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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利安:王宏涛著《西安佛教祖庭》序

本文作者: 2年前 (2016-01-26)

序 前段时间,王宏涛给我发来他最近完成的一部书稿《西安佛教祖庭》,希望我能写一篇序言。一开始,我还…





 

 

前段时间,王宏涛给我发来他最近完成的一部书稿《西安佛教祖庭》,希望我能写一篇序言。一开始,我还觉得这个选题是否有点老了,因为这几年很多学者和很多部门都在关注祖庭问题,并通过多篇论文、多种专题片、资源共享数据库、各类图册、各种形式的著作、专项规划、研究生学位论文等不同形式完成和出版了大量的成果。但在看了书稿之后,我觉得他在这本书中对有关佛教祖庭的资料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挖掘,并在趣味性、资料性、系统性、细致性等方面有重大进展,不但对以前出版的各种佛教祖庭的成果有所继承,更可贵的是实现了很多超越,读之令人耳目一新,不禁欢喜赞叹。

与此同时,新的形势也使这一看似陈旧的选题换发了新的生机,而新生机所携带的对祖庭文化的认识也呼唤着更加全面深入的祖庭研究成果的出现。稍微注意一下这几年的形势,大家会发现,当今时代在对待佛教文化传统方面,已非前些年那样的拘谨保守与固步自封,尤其是自从习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讲演中对佛教文化给予高度肯定之后,以及习主席相继多次谈及玄奘、法显、道元、金乔觉等佛教大师的文化贡献,并陪同印度总理莫迪参观大慈恩寺,多次接见星云大师,这些令人惊异的动作表明国家对佛教中所蕴含的文化资源及其价值的认识获得空前提升,对佛教文化的重视也达到建国以来最佳的时代。与此同时,陕西大慈恩寺、兴教寺、大荐福寺、大佛寺等四处佛教寺院于2014年荣登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引起整个国人的惊喜。此后陕西又相继出台了很多与祖庭文化相关的策划,正在推进之中的有陕西省文物局负责的六大祖庭打包申遗,陕西省宗教局负责的祖庭调研、陕西省佛教协会负责的各大祖庭博物馆建设等。所以,可以这样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高樱策划的《西安佛教祖庭》一书,正是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文化动态,并努力推动这一文化资源的研究日趋完善、促进这一文化的底蕴持续彰显、激发这一文化资源的价值实现转化的睿智之举。

回想起来,我与陕西佛教的祖庭也算因缘殊胜。早在高中时代就参观过唯识宗祖庭兴教寺;大学时代参访过密宗祖庭大兴善寺,唯识宗祖庭慈恩寺;研究生时代,巡礼过三论宗祖庭草堂寺、华严宗祖庭华严寺、净土宗祖庭香积寺。毕业后在陕西省宗教局工作八年,更是经常视察各大祖庭,并与这些祖庭当年的住持与方丈们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到西北大学工作后,因为教学和研究的需要,经常到这些祖庭进行调研和参礼,与各个祖庭现任的方丈和住持们也保持着密切的来往。他们对祖庭的感情以及护持与传承的事迹也常常让我感动,他们在彰显祖庭文化个性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与方便也成为我在课堂上时常会提及的现代佛教发展变化的典型案例。

2006年,陕西省政府启动“陕西中国汉传佛教祖庭调研”项目,时任副省长的张伟先生担任课题组长,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承担其中的研究任务,最后形成一本集体完成的著作《陕西·中国汉传佛教祖庭研究》。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开始比较系统地关注祖庭的相关问题。2012年,笔者作为文化部批准的《陕西佛教祖庭文化资源宝库》项目专家组组长,指导陕西省文化资源共享工程办公室对全省佛教祖庭寺院进行调研和资源的汇总整理工作。2014年,陕西佛教祖庭文化资源宝库中的一个成果《秦川佛韵》由陕西音像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并作为第27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的指定礼品。在本成果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作为专家组组长及本专题片框架的主要设计者和撰稿人之一,对该专题片的基本框架与创作情况作了说明。该专题片由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陕西省文化厅、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陕西分中心联合出品,由《宗风浩荡》、《龙象云集》、《楼台烟雨》、《法事威仪》、《法相庄严》、《梵音清幽》、《素味平生》、《法苑清韵》、《奇宝传世》九集组成,分别讲述陕西佛教六大宗派的渊源与特色、各大宗派的祖师、祖庭寺院建筑、法事活动、佛教造像、佛教音乐、佛教素食、佛教文学、佛教文物等,以六大宗派的祖庭为主线,全方位展现陕西佛教文化资源的无穷魅力,堪称目前展现陕西佛教文化最全面、也是最好的一部专题片。

在提交这一文化共享工程网络成果的序言中,我对祖庭问题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思考。这一序言后来蒙南京大学洪修平先生主编的《佛教文化研究》的厚爱,全文收入,正式发表。在这个序言中,我认为,所谓祖庭,就是中国汉传佛教各宗派的发源地或具有发源地象征意义的寺院,而所谓一个宗派发源地是指该宗派祖师尤其是创教祖师著书立说、修行实践、弘法传教的寺院;所谓具有发源地象征意义的寺院则是指该宗派祖师尤其是创教祖师圆寂后舍利供奉的寺院。所谓创教祖师是指历史上公认的该宗派创立时期为该宗派的正式形成做出巨大贡献的祖师。因为中国汉传佛教宗派很多,而一个宗派的形成必然经过数代的努力,所以一个宗派内部也有多个创教祖师,加之一个祖师的活动地和舍利供奉地一般不会限于一个寺院,于是,一个宗派肯定是多祖庭的,而整个中国汉传佛教的祖庭就更多了。

关于祖庭的标准,至今还没有一个权威而统一的说法。我认为,凡是符合以下任何一种条件的寺院,均可视之为祖庭:第一,在历史上被奉为一个宗派之祖师的人,生前著述立说、译经弘教、收徒传法的寺院;第二,在历史上被奉为一个宗派祖师的人圆寂后舍利供奉之地;第三,被奉为祖师的人出家和驻锡过的寺院。那么,什么样的人会被奉为祖师呢?在中国佛教历史上,一个宗派的祖师序列是不同时代逐渐形成的,凡是在该宗派历史上做过重要贡献的人都可能被奉为祖师。一般来说,这种重要贡献是指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该宗派所奉经典的翻译者和最初的弘扬者,如三论宗中土初祖鸠摩罗什,唯识宗中土初祖玄奘,密宗中土前三代祖师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第二,该宗派所奉经典的最初和最主要的注释与弘传者,如天台宗的智顗、律宗的道宣、三论宗的吉藏、华严宗的前三代祖师等;第三,该宗派所宗奉的思想与信仰以及修行方法的最初倡导者或最重要的推广者,如净土宗的慧远和善导之后的各位祖师;第四,与该宗派理论情趣与修行风格一致或因为具有一定关联性而被后世奉为祖师,如禅宗的初祖菩提达摩;第五,为该宗派的复兴或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如华严宗的第四代祖师澄观,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印光等。

按照这个标准,历史上的佛教祖庭应该是很多的。但是,由于以下原因,今天被奉为祖庭的寺院为数不多:第一,很多具有祖庭资格的寺院早已堙没无存,如净土宗祖庭长安光明寺和实际寺,三论宗祖庭长安定水寺和日严寺,华严宗祖庭义善寺和云华寺;第二,被奉为祖庭的一般只限于创教祖师生前活动地和圆寂后舍利供奉地,而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在宋代之前就已经完成,所以,祖庭一般仅指宋以前各宗派祖师活动地和舍利供奉地;第三,受中国传统宗法制的影响,寻根问祖习俗更容易趋向一个单一的祖庭,所以一些在理论上可以被奉为祖庭的寺院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失去了祖庭的名分;第四,八大宗派在隋唐时代成为中国佛教理论创新或理论昌盛的标志,为印度佛教在中国的扎根和中国佛教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而在宋以后,这些宗派的历史影响力大降,在禅净合一的总体格局下,宗派特色消失,中国佛教实现了历史的转型,所以,除了禅宗的传承依然维系之外,菩萨信仰、经忏佛事、念佛往生、行善积福等成为佛教的主流,彻底淹没了宗派形态的佛教,而建立在宗派基础上的祖庭自然大受冷落,不受重视;第五,中国的佛教宗派不像日本那样强烈,若以日本的宗派为标准,甚至可以说中国没有宗派,尤其是禅宗之外的各个宗派,传承谱系并非绝对严格,祖师的追奉也很随意,甚至存在争论,权威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也会影响到对祖庭的追奉;第六,很多人对佛教历史不是很清楚,尤其是对佛教历史与现实的佛教寺院之间的关联不够重视,不了解与祖师有关的寺院今天是否存在以及今天的寺院是否为历史上祖师的活动地,所以,很多祖庭处于无名分的状态。仅以陕西为例,若按照公认的祖庭标准,悟真寺和圣寿寺则可视作净土宗的祖庭,因为善导生前曾经在悟真寺弘法和修行,印光祖师生前曾驻锡圣寿寺而圆寂后部分舍利也供奉于此;草堂寺也可视为华严宗的祖庭,因为澄观和宗密都曾经在这里著书立说,为华严宗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大荐福寺可视为密宗的祖庭,因为金刚智曾经在这里译经传教。因为上述原因,这些寺院一般并没有被认定为祖庭。可见,所谓祖庭,不但是历史已经给予的馈赠,而且是经历时光冲击淹没之后的现实遗存,更是当今世人的一种公认,堪称一种独特而稀珍性的佛教文化资源。

陕西有中国汉传佛教六大宗派的祖庭,其中三论宗堪称中国佛教的第一个宗派,其祖庭是位于户县的草堂寺,该宗以研习古代印度高僧龙树、提婆师徒二人的《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而得名,创宗祖师是:鸠摩罗什、僧肇、僧朗、僧诠、法朗、吉藏。华严宗的祖庭是长安区少陵原畔的华严寺和终南山至相寺,以研究《华严经》而得名,创宗祖师为杜顺、智俨、法藏、澄观和宗密。法相宗的祖庭是西安市雁塔区的大慈恩寺和长安区少陵原畔的兴教寺,以弘扬法相唯识为宗旨,创始人是玄奘、窥基、神昉、玄应、圆测、慧沼、智周等。律宗的祖庭是长安区丰峪口内的净业寺,以研习《四分律》得名,实际创始人为道宣,在道宣之前有昙柯迦罗、法聪、道覆、慧光、道云、道洪、智首八代祖师,在道宣以后,以次传周秀、道恒、省躬、慧正等人。因实际创始人道宣长住终南山,所以该宗也叫南山宗。净土宗的祖庭是长安区神禾原上的香积寺和蓝田县终南山悟真寺,以念诵阿弥陀佛名号、祈求往生西方净土而得名。先后对净土宗的成立做出贡献的有东晋的慧远、北朝的昙鸾、隋代的道绰、唐代的善导等,其中善导的贡献最大。善导之后还有承远、法照、少康等人。密宗的祖庭是西安市兴善寺西街的大兴善寺,主张身、口、意三密相应,因此得名,创宗祖师是“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不空的弟子惠果在青龙寺传法给日本僧人空海,空海回国后开创了日本真言宗。

另外,具有宗派性质的三阶教也产生和壮大于陕西地区,曾经在历史上引起强烈反响,堪称一种重要的宗教文化和社会现象,至今依然是国际学术界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该宗派的祖庭是位于终南山下的百塔寺,实际创始人为隋代的信行。还应该特别一提的是,既超越宗派又为各宗派共同崇敬的佛指舍利供奉地——法门寺,因为在佛教信仰当中被认为是阿育王时代传入中国的释迦牟尼佛真身供奉之地而具有崇高的地位,尤其是在唐代成为最重要的佛教朝圣之地,从某种侧面来看上,具有各个宗派总祖庭的象征意义。在天台宗和禅宗的历史上,陕西也拥有很重要的地位。天台宗也叫法华宗,该宗以《法华经》而得以建立起来,而《法华经》译于陕西终南山草堂寺。禅宗的实际创始人为慧能,慧能对《金刚经》极为推崇,而在慧能之前,禅宗的理论情趣与修行实践已经由《楞伽经》转为《金刚经》,可以说,《金刚经》就是禅宗的宗经,而《金刚经》也翻译于陕西。禅宗所依据的其他一些经典,如《维摩经》、《心经》等也翻译于陕西终南山。所以,这两大宗派的祖庭虽然不在陕西,但陕西终南山里面有它们的文化之源,有它们的圣地。

王宏涛于20089月到20117月间,在西北大学世界宗教文化专业下跟我从事佛教历史的学习与研究。他的毕业论文的选题与我的兴趣完全吻合,就是佛教菩萨信仰研究,我的几个博士研究生也都将毕业论文的选题确定在文殊菩萨、弥勒菩萨等方面,而他就选择了更具有难度的普贤菩萨信仰研究。当然因为时间的限制,他当时只是作了域外普贤菩萨信仰的初步探索。他的论文尽管还需要进一步深化与拓展,但在一片荒芜的普贤研究现状中,开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形成一个比较合理的体系,从而在整个学术界树立了一个新的佛教信仰研究的山头,为他以后以及学界其他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是非常有学术意义的。

在西安读博士期间,宏涛在我主持的雁塔论坛中,主讲了九次,成为主讲次数最多的人,其中八大宗派每个宗派各有一次讲座,形成一个完整的佛教文化系列。这对他以后的宗派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为此感到很欣慰。这既是诸多善缘相助的结果,更是他个人不辞辛苦、积极努力的结果。

2009年,西安出版社的编辑找我编写一本有关西安佛教寺院的书,我便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宏涛,希望由他来独立完成这本书的写作工作。宏涛愉快地接收了这个任务,并按时并圆满地完成了编写任务。他的认真态度和创新的精神都在这本书中得到了体现,该书发行之后得到社会的良好反响,成为他在佛教文化研究和文化资源挖掘利用方面取得的一个重要成就,为此我们专程请来几位编辑座谈聚餐,庆贺这一可喜的成果。这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高樱将她亲自策划的“西安佛教祖庭”课题交给宏涛老完成,我觉得她的作者人选是明智的。现在,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写作,《西安佛教祖庭》一书即将出版,使这一殊胜的佛缘终于走向成熟。

宏涛撰写的《西安佛教祖庭》一书,是根据新的形势和要求写作的。我粗略翻阅了一下,觉得与当初他写的《西安佛教寺庙》尽管题目相近,却基本没有重复。宏涛这次主要使用出土碑刻、地方志、各种相关文献,对各大祖庭的历史进行抽丝剥茧式的梳理。他对文献搜罗很细,几乎参考了已经出版的所有相关研究成果,因而写作态度是认真的,思路是清晰的,特色是鲜明的,效果是令人满意的。对其中存在的极个别问题,我也坦承指出,希望他能再做斟酌或修改。我觉得西安佛教祖庭的书已经有了一些,但真正篇幅适中、定位恰当、内涵饱满、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同时又有一定深度的书还真是缺乏,所以,他这本书的出版,堪称陕西佛教文化建设进程中的一部力作,不但具有学术的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为本书的出版感到由衷的高兴,因此我很乐意为之作序。

 

                                          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 李利安

                                              201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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