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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新毅:佛学研究“国际化”,且缓行!

本文作者: 3年前 (2015-01-25)

“国际化”、“与国际接轨”,这些时髦话语从来都不是价值中立的,正如哲学上哈贝马斯式的“交互主体性”只…

“国际化”、“与国际接轨”,这些时髦话语从来都不是价值中立的,正如哲学上哈贝马斯式的“交互主体性”只是一个想象的乌托邦。其实大可不必羞羞答答,在今天所谓“国际化”无非就是西方化,所谓“与国际接轨”无非就是与欧美接轨。

在学术领域,需要追问的是,我们需要在何种意义、何种程度上“国际化”?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情况。在某些技术领域,比如IT领域,我有一位朋友是国内该领域的权威专家,他告诉我,国内的某些院士,其水准还不如国外的讲师,那么,向国外学习,“全盘西化”,对IT领域显然是必须的,因为无论国内国外,操持的是同一种“语言”。

至于人文学科领域,实际上需要作具体的分析。就佛学研究而言,首先,我们要向欧美学什么?哪些是欧美的优势,而哪些恰恰是我们的优势?“全盘西化”在这里是不适用的。

欧美的优势有二,一是语言,二是史学。由于印欧语系的共通性,欧美学者在梵巴文献的解读方面有先天的优势和丰厚的学术积累。对于佛学研究者而言,学一些语言是必须的,但一个中国学者要成为梵巴语的专家,往往积一辈子的学力也未必能有欧美学者的成就。我遇到过一个印度的巴利佛教学者,能用巴利语写作,开会能用巴利语发言,我不知道中国有几个学者有这个能力?以己之短以搏彼之长,虽愚者亦不为。

中国虽然有悠久的史学著述传统,但对史学理论的建构与反思却远不如西方。时至今日,以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与后殖民理论为标志的西方史学研究席卷全球,基本上三个关键词:建构、想象、权力,两个人物:福柯、萨义德。在人文学科各领域,似乎没有这三个关键词,不提这两个人物就out了。其操作策略其实也很简单。比如研究鸠摩罗什,假如历史上先后有ABC三则史料,传统的研究是整合ABC,由此考究出有关历史上鸠摩罗什X的史实。后现代式的研究则是关注有关鸠摩罗什的叙事是如何由A而发展为B,又如何由B而发展为C,从而建构了鸠摩罗什的形象。至于历史上的鸠摩罗什X,那是不可知的,甚至是否存在过都可置疑。由此鸠摩罗什的研究成了鸠摩罗什书写学的研究,其实质无非就是权力话语的建构。这一套路固然有其新颖之处,对年轻学子颇具吸引力,但过犹不及,我不知道这种极具颠覆性的史学研究能走多远?

对于数量极为庞大的汉语文献,欧美学者一般是不重视的。其原因,据称是汉语文献改变乃至歪曲了印度佛教的原意。从还原主义的立场来说,改变佛教原意的恐怕不止汉语文献,还有更为晚出的藏语文献,所以其实还有一个他们不愿道及的原因,欧美人学汉语,特别是古典佛教汉语的困难不亚于我们学梵巴语的困难。有些所谓国际一流大学的名教授,偶尔用到一些汉语文献,特别在涉及义理的部分也是问题多多。而在这方面,我们恰恰具有先天的优势。如果在汉语文献的解读和研究方面我们也要“国际化”,向欧美学习,那只能成为学术史上的笑话。即便研究印度佛教,比如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磨,这在汉语文献中保存得最为完备,离开了汉语文献,几乎无从研究,更无论天台、华严诸宗。

不过,现在也有一些年轻的欧美学者,开始注重研究汉语文献,我遇到过一个英国学者,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对有部阿毗达磨的理解也非常深入,他的博士论文是有关北朝禅籍的,在美国得了奖。另外有一位美国学者,准备以僧叡作为博士论文。虽然和他们的交谈非常愉悦,但让我隐隐不安的是,如果我们放弃我们的优势,汉语文献的话语权也终将失去,到那时,佛学研究真的要“全盘西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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