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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清源,重建民族主体文化——访哲学系楼宇烈教授

本文作者: 4年前 (2014-11-10)

摘要:楼宇烈教授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儒、释、道三家,均有深入的研究和很高的造诣。楼教授…

    摘要:楼宇烈教授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儒、释、道三家,均有深入的研究和很高的造诣。楼教授认为,中国古代智慧在现代文化、文明的建设中仍能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能够解决困扰当前人与社会中的许多疑难问题。楼教授非常注重传统文化的道德实践特征,倡导以传统文化为基础,重新诠释而成为我们民族的主体文化,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繁荣,并在对外交流中体现自身文化价值与文化独立性。楼教授还对儒家的“孝”,佛教的“苦”、“空”、“轮回”等概念进行了通俗的解释。

    一、教学工作:阅读原典,注重读书能力

    记者:楼老师,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您是老北大人了,又多年从事哲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我想“哲学”本身是有比较强的“政治敏感性”的,能    否先请您介绍一下改革前后随着中国政治气候的变化,对哲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有什么影响?过去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有没有受到过外在的限制?比如一定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

    楼老师:有的,不管是研究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都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且观点要比较鲜明。尤其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必须清楚地区分精华与糟粕,像糟粕中的“为剥削阶级服务”、“为封建政权服务”这些都要强调出来。那时候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大环境下,特别像我这样的青年学生自然认为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需要别人强迫,自己就会很自觉地在研究中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

    记者:在学术研究中,您及当时的学者对这些要求有过某种抵触或怀疑吗?

    楼老师:那肯定有,因为独立思考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那时候强调哲学史就是一部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进步的、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而唯心主义则是落后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对于这一点,很多老师是不认同的。1956、57年的时候,有一个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讨论,我们当时的系主任郑昕先生,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开放唯心主义”的文章。当时贺麟先生也说过一句话:“你可以跟老婆离婚,但绝不能跟唯心主义离婚。”当时很多人觉得唯心主义并不是可以一笔抹杀的,尤其在精神生活方面。还有冯友兰先生提出了对于传统文化的“抽象继承法”,对传统文化的很多内容持肯定态度。我自己读了很多中国古代名著后,觉得文化不能简单地分高级或低级、先进或落后。文化更重要的是不同的类型,各个民族在不同的地域生活,文化是他们在生活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结果,不能简单地运用先进或者落后去评判。只要是认真读书的话,都应该有这样一种觉悟。

    记者:改革开放后哲学系在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方面与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楼老师:在课程设置方面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哲学嘛,基本上还是马列、中哲、西哲、美学、伦理、逻辑、科学哲学这几个方面,现在主要是加了宗教专业。过去虽然也有宗教方面的内容,但不是专门课程,只是讲到中国哲学的时候带一点中国的佛教,讲到西方哲学的时候带一点西方的基督教。现在单独设立了宗教专业,不仅有专门的课程,而且还有两个属于宗教专业的教研室,一个是佛道教教研室,一个宗教学原理教研室,包括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样一来,五大宗教在教学和研究中就都涵盖了。还有一个变化是现在增加了哲学原典的教学内容,就更偏重于学术研究了。

    记者:能介绍一下您开设的原典课程的教学情况吗?

    楼老师:最初开设的是“史料学”,就是介绍原典。后来我又主讲了两门课,一个是“名著概论”,一个是“原典选读”。就中国哲学来讲,“名著概论”主要是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我做了一个归纳,提出了“三玄”、“四书”、“五经”的系统。我觉得这个系统是带有根源性的,以后的很多著作都是围绕这个系统展开的,将这几部经典作为理论的依据。“三玄”就是《周易》、《老子》、《庄子》,“四书”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就是《诗》、《书》、《礼》、《易》、《春秋》。中国的文化传承有个特点,就是通过注经、释经的方法来阐述思想。比如中国最著名的理学家朱熹,他最重要的著作就是《四书章句集注》,借助这些经典来发挥自己的思想,其他有名的学者也都是这样。我围绕各种经注来介绍历代的经典,诸如王弼的《老子注》、《周易注》,郭象的《庄子注》,这就是名著概论。“原典选读”课,我选的主要是《老子》、《论语》、《孟子》,也选读过《荀子》和《韩非子》的篇章。具体读法是让学生先预习,然后分段,你分这一段他分那一段,课堂上先让学生来讲,老师再来补充和纠正。后来我又开了佛学、宗教方面的课,所以一些佛典也列作选读的对象,比如《金刚经》、《维摩诘经》、《坛经》等。

    记者:您认为古代学者解经的时候大多是本着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是试图还原作者的本意,还是发挥自己的思想呢?

    楼老师:这个很难说,两种情况都有。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一种说法,就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就是经典为我服务,借助经典发挥自己的思想;“我注六经”就比较强调站在客观的立场,尽量地在注解上符合原意。过去也有考据学和义理学之分,“考据学”更注重对名词概念、文物典章制度作说明;“义理学”则倾向于剖析句子的含义,体会其中的微言大义,那当然就是为“我”服务的。有的学者是顺着原著的意思来发挥,有的学者的注解甚至恰好与原意相对。比如《庄子》里面有一句话,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公认的结论是“无以人灭天”,不要以人为的东西去限制动物的天然本性。郭象在《庄子注》中却说,“落马首、穿牛鼻”并没有违背牛马的本性,因为你不能去“落牛首、穿马鼻”。所以,人为的东西不一定违背了本性,在某种意义上,它必须顺从于本性才可行。

    记者:就教学来讲,名著虽然被归类了,但是仍然比较繁多。您是本着什么原则去选择教学内容的?

    楼老师:我比较主张选读一些有代表性的原典,通过这些原典可以激发学生对其它类似原典的兴趣,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因此,我常常会选一些不同类型的著作,告诉他们用什么方法来阅读。这其中既包括纯技术方面的,比如释疑、查阅工具书、参考其他学者的注释;还包括理解技巧上的,比如怎么分析问题,怎么进行文章前后的比较等等。我着重的是通过读原典来培养能力,而不是单纯地落实到某篇文章或某个段落。我始终主张研究问题一定要从原典入手,培养原典阅读的能力是最根本的。别人的研究成果都是别人消化过的东西,也是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

    记者:在教学的方式方法上您的课程有什么特点?

    楼老师:我觉得不能完全把中国传统文化变为书斋里的东西,而是能够让其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起作用,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我讲中国哲学专题或中国佛教专题这门课程有十多年了,授课都是传统书院式的,每个礼拜一次,十几个人,我自己的研究生以及少量的进修或访问学者,大家一起探讨。书院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学生提问、教师解惑,问什么讲什么,不是事先设好一个主题来讲。

    二、文化与社会:改革教育,树立民族文化主体意识

    记者:说到原典,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无论是孔子、释迦,还是老子、庄子,他们都有极高的智慧,对人生、社会和世界都有非常深入的思考,但是他们的观点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世界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楼老师:表面上看他们的主张千差万别,但是他们的根本宗旨还是有相同之处,最后希望达到的目标也可以说是相同的,只不过表现的形态不同。《周易》里面有一句话是“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况。至于说他们的具体主张为何相差甚远,这主要是因为世界的丰富性,只用一种东西来统摄这个世界是不可能的。世界本来就是多样性的,人生也是多样性的。这就是“殊途”,“殊途”才可以“同归”,而不一定要求采用一样的方法,当然不同的道路有不同的侧重。宽容与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也体现了古人的智慧。事实上,儒家、道家和佛教的学说在中国传统上很难截然分开,每个人都受到不同教派学说思想的影响。你别看朱熹的儒家立场那么坚定,但他对道家也非常有研究。对于佛教,朱熹虽然将其批判得体无完肤,甚至认为佛学是歧途,可他自己却深受其影响,后来佛教还把他归入居士里面去。有一个企业家在学了传统文化以后有一个体会,他说:“我学了儒家就觉得‘拿得起’,学了道家就可以‘看得开’,学了佛家以后就能够‘放得下’。”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一个人如果真的能够把这三个东西结合好了,那这个人将是非常了不起的。有的人是拿得起但放不下,有的人是放得下但拿不起,还有的人是拿得起、放下了却看不开。

    记者:如何才能让传统文化精华在现代社会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呢?

    楼老师:这些年我和其他一些学者一直在呼吁要树立一个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因为我们文化层面的根本问题就是文化主体意识的丢失,这会让我们成为其它文化的附庸,也会产生很多严重的社会矛盾。教育尤其不能丢失文化主体意识,如果我们从小学到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居然不认同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可以说是我们教育的失败。过去学校教育基本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作为“封建迷信”来打压,这是非常不正常的,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起到了很坏的作用。一种文化主体意识的存在,对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是非常重要的,就像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事实证明,文化主体意识并不影响文化多元性,科学和宗教也可以并行。如果真的“百家争鸣”,所谓“异端邪说”也自然就没有了市场。

    记者:在您看来,什么样的教育才能有助于树立一种文化主体意识?

    楼老师:教育有三个维度,一是家庭,二是学校,三是社会。现在看来,家庭教育是越来越淡化了,大家都忙着工作,孩子就交给学校或者社会。社会教育影响最大,但很难把握。无论如何,学校还是关键,首先得从学校入手,继而去影响家庭和社会教育。我觉得教育最根本的理念是要教育人“怎么样”做一个人,不是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教他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比较立竿见影的,几年下来,他具备了数学的能力、编程的能力,一下就看出来了,正好迎合了社会急功近利的潮流;而“怎么样”为人却是一个软的、隐的指标,需要教育上根本理念的长期坚持。在西方,教堂是很重要的道德教育场所,而中国传统上是学校承担了道德教化的主要责任。如果放弃学校这个责任,片面地去跟世界接轨,问题就很大。教育的根本目标是要围绕“为人之道”、“为学之道”展开,教会一个人在得到大家关爱的同时,也懂得关爱别人,这比掌握知识更重要,这是“为人之道”的问题。

    记者:现在中西文化在不断地交融,您认为中国文化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保持自己的文化独立性?

    楼老师:中西文化在交融是事实。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就不用说了,现在中国文化的一些观念也得到了西方社会的认同。中国现在有很多“亲子教育”培训机构,宣传说是从西方引进的理念,但其实这应该是中国的传统,属于“出口转内销”。再比如中国传统的“整体观”,推崇“此不能离开彼、彼不能离开此”、“此中有彼、彼中有此”,这与西方传统“彼此分明”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现在西方心理学也借用佛教的思想,主张消除“我”和“他”之间的差异,以此减轻人们的精神痛苦。还有现在西方的“自然疗法”也是借鉴了中医注重机体自我调整和修复能力的思想,强调尽量不用药,充分发挥人体自身的修复、痊愈的能力。中国文化怎么跟世界接轨?应该是突显我们的特长并把我们的传统文化转化成现代的价值。否则就会成为“邯郸学步”,失去自己的价值和话语权。如果我们真的能把我们的传统,至少是儒释道三教,以及中国化的伊斯兰教发扬开去,重新加以诠释,提供给世界,那么中国才能在世界文化融汇的过程中保持自我的独立性。我们自己首先要重视、理解、继承自己的传统文化。比如中国的“孝”,其实质究竟是什么?现代社会如何理解“孝”?如果我们连自己的传统都没有继承好,不太可能得到世界在文化上的认同。

    记者:如果要树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儒家学说应该是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孝”应该是儒家的核心理念之一。我自己很惭愧,很多时候只是从字面上理解传统文化的精华。就此机会,能否请您通俗地解释一下“孝”?现代社会“孝”会有什么变化?

    楼老师:“孝”是怎么样敬重长辈的问题,这个核心不会随时代变化。“孝”也称“孝敬”或“孝顺”。“顺”并不是事事都听,而是说父母明明不对的时候不要公开对抗,而是想办法去改变,并不是简单的服从。《孝经》里面说子女是可以跟父母进行讨论,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要讲究讨论的方式,应该是“劝导式”的,而不是“对抗式”的。过去我们强调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其实是一种偏差,中国古代儒家并没有“绝对服从”这一说。“孝”也是双向的,父慈子孝,是双方的道德责任。过去我们对传统文化充满了曲解和误解,要纠正起来不容易。现在很多人可能没有机会去研究,都是道听途说,以为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做很多正本清源的工作。过去讲“孝”的含义是“养生、送死、有后”,现在也完全适用。“孝”还有三个等级,“大孝尊亲,其次勿辱,其下能养”,真正大孝的人是要让的他父母受到社会尊重。人们说这对父母了不起,培养了这么好的子女,为社会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这是“大孝”,用过去的俗话说就是“光宗耀祖”。现在“光宗耀祖”也被庸俗化了,变成做大官发大财。实际古人认为不义之财、贪官污吏非但不能“光宗耀祖”,而只是让祖宗蒙羞。什么叫“勿辱”?就是不让父母受到社会的指责、羞辱。“勿辱”也做不到的话,就要“能养”,养育父母。现在大家普遍认为对老年人实行社会保障是一个进步,但是我觉得还得仔细分析,否则效果不好,也会伤害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鳏寡孤独”国家要包养起来,有子女的就应该鼓励或奖励他们的子女去养老人,有实力而不养老人的就应该适当采取强制措施。我不主张非要把老人交给不孝的子女,而应该对这些子女征收抚养费,再由国家抚养,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悲剧。

    记者:我觉得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有其特殊性,因为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被官方所倡导的,是指导政治、法律、甚至人们生活的国家正统思想。现在儒学失去了这种正统的地位,研究主要还是纯学术化的。这种纯学术的研究会不会使儒学失去原来的生命力呢?

    楼老师: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么说。所以我觉得不能把儒学纯学术化,还是应该注重它的道德实践。在现代社会,儒家的某些观念在道德实践,尤其是修身养性方面仍然能发挥巨大的作用。为什么儒家说“拿得起”?就因为儒家强调人应该活在责任和义务之中,所以敢担当,有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伦理的责任就是不讲功利的,功利是社会给你的一种回报,不是道德实践的原则。做事的原则是看符不符合道义,符合即行。这是很高的要求,真正能做到的是少数人。对于普通人来说至少应该“见利思义”,而不是“见利忘义”。任何个人价值,都是通过对社会和他人做出贡献,在别人的赞赏、认同中实现的。所以,儒家实际上也是告诉了我们实现个人价值的最佳途径。儒学的复兴确实需要有领导者的自觉。现在也有领导者做了一些宣传、提倡方面的工作,尽管只是流于形式、表面化的东西,但毕竟是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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