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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岂之:会通中华文化 求道乐此不疲

本文作者: 3年前 (2015-09-09)

虽然已过耄耋之年,但张岂之先生依然精神矍铄,几个小时的采访谈笑风生、不见疲态。除了担…

   



    虽然已过耄耋之年,但张岂之先生依然精神矍铄,几个小时的采访谈笑风生、不见疲态。除了担任清华大学双聘教授,他现在还是西北大学名誉校长、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许多工作,他都亲力亲为。能利用自己这么多年学术生涯所积累的学识,趁精力尚可尽可能多做点工作,是他的心愿。

  “始终沿恩师指引的学术道路砥砺前行”

  有故事的人,其人生历程就像一本厚重的书,更何况是颇负盛名的学者。1927年,张岂之出生于江苏南通,但抗战之时南通战火弥漫,他被送至千里之外的陕西城固,就读于西迁至此的北平师范大学附中。此后,他又辗转至重庆南开中心求学。

  1946年,张岂之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在这里,他碰到一批学贯中西、会通古今的学者。熊十力先生讲授的新唯识论,汤用彤先生讲授的魏晋玄学、英国经验主义,贺麟先生讲授的黑格尔《小逻辑》,都令他受益匪浅。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他还遇见了当时还只是年轻讲师的任继愈先生。任继愈讲授的是隋唐佛学,他在课外不但指导张岂之读先秦诸子,还认真批改其读书笔记,俨然成其指导教师。谈到任继愈先生,张岂之非常敬佩:“任先生非常有才华,是我很好的导师。”

  1952年,张岂之正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刚履新西北大学校长的侯外庐先生邀请他赴西北大学从教,张岂之接受了邀请。这对他的学术生涯来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侯外庐先生由此成了他学术上的引路人。很快,侯外庐又奉命调到北京筹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并成立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张岂之也成了研究室的一员,一半时间在北京工作,一半时间在西北大学教书。在侯外庐的带领下,他和李学勤、杨超、林英、何兆武等开始修订、增补抗战时期初版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至第三卷,随后又参加第四卷编写工作。编写如此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无疑是一个极大锻炼。“初稿由侯先生认真审阅,多次修改,经常有推倒重来的。我们经常跟侯先生深入交谈甚至争论,他从不愠怒,这对我们年轻人成长大有裨益。”谈起这些,张岂之至今记忆犹新。

  此后的学术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但张岂之“始终沿着恩师指引的学术道路砥砺前行”,按照“侯外庐学派”集体攻关的科研传统,他参加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文化史》等成果持续涌现,学术贡献为学界所敬重。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值得花一生去研究”

  从走上学术道路至今,不知不觉已有60多年。为什么能乐此不疲?对于这一问题,张岂之先生笑答:“因为兴趣。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确是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值得我花一生去研究”。他给自己一文集定的书名就是《乐此不疲集》。

  这么久的学术生涯,主要做了哪些研究工作?张岂之先生认为自己的着力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着重研究并阐述中华传统文化有哪些核心理念,这些核心理念的基本内涵为何,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有何变化,今天如何看待这些核心理念。他总结了中华传统文化12个方面的核心理念,包括天人之学、道法自然、居安思危、诚实守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民为本、仁者爱人、尊师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异、天下大同。二是着重从宏观上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从这些特点研究中了解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

  谈及治学心得,张岂之先生强调最多的是“会通”二字。他认为会通精神是中华文化一大特色;我们今天研究中华传统文化也需要有会通精神。比如,要把思想与文化会通起来。思想是文化的核心,各种各样的文化都体现着思想和价值观,倘若就文化论文化,就讲不清文化的本质;文化是思想的载体,脱离文化论思想,思想就空疏得很。再如,要把古今会通起来。思想文化有一个传承、发展的历程,要知其脉流,就得会通古今,在此基础上能把中西会通起来则更好。还如,要把思想文化史与其他学科加以会通。思想文化史研究要与史学、哲学等相结合。

  “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并不会因为历史流逝而失去光辉,研究中华文化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重要途径。”张岂之先生认为这一点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所。

  “在冷清的生活中努力为国家为民族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虽然在学术上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但张岂之先生一直不忘自己教师的身份,总是把研究和教学紧紧结合在一起,即使后来担任了西北大学校长,依然坚持给学生开课。2007年,学生们辑录出版了《张岂之教授与研究生论学书信选》,一封封饱含深情的书信反映的正是他对教师职责的坚守。除了培养好自己的研究生,他更思考如何让学术成果影响更多学生、走向大众。

  编写教材,是张岂之先生非常看重的一件事。“我是教师,编写教材是我的本职工作之一。虽然编写教材对成名成家的作用不如专著大,但一本好的教材可以影响学生一生。”对于自己编写的教材,他总是很关注反响,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修订。对于现在有些学者不重视教材编写,他表示忧虑。2004年,77岁高龄的张岂之担任首席专家,领衔编写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批教材之一的《史学概论》,4年多时间、30多次讨论修改,以集体智慧为高校学生提供了一部有中国史学特色的教材。谈起教材编写,张岂之先生有很多回忆……他告诉记者,自己编写的另一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中国思想史》,很快就要出版了。这本教材的编写又花费了他3年多时间,但他依然觉得很值得。

  除了编写教材,编写普及读物、让公众了解中华文化也是他非常看重的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组织编写了一本图文并茂的普及读物《中国传统文化》,旨在澄清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质疑甚至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潮。他在书的后记里写道:“我们是教育工作者,不会下海弄潮,也不会见异思迁,只能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冷清的生活中努力为国家为民族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在他看来,多编写些普及读物是社会的迫切需要,学者们不能因其小而不为。思想文化史研究需要很专业的研究成果,也需要高质量的普及读物,否则就会使自己与时代、与社会、与大众隔绝,怎能实现“以文化人”?“编写高质量的普及读物不是件容易的事,要有耐心和专业研究,还要以负责的态度来写,做到深入浅出。”还要提到的是,20年来,张岂之先生不间断地到一些大学给本科生做文化素质教育的讲演。

  “我从事史学研究,就像石匠和拓荒人的乐此不疲。”这是侯外庐先生的话,张岂之先生也总是借此表达自己60多年学术生涯的感受。

  制图:张芳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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