂关联。这些问题,形成于变迁中的中国当代社会,解决的方法亦只能从中国社会的变迁历程中去寻找。再如杨凤岗的《少林寺世俗化了吗?》[33],也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认为,世俗化理论在西方宗教社会学的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中的真正涵义却很少引起讨论,进而在中国宗教的研究过程之中却存在着不少的误读。澄清这些问题,应当对当代中国宗教的研究很有益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曾经是宗教世俗化提倡者的宗教社会学家彼特·贝格尔,在事隔30年之后,他却优雅而公开放弃了他早年论述过的世俗化理论,并在全球化的问题意识前提下提出了“去世俗化”理论,以重新解释这30年来美国宗教乃至世界宗教的最新发展。[34]彼特·贝格尔的理论变化,实际上是说明了欧美宗教社会学理论的变迁。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变化,就是美国宗教社会学经由世俗化理论而到宗教市场论的发展。

  3.“宗教市场论”的译介与讨论

  “宗教市场论”还可以被称为宗教研究的宗教经济模式,它的发展,首先就是作为宗教世俗化理论的批判者而得以问世的,所以一旦面世就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力量。该理论以“理性人”的假设为逻辑起点,引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依据这种模式 ,个体行动者的宗教行为可以看作是以计算代价/利益的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为基础的宗教消费行为,宗教机构或团体则可以看作是提供宗教产品的企业。于是,宗教的兴衰主要取决于宗教市场内部供求关系的变化和市场自由竞争的程度,而与现代化的进程无关。”[35]

  宗教市场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当代宗教社会学家斯达克、芬克与本布里奇。从2002年开始,美国普度大学社会学系的杨凤岗教授开始向中国介绍“宗教市场论”,并得到中国宗教学界的积极回应。2004年,“宗教市场论”的代表性论著《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36]被译为中文出版,比较全面的介绍了宗教市场论的基本命题和研究方法。2006年,罗德尼·斯达克与威廉姆·希姆斯·本布里奇合著的《宗教的未来》[37]被译为中文出版。在该书中,作者对宗教的现状和未来走向,依据宗教市场论理论作了详细描述和分析,指出世俗化与宗教发展成反比的经典世俗化理论值得怀疑,宗教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相当活力。

  自1993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斯蒂芬·沃讷(Stephen Warner)就宗教市场论首次提出了“新范式”概念[38],而从2002年之后,“宗教市场论”则被视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而被介绍到中国宗教学界,中国宗教学界也开始关注并且讨论中国宗教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同时也开始关注西方宗教社会学理论的范式转换特征。固有的中国宗教研究方法,大多是哲学、神学与历史学的专业领域,而这种方法论的背景也大多是“鸦片论”、“适应论”、“文化论”等若干进路,特别注重宗教的社会功能方面的研究,至于宗教与社会变迁、政教关系方面的研究一般还不太注意,所以,宗教市场论理论与方法的译介对于国内宗教学研究方法的讨论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尤其是在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的层面,从宗教学、宗教社会学到宗教社会科学,的确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甚至是新的研究范式的输入。迄今为止,不论学术界是否完全同意,但“宗教市场”、“宗教经营”、“宗教垄断”等概念,却已经成为在中国宗教问题或中国宗教研究领域之中经常使用的概念了。

  在此过程中,致力于将美国的宗教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引入中国,并促进了国内宗教社会学研究新发展的杨凤岗教授,曾依照中国对宗教进行政治管制程度的不同,提出了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理论”。他将中国的宗教市场作了红、黑、灰三色划分,认为中国宗教存在着红市、灰市与黑市三大市场,正是这三大市场之间的关系,决定和影响了中国宗教的变迁与发展。[39]杨凤岗教授的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论,实际上既是对斯达克宗教市场理论的一种检验与修正,同时也是宗教社会学在中国宗教学界的一种新发展。

  与此相应,宗教学界也对该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介绍和探讨,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和讨论。卢云峰在区分排他性与非排他性宗教的基础上,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上探讨了“宗教市场论”在华人社会的适用性问题。[40]除此,还有许多,如姚南强《论宗教社会学的范式革命——斯达克的<信仰的法则>读后》[41],魏德东《宗教市场论:全新的理论范式——<信仰的法则>观点评析》[42],李向平、陈彬《宗教市场论:当代西方宗教社会学理论的新范式》[43],林巧薇《杨凤岗博士谈宗教社会学的范式转型》[44],斯蒂芬·沃讷《宗教社会学范式及理论的新进展》[45]等。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与罗德尼·斯达克为代表的宗教市场论得到中国宗教学界的译介与讨论的同时,杨凤岗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的魏德东教授合作主办了迄今为止总共6期的中美宗教社会科学高级研讨班,已对中国宗教社会学的发展构成了很大的影响。

  
二、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关系的研究

  1961年,华裔美籍社会学家杨庆堃出版了《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对中国的宗教格局和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功能作了深入阐述,提出“制度宗教”与“分散宗教”概念,指出宗教在中国社会的存在模式及其与基督教存在形式的不同,从而为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宗教、宗教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拓展了一条新的路径,展示了另一种宗教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这种方法,可视为在与欧美宗教社会学理论展开对话的同时,建构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本土方法的最大努力。

  该书虽然问世于半个世纪之前,但其对研究中国宗教当代社会关系无疑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也最具有中国宗教经验与社会特征,因此被著名汉学家欧大年教授视为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2007年,该书被译为中文出版。[46]

  杨著的中文版出版,这说明,除了对欧美宗教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译介和探讨之外,面对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中国宗教社会学界更加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面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急速变迁,把握宗教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和互动关系。这无疑已经成为中国宗教社会学界最为紧迫的任务之一。既要不断与欧美宗教社会学界进行对话和讨论,同时又要解决当代中国宗教社会学的具体问题。概括地说来,这些问题,主要的就是宗教与社会变迁、宗教组织、宗教与身份认同、宗教的社会服务与慈善事业以及中国宗教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本土化建设等。

  1.宗教与社会变迁

  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就开始了急剧的社会变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更是进入了社会的快速转型期。在此过程中,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基本关系突出表现为社会变迁对宗教本身的影响。

  对于这个基本问题的研究,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则从中国宗教与社会的实际关系出发,做出了相当的努力与研究。2006年,何光沪主编的《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47]出版。该书系统论述了中国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五大制度性宗教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基本关系、各大宗教随中国历史社会变迁而发生的显著变迁,更加重要的是,当代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巨大变迁对各大宗教的影响、各大宗教目前的基本状况及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等。

  此外,钱宁的《厄莎·佛祖·耶稣——拉祜族的宗教信仰与社会变迁》[48]对拉祜族不同时期的宗教信仰对其社会变迁的影响及宗教自身发生的变迁。刘志军的博士论文《乡村都市化与宗教信仰变迁:山西平陆张家店镇个案研究》[49]探讨了在乡村都市化进程中传统宗教及基督教的兴衰变化及其深层原因和未来走向。梁丽萍的《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50],论述了社会结构的转型与宗教皈依之间的内在关系,讨论了人们最为关心的宗教信仰及其认同的实际问题。王再兴的硕士论文《社会转型与中国基督教——关于南冲地区基督教的田野调查报告》,[51]探讨了虽然中国基督教夹杂了很多民间宗教观念,但是中国民众的宗教信仰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仍正在实现从多神、拜物、精灵崇拜到一神崇拜、从巫术型向赎罪伦理型、从弥散型向堂会制宗教的转变过程,同时还讨论了所谓的“马大现象”,并从“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发展状况的对比出发,尝试性地对中国基督教未来可能出现的多元组织形式作了一定的预测。

  高师宁《当代中国民间信仰对基督教的影响》一文,[52]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民间信仰的复兴的情况下,农村基督教民间信仰化的现象,指出这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造成了一些重大的影响。最新出版的《边际的共融——全球地域化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基督教研究》[53]一书在全球地域化的理论视角下,论述了全球化和地域化双向互动背景下中国城市基督教的制度变迁与认同模式转换等地域化变迁,“全球和地域之间,双向互动、彼此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基督教,也形成了被重塑、被丰富了的全球地域化的基督教。”这可以看作是对基督教地域化的社会学论题做出的最新探讨。

  此外,伴随社会变迁而发生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新兴宗教的出现和发展,这也是当代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1999年,戴康生主编的《当代新兴宗教》[54]一书出版,该书对日本、韩国、美国、台湾(附录)及其它一些国家自19世纪以来各个时期的主要新兴宗教、当代主要邪教等作了全面介绍,论述了新兴宗教与社会变迁包括现代化世俗化等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新兴宗教未来反对或顺应世俗化的两种发展可能性。2006年,高师宁《新兴宗教初探》[55]一书也在大陆出版。该书对新兴宗教的产生与发展、社会变迁与新兴宗教的关系、新兴宗教的社会心理学分析、以及如何看待新兴宗教等作了全面论述,并在附录中介绍了国外部分新兴宗教团体、部分具有危害性的新兴宗教团体、关于邪教研究、以及中国民间信仰的复兴、新兴宗教和准宗教的出现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作出了很好的社会学分析。

  2.宗教组织的研究

  宗教组织是宗教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因为宗教组织尤其能体现宗教的社会功能及其与社会层面的深层关系,可以说是宗教与社会二者之间重要的契合点。1991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的约翰斯通的《社会中的宗教——一种宗教社会学》一书,其中就有对宗教组织的教会–教派连续体作了详细介绍,同时也介绍了教会–教派类型学的深入发展。稍后,则有吕大吉主编的《宗教学通论》、陈麟书、袁亚愚主编的《宗教社会学通论》对宗教组织的研究做有一定的论述。2000年,戴康生、彭耀主编的《宗教社会学》中“作为社会组织的宗教”一章,也对宗教组织作了专业性的深入论述,并且回顾了欧美宗教组织类型学研究的基本历程,论述了欧美宗教社会学关于宗教组织基本类型的研究方法,并对西方宗教组织类型学研究作了分析和评述,同时还介绍了国内关于宗教组织研究的基本状况。

  2002年,周传斌在《西海固伊斯兰教的宗教群体和宗教组织》[56]一文中对西海固伊斯兰教宗教群体和宗教组织作了分类和分析。2004年,杨静在《现代社会的宗教组织及其特征——宗教社会学关于宗教组织的研究》[57]一文中,综述了西方及国内宗教社会学关于宗教组织的研究。该文在对西方宗教社会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应用组织理论对宗教组织作进一步研究的理论成果进行介绍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教会–教派类型学到目前为止仍是最成熟的理论工具之一,同时指出,国内关于宗教组织的研究主要基于宗教组织的社会功能分析,而没有深入到宗教组织的结构类型、运行机制等内部进行研究。与此相关的,还有李峰的博士论文《乡村教会的组织结构及其运行机制——温州市瓯北镇基督教教会组织研究》[58]。他从个案分析出发,对温州城镇化过程中宗教组织的内部结构及其社会位置作了深入研究,采用了开放系统理论,探讨教会组织在社会转型过程的特征以及基督教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并对中国宗教组织的社会学研究的一些问题,包括教会–教派类型学的适用性问题作了一定探讨。

  2007年,陈彬的博士论文《宗教权威的建构与表达——对N省H市山口教堂的研究》[59]一文,探讨了宗教组织中牧者权威、象征性权威、神学权威、合法性权威等内部和外部权威的建构和表达,并说明了其对宗教组织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意义,虽然文章没有以宗教组织为中心论题,但在其研究中,作为宗教权威的主体――宗教群体或宗教组织,同样也构成了宗教社会学对宗教组织的权威问题的一项研究。

  很明显,中国社会的变迁将导致社会组织及制度方面的一系列变迁,在此过程中将凸显了宗教组织或宗教团体的重要性,宗教组织将成为宗教和社会发生联系的重要纽带。因此,在宗教社会学研究之中,宗教组织无疑已成为了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和研究单位。

  3.宗教与身份认同的研究

  对个体而言,宗教信仰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其成为个体身份建构和认同的一个重要维度,而身份认同则是信仰者个体同宗教群体发生关联的重要因素。

  当代中国宗教社会学的研究,以基督徒信仰者的身份认同研究居多,同时也兼顾到其它宗教信徒的身份认同研究。其主要研究有: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60]、李向平《伦理·身份·认同——中国当代基督教徒的伦理生活》[61]、吴飞《麦芒上的圣言——一个乡村天主教群体的信仰和生活》[62]、方文《群体符号边界如何形成?——以北京基督新教群体为例》[63]、张敏《基督徒身份认同——浙江温州案例》[64]、秦家懿、孔汉思《中国宗教与基督教》[65]等。

  杨凤岗在《皈信·同化·叠合身份认同——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66]一书中,通过对美国华人基督徒(Christian Chinese Americans ) 的民族志研究,提出了宗教信仰的“多元认同”概念,如美国–华人–基督徒的宗教皈依和认同建构的精妙逻辑。如何成为基督徒,如何又同时成为美国公民,同时有选择地保持其中国文化共同体的资格?而这些问题的处理与面对,无形中就成为了中国基督教徒永不停息的认同努力(identity work) 的核心。杨凤岗教授发现,美国华人基督徒既没有放弃族群认同而被动地接受同化,也没有拒绝融合而简单地固守其族群认同,而是同时圆润地建构和重构了美国人认同、华人认同和宗教认同。或者说,美国华人基督徒的认同建构过程,具有将这三种认同叠合在一起,而又不丧失任何一种认同的特征,从而成就其叠合认同(adhesive identities)。

  实际上,宗教信仰及其是否认同,不仅仅是宗教社会学的一个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它将是宗教与社会关系深入研究的一个必然课题,可能还会涉及宗教与公民社会、宗教信仰之间的良性互动问题。

  4.宗教的社会服务与慈善事业

  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长期以来宗教慈善事业是其参与和影响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当代中国宗教社会性的重要体现。宗教界在此层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也构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促使宗教得到了中国社会的最大认同和中国社会对宗教的基本接纳。

  2008年,张士江、魏德东主编出版了《中国宗教公益事业的回顾与展望》[67]一书,该书收录的20余篇论文,主要从宗教的社会层面对中国宗教公益事业的不同方面作了较深入论述。如高师宁在《宗教参与中国社会生活的一种途径——以天主教“河北进德公益服务中心”为例》一文中,通过对中国内地第一个天主教NGO“河北进德公益服务中心”的介绍分析,论述了当前中国宗教类NGO的基本状况、其对宗教慈善事业的推动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等。何建明在《公益事业与宗教的社会主体性》一文中通过对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的产生的社会动因、存在与承传的社会条件、教义要求等指出社会公益事业是宗教社会主体性的主要体现,“宗教的社会主体性以拯世救民为其主要特质,并以服务于社会和大众的公益慈善事业为其主要表征。”朱贻强在《福建厦门南普陀寺慈善会社会基础略析》一文中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对福建厦门南普陀寺慈善会的社会基础即全体会员构成分布包括性别比例、地域分布、增长情况、行业及职位分布、家庭经济状况分布等作了分析。

  这些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宗教之所以有效进入当代中国社会中,宗教的社会服务和宗教界所从事的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功莫大矣。而宗教社会学的研究不仅仅是证明和表达中国宗教在此层面的功能发挥,更加重要的问题,则是如何能够在此过程中,论述中国宗教与当代社会的积极互动,进入社会生活并逐步把自己建构成为一种社会资源的有效路径。

 
 三、发展中的中国宗教社会学

  在对国外宗教社会学理论进行介绍和探讨,进而对中国当代宗教与社会具体方面的关系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中国的宗教社会学学者开始对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本身及其与中国社会的内在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探讨,其宗旨无疑是致力于与欧美宗教社会学理论的对话,同时也致力于中国本土的宗教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建构。

  1.中国经验的宗教社会学论著

  戴康生、彭耀主编《宗教社会学》[68]与孙尚扬著《宗教社会学》[69]是当代中国宗教社会学领域中两部具有代表性的专业论著。相比较而言,戴书具有宗教社会学概论的特色,系统而全面,以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为指导,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历史上及当代中国社会与宗教的关系,提出若干问题并加以理论上的论述;孙著则论题相对集中,以专题讨论形式,对当前宗教社会学中一些公认的重要问题,作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

  按高师宁的说法,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是宗教社会学在中国兴起时期的话,那么2000年出版的戴康生、彭耀主编的《宗教社会学》一书,则可以算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即宗教社会学开始与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研究相结合。

  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戴书对宗教的独特定义与切合中国宗教实际的论述内容上。此书为宗教下的定义为:宗教是一种对超自然、超人间力的力量或神灵之信仰与崇拜为核心的社会意识,是通过特定的组织制度和行为活动来体现这种意识的社会体系。与此对应,此书的内容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根据作者对国外研究的了解及中国社会与中国宗教的特性,对宗教信仰者、宗教行为、宗教组织及其制度的社会功能、宗教与现代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结合西方宗教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作些论述与介绍。二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宗教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宗教的状况和变化,进行一些理论上的探讨,并在其基础上提出某些思考与展望。

  具体到对中国传统社会与宗教的论述,该书的作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宗教宗法性,这是与欧洲传统社会特征的一个重要区别。因此,中国社会各类宗教现象,与宗法制度存在着非常紧密的相互联系。中国传统宗教的这一特征,决定了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宗教现象,具有独特的多层次性和社会功能,除有系统化宗教(制度化宗教)外,还有上层宗法性宗教信仰与民间宗法性宗教信仰这两个层次。后者虽不具备系统化宗教所具有的完整的构成要素,却含有宗教性与世俗性相融合的双重性格的社会功能,其强度、广度及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常常超过系统化或制度化宗教。

  对宗教与政治的互动这一核心问题,戴著认为,同处传统社会的中国与欧洲,在政教关系的处理方法上有着根本的不同,“王权下的宗教”,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王权与教权各自地位及相互关系的准确概括。而传统社会中宗教与政治的基本关系,是政治上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在宗教领域的表现。这种不平等的互动关系,将随着中国社会制度发生根本变革而转化为平等关系。

  另外,此书还专论了社会主义社会下的宗教,这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如作者所说,宗教作为一种和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不甚协调的社会组织制度和观念信仰,在剧烈革命后的新制度下如何存在与发展?它的社会功能如何?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在一项关于当代中国宗教历时两年的大型社会调查所得数据的基础上,该书作者认为,在社会主义中国,宗教已经作为并将继续作为社会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而能够存在下去,对中国社会发挥它独特的功能。同时,由于受到与其相矛盾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牵制,宗教不可能如在其他社会那样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虽然由于种种有利和不利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中国宗教虽然在一个时期内会急剧波动,但从长时期来看,它终究会再次恢复至正常发展状态。

  如果说戴著全面而宏观的论述,更多着眼于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的话,那么,孙尚扬教授的《宗教社会学》系北京大学哲学教材系列·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其以专题论述形式呈现,以独特的研究主题为线索,进而对宗教社会学这一学科加以通论。

  孙著的论述主题是:作为社会现象的宗教是如何建构神圣的秩序、如何与社会秩序(如价值、道德规范)以及体现这些秩序的社会实在发生互动关系的,又是如何为宗教行为的主体(群体与个体)提供关于其行为的意义资源的。因此,孙尚扬教授的《宗教社会学》,是以对宗教社会学中秩序与意义两大主题的探讨为核心而组织全书架构的。

  孙著从社会学的视野出发采取了较为宽泛的宗教定义。作者试图在宗教的功能性定义与实质性定义之间构成一个会通,认为宗教是以对超自然的力量或神灵的信仰、或对超验的人生境界的追求为基础的人类制度,是人类赖以面对和处理各种终极性的问题、建构神圣的秩序和意义系统的组织与行为系统。从此定义出发,作者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宗教本质的经典论述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

  最使人关注的是,孙尚杨教授在简要考察宗教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特点与历史之后,分别探寻了秩序与意义两大主题,以作为宗教社会学的理论渊源。作者认为,秩序问题在宗教社会学中核心问题地位的确立,是由涂尔干以社会静力学的方式所凸显;而意义问题则由马克思·韦伯以社会动力学理论结构所建构,集中探讨宗教性意义系统对社会行为主体的经验和实在的形塑。这就构成了孙著的基本问题,即以此为线索讨论了宗教为个体和群体提供意义系统的机制及其类型;考察了宗教在与社会的互动中所履行的正反功能以及宗教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另外,此书还对世俗化、新兴宗教运动作了透彻的理论讨论与实证分析,并评析了西方世界对某些新兴宗教尤其是邪教的公众反应和社会控制。

  该书借用了杨庆堃的制度宗教与扩散宗教的著名区分,认为中国宗教的另一大特征是,制度型宗教的结构性地位与功能上的重要性极不相称。这种不相称的结果是,促使中国宗教缺乏有组织的力量。因而,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缺乏一种结构性的圣俗二元张力。这是中国宗教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形成的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这就把中国宗教社会学的问题置于具体的中国历史与社会语境之中,从而使孙著与戴著共同成为了宗教社会学本土理论建构的一个基础。

  2.中国人的“宗教性”研究

  2003年,托马斯·卢曼的宗教社会学代表作《无形的宗教:现代社会中的宗教问题》被译为中文出版[70]。托马斯·卢曼的“无形的宗教”概念及其论述,应当是对宗教社会学经典世俗化理论的一大超越。其所谓“无形的宗教”,即指“在现代社会中,宗教已从‘有形宗教’即以教会为制度基础的信仰体制转化为以个人虔信为基础的‘无形宗教’。”[71]因此,现代社会中的宗教在制度层面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宗教本身的衰落。此研究表明,现代社会的分化与多元社会中宗教功能以及宗教信仰者的个人信仰问题,同样应该是当代宗教社会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2005年,高师宁出版了《当代北京的基督教与基督徒——宗教社会学个案研究》[72]一书。该书主要从对基督徒信仰者的研究入手,运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及问卷调查相互结合和补充的研究方法,对当代北京的基督教和基督徒的总体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描述和深入的分析。

  在此研究过程中,高师宁教授对国外宗教社会学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反思和本土化的检验,最后对一些相关的理论问题如宗教的定义等作了深入的思考和分析。具体来说,该书首先对北京的基督教状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描述,包括自近代以来的各宗派进入和发展、北京城区建制教会所属五个教会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及当前概况、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基督教所发生的主要变化、以及建制教会和聚会点两种不同的信仰交往形式。

  高师宁的这项研究,着重研究的是宗教徒的“宗教性”,主要是北京基督徒宗教虔诚度。该书深入细致地分析了个体基督徒如何在家庭、生存情境、精神追求及宗教皈依等因素的作用下,最终确立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为解答这些问题,该研究在借鉴国外关于宗教性测量维度的基础上,综合北京市基督徒的实际情况,确立了信心的发展、对教会的态度及对教会活动的参与等6个测量维度,以此对北京基督徒的宗教虔诚度进行了实证分析,表明基督徒宗教信仰的虔诚度乃是与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及入教前的信仰、入教时间等相关关系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虽然高师宁的这一论著集中讨论的是北京基督教徒,但其论点却是从基督徒信仰者个体层面的分析出发,把宗教的定义进行了重新讨论。高师宁指出,“对于信徒而言,宗教是一种与神圣者密切相关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73]这种宗教定义方式,与中国人信仰宗教的形式非常吻合,实际上也构成了对威廉·詹姆士关于体制宗教与个体宗教划分的修正。

  如同作者指出的那样,由于承认体制宗教与个体宗教两者之间既有重叠又有区别的关系,由此而引起的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尤其是在目前中国基督教存在不同样式的情况下,承认“体制宗教”与“个体宗教”或个人信仰的不同,实际上是承认了建制教会与信仰者个别聚会点所具有的同等意义,同时也等于肯定了它们所具有的社会学意义。特别是在当代中国基督教具有不同的信仰存在形式的情况下,高师宁的这一研究,无疑是认定了宗教信仰者的“宗教性”,及其在当代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本土价值。

  同年出版的还有范丽珠教授的《当代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变迁——深圳民间宗教信徒的田野研究》[74],同样体现了中国宗教社会学学者在建构本土宗教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的努力探索。

  范丽珠在该书中的研究主题,与高师宁在《当代北京的基督教与基督徒——宗教社会学个案研究》一书大致相同,其理论的着力点也是宗教信仰者个人的“宗教性”问题。她关于宗教性的定义,与高师宁关于宗教是一种与神圣者密切相关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的定义异曲同工,彼此呼应。范丽珠认为,所谓个体宗教性,就是人的一种精神性态,一种与信仰有关的特殊精神性态。特别是在人对生命意义有所质疑、对人生本原性问题有所叩问时,这一“宗教性”就会不时涌现,为此,范著立足于个体信仰的层面,并以“个体宗教性”作为核心的理论概念和分析工具,选取了深圳城市作为田野点,以透视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中中国人精神世界所发生的变迁。与其个案研究紧密联系的是,范丽珠基于个体宗教性,对当前几种主要的关于宗教与现代化的理论,包括理性选择理论等作了深入的讨论,深化了她对于个体宗教性的论述,进而展开了中国宗教与现代性精神之间的内在关系。

  该著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既集中论述了信仰者个体的人生经历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超验经历,认为中国虽没有如西方那样多的宗教与神学探讨,但中国人并不乏丰富的、中国人独有的宗教经验,与此同时,该书对信仰者的个体宗教性予以充分的肯定,进而从中国宗教的新生与发展的内在动力,对所谓“宗教市场”与理性选择理论在解释中国宗教方面的难以适用性,进行了富有中国宗教经验的讨论。   

  3.宗教“社会化”的问题研究

  杨庆堃关于“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和“扩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的概念,给予中国宗教研究以极大的社会学想象力。它能够使中国宗教的研究,超越了基于欧美基督教及其社会关系的理论与方法。

  在研究和讨论杨庆堃有关制度宗教与扩散宗教概念的基础上,2006年,李向平同时出版了《信仰、革命与权力秩序-—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中国当代宗教的社会学诠释》两本专著,[75]以讨论中国宗教所具有的社会特征及其社会化问题。

  《信仰、革命与权力秩序》一书,在个体性精神关怀层面的“信仰”与作为群体性信仰、制度化的“宗教”之间,发现了中国人基于其远近亲疏、尊卑贵贱的伦理原则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所型塑的“关系–信仰”模型。这一模型,导致信仰的制度化过程,必须内嵌于权力结构中才能实现。信仰与宗教,必须通过王者、圣人、君子等神人之外的“第三方关系”或“实践逻辑”的象征或代理而实现“象征联结”。而个人层面的天命信仰在权力的实现过程中、在日常道德生活中、在种种社会的交换关系中被构造为一种具有社会实体特征的宗教形式。

  因此,中国人的宗教与信仰,存在于诸种权力关系之中,而不直接依赖宗教组织或信仰群体;政治、权力、道德与宗教、信仰之间不存在彼此二元对立的界分;在中国宗教的运行法则和中国人的信仰表达方式之中,无论是制度型还是扩散型,大都要依赖一个运作自如“第三方关系”。为此,中国人一旦出离了这一中间逻辑,中国社会之正与邪、正统与异端的信仰冲突就会激化,从而徘徊在一个“受命”与“革命”的循环中,演绎了中国历史治乱循环的历史。在此“信仰–关系”模式中,该书发展出一对“体制宗教”和“私人信仰”的命题,以解释中国宗教–信仰的特殊构成,以及深嵌于其中的中国权力的运作逻辑。

  至于《中国当代宗教的社会学诠释》一书,则主要围绕着“社会性”和“合法性”两个概念,对当代中国宗教的制度变迁及其社会场域、宗教社会性及其表达、制度变迁与功能定位、功能整合与职能分割等现象进行了分析。其中,特别探讨了中国当代宗教的社会属性及其表达的问题,特别是在国家权力与市场经济之外的宗教社会关系中,提出了“宗教社会化”的重要命题,主张中国宗教的社会性建构,就是要在国家权力与市场经济之外的社会化发展道路。

  该书还包括了对基督教、天主教和佛教的一些经验研究,从而构成了一个理解当代中国宗教制度及其组织特征的基本架构。其主要论点为,一个合理的宗教体系,必须将宗教置于社会的领域,并以社会团体或社会组织的制度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存在理由。如果宗教体系具备了这些合法性的因素,则宗教就成为了社会的内容和形式,而不是局限在政治领域,变成政治稳定的负担,从而得以从上层建筑落地于民间社会,构成在法律框架之中合法运作的一个价值体系。

  为此,该书提出了宗教社会化、宗教的社会性、公共宗教与私人信仰、宗教制度、功能分割与职能整合等关键性的概念。这些讨论,不仅仅是宗教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在中国宗教研究上的延伸,同时也是从主流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宗教与中国社会的特殊关系。本书与《信仰、革命与权力秩序》一起,经由历史而当代的本土化宗教社会学研究,试图打通历史与现实,拟初步建构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宗教社会学叙述架构。

  4.不是结论的结论

  曾经主宰了中国宗教研究的西方社会理论中的结构功能主义,特别偏重于对宗教活动类型的分别与认定,仅只推重其中的一种活动类型而否定另外一种活动类型。它们对中国宗教研究的影响深入骨髓,从“鸦片论”到“文化论”、从“适应论”到“世俗论”,宗教积极功能与消极功能之简单分别,均与此类理论的影响密切相关。

  所以,有学者批评说,中国研究领域,无论是本土学者还是外国学者,都一直受用于东方学的困境,中国作为他者或对象;其主宰性的研究路径则是中西文化的特异性。[76]至于宗教社会学在中国的研究,也很有“基督宗教社会学”的倾向,表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77]因此,中国宗教或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几乎就成为了当代学术界的一个“迷思”。

  这与中国研究领域的基本倾向大致一样,学术界大都以未能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理论为憾。一方面,现代西方主流理论多从理性人的构造出发,把它作为一切认识的前提。不少学者把它们硬套于中国实际,结果使相关研究不时走向歧途。另一方面,反对这种研究倾向的、或提倡本土化的学者,又多局限于经验研究,罔顾理论,或干脆认同于传统中国文明。有的试图与西方理论展开对话,但一般只能说明中国实际不符合西方理论,却不能更进一步地提炼出自己的理论,与之抗衡。迄至今日,本土化潮流固然相当强盛,但同时又有许多西方理论在中国仍视为“经典”或“前沿”。

  因此,中国宗教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也正被这两种对立的理论倾向所主宰。一是西方化和本土化的对立,现已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感情化,成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一是与此相关的理论和经验的对立,如同把理论和经验截然分开。所以,如欲超越这两种对立,应当需要做出有目标的选择和融合,最后建构符合中国宗教经验与社会变迁实际情况的新理论。此当为中国宗教社会学进一步发展的时代使命了。

  宗教学的研究,本是一个多元发展的综合性学科领域,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均为宗教研究可资借鉴的理论与方法。正因如此,宗教社会学在当代中国的发轫与发展,乃是在宗教学研究偏重于宗教人文思想诸方面研究的基础之上,补充了宗教的社会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使当代中国的宗教学研究,真正发展成为一个多学科、多元整合发展的学术领域。(信息来源:中国民族报) 

  注释:

  [1]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陈麟书、袁亚愚主编:《宗教社会学通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

  [3]高师宁:《宗教社会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上海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4]任继愈总主编,《宗教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

  [5]罗伯特·希普里阿尼著,劳拉·费拉罗迪英译,高师宁译,何光沪校,《宗教社会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李峰:《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宗教社会学理论研究去向》,求索,2005年第9期。

  [7]姚南强:《西方宗教社会学“结构—功能”范式的演进》,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8]郑乐平编译,《经济·社会·宗教——马克斯·韦伯文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

  [9]施路赫特著,顾忠华译,《理性化与官僚化—对韦伯之研究与诠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10]叶静怡:《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方法论和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第36卷(总第194期)。

  [11]王水雄:《亲和性机制或“虚假”命题——<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逻辑缺憾》,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2期.

  [12]李春华:《再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命题的现实意义》,河南社会科学,2003年3月第11卷第2期。

  [13]雷蒙·阿隆著,葛智强等译,《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14]刘易斯·A.科瑟著,石人译,《社会学思想名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5]涂尔干著,芮传明,赵学元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台北:桂冠,1992年版。

  [16]E·杜尔干著,林宗锦、彭守义译,《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7]埃弥尔·迪尔凯姆著,周秋良等译,《迪尔凯姆论宗教》,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18]爱弥尔·涂尔干著,汲喆,付德根、渠东译,《乱伦禁忌及其起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9]周星:《<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的知识社会学命题》,社会,2003年10月。

  [20]周树华:《神圣与凡俗:二分法建构的宗教生活——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宗教起源研究》,宗教学研究,2008年第2期。

  [21]朱文斌:《杜尔凯姆与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思想比较——原始宗教本质探源与资本主义精神寻根》,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7月(下)。

  [22]格奥尔格·西美尔著,曹卫东译,《宗教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3]齐美尔著,曹卫东等译,《现代人与宗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4]刘小枫:《现代人与宗教·编者导言》,载齐美尔著,曹卫东等译,《现代人与宗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25]陈戎女:《齐美尔宗教社会学思想述评》,载于《基督教文化学刊》1999年第2辑,人民日报出版社。

  [26]彼特·贝格尔著。高师宁译,《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7]贝格尔著,高师宁译,《天使的传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8]高师宁:《关于世俗化问题》,世界宗教文化,1995年第4期。

  [29]高师宁:《世俗化与宗教的未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30]冯丹:《社会转型期中国宗教的世俗化倾向》,学术交流,1998年第5期。

  [31]宫哲兵:《武汉市宗教的现状与世俗化特点》,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3期。

  [32]李向平:《社会化,还是世俗化?-中国当代佛教发展的社会学审视》,《学术月刊》,2007年7月号。

  [33]杨凤岗:《少林寺世俗化了吗?》,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5月第15卷第3期。

  [34]Berger, P.L.,“The Desecularization of the World: A Global Overview”,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46, Winter 1996/97, Washington, D.C.并参李向平、黄海波《从世俗化到去世俗化—彼特·贝格尔宗教社会学思想特征及其演变》,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二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

  [35]汲喆:《如何超越经典世俗化理论——评宗教社会学的三种后世俗化论述》,社会学研究,2008年4月。

  [36]罗德尼·斯达克,罗杰尔·芬克著,杨凤岗译,《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7]罗德尼·斯达克,威廉姆·希姆斯·本布里奇著,高师宁等译,《宗教的未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8]魏德东:《宗教社会学范式:探索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39]杨凤岗:《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41-47页。

  [40]卢云峰:《超越基督宗教社会学—兼论宗教市场理论在华人社会的适用性问题》,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期。

  [41]姚南强:《论宗教社会学的范式革命——斯达克的<信仰的法则>读后》,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3期。

  [42]魏德东:《宗教市场论:全新的理论范式——<信仰的法则>观点评析》,中国民族报2006年1月24日,第6版。

  [43]李向平、陈彬:《宗教市场论:当代西方宗教社会学理论的新范式》,载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院规划办公室编:《国外社会科学前沿》(第1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46-558页。

  [44]林巧薇:《杨凤岗博士谈宗教社会学的范式转型》,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3期。

  [45]斯蒂芬·沃讷:《宗教社会学范式及理论的新进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46]杨庆堃著,范丽珠等译,《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7]何光沪主编,《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8]钱宁:《厄莎·佛祖·耶稣——拉祜族的宗教信仰与社会变迁》,思想战线,1997年第4期。

  [49]刘志军:《乡村都市化与宗教信仰变迁:山西平陆张家店镇个案研究》,中山大学2003年人类学博士学位论文。

  [50]梁丽萍著,《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

  [51]王再兴:《社会转型与中国基督教——关于南冲地区基督教的田野调查报告》,四川大学2003年宗教学硕士学位论文。

  [52]高师宁:《当代中国民间信仰对基督教的影响》,《浙江学刊》,2005年第2期。

  [53]吴梓明、李向平、黄剑波、何心平等著,《边际的共融——全球地域化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基督教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54]戴康生主编,《当代新兴宗教》,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55]高师宁著,《新兴宗教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该书最初于2001年,由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出版。

  [56]周传斌:《西海固伊斯兰教的宗教群体和宗教组织》,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9月第5期,(总第114期)。

  [57]杨静:《现代社会的宗教组织及其特征——宗教社会学关于宗教组织的研究》,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3月第11卷第2期。

  [58]李峰:《乡村教会的组织结构及其运行机制——温州市瓯北镇基督教教会组织研究》,上海大学2004年社会学博士论文。

  [59]陈彬:《宗教权威的建构与表达——对N省H市山口教堂的研究》,上海大学2007年社会学博士论文。

  [60]梁丽萍著,《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61]李向平:《伦理·身份·认同——中国当代基督教徒的伦理生活》,天风,2007年第7、8期。

  [62]吴飞著,《麦芒上的圣言——一个乡村天主教群体的信仰和生活》,道风书社,2001年版。

  [63]方文,《群体符号边界如何形成?——以北京基督新教群体为例》,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64]张敏《基督徒身份认同——浙江温州案例》,载张静主编《身份认同研究:观念、态度、理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65]秦家懿、孔汉思著,吴华译,《中国宗教与基督教》,三联书店,1997年第2版。

  [66]杨凤岗著,默言译,《皈信·同化·叠合身份认同——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

  [67]张士江、魏德东主编,《中国宗教公益事业的回顾与展望》,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

  [68]戴康生、彭耀主编《宗教社会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版,2007年第2版。

  [69]孙尚扬著,《宗教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2007年修订版。

  [70]托马斯·卢克曼著,覃方明译,《无形的宗教:现代社会中的宗教问题》,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5年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71]托马斯·卢克曼著,覃方明译,《无形的宗教:现代社会中的宗教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译本导言第1页。

  [72]高师宁著,《当代北京的基督教与基督徒——宗教社会学个案研究》,香港道风书社,2005年版。

  [73]高师宁著,《当代北京的基督教与基督徒》,香港道风书社,2005年版,第285页。

  [74]范丽珠著,《当代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变迁——深圳民间宗教信徒的田野研究》,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

  [75]李向平著,《信仰、革命与权力秩序—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中国当代宗教的社会学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76]方文《叠合认同:“多元一体”的生命逻辑》,北京:《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

  [77]卢云峰《超越基督宗教社会学:兼论宗教市场论在华人社会中的适用性问题》,北京:《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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