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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利安教授在雁塔论坛谈玄奘精神

本文作者: 9年前 (2010-10-03)

中国佛学网西安讯 2010年10月3日下午,西安佛教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

 

    中国佛学网西安讯 2010年10月3日下午,西安佛教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教授在雁塔论坛荆三隆教授讲座结束后,结合荆教授《玄奘精神的当代价值》的讲演,对玄奘精神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总结。他认为玄奘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追求信仰、选择信仰、践行信仰、保持信仰、忠诚信仰的
虔诚精神。这种追寻信仰归宿、安顿心灵世界的精神对目前中国这个信仰缺失的时代,对中国这个信仰淡漠的民族来说,具有极为深刻的现实启示意义。李教授就此回顾了几年前他在以玄奘为主题的一次佛子夏令营的讲座中,以《信仰的力量》为题,盛赞玄奘的信仰及其对当代中国的人的借鉴意义。
    第二,高远的志向,宏大的誓愿,积极有为的崇高精神。
玄奘早在13岁时就因其长兄的影响而信仰佛教,并立下“远绍如来,近光遗法”的志向。时人称其“廓宇宙以为志,继圣达而为心”。唐太宗因为其“委命求法,惠利苍生”而大为嘉奖。李教授说,这种崇高的志向,对当代青年学生尤其具有教益,因为现在是一个随波逐流的时代,只顾眼前利益,缺乏宏伟志向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通病,玄奘的这种精神有利于对治鼠目寸光、狭隘短视、缺乏生涯规划的时弊。
    第三,
虚怀请益、不断进取的好学精神。玄奘在国内时就好学善思,名声大振,为了解决心头的佛学疑惑,她不惜千难万险,去印度求法,到达印度后不辞艰难地几乎访问了当时五印度所有的著名佛教学者和婆罗门教有识之士,真诚地向他们请教,体现了虚心向外国学习勇气和魄力。李教授说,中国人从古到今基本上就是佩服两种人,在古代中国人佩服印度人,近代以来中国人佩服西方人。所以,古代传入中国并融汇到中国文化之中的是印度的佛教文化,而近代以来传入中国并被广泛接受的则是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以及马克主义。玄奘的虚心好学就代表了中国古代向印度学习的勇气和胆识。
    第四,深解义理,辨析入微,
热爱真理的理论兴趣和创新精神。李教授说,当今时代中国佛教存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缺乏理论情趣,佛教义理的思辨与阐释推广在以禅宗和净土宗为主的当今佛教领域未能兴盛起来,这种情况是宋代之后中国佛教界开始出现的一种颓废状态,直到今天很多学者认为这依然是当代中国佛教的一个顽疾。玄奘的这种好学善思的理论情趣是有现实意义的。
    第五,面对困难勇于承担、经历艰辛
百折不挠的英勇献身精神。玄奘往来印度,穿越茫茫流沙,翻越重重雪山,既遭强盗抢劫,也遇仰慕者强留,几度生命垂危,克服了语言障碍、山川阻隔、人事纷扰、生活艰辛等许多方面的问题,体现了坚忍不拔的英勇献身精神。
    第六,眷念中土、热爱祖国的故土情怀
。玄奘去印度取经是为了解决中国佛教界所遇到的理论疑惑,所以,他在印度虽然获得了至高的荣誉,也受到戒日王优渥礼待,但他一直未忘回归故土。他在印度一处观音像前所问的三个问题之一就是能否安全回国。可见回归故土始终是深藏于心的情怀,这是一种发自肺腑的真诚的爱国精神。
    第七,
淡泊名利的超脱精神。玄奘曾经自述其去印度取经不是为了获得供养,在印度成名后戒日王重施法师金钱一万,银钱三万,上等衣服一百套。十八国王亦各施珍宝,法师一皆不受。印度的鸠摩罗王也曾慇懃挽留,极力供养,并答应为他建造一百个寺院,都被他婉言谢绝。回国后,唐太宗曾两次希望他能还俗从政,辅佐朝廷,但也未能诱其心志。道宣赞扬其“言无名利,行绝虚浮”,中国著名的佛教史学家汤用彤先生评评价玄奘澹于名利”、“人格极高”。
    第八,
融会各家的宽容精神。玄奘去印度主要是为了解决他在瑜伽行派方面的疑惑,说明了他对该派学说的情有独钟。但他在印度取经以及回国后的翻译过程中,却是的大小乘并举,显密教兼具,对佛教各主要学派的基本经典都没有从他所持的立场加以排斥,从而翻译出大量的小乘经典和中观学派的经典。他甚至对教外的一些经典,如胜论派的根本经典《胜宗十句义论》也拿回中国并如实译出。他还应印度童子王之请把中国道教的根本经典《道德经》译成梵文。在玄奘生活的唐初和印度戒日王统治的时期,正是儒释道三教斗争和印度婆罗门教与佛教等沙门思潮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玄奘在激烈的斗争中能够保持不偏不倚,正是因为玄奘具有融会认同的宽容精神。
    第九,
惜时如金的勤奋精神。玄奘一生始终把他的全部身心投放在求学和弘法的大业上。尤其是回国后的译经,更是惜时如金。他每天对当天需要完成的任务都有详细的安排,做到计时分业。如果白天不能完成,晚上也要补足。道宣曾经说玄奘精厉晨昏,计时分业。虔虔不懈,专思法务”。玄奘这种刻苦勤奋的精神是其取得巨大成就的基本要素之一。
    第十,面对皇权、善于应对、苦心争取的政治智慧,这是玄奘的另类精神,在当今学术界有人可能会对此有所怀疑,认为玄奘有依附乃至奉承皇权的倾向。李教授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玄奘最有资格也最方便面对专制体制,担负起为佛教争取正当权益和平等机会的大任。所以,玄奘与皇权的交往正表明了玄奘不惜委屈的慈悲,勇敢承担的风范,以及善于周旋的政治智慧,这是极为难得的处理政教关系时的勇敢面对精神。更为可贵的是,玄奘在面对压倒一切的皇权时,他保持了出家人独立、自信、尊严的品格,这种尊严不但与历史上那些阿谀奉承之辈划清了界限,而且也是对当今那些在权力面前失去个性、丧尽自尊、缺乏独立、抛弃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历史呼唤。玄奘与皇权的交涉,保持了他本人以及整个佛教的独立品格,不但取得了皇室对佛教的大力支持,而且奠定了中国政教关系未来发展的基本格局,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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