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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校长方光华:管理者不是校长唯一身份

本文作者: 6年前 (2012-09-29)

难道仅是离经叛道?与当下不少大学校长作出“不从事科研”之论不同,西北大学方校长说:管理者不是校长唯一…

难道仅是离经叛道?与当下不少大学校长作出“不从事科研”之论不同,西北大学方校长说:管理者不是校长唯一身份

 ——大学校长,首先是一名学者,学问上要能服众。同时,还必须是具有一定眼光的政治家,而不能仅仅局限在学术领域中。除此之外,大学校长还应成为一个称职的管理者。 
 
       如果不是记者提醒,方光华可能还没注意到自己的“特殊身份”。
       2010年12月,44岁的方光华就任西北大学校长,成为了这所百年老校的掌门人。之所以说他身份“特殊”,是因为在当今理工科背景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大学校长群体中,方光华是为数不多的文史出身的校长。
       事实上,对于大学校长的“重理轻文”现象,业界也有些议论。对此颇有微词者也不在少数。然而,方光华却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所谓的学科背景划分对大学校长来说,并不是什么关键问题,文科理科都能了解自然和人生的一般规律。作为校长,他需要具备一系列素质,而这些素质并非其专业背景而有差异。”
 那么,方光华所说的素质指的是哪些呢?
 

校长的三种角色
      担任校长后不久,方光华曾接受过一次西大学生记者的采访。在采访中,他作了这样一段表述:“在大学当校长,首先是一名学者,学问上要能服众。不管以后我当不当校长,即使我退休了,我的研究工作也不能丢。”
      方光华的这番表态似乎与时下很多校长所作的“不从事科研”的承诺有悖,而后者已经得到了很多学者的称赞。如此看来,方光华对待研究的态度便有些“离经叛道”了。然而对此,他有着自己的解释。
       “我们要明确一点,那就是大学是一个科学的场所,其根本特点是探索未知的可能性。在这里,学术先驱要向后辈演示如何探究未来。而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也需要一个懂得遵循规律、宽容失败的环境,这就要求作为一所学校灵魂的大学校长首先是一个学者。”他说,因为只有本身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才能具有最真切的感受,为探索者创造最好的环境。
       “当然,我所指的‘研究’并不是依仗校长的权力与一般教师争夺资源,更不是为了自己的研究工作而忽略作为管理者的职责。”方光华强调,西北大学也在很早以前就作出规定,副校长以上的人员不得参加院士、长江学者和特殊贡献专家等荣誉的评选,但这并不意味着校长就要远离研究,因为学者的本职使命就是在学术上踏实地坚守。校长可以不从事一流的研究,但一定要有对学术的思索,否则便很难以“学者”的眼光考虑问题。
       事实上,在方光华的眼中,校长这一职位远非“学者”二字可以概括。
       在他看来,大学校长需要分饰三个角色,首先便是学者。校长必须在学术方面有感觉,否则不能理解学术的真谛;同时,他还必须是具有一定眼光的政治家,而不能仅仅局限在学术领域中。“相比于西方大学的定位,国内高校除了承担学术任务之外,还承担着一些其他任务,这需要校长具有一定的洞察力,正确把握住大学在国家、民族和人民中的定位。”除此之外,大学校长还应成为一个称职的管理者。方光华表示,大学作为独立法人,有其固有的资源和资产,校长需要具备一定的资源运作能力。“你必须要学会在科学的时间、地点条件下,把学校的各类资源最大化利用,从而实现学校的持久发展。”
 
大学老师的尊严和自由是相等的
        谈到学者,谈到科研,似乎有一个问题不得不提,那就是高校内部的学术自由。
        曾经,一位来自美国的学者在评价中美两国高校的区别时,重点提到了目前国内高校在学术上并没有国外那样“自由”。
         对此,方光华表示,学术自由的根本目的依然是探索未知、创造并传承知识。在这方面,研究者要有选定研究方向的自由、有如何进行探索的自由,同时也有自由表达的自由。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份自由也并非没有限制。
        “可以举一个简单例子,”方光华说,比如考古学,这一学科的终极目的在于探索生命的起源。而西大的考古系则更要致力于考察西北史前文化和中华文明起源的关系。但是任何一个命题不能无限自由,我们无法想象一位考古系的老师因为要实现自己的学术目标,就要做到“逢墓必考”,当个人意愿与大的学术规律发生矛盾时,首先需要尊重的必然是学术规律。
       同样的道理还适用于学术要求与国家利益的冲突中。“三峡地区并非西大考古学重点研究的区域,但为了服务于三峡工程的整体建设,我们的学者也只能作出一定的牺牲,承担了三峡库区大量考古工程。”方光华表示,即使在高校内部,也不能允许学者没有边界地行使自己的学术自由权。因为任何一所大学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大学作为一个整体,必须对资源进行整体调配,而教师作为单一的教学个体,也必须完成其本职的责任。
       “大学老师的尊严和自由是相等的,他们的尊严来自对学生的奉献,来自对科学探索的努力。”方光华强调,即使在号称自由的美国,即使在如哈佛这样的世界名校中,具有相对科研自主权的终身教授的比率大概也只有30%,而要达到这一高度,科研人员要付出太多的努力,经过若干次考核,才能证明自己是完全符合学术真谛的学者。
       “教师与学生的本质精神就在于对未知自由地探究,但这份探究必须建立在学术规律、国情乃至学校师生群体的利益基础之上,并通过某种更学术化的组织加以保证,这一规律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通用的。”他说。
 
公平更多靠制度
        方光华口中的“更学术化的组织”,所指的便是学术委员会制度。
        据他介绍,在1998年出台的《高等教育法》中,明确规定了高校的四种权利主体,即书记、校长、工会和学术委员会。但随后的高校扩张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为了加以应对,各校开始强化书记校长在高校资源的配置权。相比之下,学术委员会则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直到近几年,各校开始制定自己的学术委员会章程,以此完善相关建设,但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争议。
       “比如,国内一些高校在成立学术委员会时,规定行政管理人员均不得参加,但在这种完全排斥管理人员的形式下,学术委员会是否可以获得更大的权威性?这需要我们加以考虑。”方光华说,学术当然是有权力的,但学术权力的无限表达却不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在进行决策时,需要听到一些其他角度的声音。
        两年前,西北大学也成立了本校的学术委员会,并在章程中明确规定,委员会下设教学、科研、学风建设与学术仲裁等几个分会。在每个分会中,包括院长、副院长在内的行政人员数量均不能高于总人数的1/3。
       “我认为这样的规定更加符合西北大学的实际情况。”方光华说,有人也许会质疑行政管理人员在学术委员会中的影响力不会与其人数比例成正比,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担心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我们必须看到,当一所学校开始把真正进行教学、科研的人员请进决策的核心领域时,就已经在思想层面作出了相应的思考。而至于“公平”问题,则更多的是需要通过制度层面的改革加以保证。
       “换句话说,我们真正需要考虑的不是如何通过人员调配达到维护学术权威的目的,而是需要思考如何通过制度的建设,把那些敢在行政人员面前说‘不’的人吸纳进来,让之前不敢自由表达意见的委员会成员改变态度。这才能保证学术委员会真正树立自己的权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方光华说。
 
——《中国科学报》 (2012-09-05 B1 大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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