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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保胜:《我的老师——季羡林》序——与余英时和李敖商榷

本文作者: 4年前 (2014-12-10)

梁志刚先生通过网络发来他的大作《我的老师——季羡林》让我为其写几句话。为此我踟蹰未敢贸然应诺。…

   梁志刚先生通过网络发来他的大作《我的老师——季羡林》让我为其写几句话。为此我踟蹰未敢贸然应诺。当我仔细读完书稿之后,踟蹰徘徊的心态受到强烈震动,那种欲吐为快的欲望被志刚师弟的妙笔引将出来,那就非写几句不可了。

志刚是比我晚几年进入北大东方语言学系的同学,专攻印地语,我属于梵文巴利文专业。我和志刚同属于印度学科,季羡林先生是印度学知名教授,亲自教授梵文、巴利文、印度历史、文化和英语。先生是我们名副其实的授业师,故志刚称先生为“我的老师”当之无愧。时下,北大原东方语言系,现在的外语学院,全北京大学师生,乃至社会上许多人直接或间接受到先生教诲,称或尊先生为师是情理中事。但有一种现象却让人感到费解,本来与先生毫无关系,却无孔不入地与先生扯上关系,甚至匍匐于先生脚下,磕上一个头,便宣称是先生的“入门弟子”了,从而借得一圈光环照在自己的脑门上。

志刚师弟与季先生为师友,且私交甚笃。对先生的了解比常人要深广,他笔下的季先生自然要生动,鲜活,雄厚。在他的著中有关先生的学术和思想贡献比相关的其它著作用墨最丰、最浓。他的文笔质朴畅达,结构严谨,史料丰富,引证详实,为我们提供了一部了解和研究季羡林先生难得的传体著作。

我在这里想补充一点自己的一点体会。

    说起季羡林先生,他无疑是现世中国最具公众知名度的学术大师,愈到晚年,名气愈大。从外表看,怎么也看不出他是一个留学德国的大学问家,在国内从不见他西装革履的打扮,一生只穿退了色的中山装和布鞋。让初次见到他的人,会以为他是一位学校的工友。甚至一位新入校的新生在校门口见到他,误以为是看门的老大爷,请他帮自己看行李。这位“老大爷”和颜悦色地应诺了。第二天在迎新大会上,这位同学看到“老大爷”竟坐在主席台上,经介绍得知他就是东方语言系主任,大名鼎鼎的季羡林教授。让他肃然起敬。

凡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有即之也温的感觉,而对上级绝没有阿谀之气。记得上世纪60年代,蒋南翔当教育部长时期,请一批教授到教育部开会,蒋部长却姗姗来迟。季羡林先生肃然开口道:你一个人迟到10分钟,在座的每人十分钟,加起来浪费了大家多少时间?蒋部长不得不含笑致歉。散会后,他乘坐的旧伏尔加行于前,蒋部长的车行于后,始终没有超越。

1998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学100年校庆,之前,李岚清副总理带着几位高官到北大13公寓拜访季羡林先生。李副总理见面寒暄之后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季羡林先生不慌不忙扔出一句:“中国知识分子物美价廉。”过后,我到先生家里看望他,说起李副总理来访一事,先生坐在沙发上神采奕奕复述了当时的情景:

“我说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物美价廉,经久耐用!”

我问:“有后面那句吗?”

“没有,没有”他开心地笑了。

就在那次百年校庆大会上,季先生作为北京大学教师代表在会上发言,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见到先生,双手抱拳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简短的对话之后,季老上去发言,他不善奉迎,针对当下重理轻文的社会风气,直抒胸臆:“我们国家重工轻理,重理轻文。”国家主席似乎接受了批评,讲述了文科在国家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性。此后,对文科的重视逐渐有了好转。

季老就是这样一位质朴率真,对人宽厚、诚挚,敢于谏言的老人。

在学术上,愈到晚年,成果愈丰,对国家的贡献愈大。先生逝世后,为他出版的全集就有30卷。梁志刚的《我的老师——季羡林》也可以当作季先生全集的导论来读,因为,里面涉及到先生的不少著作,当然,并不是面面俱到,有些太专的著作涉猎略显不足。

季羡林先生的专著对中国乃至世界学术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别具一格的散文获得了广大读者的赞誉。他崇尚的东方天人合一论为国家建立和谐社会的大政方针所吸纳。他在80年代提出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将成为中国世纪”的论断也正在被证实。他以睿智的目光审视中国几十年的史籍,指出几十年来,中国的史类著作都充斥着浓厚的苏联式的教条和以论代史的弊端,并大声疾呼:中国通史、思想史、文学史等必须重写。

在文艺理论上,不赞同把思想性和艺术性对立起来的主张,非要把前者压在后者的头上不可。他曾在其文章中说:

根据我个人的浅见,衡量一部文学作品的标准,艺术性绝对

不能忽视,甚至无视,因为艺术性是文学作品的灵魂。如果缺乏艺术性,思想性即使再高,也毫无用处,这样的作品绝不会为读者所接受。有一些文学作品,思想性十分模糊,但艺术性极高,照样会成为名作而流传千古,李义山的许多无题诗就属于这一类。(见《学海泛槎》第289

先生常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例,说明思想性虽然模糊,但由于很高的艺术性,依然成为名句,为人传唱千古而不衰。可惜的是,近几十年来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忽略了作品艺术性的分析。就连李白和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文学史的作者对他们之间艺术风格的差异也只是草草说上几句。很少言之有物,遑论其他诗人。

关于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问题,几十年来一直是一个敏感问题,“思想性第一”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定论,谁表示怀疑,谁就会招致麻烦。然而羡林师十年浩劫之后,先声夺人首先对其提出了质疑,并鲜明表示了自己的主张。

羡林师可以说对中国做出了大贡献的学者。温总理称赞季羡林先生是中国的大智慧,是“人中麟凤”。“感动中国2006 年度人物”礼赞中,如评委们所说:

季羡林创建了东方语文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是

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季老不仅学贯中西,融会古今,而且在道德品格上同样融合了中外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仁爱和恕道,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坚毅的气节和情操;西方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精神,尊重个性和人格平等观念,开放创新的意识;这些优秀传统都凝聚融化在季老身上。所以,他能够做大学问,成大事业,有大贡献,他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和榜样。

这一赞誉也传达了广大民众的心声。然而,随着公众的赞扬声,也会随之泛起几声不和谐的音调。我认为有不同的声音是正常的。常言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季羡林先生属于有血有肉的众生,也不例外。听听不同声音对于我们这些弟子,乃至广大读者说来也是有益处的。但有的议论却罔顾事实,有的则带有强烈的政治偏见,对先生极尽矮化、丑化之能事。这不仅给先生以伤害,也给广大读者以伤害。作为季先生的弟子不得不说几句实话以正视听。

有一位跑到美国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学者,名余英时,他评价季羡林先生说:

季羡林只不过是因晚年亲共,且被中共力捧的学术样板。不论在专业上或在操守上,都不配被称为国学大师。”(引自《季羡林权衡评传》孔祥新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943df701016drr.html

据称余先生近时还得了一个什么大奖,应该说是一位学问家了,我想,学问家应该言之有物,更应该言之有据。据上述论断却让人失望。余先生推崇胡适之先生,而胡适先生在学术上有一句:“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的名言。看来余先生只继承了胡适先生的“大胆设想”,却抛弃了“小心求证”这一至关重要的一环。无“求证”,其“断言”源之于何?这让我想起余先生的另一句话:

今天任何中国人写毛泽东无可避免地会受到主观好恶的支配,完全客观的论断是不可能的。我不但不可能是例外,而且我的成见是牢不可破的。(略)。抱着这种成见,我笔下的毛泽东是不可能‘客观’的。(见余英时:打天下的光棍——毛泽东与中国史http://www.aisixiang.com/data/39812.html)。

关于毛泽东,中国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尽管他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毕竟是一位伟人,世界的伟人,是世界历史上鲜有人与其比肩的伟人。这里不是评论毛泽东功过是非的地方。但就做学问的精神而论,带着“成见”外加“牢不可破”评判他人,恐有泼妇骂街之嫌啊!

在另一篇文章中也发现一段余先生对季羡林的评价:

他研究的是印度文、古印度文字。这古印度文字、跟东南亚文字、中亚文字,与中国毫无关系,怎么可以变成‘国学大师’?

在这里,我要指出的是,余英时先生将上述几种文字一股脑加在季羡林先生的头上,是不恰当的。这里有两个概念没弄清楚,一个是“印度文”,另一个是“古印度文”。前者的外延应该包含古今印度文,如果说前者是指现代印度文,应该加“现代”这个限定语。现代印度文诸如被定为国语印地语,之外有孟加拉语,泰卢固语,泰米尔语、乌尔都语、阿萨姆语、古吉拉特语等几十种之多,另外英语也是印度现代所使用的语言。这些现代印度语(英语除外)以及余先生所列举的东南亚文皆非季先生所研究的对象。

而“古印度文”,准确地说是印度梵文(吠陀梵文、混合梵文、古典梵文)和巴利文以及“中亚文字”(即中亚古“吐火罗语”)倒是季先生的拿手好戏。就说中亚古文字吧,如吐火罗语(A焉耆文和B龟兹文),回鹘文,于阗文,佉卢文(驴唇体)等在中国新疆多有发现并为新疆先民所使用。这些均属中国的语言文字,怎么说“与中国毫无关系”?难道新疆这块广袤土地在余先生脑海里被排除在中国版图之外了吗?还如印度和尼泊尔的梵文,其文物,如梵文贝叶经在中国存储颇丰,深为世界学人所青睐,而梵文铭文之文物也时有发现,笔者就有两本讨论古梵文在中国的小书《永乐大钟梵字铭文考》和《古代遗存梵文文物释证》(正在台湾出版),还有我国存有数量惊人卷帙浩繁的译自中亚古语和梵文的汉文大藏经。这些经典随佛教传入,对中国乃至日、韩等国的语言、文字、思想哲学、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宗教信仰等都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印度的佛教文化已经与中国的本土文化融合为一种特有的中国文化,如若不研究佛教,就无法弄清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中国的语言文字和音韵的发生与演化等,因为其中已经融入了许多佛教元素,这一点为广大学者所共识。余英时先生是一位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学者,但不知为何,对中国的这些史实却如此陌生,以至于在其史论中出现“与中国毫无关系”的硬伤,岂非让人匪夷所思?!

余英时在同一篇文章中还谈到季羡林先生的著述。他说:

他的晚年完全变掉了。写书,他早已停止了。我唯一看到的一

部他的有价值的著作是一九五七年集起来的,叫做《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这里收集他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写的一些文章,那是比较算是学术研究的,后来就没有了。后来反右啊种种,跟其他人一样,也不能怪他。总而言之,这个人也是一个读书人,也是读出相当成绩的人。可是因为反复,变成这样一个“大师”,是很叫人啼笑皆非的。(余英时谈季羡林和任继愈http://tieba.baidu.com/p/1727719162)。

余英时先生又犯了一个无知而大胆的错误。季羡林先生确有一本1957年编辑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那一年还有《印度简史》,《试论1857-1859年印度大起义的起因性质和影响》,《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由海陆传到印度去的?》。其实季羡林先生一生的学术著作、译文和文学作品总计等身,57年成果在季先生一生的成果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在这一小部分中,余英时先生只知道一篇。仅凭这些微知识去妄断他人,明明谬误却“言之凿凿”,不也让人嘀笑皆非吗!

台湾有一门大炮,名李敖,也说季羡林

不是国学大师!他是个很弱很弱的教授,他就是语文能力还不

错。别人全死光了,他还没死,所以他就变成国学大师了!这些桂冠,他三个都不及格的,根本轮不到他!……季羡林只是个老资格的人,根本轮不到他做大师。

李敖是一位快人快语的评论家,他的言语尖刻辛辣,有时一语中的。他的性格有几分倒是博人喜爱的,但是他和余英时先生也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即“无知”而又“大胆”,满嘴跑汽车,毫无遮拦。这就让我想起民国时期一则故事,山东有一位军阀兼高官,去视察山东大学,上台演讲,提到蒋介石时说:

我对他实在是佩服,五体投地。就是有两件事我不赞成。一件事是,听说北京东交民巷盖了不少外国大使馆,有俄国的、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荷兰的,他娘的,这不是欺负中国人吗?为什么不在东交民巷盖个中国大使馆?另一件事是,委员长提出新生活运动,行人要走马路的右边。他娘的,那马路左边谁走呀?

在学校看到学生们在打篮球,就怒斥校长:“教育经费都让你贪污了吧?十几个人抢一个球玩,成何体统?到我府上支点钱,多买点球,一人一个,让他们玩。”

听者忍俊不禁。这自然是“无知”而又“大胆”的结果!如果对

这几件事稍有些常识,或则有点不耻下问的精神,也不至于让人捧腹吧!余英时和李敖先生对季羡林先生的研究领域“无知”,而又“大胆”放言,故其评断与事实之距犹如云泥。羡林师今已作古,而他的全集就有30卷之富。余英时先生却毫无所闻,更谈不上阅读了。他唯一看到的就是一九五七年集起来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该集余先生未必都能看懂,这一点暂且不论,而1957年前后的70余年,季羡林先生都做了些什么,他毫无所知,却“大胆”评头论足。这不应该是一位学者应有的风范!如果有深居他乡,而蠡测中国者无例外的话。

季羡林先生学贯中西,融汇古今,精通印度吠陀梵语、古典梵语、混合梵语、巴利文、吐火罗语(A,B)、德语、英语,能读法语、俄语、日语等,其汉语也有深厚功底。他在读清华时就是小有名气的文学青年,被誉为清华四剑客之一,颇受恩师陈寅恪的影响,立志于中印文化关系的研究。后赴德于哥廷根师从瓦尔德施米特和西克教授学习梵文,吐火罗语。但是在德国有不少中国留学生,有的是真来念书的,有的纨绔子弟是来混招牌的。季先生很看不起这种人,故在与导师Waldschmidt教授讨论他的博士论文时说:

论文题目决不能同中国有任何牵连。我在国内时就十分瞧不起那一些在国外靠中国老祖宗老子、庄子等等的威名写出论文,回国后又靠西方诸大师的威名两头吓唬人的所谓学者。(见季羡林《学海泛槎》,第46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10月)

于是导师给了他一个论题:Die Konjugation des finiten Verbums in 

Den Gathas des Mahavastu(《〈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这是个难啃的骨头,他啃下来了,获得优等,并在德国的一个国家著名刊物发表。印度经典里一个词尾matha居然在西方希腊语中也存在,这一发现引起学术界不小轰动。回国后,根据国内的条件,除教书外,其研究课题所涉主要有中印文化关系史、中西文化关系史、比较语言学、比较文学,之外还有翻译和文学创作。并获得了丰硕成果。

羡林师还讲过一位留学德国中国学子,也选了个中国历史名人的题目做论文,也许他以为我中国人做中国论文,你老外岂能将我奈何?论文答辩时,有一位老外教授给他提出一个问题:

“莎士比亚和李白那位在前?”

这位学子思索良久答道:“莎士比亚在前。”

教授一挥手说:“你落第了。”

论文没有通过。

这则故事给我们的教益是:做学问不能靠侥幸,侥幸是靠不住的;做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作假早晚会露馅的。做学问还是实事求是的好!且莫犯那种因无知而导致的低级错误!

梁志刚先生《我的老师——季羡林》,从先生的为人到他的学

术成就尽囊其中,现在我倒想将这本书推荐给李、余二位先生以及广大读者,翻一翻或许对二位先生和读者会有所裨益。是为序。

 

                                   2014,4 24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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