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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眼中的终南山隐士——访西北大学副校长李浩

本文作者: 7年前 (2012-03-02)

终南山隐士归隐的诉求多种多样。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如何从学术角度理解他们?…

        终南山隐士归隐的诉求多种多样。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如何从学术角度理解他们?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采访了西北大学副校长李浩。

  《中国社会科学报》:古语有云“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又有“天下修道,终南为冠”,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些说法?

  李浩:“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这是对隐逸不同类型的分类和排列,句中崇尚的是“朝隐”,身在朝廷,心在江湖。“身心相离,理事俱如。”与后一种说法略有差异。后一种说法则仅就“山隐”而言,认为最理想的去处是终南山。这些说法既有矛盾,又不矛盾。说矛盾是在究竟“山隐”还是“朝隐”更优这点上,不同历史时期的看法并不一致。说不矛盾是指对于“山隐”而言,终南山与嵩山、王屋山、太行山、衡山、茅山等名山相比,确实有很强的竞争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提起隐士,一直与茶、菊、莲、书画等实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传统又是如何逐渐形成的?

  李浩:饮茶、采菊、爱莲、创作书画、修习佛道,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日常生活的内容,也是隐士的主要功课。隐逸既然是对世俗的疏离,所以传统朴质的日常生活成了高雅的标格。但这几个方面也是有差异的。茶是生活日用,所谓开门七件事之一,取其淡而苦的含义。菊与莲在古代虽有药用的功能,但士人采菊则受隐士陶渊明的影响,取其秉异凌霜的特性;莲取其“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特性。佛道则是精神方面的追求,是精神解脱与升华的途径。几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生活的主要面相,是在长期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并不是因一时一事而形成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与时下“国学”热相比,终南山隐士诵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您怎么看待这些行为?

  李浩:宣扬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优秀文化有多种方式,但践履实行是最重要的方式。隐逸可能有很多问题,会招致许多争议,但亲近自然、亲近经典是没错的,不该受到批评。中国社会当下的诸种“疑难杂症”,都与不尊重自然、不尊重传统有关,而自然和经典刚好构成中国文化的两极,这在隐者身上都能很好的体现。所以对这两极的践行,实际上也就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践行,应该受到尊重。

  《中国社会科学报》:终南山吸引了很多人慕名前来隐逸,其中还包括很多国外人士前来住山,您认为这种“磁场力”因何而来?

  李浩:隐逸终南由来很久,不是现在才出现的。一方面,因终南山的自然地理条件相当好,是距离大都市最近的大山,宜游宜居;另一方面,终南山是大秦岭支脉,是横亘南北的分界,同时也是南北文化的汇集地。终南山同时距离中华文化发祥之地的关中最近,“秦中自古帝王州”。距离帝都近,可进可退,可隐可仕,可游可居,既实用又时尚,所以隐居终南为历代隐者所推重,隐士的数量历代都居诸山的前列。

  《中国社会科学报》:或居庙堂,或在山野,达则兼济,穷则独善,您如何看待这种隐逸情怀?

  李浩:达则兼济,穷则独善是传统士人行为的两极,这两极都有其现实合理性,都应该肯定。当然,居庙堂之高有真君子,也有奸邪之徒,甚至国贼民蠹。同样,隐深山之中有真隐士,有苦不堪言者,有以退为进者,有寻求“终南捷径”者,各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也许并非沽名钓誉的真正隐逸能成为浮躁的现代社会的清凉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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