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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立天先生:陋室里的宗教学者

本文作者: 4年前 (2014-07-09)

澎湃新闻记者 王维佳 实习生 郭佳琰直到今天,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主页依旧灰白一片。中国人民大学宗教…

澎湃新闻记者 王维佳 实习生 郭佳琰

直到今天,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主页依旧灰白一片。

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和中国哲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方立天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7月7日上午9时2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25年前6月的一个晚上,我到他又黑又旧又矮小的小房间里给他送我的博士论文。当时我看了很心酸,这么好的一个学者,竟然住在这样破破烂烂像贫民窟一样的房子里。”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何光沪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非常感慨,当时方立天先生是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2001年开始,他们又做了10多年的同事。

在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讣告中,先生的头衔长达236字。我们不必去琢磨这些头衔的含义,从身居陋室就能看出先生的处世,而关于先生的学问,他自己的概括是“双耕”——中国哲学和中国佛教。

陋室

“他当时住在一楼,非常阴暗。我当时觉得很寒心,在北京做一个教授,以后就是这样吗?”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张风雷是方立天先生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生,他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也提到了先生的小房子。

除了去先生家聚餐,张风雷表示他们很少去方先生的宿舍。他们和先生见面的地方主要有两个:图书馆古籍整理室和学校草坪。

他告诉澎湃新闻,方先生曾经是人大的一道风景线,“他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都要去图书馆看书,开始的时候就和学生一起挤自习室。”

后来,人大图书馆专门在古籍整理室给方先生设了一张桌子。于是,这里就成了方先生每天读书的地方,也成了他和自己的学生讨论学问的地方。

“我第一次见方先生就是在那里。”张风雷回忆说,1991年他报考方先生的博士,由于自己基本功不错,又和方先生一样出自北大哲学系,方先生对他很认可,“但是,还是出了点小问题。当时考完笔试,我感觉一些背景知识的题答得不太好,于是又去找先生。先生对我说,‘博士还是要博’。”这句话张风雷一直谨记在心。

1991年,和张风雷一起进入方先生门下的还有魏德东,这是他第二年考方先生的硕士。

回忆起第一年考试后的情景,现在已经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的魏德东还记忆犹新。“1990年,我第一次考,先生说,‘分数好像不太够,再努力一下。’我当时就说,‘好吧,我再考一次’。”后来,魏德东也成为了方先生的博士。

给魏德东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方先生的板书,“先生的板书很漂亮,竖楷,字体修长,从右向左写,课堂结尾时还会在黑板左边列出这节课的关键词。”

在张风雷和魏德东的记忆里,他们和其他学生每两周要去图书馆的古籍整理室一次。在那里,方先生推荐他们阅读文献,给他们布置作业,也回答他们的问题。用张风雷的话说,“这是我们的传统。”

另一个传统是晚饭后和方先生一起围着草坪兜圈。

张风雷说:“人大校园比较小,有一个草坪。先生就在学校住,要找我们有事,有时就围着草坪兜圈,一边走一边聊天。” 不过,这并非一般意义的聊天,“这聊天可不是随便聊,主要还是关于我们的论文、学术研究。”

魏德东告诉澎湃新闻:“先生基本没什么爱好,就是看书和写作。”

在张风雷的记忆里,草坪聊天的次数非常多,“有时候是约的,有时候是碰到的。我们去的时候,方先生一般都和其他老师一起绕着草坪聊天,我们来了就单独和我们走在一起聊。”

至于方先生的“陋室”,“每个学期只有去先生家吃饭时才去。”张风雷说,“客厅非常小,只能放下一张小方桌。”

可是,在魏德东的回忆里,先生的“陋室”是充满快乐的,“在先生家吃饭,师母做菜,先生负责洗碗(笑)。相对来说,他属于话少的人。我们在兴高采烈地瞎说,他就听着。”

“双耕”

关于方先生的“双耕”,清华大学教授陈来曾有过很好的阐释。

据《光明日报》报道,“双耕”是北大学术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在中国哲学和中国佛教两块园地里面辛勤耕作。从胡适、汤用彤到任继愈等,都奉行这一传统。陈来认为,在这些大师之后,方先生是又一个发扬这一传统的学术大家。

他还指出,“方先生的著作中,有两个两卷本非常突出,一个是《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一个是在这之前完成的《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卷)。”

方先生本人对于“双耕”还有着一层治学方面的考虑,这也影响到了他的学生们的治学路径。

当自己的的第一个博士张风雷要确定博士论文题目时,方先生非常重视。张风雷今天依然能够准备复述先生当时的话,“我觉得你最好做一个宗教。如果你研究佛教或者道教,你必须研究中国哲学史。但是,你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其他部分,却可以绕开佛教和道教。东汉以后的中国哲学,如果没有佛教和道教思想,就是不完整的。”

在这之后,先生又专门找了一次张风雷,他的手里有一张列了几十个佛教人物的名单。

“记得名单上第一个名字是安世高,东汉翻译佛经的重要人物,方先生说:‘这个人当然很重要,但是目前来看他的资料比较少,不足以做一个博士论文。’”于是,就把这个名字划掉了。

方先生一个一个讲,一个一个划,最后剩下一个人智顗。“(方先生)跟我说多重要多重要,‘建议你是不是找他的资料,先看一下他的传记,做一个年谱,先熟悉一下这个人,是不是这样?’”

张风雷沉浸在回忆中,“我当时想这个人不认识,先拿字典查查‘顗’这个字怎么念。方先生告诉我智顗的资料《大正藏》里有。那时候《大正藏》在哪里我也不清楚,就问图书管理员。图书管理员说这个书只有方先生看,你问先生吧。”

最终,张风雷的博士论文就做了智顗,这位天台宗的创始人。他的师兄弟们陆续做了其他几个重要佛教宗派的创始人。“我回过头来一看(我们的博士论文题目),他是有一套考虑的:重要的佛教宗派要挨个做,做的时候要从创始人开始做。”张风雷表示。

对佛教研究,方先生确实倾注了很多心血。

在《我和中国佛学及哲学研究》一文中,他还提及了幼年时期的宗教经历:

“我家乡的宗教势力虽然不算太大,但佛教禅宗、天台宗、净土宗都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老年人多信奉佛教,逢年过节要吃斋念佛。

“在我们小学校的后面有一座佛殿,里面有观音塑像,与之并列的还有关公(关羽)和关平、周仓的塑像。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和同学就常常跑到庙里去玩。每当我看到这些塑像,就有一种异常神奇的感觉涌上心头,引发出难以名状的超越人生的遐想。

“我母亲对佛、菩萨等神灵的崇敬也很虔诚,虽然她不是教徒。家乡的这一切,在我童年的内心世界里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早年的生活环境影响使我萌发了了解佛教、探索佛教的好奇心和浓厚兴趣。当我自身具备了从事学术研究条件的时候,可能自然就选择了佛教。这大概是促使我研究佛教的潜在的心理因素吧。”

不过,在魏德东看来,“他(方立天)的起点不是一个佛教学者,是一个中国哲学史学者。他真正的特长是对中国佛学宗派的哲学阐释。他不是研究某个佛教宗派的大师,他是对整个中国佛教进行哲学阐释的大师。”

他认为,“先生这一代学人,他们从骨子里就是中国文化的热爱者和传承者。在他们起步的时候,很多东西都被看成‘封建迷信’,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保卫了中国文化。”

晚年

2011年9月17日,“方立天教授从教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国内外高校学者、宗教界人士共200 多人齐聚一堂。

那天,方先生回顾了从1961年到2011年从事教学工作的50年,“当我回首这五十年一步步前进的足迹,我深深体悟到:人类是宇宙大化中的一类特殊群体,每个人的人生都与一定的因缘条件相依相存,互动互变,并在因果律的支配下展示其独自的意义与价值。我从一个普通的年轻学子成长为一名大学教师,取得一点成绩,也是受惠于社会的多方面帮助、加持。天地人和,因缘际会,成就了我的学术人生,构成了我的幸运人生。”

此时的方先生已是“桃李满天下”了,虽然他带过的学生并不算多。

张风雷表示,“我们这边招博士生的名额很有限,一直延续到现在也是这样,一般一年一个,特殊情况两个。所以,方先生从1991年开始带博士,1986年开始带硕士,到现在加起来也就四五十个人吧。但是,我们有个特点就是转行的少,不管做得怎么样,都还在这个行当里。所以,现在很多高校里都有方先生的学生。”

不过,直到去世前4天,他才实现了一个多年的心愿。

今年7月3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方先生的文章《一座高峰——追念老师冯友兰先生》。

文章的开头是这样的:“冯友兰、张岱年和任继愈都是我在北大念书期间的老师,他们对我的为人和治学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张岱年和任继愈两位先生去世时,我都写了纪念的文章,冯先生的纪念文章却一直没写,这是我心中的一个遗憾。这次《光明日报》约我写稿,我很高兴,能够弥补心中许久的缺憾了。”

在魏德东眼里,“先生是浙江永康人,体现了浙东学派的特点,非常刚毅、坚韧,幽默、活泼跟他没关系,对事情有追求,要做得好。任继愈对他的评价是‘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也许每个人眼里都有一个不太一样的方立天。同样是先生的学生、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宣方眼里,“先生是一个非常天真、童真、单纯,有赤子之心的人,他全身心都投入到学术方面,在生活上就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非常信任身边的家人朋友。与人为善,性格温和。”

魏德东最后告诉澎湃新闻,先生的人生格言是“立身专一,学有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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