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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立天教授佛学研究体悟:三大转折

本文作者: 4年前 (2014-07-07)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 方立天教授一、三个重要转折决定我的生命历程  我的生命历程1949年…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 方立天教授

一、三个重要转折决定我的生命历程

  我的生命历程1949年是一个转折,1956年是一个转折,1960年是一个转折,大概是五、六年,六、七年一次。这些对我的生命历程影响很大。

  我是浙江人,浙江中部金华永康市的农村。大家都知道义乌市,浙江还有个永康市,义乌和永康之间隔了一个东阳县,这个地方很重视教育,我就在东阳和永康交界有个叫四路口的地方长大。我1933年出生,上小学期间正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所以生活很不安定。日本鬼子经常骚扰我们那个村子,所以小学的时候,学生经常要停课逃难,逃到山区离公路更远一点的地方去。小学六年的学业基本是断断续续完成的。小学毕业以后我进了永康初级中学。这个学校很不错,老师水准都很高。老师都是大学毕业的,像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校长是个日本留学的,要求很严格。我在那里学习了3年。1949年的春天,我中学毕业了。

  1949年浙江解放了。1950年我就到了上海,进入华东税务学校学习。在这里学了几个月我就被留校,在教务科工作了。在教务科没几个月,又把我调到校长办公室当文书。文书是比秘书低一点的工作,主要是收发文件,帮校长起草稿子。文书干了几年,学校成立马列主义教育室,主要学习四门课:中共党史,联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没有老师,就叫我去当助教。我讲中共党史,可是我根本不了解,就到了上海复旦大学听课,回来后现卖。好在口齿比较清楚,同学们还比较欢迎。联共党史我是一边学习一边辅导。哲学、政治经济学也都辅导过。我很清楚自己,才是个初中毕业生,怎么能讲这些课呢?别的老师都是大学毕业,唯有我一个是初中毕业。心里总想有一个到高校继续学习深造的机会。

  1956年国务院下了一个通知,号召向科学进军,要求各个单位领导不能以任何理由阻挠青年干部报考高校,要鼓励他们报考。我就拿了这个通知给领导看,领导说你不要去了,这儿不是挺好吗?我说,不行呀,我才初中毕业,我希望有个学习的机会。我有尚方宝剑,他也不好阻止。我就去报考。考什么呀?一个初中生要考大学。本来我在初中的时候,对理科还是蛮有兴趣的,数理化都是相当可以的。但是我没有机会考理工科大学了,只能考文科。文科考什么呀?我就想哲学还可以。哲学是讲辩证法,讲唯物,这可以发挥自己思维的一些长处。我就报了哲学。报哲学考什么学校呀?我不是很清楚的,就报了北大、复旦,往好的学校报呗。至于能不能录取,我也不抱什么希望。

  但是我考试前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思考,就是根据我的条件怎么准备这次考试。首先政治对我没有什么问题;历史、地理,我把高中的课本都拿来系统地学了一遍;语文,我估计题目就是鼓舞大家前进,弘扬集体主义精神这些方面的。我准备的题目和后来考试的题目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我已经有了腹稿。最大的问题是要考数学。数学作为参考分。补习高中的数学我是来不及了,不过我考虑初中的题也会出一点。我要是把里边初中的分数拿下来就可以作为参考。所以我就把初中的东西复习好,结果好像差不多,前边的题对我都比较容易,后边的对我来说都比较困难。

  考试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中午吃完饭回到宿舍。那时候宿舍的门都是敞开的,没有安全问题。我一进门,在我的桌子旁边放着北京大学的一个信封。我手一拍,有门了。我被录取了。给领导看,领导说,你是不是别去了?我说很难得,考上了就要去。领导就不好说话了。

  考上以后赶快回家一趟,因为更远了,要北上了。1956年8月底就兴高采烈的来到了北京。那就是换了一个天地,和我们的干部学校是很不一样的。北京大学无论从它的规模、校园、师资力量都大不一样,进入了另外一个境界。这对我来说是又一个重要的转折。
我在北京大学学了5年,但实际上才学了两年半,搞了很多运动。在北大我还被列成右派,成为一个右倾分子,成为粉红色道路的典型。走白专道路是我们党所反对的,提倡又红又专。我不白,也不红,喜欢上图书馆,喜欢看书,所以是粉红色道路。因为对同学影响很大,也受到批判。

  但是整个北京大学的环境还是挺好的,它有一批第一流的学者、老师,给我上课的老师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就是他给上的,这是他最后一次给本科生上中国哲学史课。他讲的非常好,生动幽默,逻辑性很强,把很高深的哲学问题讲得非常清楚。我是科代表,科代表制度是从苏联学来的,科代表负责把学生的问题收集起来反映给老师,老师要适当地解答。所以和冯先生的接触比别人多。他的气象是很高大的,确实很有学问,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很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把同学提的问题给他,看到他的书房桌子大玻璃板下边压了一个很大的信纸,是毛泽东写给冯友兰的信。我赶快看了读上两遍。我记得很清楚,信中说,冯友兰先生送给他的书他收到了,很高兴。但是最后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做人以老实为宜”。当时我心里一愣,这不是警告吗?我想很可能冯友兰被认为是搞唯心主义的了,搞唯心主义的人大概不太老实吧。警告你要老实为宜。当时感受很多。

  其他老师的讲课听起来也都非常精彩的。5年期间,我虽然只学了两年半,但是哲学的知识是初步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我又听了历史系的课,大概听了一年多。先秦、魏晋南北朝都听下来了。在北大我比较注重文史哲这些课程。学了以后对我好处很大。对我从事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北大给我学风的影响,让我在学术上追求高的标准。那些学者著书立说,是我的榜样。无形当中他们人格的感召力,他们的学术追求和理想,给我以很大的影响。这是无形的精神财富,非常重要。对我治学做人影响都很大很大。北大提倡独立思考、自由思想对我的影响很大。北大建校100周年的时候,他们让我写一篇文章,我就写了一篇《北大魂》。北大的精神是什么?北大精神可以归纳为很多方面,但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提倡自由的思想。思想是要自由的,要独立的。自由思想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根本性的前提。要有思考,独立的思考。这个精神影响了我。北大影响我的还有一条——扎图书馆,我一直是不喜欢在宿舍看书的人,宿舍里的被子呀、枕头呀会影响你的思考。我喜欢在图书馆里,图书馆里看到的是书,是同学们在那里用功。所以我在北大是一个背着书包去图书馆的学生,这也是被评为走粉红色道路的一个根据。这个习惯后来也带到了人民大学。我确实比较喜欢在图书馆里看书,效率和在宿舍里是大不一样的。

  在北大我的政治状况不是很好,是被批判的对象。甚至到1961年分配工作的时候,我填了四个志愿:青海、青海、青海、青海,表示愿意到边疆去,因为我留在北京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临毕业的时候我就又回家一趟,准备告别父母去西北。从家回来的时候,还没进楼,有同学就告诉我,我被分到人大去了。我认为他是在开玩笑,我认为不大可能。当时人大的地位还高于北大呢,叫人、北、清、师。人大、北大、清华、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大学的教学规划是要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国家教育经费的四分之一拨给了人民大学。但后来组织上正式说,你确实分到了人大。

  后来到了人大以后,领导说我是人大去北大挑来的。我很震惊,这证明我政治上没有问题,学习上也是比较好的。1961年的时候,风气也不太一样了,也缓和了。

  1961年被分到人大工作又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我被分到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我的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愿望有可能得到实现,不用改行去教马列政治课了。

  回顾起来,一个是1949年,我进了上海税务学校进行了革命的锻炼;1956年到北京大学为我进行学术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1961年到人民大学,为我实现我的理想,从事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了可能。这三个转折对我的人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人生都是缘分,都是机遇。

  人民大学要求比较高。到人民大学以后,我记得领导说,第一,中国哲学史要通讲,要从先秦讲到现代。第二,要有个重点,有分工。我就报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因为这一段有宗教,佛教和道教,难度很大,所以别人没有报,我看别人不报,我就说我来吧。

  工作安排好了,就要实干了。我们的系主任说三年拿不出文章,滚蛋。三年拿不出好文章来是要走人的。这我都记在心里。我想三年拿东西,也就佛教有成果,怎么搞呢?当时我的佛教知识很少,因为在北京大学,冯友兰并未研究佛教。我记得只是由任继愈先生给我们辅导过两个小时。佛学两个小时能解决什么问题?那只是一个很概括的介绍。我当时意识到我首先需要补一下佛教知识,可是上哪里找老师呀?就到处打听。后来打听到一个庙里有,我就和领导讲法源寺里边有个讲佛教的学校,是否让我去听一听?我们的领导还是比较开放的,说那你就去吧。所以我每天早晨从人民大学坐车到动物园,动物园坐车到菜市口去法门寺听课。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都要这样做。后来冬天很冷,佛门确实很慈悲,院长周叔迦讲,你是不是不要跑了,就在我们这里住吧。现在要住是要钱的呢,那时候是主动的关心你,让你来住也不要钱,我非常感动,这样就住在那里了。住的什么房子我现在还记得,就住在玄奘纪念堂旁边。在那里就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学习了。

  这期间我听了很多老师的课,主要有明真法师、正果法师、虞愚、观空法师、法尊法师。周叔迦院长给我开了一个书单,让我读这些书,隔多少天向他汇报,他对我的要求很高。这个期间像传印长老、净慧长老也在那里学习。所以他们碰到我有时候都叫同学。我在那里学了大概8个月,学校就催我回去了。我在佛学院有两大收获:第一是增加了佛教的知识,佛教的基本知识,法师们是怎么讲的,对我了解佛教知识有很大帮助。第二是了解了佛门的生活。学僧的学习生活是怎么样的,修行的生活怎么样,他们的为人怎么样。对他们的人格和修养有了直接的体验。这对我是很重要的。我对佛门有一个直接的、感性的认识。这样使我对佛教的观察角度就不一样了。

  回到学校以后,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学到的东西转化为研究的资源。我要研究佛教,要拿出东西,拿出成果来。怎么研究呢?佛教的内容那么多。当时有个感觉,我要从研究佛教的个案开始、研究人物开始,从研究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佛教人物开始。我认为这样有助于了解整个佛教的历史。

  中国佛教历史归根结底是中国僧人活动的历史。所以我要找重要的佛教高僧作为我的研究对象。所以我就选了道安和他的学生慧远以及鸠摩罗什的学生僧肇作为我的研究对象。这样我将来可以有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我研究道安,是把道安所有的资料,历史上对他相关的记载,后人对他的评论,统统全部找来,尽可能竭泽而渔,资料上没有遗漏。然后对道安法师进行研究,写出文章。写出文章并不是马上就送去,放在抽屉里,隔一段看一遍,改一遍,要改它几遍。然后送到了最好的杂志去投稿。当时最好的杂志是《新建设》,就相当于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我的文章送去以后,很快就通知说要录用。我非常高兴,人生开始有第一篇文章发表了。

  在那么高的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就不一样了,他们开始约你写了。后来我考虑文章总不能只投给一家杂志,有的就投给了《哲学研究》,有的投给《人民日报》,都是顶尖的刊物。要不就不发,发就在最好的报刊杂志上发。后来《哲学研究》发了我一篇慧远的文章,这篇文章还在美国的《中国哲学》翻译了出来。有一次在中国科学院开会,有一个搞西方哲学史的老先生说,解放以来,咱们国家就有三篇文章被美国《中国哲学》杂志翻译过去,有侯外庐的一篇、还有谁的一篇,还有方立天的一篇。我就坐在他后边,他不认识我。旁边的人说,方立天就坐你后边呢。他回过头说,哦!这么年轻呀?这时心里有很大的充实和满足。

  这实际上是到了1964年左右了。这时到人大已经三年左右,我有了文章,就不用走人了。但是很遗憾,这时开始要“四清”去了,就中断了研究。我被安排去了北京郊区,就是现在的龙泉寺附近,西山农场,就是现在学诚法师那里。1966年就“文革”了。1969年我被下放到江西,一直到1976年才回来。到了1978年,人民大学才复校。我1969年下放,1972年回北京被并到了北京师范大学。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我又回到人民大学,才又开始重新研究佛教。

  这就是我讲三个转折决定了我生命的历程。
二、五方面体现佛学研究轨迹,十五年著成《
中国佛教要义》

  决定研究佛教对我来说也是个困难的决定。大家都知道60年代政治气氛很紧张的,哪有说人民大学一个年轻老师研究佛教的。佛教当时和别的教一样都被说成是人性的鸦片,还跑到佛学院去学习,很多人是不理解的。文革的时候人家就给我贴大字报,为什么你要到牛鬼蛇神成堆的地方去学习。当时人们的偏见很多的。有人吓唬你,说研究佛教要有很多苦要吃呀,要出问题呀。我把佛教作为自己研究的重要的对象和内容,有理性的考虑,也有背景成分,有一些我的时代背景,有情感的因素在里边。

  在北大学习的时候,对佛教只是模模糊糊的印象,只知道它是儒释道之一,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它的内容应该是很丰富的,值得我们去总结。另外,当时研究佛教的人很少,我这人就喜欢研究少人问津的学科。人少了,你的研究成果更容易被别人承认。是比较容易取得成果的地方。另外佛教研究困难很大,佛学自古号称为难治。佛学难在什么地方?按照我的想法有三大困难:第一是佛教更注重经验,你虽然了解文字,但是它的含义你不了解,跟一般人用的不一样。他讲的空,他讲的般若,字你都认识,但是它的内涵、精神,你不了解。第二,佛教的思维方式和一般人不一样。它是超越的、解脱的宗教,它是通过否定来认识事物的。这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不一样的。中国儒家谁也没有认为万物是空的。第三是,内容很丰富,它由两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和中国的僧人创造,历史很久,派别有很多,涉及的范围很广,内容很庞杂,也带来了研究的困难。各个派别有时候讲的不完全一致的。但是我想,越困难的地方我们越需要去努力,去克服困难,去战胜困难。那你就会有收获。

  我研究佛教,就是认为它很重要,对传统文化很重要,研究的人少我更要去研究。正因为它很困难我们更要去努力。我理性上是这样认识的。

  另外在背景上,浙江是一个佛教大省,我们那个地方也是信仰佛教的,我母亲也信佛。我记得很清楚,她初一、十五要吃素。所以我从小就对佛教有一种亲近感。我们那个村子的庙是和小学在一起的,教育和宗教并存。学校休息的时候,我们经常从后门就进到庙里去了。庙里供的是观音菩萨,还有关公。

  有一天母亲告诉我,你的小名的条子还贴在关公的后面呢。我说什么名字,她说观生呢。观音菩萨生的,怕我生了以后寿命不长吧。后来一想我怎么会是观音菩萨生的呢。所以经常去庙里看那个条。所以从我内心里说和菩萨、和佛没什么距离的。情感上很不一样。我们那还有个黄岩,不知道是不是有的法师知道浙江黄岩,永康、黄岩也有佛,也有寺庙。我们那里有个习俗,男的每逢10岁、20岁、30岁、40等都要到黄岩去拜佛。那一天很高兴呀,半夜三更就要起床。要走好几十里山路,我10岁的时候就去了。我感觉那是另外一个天地,另外一个世界。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想象,模模糊糊、糊里糊涂的一种想象。搞不清楚想什么,大概想的是有人间世界,还有超人间世界,有时候引发自己思考的兴趣。所以我从小就和佛教有这样比较亲近的情感,有这种亲近感。能够进到了中国佛学院去旁听、进修,决定把佛教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大概和这些背景都有关系。否则就很难理解我的状况。

  决定研究以后,怎么研究这是一大问题。怎么有效,这和诸位法师不太一样,法师是要实修的,作为学者去研究,怎么取得学术成果,怎么教好书?一方面搞好研究,一方面教好书。教好书和搞好研究形成互动,我是考虑这些问题。当时想到两条是很重要的,第一条是个案研究,研究人物;第二条是对经典文献要进行研究。就是说从微观开始,然后进入宏观,因为我们是学哲学的,要从哲学的角度去研究。所以要从微观领域研究到宏观领域。所以我的研究就从五个方面逐步展开。

  第一就是对佛教的个案研究,个案研究指的就是对中国佛教思想家的研究。怎么展开个案研究呢?这要搞好思路。因为我们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从历史的角度研究,要从魏晋南北朝那个时候研究。所以我首先研究了道安,慧远、僧肇、梁武帝、支道林这些重要人物。在这研究当中我又发现,慧远很重要,慧远后来被净土宗奉为初祖,净土宗不是慧远创立的,是善导大师创立的。但他确实提倡往生,所以被追奉为净土宗的初祖。他把佛教中国化,对佛教和中国政治的关系、佛教和世俗社会的关系,以及在理论上有没有灵魂、有没有神,他都做了回答。所以我把慧远的研究扩展为一本书,写成了《慧远及其佛学》这本书。后来到了隋唐,我的兴趣主要在华严宗和禅宗这两个宗上边。因为全面展开很困难。华严崇尚理事关系,那是我们标准的哲学问题。所以我对华严宗的创始人法藏进行了研究。写了一本书,在台湾出版,他们还写了书评,认为书写得不错。然后,我对惠能有兴趣。禅宗真正创立者是惠能。我又写了一系列关于惠能的文章。这个都属于个案研究。那么以点带面,通过个案研究会对佛教历史有个宏观的了解。个案研究也比较好切入,因为资料相对是比较有限的,你可以把资料收全。这个和比较研究就不同,比较研究你两个方面都要了解,了解的各方面资料就比较多。
第二是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典籍的整理。按照我们搞学问的要求,最好你要读好几本经典。读经典和一般史书不一样的,一般书的可靠性比较差,经典给你的智慧更多。所以要多读经典,经典有很多,那你怎么读呢?少数的经典你要做校释、注释、标点、整理、翻译的工作。一本书你把它校一校,用现代的符号把它标点出来。你给它注释,不懂的术语以及典故,你给注释出来,然后用现代的语言给翻译出来,这很重要。这是一个训练。这样做过一本书,两本三本那就更好,那你就大大不一样了。你对佛教典籍的一些内在的规律,就会有所了解。把握了典籍的要领,也增强你的勇气、信心。我主要是对那个《金师子章》做了校释。这是法藏给武则天说法的一个记录。通过金狮子的形象来说明理事关系的,文章很短,但内涵很丰富。我下了功夫对它进行了校释,对自己是个锻炼,我的书写完以后,当时的古籍规划领导小组组长李一氓,这是个老干部了。他写了一篇书评,来介绍这本书,认为整理得很好。典籍的整理,我还参加了《中国佛教史思想资料选编》的工作,现在有四卷本,有十多册吧。中华书局出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把中国佛教的思想家重要的著作,那里边都加以标点和注释。这也是个训练。典籍文献的工作很重要,因为你研究的时候根本读不懂书,那你无法进行研究的。所以典籍工作非常重要。

  第三条是佛教哲学现代化研究的尝试。在佛教的个案研究和典籍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后,进行了宏观的研究。因为我是在哲学系工作的,上课就要讲哲学。我跟学生要讲佛教哲学。我就会相应地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佛教哲学的问题。佛教哲学怎么讲,是不是把佛教的一些哲学名相告诉学生,那学生听不懂。我就想对它进行现代化的研究。

  怎么现代化研究呢?首先是要考虑对佛教典籍当中包含的重大问题,结合现代社会现状,筛选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佛教哲学典籍里边包含的问题,要和现在关心的问题结合起来。现代人关心什么问题?要和现代关心什么重大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我写的一本书叫《佛教哲学》,重点介绍人生论、宇宙论、认识论、伦理观这些问题,它是和现代人关切的一些重大问题结合的。和现代化研究结合,就是要有问题意识。要关心现实,不光是书本里的东西要搞清,也要关心现实,现实当中人们关切的大问题是什么,你要结合起来。所以我经常讲,当前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有三个,逃不出这三个大问题。第一个是人与自身的矛盾,身体的问题、心理的问题,这两个方面问题很多。一个是人与他人的矛盾,家庭呀、单位呀、学校呀,大的到民族呀、国家关系呀,等等,都在这里边。第三是人与自然的矛盾,现在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太大了。因为环境的污染,百姓肺病患者增多,因为空气质量不好。人类社会主要是这些问题。认识世界的问题,观察宇宙的问题,怎么生存、修行的问题。

  第二要用现在的语言来研究。我们不能经常给学生们讲法身、般若、涅槃这些概念。要用现代化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般若怎么表达,涅槃你要表达,它是佛教的理想。般若是智慧。你要用现代语言来表达。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对弘法也很重要。我认为现在弘法的大小,很重要的方面,看法师能不能、善不善于用现代语言来表达。像星云大师就善于这样。照本宣科不行,要让人听得懂。信众听不懂,听懂的或者是极少数的那不行,所以用现代语言表达很重要。

  第三现代化的研究就要用现代化的方法。比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分析和综合的统一,就是很重要的方法。历史的顺序和逻辑的分析是一致的。分析和综合要会分析。把它的命题解析开来,然后再进行综合。实事求是,我的《佛教哲学》可以说是现代化研究的一个尝试。这本书上个世纪影响还比较大一点。因为它比较简明,通过这个作为佛教的一个入门。现在这本书在地摊上有,表明它流行得还比较广。
第四个方面是佛教
中国化的探索。佛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佛教不是停滞不前的。我们看到,印度本身就不断的变化,有印度早期佛教、有密教、有大乘佛教,然后到中国以后也有变化。中国和印度的情况有什么不一样呢?中国社会和印度不一样。印度在南亚热带地区,我们总体说在温带吧。地理条件很不同,气候很不一样,生活情况很不一样,文化传统也不一样。印度是宗教统治的国家,中国是儒学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比较重视现实,重视社会秩序、结构的稳定,重现实。文化传统也不一样。所以佛教到中国以后有个中国化的问题。

  什么叫做中国化?佛教中国化就是印度佛教理论传到中国以后,他要和中国的文化传统、政治状况进行磨合,要发生冲突、发生融合以后形成的带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就是中国化的佛教。中国化佛教可以展开一点说,可以展开来说三条:一个是民族化,中国佛教现在有三大系统,汉传、藏传,还有南传佛教。这个都和民族化有关系。中国佛教三大系统当中,汉传佛教是和汉民族的语言文字结合形成的佛教;藏传佛教是用藏语翻译的佛教,和藏族同胞的生活和文化结合的佛教;傣族地区的佛教,就是上座部佛教,它都有民族性。这是中国化的内涵之一。第二是本土化,佛教还要本土化。因为中国地域太大了,南方北方不一样,汉族地区和藏族地区不一样,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又不一样。所以很多佛教带有本土化的特色。南北朝时期北方佛教和南方佛教就不一样。北方佛教比较重视修行,比较重视实践。南方不一样,比较重视理论的探讨。另外,四次灭佛的事情,主要也发生在北方。只有一次唐武宗灭佛,南北都有,其他都是北方的。这和北方的地理条件、政治环境都有关系。要从本土化上研究,地域化不一样的。现在的都市佛教也不一样的,和藏传佛教和农村佛教不一样,和山林佛教也不一样。上海的玉佛寺、杭州的灵隐寺都是都市佛教。江西的一些山区的佛教风格也不一样。要研究这些中国化的丰富的内涵。本土化不一样,还有时代化,佛教中国化要求时代化。不同的时代佛教的面貌是不一样的。南北朝的学派,隋唐时期形成宗派,现在讲人间佛教,它是变化的、发展的。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最大的汉传佛教的创造,一个是禅宗,一个是人间佛教。在我看来,这可能和印度佛教是不一样的,是很不一样的两个派别。这都是时代的关系。人间佛教是根据近现代时代的特征提出来的,要关心人间,要重视教育、重视文化、重视慈善事业。佛教的活动重点是有转移的。现在都市佛教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了。未来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很多的山林佛教变成都市佛教了,都市佛教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中国佛教怎么来适应这个需要,弘法利生也要考虑,要时代化。要结合时代的发展和时代的特点,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应变。这都是重要的。我有一本书,叫《佛教的传统文化》就是试图从佛教文化与中国的哲学、伦理、道德、文学艺术、民间风俗习惯等等的关系,来探讨佛教是怎么中国化的。所以我认为佛教是一个统一的东西。第一,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都是佛教;第二,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是有区别的,它各有特点。中国佛教是对印度佛教的发展,我们吸收印度佛教优良的东西,把佛教推向前进。
 

  第五方面,中国佛教思想的系统的、完整的、整体的研究。这就是我15年来完成的一本书《中国佛教哲学要义》。

  我通过个案的研究、典籍的研究,佛教哲学宏观的研究,对佛教怎么中国化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我认为可以写一本中国佛教哲学的东西。《中国佛教哲学要义》把中国佛教高僧大德的哲学思想加以整理归纳、系统化。这是过去研究比较少的一个环节。也可以说,我的所有研究归根结底最后是要汇集到写这套书上的。要写出一本表现中国佛教高僧的哲学思想有哪些,要义、要点在什么地方。这个要具备基础,具备很多要素。我就是通过前边这些环节的研究以后,集合起来写这套书。

  为了写这套书,我大概发了10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发出去有个征求意见的过程,听听他们反馈回来的信息行不行,有哪些问题可以改进。我记得我写这套书是有个安排的,大致用15年的时间完成。起初想七、八年时间完成,结果事情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杂,就延长到15年。最早我就写中国佛教哲学的形成,然后写它的历史的演变,然后写它的体系,分别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哲学研究》三个顶级的刊物上。这个使我提高了信心。

  我这个《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主要是从本体论、认识论、宇宙论、修持论等几个方面概括中国古代高僧大德的哲学思想;然后通过它和印度佛教哲学的继承关系和演变的关系,分析了它和印度佛教思想的异和同,有哪些不同的地方,有哪些相同的地方;通过中国佛教哲学和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的比较,来研究彼此的异同,他们的区别点和相同点。通过这些分析,突出中国佛教哲学的特色。

  我过去是搞中国哲学的,所以写这套书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要为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的教学补充内容。因为中国哲学史课在大学的哲学系都是很重要的,有的都是要上两年的。这些中国哲学史课教科书里面过去对佛教的哲学思想概括的相对说是比较薄弱的,比较少。通过我的研究,我认为佛教哲学就它的广度来说,就它的深度来说,两个方面,都超过了儒学和道学。这个不是随便说的。儒学比较重视的是伦理道德,比较侧重现实的问题,对彼岸世界,对来世的问题,对超越的问题、超世俗的问题涉猎的比较少。道教有一定的探讨,但它的思维也没有佛教那么广阔,那么开展。这些我们也要感谢印度,印度把佛教送给了中国。印度是一个比较好想象的国家,这个民族好想象,思维比较广。中国佛教探讨问题的范围、探讨问题的深度,在儒释道当中都是居于首位的。这在中国哲学当中比较少,不够。我希望我这套书他们逐步吸取为教材的内容,能够比较如实地展现中国佛教哲学思想丰富的内涵。

  这套书我写了15年,已经完成了,有60多万字,是发了100多篇文章以后整理的。社会反响还比较好,得到了很多奖励。韩文已经早就翻译了,台湾的繁体字版也很早就出版了,日本也要翻译,英文也要翻译。包括《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佛教哲学》这些书也都被翻译。我们国家现在不是有一个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吗,需要把中国一些比较好的东西,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翻译成外文,把这些成果推向世界。

  我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大概是这五个方面,对佛教的认识有个历史的过程,也是个逻辑发展的过程。是通过对人物个案研究、典籍的整理、文献的整理,通过微观研究和以后进入到的宏观研究、哲学研究,通过对佛教中国化的研究,最后比较系统的整理了《中国佛教哲学要义》这套书,力图对中国古代高僧大德的哲学思想加以总结。好像传印长老肯定了这个做法。这就是我多年来学术活动的几个方面。
三、50年学术生命的体悟

  第一是要树立志向。人要有志气的,个人志向的确立要根据个人的条件,我根据我自己的条件,对于读书、对学问、对知识的研究好像比较有兴趣。做官的事情,我也有个可以逐步往上爬的条件。我很早就进了校长的文书室,校长室的文书是什么概念呢?一个办公室比较大,一头坐着校长,一头就是我。我如果会来事,和校长搞好关系,那向上爬的机会是有的。我在人民大学工作以后,也有领导找我去,要我到校务处工作,显然也有往上提拔的可能。我都谢绝了,我这个人不会做那些事。所以一个人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性格来决定自己专业的方向。所以我是希望自己能在学术上做一点事情。由于人生的三个转折为我创造了条件。

  所以我说人生就是一个缘呀。你有了各种条件,有了各种因缘,就造就了人生。所以人要树立志向,根据自己的志向、兴趣、性格、条件以及外围条件来决定你做什么好。确定自己的人生价值是什么,怎么去追求。

  第二是不争而争。搞学术需要很静,需要过寂寞孤独的生活。因为它要思考,要独立思考。那你对外界的很多物质诱惑都想去争取,就会影响你集中精力、集中时间去探讨学术。所以一些外部的名利你要想开一些,不要去争。我几十年来,大概在人民大学有个印象,我是不争的。这不是放的空话,都有事实证明。比方说,1983年评副教授,把我排在头一名,领导说把你排在头一名,你出了很多书,你的教学好像还缺五、六十个小时。当时评选分两个指标,科研和教学两方面。但是大家不会因为你这个不评副教授。但是过了一个礼拜领导又来找我说不行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行。据后来有人说我的态度不太好。我也不知道我态度哪儿不好。有人透露我说,领导找你谈话的时候,你应该表示感谢。如果换成别人,他会跪下来的,多好的事呀。你不感谢,听说还提了好多意见。所以我这个人不行,不能当官,太直爽。最后领导分析我有四种可能,要跳楼了,要调动工作了,要消极怠工呀,密切关注我的动态。但是没想到第二天我照样背着书包上图书馆去看书去了,学校就放下心了。

  事情一切都是有过程的,一切都在变化当中。所以当不高兴的事情来的时候,你不要太不高兴,高兴的事情就会来的。当高兴的事情来的时候,你也不要太高兴,不高兴的事情就要来了。人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1984年,中央提出来要在全国重点大学有关的学科,哲学、经济、历史、文学,各科选五个特批正教授。全国的,不是一个学校的。这个时候各个重点大学都争呀,因为这个学校要是评上的特批教授多,证明你的政绩大嘛。它就超出了“文革”的派性呀那些考虑,就把真正符合条件的往上报。据说他们告诉我,我是全票通过。学校挺高兴的。然后有人就说了,这不是给我们领导打了一个耳光嘛。去年人家副教授还评不上,今年就评上了破格的特批的教授。

  但是我也并不是特别的高兴,按说特批教授应该马上提升,但是人民大学没有。因为能人也很多呀。按说房子呀什么的都可以照顾了,结果副教授有的房子都住了3间,我这个特批的正教授还是两间。一直到1986年党委书记碰到我了说,哎呀,对不起你,把你忘掉了。我就说,没关系,一样的呀。我反正是上图书馆看书的人。1986年我才分到一个又黑又暗又脏的3间里边去了,一直到2005年。这证明名和利我和谁都不太争。但是我通过不争而争,争什么?争时间,争成果。不断地拿出成果来,如果我那些东西都争得太多的话,就会影响到我学术上的争。

  现在我们讲科学发展观,持续发展、均衡发展,这里就有个因果的问题。要懂得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你要持续发展,你就要解决因果关系。你不要搞很多恶因,把环境破坏得一塌糊涂。那是没法持续发展的。这些是否可以考虑作为人类的一些共同理念。我想我们佛教界有责任推出我们的理念。我想这一些理念值得思考,但不应该限于这些。

  我和诸位交流的就这三个问题,几个转折点决定我的学术活动,我是怎么从事学术活动的,有些什么体会,提出来和大家交心。也欢迎大家批评,帮助我提高。

  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本文为方立天教授2011年10月30日为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研究生班第一期学员所讲,任自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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