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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利安教授在香港宣讲终南山佛教的十大历史地位

本文作者: 8年前 (2010-03-20)

李利安教授在演讲会前举办的法事仪式 香港《文汇报》报道 中国佛学网海外讯 应终南山佛教文化…

李利安教授在香港宣讲终南山佛教的十大历史地位


李利安教授在演讲

李利安教授在香港宣讲终南山佛教的十大历史地位


会前举办的法事仪式 

李利安教授在香港宣讲终南山佛教的十大历史地位


香港《文汇报》报道  

    中国佛学网海外讯 应终南山佛教文化院的邀请,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教授随终南山佛教文化代表团于201031519日赴香港访问,并于318日下午在香港丽豪酒店聚贤厅举办的“佛教文化交流论坛”上向香港社会各界宣讲终南山佛教文化的历史地位。当天下午登台演讲的还有:香港大学李焯芬教授演讲了《佛教与科学》;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王志远教授演讲了《威仪与修持的统一》,陜西社会科学院宗教所所长王亚荣教授演讲了《长安——中国佛教文化第一区》;净业寺住持本如法师演讲了《终南山祖庭文化》,香积寺住持本昌法师演讲了《净土宗祖庭香积寺的发展》,香港佛教联合会常务董事、西方寺方丈宽运法师演讲了《香港佛教之起源与早期发展史略》、香港佛教联合会常务董事宏明法师演讲了《佛教在香港社会整合中的地位与作用》、香港中文大学宗教与文化学系学愚教授演讲了《香港佛教的未来》。李利安教授在讲演中提出,终南山在中国佛教历史上的地位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第一,终南山搭建了中国佛教第一历史舞台,见证了中国佛教历史的第一幕。阿育王时代佛舍利进入关中地区,这代表着佛教三宝中的“佛”,而公元前2年大月氏国的使者伊存来到长安城,向汉朝的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则代表着“法”的传入。公元1世纪的白马驮经则最后完成“僧”的出现,从此三宝具足,中国佛教历史序幕正式拉开。其中前两次事件都发生在终南山下,而后来在终南山下发生的竺法护译经、道安弘法等史实均为中国佛教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佛教输入事件。

第二,终南山曾经是中国佛教的译经中心,为中国佛教提供了最重要也最流行的经典支撑。竺法护在汉长安城青门外等地组织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民间译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佛经,被著名佛教史学家道宣评价为佛教经典输入中国大地的第一功臣。后来,大难在终南山下的五重寺组织译经,鸠摩罗什则在终南山脚下的大寺组成了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佛教译场,也是中国第一个国立译场,翻译出《金刚经》、《法华经》等大量佛教经典。唐代玄奘在终南山翠微宫译出《心经》。《金刚经》、《心经》、《法华经》尤其是其中的《普门品》等成为后世中国佛教最流行的经典,激发并促成了禅宗、天台宗、观音信仰等宗派和佛教信仰的形成,塑造了中国佛教的基本情趣。

第三,终南山是中国佛教最大也最持久的理论创新基地,是引进、吸收、消化印度佛教并形成中国化佛教的最大中心。从道安在终南山下开创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学派“本无宗”,到此后各大宗派的正式创立,终南山成为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的三论宗、唯识宗、净土宗、华严宗、律宗以及三阶教的祖庭所在地。而宗派的创立标志中国人在引进印度佛教的同时对这种外来宗教的理解和接受,也标志着中国化的宗教理论体系的形成。

第四,终南山是宋代以前也即中国佛教兴盛时代的一个佛法弘传中心。佛教学说与信仰的传播在早期有赖于高僧大德的阐释与弘扬,所谓人能弘道而非道弘人,终南山下曾经形成过很多大规模的佛法弘扬中心,如前秦时代数千人集中在终南山下的五重寺,以道安为中心形成当时全国最大的佛法弘扬中心;后秦时代三千多人集中在终南山下的大寺(今天的草堂寺),也是当时全国最大规模的佛法弘扬中心;北朝时期开始,在终南山的至相道场、悟真寺等处形成小规模的佛法弘扬中心,与长安城中的佛法弘扬阵地相互呼应,而到了隋唐时代,在与都城长安的呼应中,终南山的佛法弘扬中心再次形成,道宣在终南山中净业寺、智俨和法藏等在终南山中的至相寺、善导在终南山中的悟真寺、澄观和宗密等在终南山脚下的草堂寺、圆测在终南山中的丰德寺等相继形成一个个佛法弘扬中心,使终南山成为当时长安城之外最大的佛教弘扬中心。

第五,终南山是中国佛教信仰中的圣地。中国佛教信仰体系中最流行的观音信仰最早因为竺法护在这里翻译出《正法华经》的《光世音菩萨普门品》而开始流行全国,而后世观音信仰最权威也最重要最流行的经典依据则是鸠摩罗什在终南山下翻译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终南山还是弥勒信仰的肇始地,竺法护在这里最早翻译弥勒经典,道安在这里开始推广弥勒信仰,鸠摩罗什在这里进一步译传弥勒经典,玄奘则将弥勒信仰进一步推向高潮。这里还是阿弥陀佛信仰的发源地之一,也是将西方净土信仰最终在中国扎根和广泛推广的圣地。这里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方钦定的观音道场,比普陀山出现观音造像还要早三百年。唐宋时期几百年间,终南山一直是中国佛教四大朝圣之地,另外三处则是法门寺、五台山和普光王寺。

第六,终南山曾是中国佛教历史上慕道、学道、修道、悟道、证道的中心。所谓“天下修道,终南为冠”,这里位居中国版图的中央,为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分水岭,也是中国气候的南北分界线,如冬季零度气温的南北分界线、湿润和半湿润及干旱地区的分界线,还是中国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的分界线。这里群山巍巍,水草丰茂,四季分明,气宇爽朗。加之比邻都城长安,与政治和文化中心若即若离,历来是修道人的乐土。历史上,终南山一直多隐士,今天终南山依然是中国隐士最多的地方。在中国佛教历史上,很多人慕终南山之名而来,很多佛教信仰者在这里学道、修道,由此而获得成就的高僧很多,道安、鸠摩罗什、僧肇、善导、道宣、玄奘、智俨、法藏、义湘、圆测、窥基、澄观、宗密等很多高僧均在终南山留下万世英名。另外,“终南捷径”被当做一个贬义词,但如果从宗教的社会功能尤其是深入社会建功立业这个角度来看,终南捷径则体现了终南山修道的另外一种价值。而“寿比南山”这一俗语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终南山修道在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方面的功能。

第七,终南山是中国佛教规范形成并最终确定的地方。从道安提出并在这里实践“僧尼规范”,到鸠摩罗什与弗若多罗在中寺翻译《十诵律》、佛陀耶舍与竺佛念在中寺翻译《四分律》,再到道宣在终南山著成《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注》三卷、《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二卷、《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十二卷等律学三大部,并在终南山进行律仪规范的完整实践,终于开创了中国律宗,最终确立了中国僧人的生活与修行完整规范。道宣门下弘景的弟子鉴真后来又把南山律宗弘扬到日本,为日本佛教规范的完善起了决定性作用。

第八,终南山曾是中国佛教历史上养僧、护僧的中心。终南山靠近长安,这里既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作为政治中心,历史上的几次法难直接导源于这里;作为文化中心,这里云集了中国最多的僧人。每次法难期间,这里的僧人均大量隐藏于终南山中。例如至相道场就是因为北周法难僧人在这里避难而形成的。终南山养育了僧人,庇护了僧人,从而也成就了僧人。

第九,终南山是中国佛教与道教、儒教相互冲突融和、三教关系最终定型的地方。终南山不但是佛教的中心,也是道家的发源地、道教的诞生地,还是儒家文化成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策源地,和汉代与明代儒家大兴时期全国的儒学中心之一。所以,三教在这里高度云集,三教之间的争斗从一开始就在这里有集中而激烈的体现。早在西晋时期,帛远在长安与道士王浮辩论,掀起佛道斗争的第一轮高潮,北周时期佛道斗争导致了灭法从这里向全国延伸,唐初的三教论争无论在规模方面还是在深度和影响的广度方面来看,均在这里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与此同时,佛道之间的相互吸收、彼此融和也在这里源源不断地展开。三教和谐相处、圆融一体的格局在这里最终确立下来,形成中华文化的一大奇观,这种格局至今没有根本的改变。

第十,终南山是中国佛教政教关系模式初创并最终定型的地方。公元前2年,在中国佛教第一步刚刚开始迈开的时候,佛教就与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此后,无论是道安被统治者以武力请进长安,还是鸠摩罗什受到皇室的极度尊奉;不论是隋文帝在这里展开大规模的崇佛,还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在这里的惨烈灭法;无论是玄奘与政治的巧妙应对,还是法琳的直言抗争;无论是王维作山中宰相,还是韩愈的谏迎佛骨,没有一个地方像终南山这样在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史上留下如此众多而深厚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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