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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觉悟了的群体才能推动社会

本文作者: 9年前 (2009-07-03)

  他是一个“奇迹”,他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极少数的幸运者,无论时局如何变迁,始终未被湮灭,他…

 

 

 

  他是一个“奇迹”,他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极少数的幸运者,无论时局如何变迁,始终未被湮灭,他在学海中浮沉,为教育尽力,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

  “我只说自己懂了的话,吃不透的话,不要跟着乱嚷嚷,不要跟着瞎说,免得自己后悔。”这是他给记者的开场白。

  “我始终记着我的老师熊十力先生的勉励:‘做学问就要立志做第一流的学者,要像上战场一样,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其心,艰难挫折不能乱其气。’”大半个世纪以来,他正是如此身体力行。

  他把爱国主义当作人生信条,时常放在嘴边。他说:“爱国是第一位,是做人的基础。”他说:“一个哲学家启发一个时代的历史已经过去,以后,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是,一个觉悟了的群体来推动社会。”

  他就是国学大师任继愈,现任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

  “小长征”确立哲学救国

  人民论坛记者:在您的学术自传中有这样一段话:“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广大贫困的农民和败落的农村发生关系,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问题,无法解决。我深信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土地。我从此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这是您选择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初衷吗?

  任继愈:我小时候喜欢刨根问底,别的学科只解决个别问题,哲学研究人生的根本问题,所以我对哲学感兴趣。

  1934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西方哲学,可谓顺利。当时学哲学的人少,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读哲学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可谓前途渺茫。当时进哲学系的一共有十几个人,最后只剩下三人,我便是其中之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奉当时教育部之命南迁到湖南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半年后,因南京失守,又奉命迁往云南蒙自县,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我当时正在哲学系读四年级,报名参加了由长沙出发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经过了体检、填写志愿书、打防疫针一系列程序之后,200多名师生开始了这次“小长征”。此次旅程历经60余天、3000多里路。这次旅行,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中国农村的荒凉破败、农民的贫穷困苦,强烈地敲击着我的心,让我感到震撼:最底层的人民承受着战争的苦难,却依然坚贞不屈。中华民族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有很强的凝聚力。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她?

  我开始思考我的人生理想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从研究西洋哲学转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脚步从未停止过。

  这么又穷又大的一个国家,每一步的发展,都离不开广大农民的巨大支持,要钱出钱,要力出力,包括前线打仗,性命都送上,就是不计代价地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这是一个看不见的凝聚力。我觉得中国的文化问题值得研究,于是开始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

  毛泽东点将组建宗教所

  人民论坛记者:接下来的大半辈子您一直没有离开过哲学,有很长时间您的研究都跟宗教有关。

  任继愈:当时,毛主席忽然把我找去,我战战兢兢的,以为出什么问题了,能惊动主席。没想到,见面第一句话,主席说,你的书我都看过,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

  1963年冬天,周恩来访问亚非十四国后,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包括以美国、苏联为对象的14个研究所。毛泽东同志1963年12月31日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要求增加对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回教、佛教)的研究。我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人民论坛记者:记得您在1978年的时候,提出了“儒教是宗教”,引起了中国哲学史界持续20年的一场学术纷争,凡是生活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的各民族,都深受儒教文化的浸染、熏陶,以至于在今天还在方方面面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

  任继愈:对于搞哲学我最深的体会就是要敢于去怀疑,不能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治学要注重第一手材料,懂了再发表意见,不能人云亦云。 中国的儒教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高度的政教合一,政教一体。在宋朝以后,皇帝为了巩固自身的皇权,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就开始加大了儒教的教化力度。我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特别是在中国,如果没有宗教信仰的话,是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的。儒教作为完整形态的宗教,应当从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

  图书馆18年无名无利整理古籍

  人民论坛记者:梁启超曾提出“贵族图书馆”的概念,您从1978年到国家图书馆担任了18年馆长,您如何评价梁氏的观点?在这期间,您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埋头整理古籍,追求的是什么?任继愈:梁启超先生政治上失意后,就到图书馆来了,他说,我们这个图书馆的任务应当区别于一般公共图书馆,性质属于贵族图书馆。“贵族图书馆”这个名称未必妥当,但梁氏提出,国家图书馆的性质应当区别于一般公共图书馆。今天,我们这个图书馆实际上是国家总书库,为国家提供各个方面的资料参考。我是靠图书馆成长起来的,受图书馆的恩赐,所以要回报社会,尽可能做好服务工作。

  觉悟了的群体才能推动社会

  人民论坛记者:提到学者,我们首先想到应该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至少在某一方面具有专长,同时按照儒家的思想应该还是一位有道德的人,您觉得作为一个学者,首先应该具备什么品质?任继愈: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还是作为一名学者,第一位的是要爱国,爱国是做人的基础。在抗战时期,爱国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力量,是一份心愿。在我受教育的那个年代若要评价某个人,抗战与否是一个分水岭或者评判标准。

  现在,中国正处于转型时刻,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社会呼吁学者在场和发出声音。学者应该出来说话,但是说话要慎重,必须坚守科学的态度。

  现代社会的进步,要靠群体认识的提高,群体认识的觉悟。一个哲学家启发一个时代的历史已经过去,以后,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是,一个觉悟了的群体来推动社会。

  学者要维护科学的尊严

  人民论坛记者:有人提出“学者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良知的坚守者”,学者发言必须坚持一个独立的、社会批判的立场,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任继愈:要充分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承认这个规律,并服从这个规律。过去好多失误,就是违背了发展规律。因为一次政策、决策失误,对社会总体看法和判断失误的话,亿万资产就可能化为乌有。看起来不创造财物,但是它毁掉一切的成果,“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例子。

  服从规律,这就是基本的科学立场。科学要维护科学的尊严,科学家同样的要维护科学家的尊严。不能凭推测得出领导喜欢什么,我们就“科学”地得出个什么结论,还称之为科学的结论。这是侮辱亵渎了科学,科学不能这样子。

  另外就是同情弱势群体。这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原则,这样全体人民的福利才能上去。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这个没法和谐。

  学者是不是应该“坚守社会的良知”,这个要看不同的群体。学者要分成不同的群体,每一个群体是不一样的。

  学者要对自己的学科负责,在这个原则下,就知道怎么做了。任何一个学者都要了解中国社会、国情,这是必修课。

  熟悉祖国历史 爱国是做人的基础

  人民论坛记者:在今天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年代,学者们的发言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社会需要对这个转型时期作出解释和交代。

  任继愈:在这个时期学者承担着很特殊的社会责任。首先,认识现在的国情。国情在哪里呢,近一点的情况就是,目前状况,阶层状况。总体来看,五千年的文明古国,这个国情是个大的,光眼前这个不行。过去我们吃亏的就是,只看眼前,没有看到国际大形势。其次,不仅要对当前负责任,还要在传承传统的基础上推动社会进步。

  人民论坛记者:您一直都推崇冯友兰先生,确实现在也鲜有冯友兰先生那样的人物出现。不久前《人民论坛》杂志组织的一个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调查者认为当代的学者道德、学术质量等与老一代相比有一定的差距。

  任继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现在许多知识分子没有这种观念了,我管你呢,我只看房子装修怎么样了,新车买了没有。专业知识方面,他们没有自己的时间,忙着写论文、评职称,这个会议那个应酬,一天到晚,焦头烂额。

  人民论坛记者:时代变了,对学者群体的要求也应改变。那么,您对现在的学者群体有什么样的期待?

  任继愈:要做一个健全的学者,我认为,首先要爱国,这是个基础。我们那一代是屈辱感非常深非常痛心的一代。我们那一辈搞自然科学的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知道爱国。当时很多人从国外回到祖国,他们不是因为条件好回来了,不是冲着待遇高回来的,就是因为爱国才回来的。

  其次,我提倡社会科学也是科学,对于学者来说要维护科学的尊严,捍卫科学家的尊严,这是个阵地,不能放弃这个阵地。

  第三,要熟悉祖国的历史,要爱惜祖国的一切,这是做人的基础。学历史很重要的,对中国人来说尤为重要。美国建国的历史只有二百多年,而我们有五千年,我们有资格讲历史。中华民族经过无数挫折,五千年来却持续前进,这是很难得的,我们一直在克服困难往前走。其他的古文明没有像中国文化这样顽强。比如说古埃及、古巴比伦,他们自己的文化没有保存好。

  “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日本修改教课书、英统治时期的香港曾经不讲鸦片战争都是明显的例证。我们的底线是爱国主义,任何的言行都关系到国家的发展与兴旺。(记者 蒋荣华)

  任继愈简介

  1916年4月15日生,山东省平原县人。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毕业。1942年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留北京大学任教,1956年晋升为教授。1964—1985年任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筹建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并与北大联合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1987—2005年1月,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当选为第四、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主要著作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词典》、《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一零六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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