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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利安教授为“国际杰出青年研究生佛教参学营”作第一场学术讲座

本文作者: 9年前 (2009-07-29)

中国佛学网西安讯 2009年7月26日下午,“国际杰出青年研究生长安佛教参学营”举行了来到西安后的首…

中国佛学网西安讯 2009726日下午,“国际杰出青年研究生长安佛教参学营”举行了来到西安后的首次学术讲座。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 师李利安教授应邀为来自世界各国的佛教文化研究专业的博硕士研究生和部分教授作了一场题为《印度佛教向中国的传播——以长安为考察中心》的讲座。此次讲座中,李教授分别从佛教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佛教考古学等方面综合阐述和讲解了印度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历史进程及其所涉及的几个问题。

李利安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国自古以来所流传的几种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说法,并对每一种传说的资料出处和史实可能性进行了分析。这几种说法是:三代之前窜入佛教;孔子时代传入佛教;战国末年传入佛教;秦始皇时期传入佛教;汉武帝时代传入佛教;西汉刘向已知佛教;西汉哀帝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东汉明帝时期白马驮经传入佛教。李教授既分析了以上各种说法的可信度,也对各自关系作了阐述,尤其是对伊存授经和白马驮经的关系作了说明,认为伊存授经的特征是,外来佛教信徒在中国内地向中国人传教,而且只是口授,并无经本翻译,只是传来佛法,即佛教的学说;而白马驮经却是中国人主动迎请外来僧人到内地,不但有了最早的译经本子,而且有了最早的寺院,还有了僧人的住持修行,佛法僧三宝具足,形成了中国佛教。李利安教授还介绍了目前中国学术界、宗教界乃至社会各界对佛教传入中国的流行观点(即讲公元前2年景卢受经一事作为中国佛教之始),并对中国佛教协会于1998年所举行的中国佛教两千年纪念活动作了简单介绍。  

李利安教授从六个方面对阿育王时代佛教传入关中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第一,阿育王时代建立了统一整个南亚的大帝国,阿育王虔诚信奉佛教,并通过国家的力量有组织地大规模地向世界各地传播佛教,已经可以证明的范围,南到印度洋上的岛国斯里兰卡,西到叙利亚、埃及和希腊地区,东部到了东南亚的缅甸等地,北方所到之处不明,但从所发现的阿育王法敕石柱来看,至少达到中亚一带,甚至有人认为已经到了现在的新疆地区。
   
第二,秦代的时候,中国和南亚之间的交通已经开始。孔雀王朝开国功臣乔底利耶的《政事论》即记有中印古代通商贸易的内容。岑仲勉认为,单从考古发现的器物和技术上看,已可断定上古时代,中印确有交通。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认为,古代有一条通商路线,由四川云南到达印度的东北部。所以,一般认为,云南的傣族比秦汉时代的匈奴人更早地信奉了佛教。而海上的路线可能会更早。莫克基的《印度航业史》证明,自公元前5世纪,就有印度海上贸易商人“家于支那海岸者”。勒苦伯利也确信,公元前425年至375年间,垄断波斯爱里普亚海至中国东部远洋贸易的是印度的商人。在克什米尔古代诗人克夏猛德拉的著作中,还记载阿育王信仰佛教后,曾以佛法感化了抢劫印度商船的那伽海盗,有的考据家猜测那伽人即中国人。类似的历史传闻又可见于我国东晋王嘉的《拾遗记》,据说,公元前305年,曾有来自印度的术人尸罗,辗转五年得见燕昭王,宣传佛法。这是海上来中国的第一个印度人。
   
第三,
法门寺所在的地方是周原的中心,是西周的发祥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生根之地,周人早期就建都于法门以北,而周人迁都洛邑以后,秦人便成为关中西部的主人,离法门不远的凤翔成为秦人的首都,法门所在地则成为京畿要地,设为美阳县,依然是秦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秦人虽都于雍城,但却是以周原为依托,积聚力量后才向东发展,先迁都栎阳,再定都于咸阳,法门一带始终是秦朝的稳固后方。从交通方面来看,中国东西方交通的大动脉必经关中,而关中交通则以东西向的渭河两岸为通道。在咸阳以东,渭河北岸多南北向支流阻隔,所以,东西通道在渭河的南岸,而咸阳以西,渭河南岸多南北支流阻拦,所以东西大道则走渭河以北。秦汉时代,周原上只有美阳县和雍县,当时的东西大道必经美阳而到雍县。北魏以后,迁美阳于武功,北周时设武功县,唐时再设扶风、岐山,西去的大道才有了变化。魏晋以后,法门一带的政治地位、文化地位、经济地位就远不如秦汉时代了。所以,选择法门这个地方来建立佛舍利的珍藏和供养之地,似应在秦汉时代法门遭罪辉煌之时。
   
第四,法门寺最早俗称为圣冢,这与阿育王时代所建舍利塔的形制相似,而与中国传统的佛塔不同。《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中说,从汉代到北齐时代,“遭时毁歇,晦迹丘虚”,“风俗谓之圣冢”,可见最早埋藏佛指舍利的只是一种位于虚丘之中的冢,而不是塔(有学者认为冢是由北魏时期建造的高塔毁坏后到西魏北周时期而形成的,这种看法是没有根据的)。这同北魏时期及其后建立的佛塔格式完全不同,但与古代印度阿育王建立的佛塔却基本一致。相传释迦牟尼佛曾知地下有迦叶佛的舍利,而以土覆其地为塔。造塔最早是古印度贵族的埋葬法,如同其他民族间所行的埋葬法,把土高高堆起,用以有别于平地。释迦牟尼佛的遗骨(舍利)被分为八份,各造塔供奉。其中之一由释迦族所造的塔,近年在尼泊尔国境发现,基本上就好似坟冢一般。到了阿育王时代,所造塔则为半圆球状的塔身,底部藏置舍利等遗物。周围为礼拜道,外侧设石栏,有四门。阿育王塔一般都不高大,形状类似一个倒扣的钵,一般称之为覆钵式。现存桑奇的覆钵式塔被认为是阿育王塔的重要遗存。该塔直径36.6米,总高16.5米。这种覆钵式塔同中国传统的大冢类似。
此后经三、四百年,佛教盛行于北印度,属于此时所建造的塔,塔身是长圆筒形立在方形的基坛上,无石栏与四门,塔身与基坛周围有装饰。此类塔婆遗存于北印度、阿富汗、新疆等地,其中构造宏伟且比较完整的遗塔,是在北印度马尼卡拉(Manikyala)的大塔。在我国,塔的形式与上述印度等地的塔,大异其趣。依据《佛祖统纪》卷三十六的记载,东晋成帝咸和五年(330),会稽永兴的许询舍宅,立崇化寺,造四层塔。中国造塔以多层为最大的特点,而且不断升高。如北魏时,洛阳永宁寺的九层塔就非常高大,依《洛阳伽蓝记》卷一记载:“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遥已见之。”而中国现存最早的塔也是北魏时期建造的,即孝明帝正光年中(520524)所建的河南嵩山嵩岳寺塔,十二角十五层,高四十余米,塔檐密接,外型优美。唐咸通年间(860873)僧云皎在浙江湖州飞英寺修建石塔,竟多达三十七级,层檐密接。所以,法门寺最早的舍利塔与中国传统的舍利塔大不相同,特别是与学者们认为最有可能创建的时代即北魏或北周时期的佛塔风格不同,显示出其久远性特别是与古代印度阿育王时代的密切关系。
   
第五,《史记》所记载的匈奴人的“祭天金人”过去佛教界曾经认为就是佛像,但我国学者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原因是认为阿育王时代根本就没有佛教造像,那来佛像的东传。可有学者以各种证据证明,阿育王时代,印度佛教雕刻已经兴起,早期健陀罗派的佛像制品正在这一时期增多起来,并随着佛教对外传播的声势,很可能于公元前3世纪末,被搬运到我国新疆地区,此后又次第传入陕西渭北高原的匈奴人中(见陈恩志《佛教自有秦传入中国说》,《宁夏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陈恩志先生根据《大唐西域记》、《洛阳伽蓝记》等资料的记载,找出了很多佛教造像从印度向中国新疆地区传播的例证。所以,他认为,秦代的时候,匈奴人就在离长安300里的甘泉山下供养佛像金人。《史记正义》引《汉书五行志》称: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故销兵器,铸而象之。类似的记载还见于《三辅黄图》及《三辅旧事》。陈恩志先生认为,这些夷狄之人可能就是印度来的僧人。所以,他认为,佛教史料记载的秦代有印度僧人室利防等人来咸阳传教,是完全可能的。该资料出自唐代法琳的《对傅奕废佛僧事》:“释道安、朱士行等《经录目》云:始皇之时,有外国沙门释利防等一十八人贤者,赍持佛经来化始皇。始皇不从,乃囚防等。夜有金刚丈六人,来破狱出之。始皇惊怖,稽首谢焉。”道世的《法苑珠林》也记载了此事:“又捡释道安、朱士行等《经录》云:秦始皇之时,有外国沙门释利防等一十八贤者,赍持佛经来化。始皇弗从,遂囚禁之。夜有金刚丈六来破狱出之。始皇惊怖,稽首谢焉。”唐代的《释迦方志》、《历代三宝记》等都有对此事的记载。
   
第六,扶风当地的传说将佛指舍利安奉的时间指向秦代。根据《周原埋圣骨》一文讲述,扶风县有个小地方,名叫佛指沟,相传与古代人所见到的副舍利瑞应有关。

李教授从佛教史、佛教考古以及历史地理学方面进行论证,将长安作为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中心,上自阿育王时期的南亚史,下到中国长安的历史地理人文概况,视野宽广,内容丰富,逻辑严谨,史料翔实。本次讲座于下午6点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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