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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利安:以玄奘为中心挖掘中印文明交往的基本精神

本文作者: 3年前 (2015-05-13)

中国佛教协会举办“文明互鉴·弘扬玄奘精神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专家学者李利安教授发言合影留念佛…


中国佛教协会举办“文明互鉴·弘扬玄奘精神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专家学者

李利安:以玄奘为中心挖掘中印文明交往的基本精神


李利安教授发言


合影留念

佛教在线北京讯 2015年5月13日下午,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广济寺举办“文明互鉴·弘扬玄奘精神座谈会”。座谈会由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宗性法师主持,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法师首先致词。他在发言中不但对玄奘精神进行了阐述,而且倡议成立玄奘研究中心,设立玄奘大师奖,奖励全球范围内为文化文流及慈善与和平等作出贡献的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国家宗教局办公室主任陈红星,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演觉法师,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刘威等也出席了座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玄奘研究中心主任黄心川,北京大学高等宗教文化研究院荣誉院长楼宇烈,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院长王邦维,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薛克翘,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张风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魏德东,北京大学佛教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四龙,陕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韩金科,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教授净因法师,清华大学教授圣凯法师等先后发了言。

李利安教授在发言中以玄奘大师为中心说明中印古代文化交往所蕴含的五种精神资源,即平等互鉴,圆融转化,友好求真,民间主导,绵绵相继,并对以上五种文明交往的精神分别进行了阐释。

关于平等互鉴,他说,以往学者尤其是一些印度学者特别强调中印文明交往是单向性的,印度对中国有巨大的影响而中国对印度文化贡献甚小。从佛教大起源及其向中国输入的成功这一点来说的确如此。由于中国固有文化的缺失,尤其是从人性与人文密切关系的角度看中国文化的缺失,就更容易理解佛教在中国的弥补缺失的作用。因为人性具有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性三重内涵,相对应的,应对人性需求的文化也有三大类型,即科技所支撑的物质文明,政治所支撑的制度文明,信仰所支撑的精神文明。中国的儒道文化分别以应对人性中的社会性和生物性为主,所以在制度文明和物质文明方面具有一定的基础,而在应对人的精神性方面明显缺失,于是以应对人的精神性为特长的佛教便获得了进入中国的天赐良机。佛教的传入,最终改变了中华文化的结构,重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从这一个角度讲,我们的确应该感恩古代印度的馈赠。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佛教是一种世界宗教,把世界范围的佛教作为一个整体来看,那么,古代中印之间的文明交往实现了佛教在地域上的拓展,在内涵上的革新,在时间上的延伸,使世界佛教史形成从印度到中国的发展主轴,其中前半段以印度的贡献为主,后半段以中国的贡献为主。当然,亚洲很多国家都为此做出了不同的贡献,但最重要的就是印度和中国,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古代中印在佛教文化交往方面处于一种平等互鉴的状态。再从文明交往的核心内涵来看,可划分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三大类型。中国向印度学习精神文明的比重比较大,印度向中国学习物质文明的比重可能更大,如丝绸、纸张、钢铁等涉及民众日常生活的产品及其制作技术等都是从中国传入印度的,而在制度文明方面,两国尽管彼此影响很小,但也是一个互相借鉴的过程。即使从佛教文化的交往来说,中国对印度佛教的贡献也是不少的。例如玄奘在印度贡献了中国人的智慧,激发了印度佛教的发展,他的《制恶见论》和《会宗论》对印度佛教的完善和提升有积极的作用,他在印度的辩论、交流、讲法等对印度佛教起到推动作用,而玄奘对印度的记载,更成为后世印度佛教考古与印度佛教圣地重建的重要依据。另外,中国儒家文化也向印度传播,例如大量具有儒家文化背景的使节前往印度,肯定对印度文化有所影响。儒家的孝观念在印度后期佛经中的出现,也很可能是受到中国的影响。到了隋唐时代,印度佛教高僧中很多都向往中国,向达摩笈多、金刚智、善无畏等人在印度时就向往中国,有些人更是以朝拜五台山为目的前往中国,可见中国佛教在印度已经形成自己的影响力。以上三个方面,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印古代文化交往之间的平等互补性。

关于圆融转化,就是指中印佛教之间的交往处于圆融发展的态势中,印度的僧人对中国佛教的本土化转型基本处于默认、宽容乃至支持的态度,这与其他一些宗教,尤其是一些一神宗教在向世界各地传播过程中对待本土化的毫不让步或缺乏灵活宽容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从两汉到两宋,不断有印度僧人来到中国,他们通过经典的传译和佛教理论的阐释,对中国佛教走向正统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即使有经典的框范和印度来华僧人的制约,中国佛教依然随时处于一种转型和变化之中,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尤其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决定了中国人在信仰和实践佛教时必不可免地出现中国的特色,所以,印度佛教一旦进入中国,无论是印度僧人还是中国僧人,都无法左右佛教发展的本土化趋势。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本土逻辑支配下的发展轨迹,这种逻辑就是本土各种因素牵引的一种发展秩序,是本土为基的一种文化交往,不但不颠覆和取代本土原有的文化,而且与本土原有的文化彼此呼应,顺流而变。印度来华的僧人对这种本土化变化尽管也有批评和引导,但并未发生激烈的冲突,总体上的理解和随缘的态度促进了佛教的本土化进程。除了印度僧人的宽容与默许之外,中国的佛教信仰者从一开始就主动对印度传来的佛教采取圆融的态度,避免了死搬硬套,也就避免了停滞不前。同时中国佛教创造性地发展出判教的理论,协调从印度传来的不同佛教派系之间的关系,使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产生的不同类型的佛教思想处于协调状态,避免了前后的冲突与正邪的对立,因为发展而产生的变化与矛盾均被化解,从而为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创造了更加宽松的环境。所以,佛教从印度到中国,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和发展。中印文化交往中的这种圆融发展的交往关系是人类宗教传播史上十分可贵的精神资源,可以为基督教等其他宗教的中国化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于友好求真,就是说,中印佛教文化交往始终处于一种友好的和平的状态,没有有武力征服,没有硝烟弥漫,甚至也没有彼此的怀疑与争吵,没有一方对另一方的威逼利诱和强势挤压,只有思想的交锋,智慧的碰撞,真理的求索,堪称人类文明交往的典范,可以为今天的中印交往乃至整个人类的文明交往提供积极的借鉴。中印两国在古代远距离遥遥相望,相互之间没有怀疑,没有冲突,也不像古代中国与周边小国之间的关系,往往会出现一些挤压乃至冲突,导致怀疑与平等关系的受损,造成延续至今的误解。不但两国之间没有战争,而且印度佛教本身也是一个和平的宗教,她所具备的圆融精神、慈悲精神、平等精神、忍辱精神、无住精神等都促成佛教传播的和平友好性,中印之间的佛教交往,只存在理论的争辩,思想的较量,交往双方拼的不是金钱,不是权力,更不是武力,而是智力,是思想,是灵性与信仰的力量。当佛教文化进入中国,也没有因此而发生宗教之间的战争。相反,如果有战争,佛教就难以传播,佛教的交往也会因此而中断或受阻。例如,13世纪初因穆斯林统治者入主印度,佛教遭到毁灭;而在中国,13世纪因金以及随后的蒙古族入主中原,中印文明交往急速下降,持续一千多年的繁荣时期宣告结束了。尽管印度佛教也存在自身独立性不断消解的原因,而中国佛教也存在简易化之后对理论需求的大幅度减少,但印度这个活水源头的中断也是中国佛教理论情趣减弱的关键因素,可见外族入侵不但对两国固有文化产生巨大的破坏,而且也严重阻滞了中印两国之间的文化交往。

关于民间主导,中印文化交往是两国官方和民间共通推进的结果,留下无数永不磨灭的名字和可歌可泣的故事,而两者之中民间的力量始终占据主体。古代印度哲学家、思想家、宗教家的在中印文化交往方面的故事非常感人,他们对中国取经僧的慷慨资助与指导,以及他们在抵达中国之后所经历的艰辛与做的工作,都令人感叹,都非常可贵。同时玄奘、法显等大批中国求法僧,他们不畏艰险到印度求学,都是以非官方的身份进行的。总之,民间交往始终是中印文化交往的主体。

关于绵绵相继,中印佛教交往,如果以玄奘为时间点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那么玄奘之前六百年,玄奘之后六百年,中印佛教交往的黄金期持续长达一千多年。在这一千多年之中,西去的求法僧和东来的弘法僧前仆后继,不绝于途,代代相承,绵绵相继,保持着不衰的兴趣,不变的热情,以及顽强的意志和惊人的耐性,正是一代又一代信仰者的不懈努力,印度佛教向中国的传播以及由此引发的发生于印度和中国本土的佛教交往,才呈现出绵绵相继的状态。

李教授在发言结束时还提出成立玄奘学院的建议,他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在准确评估中国传统文化内在关系和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尤其是在充分认识中国佛教文化潜力及其天然具足的国际性的基础上,形成一个以佛教为载体、全面融摄和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的战略构想,并参照孔子学院的经验教训,创设玄奘学院,以此承载这一构想,推动这一构想的落实,为传承、创新、提升、推广中华文化开辟一条新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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