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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土文物看巴蜀早期佛教》一文推荐

本文作者: 10年前 (2008-12-01)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段玉明在《四川文物》2008年第三期发表了《从出土文物看巴蜀…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段玉明在《四川文物》2008年第三期发表了《从出土文物看巴蜀早期佛教》一文,该文以出土文物为据详细分析了佛教初传巴蜀的概貌,以及与当时巴蜀传统信仰的斗争过程及结果,还原了巴蜀早期佛教的大体面貌。更对佛教传入中国路线以及年代做了新的思考。本站认为,本文资料丰富,考证严密,论述清晰,观点新颖,对理解佛教在巴蜀传播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和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有深刻的启示,值得大力推荐。

附:

 

从出土文物看巴蜀早期佛教.段玉明

    
    一
   
    以其独具的地理优势———夹在几大文化板块与通道之间,古代巴蜀或是佛教最早传入的地区之一,很早即已引起了专家学者的特别关注。早在上世纪20年代,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即在《牟子考》一文中推测:“当纪元一世纪时,云南及缅甸之通道,二世纪时交州南海之通道,亦得为佛法输入之所必经。”二道均接巴蜀———尤其滇缅通道,巴蜀由是亦成佛法输入“之所必经”。与此先后,梁启超先生则在《佛教之初输入》附录二中认为“佛教之来,非由陆而由海”,根据是“两汉时中印交通皆在海上”,而以两广之徐闻、合浦为其起点。以交广之近西南,特别是滇越道与牂柯道的开通,西南亦应属于最早接受佛教的地区之一。尽管此类推测当时并未获得学界的支持,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提请人们就此给予重视。
   
    据罗二虎先生统计:截止到2001年,在西南地区的12处确切出土地点共发现早期佛像32尊以上,其中四川乐山麻浩1号崖墓的画像石刻中1尊、乐山柿子湾1号崖墓的画像石刻中2尊、彭山豆芽坊166号崖墓出土的摇钱树座上1尊、绵阳何家山1号崖墓出土的摇钱树树干上5尊、重庆忠县涂井5号崖墓出土的摇钱树树干上6尊、忠县涂井14号崖墓出土编号为M14∶31①的摇钱树树干上3尊、同墓编号M14∶31②的摇钱树树干上5尊、开县红华崖墓出土的摇钱树树干上4尊、贵州清镇1号石室墓出土的摇钱树树干上2尊、陕西城固砖室墓出土的摇钱树顶饰上1尊、汉中铺镇5号砖室墓出土的摇钱树树干上2尊。此外,由绵阳市博物馆提供给罗二虎先生的资料还证实,四川绵阳复有两座东汉崖墓出土的两件摇钱树树干上铸有佛像。不止于此,在四川梓潼宏仁羊头山东汉砖石墓中,也曾出土1件树干铸有佛像的摇钱树在四川安县文管所收藏的东汉摇钱树树干与树顶上亦有佛像(树干上5尊、树顶上1尊);在四川什邡皂角乡白果村东汉墓出土的画像砖上,则有佛塔的图像;而在乐山西湖塘崖墓中,还曾出土1尊右手作施无畏印的陶俑。直到2001年,考古工作者还在重庆丰都槽房沟东汉墓中出土1件摇钱树,上有“铜佛形象”。至于有学者言其在西昌邛海边的东汉砖石墓中曾发现用朱砂书写的梵文符号,在四川宜宾黄塔山东汉墓中曾出土1尊“坐于青狮之上”的佛像,唐长寿先生考察的结果是前者“难以确指”、后者属于“误会”,不便引为定说。虽然这些东汉至蜀墓中出土的文物大抵均无确切年代,但以丰都摇钱树座明确纪年为“延光四年”(125年)推测,佛教传入巴蜀应不晚于东汉中期。
   
    关于佛教传入巴蜀的路线,自伯希和始便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以上分布既广、时代且早的佛教文物的相继发现,确然“可以使学者对于西南传入说多一些同情”,乃至直接改变了一些学者的看法———“关于四川的佛教,……我们认为更大的可能是通过云南输入的。”但也未必,许多关键性的问题依然横亘其间。例如,在滇缅与交广两道沿线的几个重要地区(如阿萨姆、缅甸、云南、越南北部、广西等),至今尚未见到任何与早期佛教相关的文物出土。故作为佛教传入巴蜀的路线,目前还仅停留在一种假说阶段。仅从目前所发现的西南佛教文物的分布情况看,川西与重庆似乎更密一些。由此推测,巴蜀佛教从北方传来的可能性或者更大。主北方传来者,又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由西域南道之鄯善穿越阿尔金山口,经青海进入四川西北(此道俗称“青海道”,也称“羌中道”),复沿岷江向东发展;一是从天水、长安、汉中方向入蜀,先至川西,东渐巴蜀。无论怎样,佛教传入巴蜀的路线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而此问题的解决,则有待于新的、更多的考古材料的发现。
   
    二
   
    巴蜀早期佛教的实际状态,限于资料,很难做出明确的描述。1953年,考古工作者在山东沂南画像石墓中发现一根八角擎天石柱,四面刻有人物、禽兽图像。顶端4像,俞伟超先生考订为东王公、西王母与佛像(俗称“项光童子”)二尊。准之和林格尔小板申壁画墓中东王公、西王母与“仙人骑白象”(佛祖降生)、“猞猁”(舍利)/“雨师驾三虬”配置,俞先生认为当时的佛教信仰“还处在早期道教、神仙思想、乃至传统的土地崇拜的附属地位”。由此回望西南地区的早期佛像,根据出土情况可以大抵将其分为两类:一类为崖墓石刻画像中的石佛像,一类为墓葬中随葬摇钱树上的铜或陶佛像。崖墓在东汉时期的西南地区十分盛行,“并构成了这一地区汉文化的区域性特征之一”。其墓门和墓穴上方是画像出现频率最高的地方,常见的内容有“胜”、羊、龙虎衔璧、嘉瓜、鸟鱼、蹲熊等。“胜”为西王母头上的装饰,转而成为辨识西王母形象的标志之一。羊则代表吉祥,其他龙虎、嘉瓜、鸟鱼、蹲熊或者象征仙境或者助人升仙。迄今为止发现的3尊石佛像,均位于崖墓前堂内壁的墓穴门楣正中位置,应当不是“作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宗教偶像”,而是“作为仙境的一种标志,寓意入葬者已进入仙境天国”。同样,摇钱树也是一种在东汉时期西南地区十分盛行的特殊冥器,也是这一地区汉文化的区域性特征之一。其基本含义是希望墓主死后能够通过神树升天成仙,并在仙境享受富贵。铸塑于摇钱树树座、树干与顶部的佛像,常与西王母、云气纹、龙虎衔璧、蹲熊等图像配置,“寓意仙境和升仙”。合而观之,巴蜀早期佛教当“与神仙思想和天国仙境观念之间关系密切”,“是被本土传统的神仙和升仙信仰吸收而出现”。质言之,佛教在当时人看来只是祠祀的一类,而佛也只是神仙的一种———是即温玉成先生所谓的“仙佛模式”。更进一步,温先生甚至认为摇钱树上的所谓佛像应该都是太上老君形象,“表达的是老子入夷狄教化胡人的场景”。在此“仙佛模式”里,学者普遍认为:佛教作为一种信仰体系还没有被西南汉夷所认识,佛陀仅是作为一个奇异的“胡神”被纳入在庞大的神仙体现之中,佛教繁芜的思想观念则完全被淹没在了外在新异的艺术形式之下。
   
    几乎所以学者都注意到了西南早期佛教文物与墓葬的关系。石刻佛像被发现在崖墓的墓穴门楣,佛塔图像被发现在墓室画像砖上,而摇钱树则是被埋于墓中的冥器。问题的症结在于,这些佛教文物与墓葬发生关系是属于枝节性的,还是图一乐山麻浩崖墓墓门楣正中的石刻佛像从出土文物看巴蜀早期佛教并非无关紧要?换言之,它们的出场仅仅是以其奇异而被随意增添进来,还是其后带有某些宗教观念?和林格尔小板申壁画墓中的“仙人骑白象”,按照俞伟超先生的破译,应是佛祖降生的一种图示;而“猞猁”(舍利),则是与死亡及其超越关联的一种图示。合而观之,表述的实是一种佛教关于生死的观念。同样,我们注意到什邡东汉画像砖上的图案:“中间有一佛塔,两边为菩提树,再往两边又各有一佛塔,佛塔与菩提树相间而刻。”“菩提树”实是莲花之误识,唐长寿先生已经正确指出。图案所绘之佛塔为印度窣堵坡式,本为埋藏释迦牟尼舍利之建筑,其寓意当与和林格尔壁画墓中的舍利相同。莲花在佛教里寓意很广,既代表清净,也比喻正法。《入大乘论》卷下称十地菩萨生于摩醯首罗天王宫,坐于宝莲华王座而成佛。《观无量寿经》则称众生临终时,阿弥陀佛及观音、势至二菩萨将持莲台来迎九品往生之人。以是观之,莲花在佛教里还有超生的寓意。佛塔与莲花“相间”,其后当有佛教关于生死的观念———特别是超越生死的观念包含其中。
   
    尽管“幽都”之说先秦已见,但直到汉代,中国人关于它的塑造仍然相当粗疏。在昆仑神话系统里,幽都位于昆仑山东北的极地之下“三千六百里”,“方二十万里”。按照王逸的注释,幽都的统治者似乎应是后土———“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但除王逸外,没有人认为后土兼管幽冥世界。近年有学者考察认为,昆仑幽都的统治者应是西王母。这与西南地区东汉崖墓中每将西王母或“胜”纹置于墓穴门楣的情形相符。但西王母却不止是幽都的主宰,更是昆仑神山的掌控者。根据昆仑神话的逻辑,自幽都而上,次第应可达至凉风、悬圃至于“太帝之居”。此一观念已被成都近郊出土的一件陶摇钱树座成功地转为了视角形象:座的整个形状是一座圆柱形高耸入云的山峰,若干行人正在登山,先行者已达到接近山顶的第三层,后随者却仍在第一、二层上艰苦跋涉;每重山峰都有一洞穴,穿越过去就进入一个新的神仙境界,而最高境界则是山顶的西王母的“天堂”。很明显,在昆仑神话系统里,作为第一层的幽都实在不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其存在的价值,仅仅只是因为它是升仙的起点。西王母之被刻于墓穴门楣,铸于摇钱树顶叶,目的均在导人成仙,而非地狱救赎。然当佛像频繁地出现在摇钱树上、墓穴时,挟其完备缜密的地狱观念,佛教应对西南地区关于幽冥世界的认识注入了全新的内容———幽冥世界已不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而当包含了六道轮回、地狱救赎等一系列佛教观念在内。如果摇钱树本身确然就是昆仑神山的象征,如巫鸿先生所揭示的,佛像之被置于摇钱树座上,对应的恰好是底层幽都,就决不应是一种随意的安排。综合观察已发现的摇钱树座,除去上面已经提到的昆仑神山造型外,一般多见龙虎衔璧、龟蛇、蛙人、怪羊、辟邪、天禄、蹲熊等等物象。参照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之帛画,所谓“蛙人”、“蹲熊”应该都是“土伯”,而“龟蛇”、“怪羊”直接见于帛画,“龙虎衔璧”则被变形作为“地下”与“天堂”的连接装饰。至于“辟邪”、“天禄”,原本即是一对“辟御妖邪”的灵兽。毫无疑问,这些物象都与阴曹地府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它们被佛像取而代之时,我们说佛教关于地狱的某些观念已被注入到西南地区的丧葬仪式之中应不唐突。而当佛像取代西王母正式坐于墓穴门楣上时,此种注入明显是获得了进一步的增强。佛陀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说只是一个奇异的“胡神”,在庞大的昆仑神系中无关紧要,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狱救赎者。此前仅是作为起点形成意义的幽都,因了佛陀的临现,变成了人死之后灵魂初步获得救赎的地方。总之,佛像之被置于摇钱树座上、墓穴门楣,其后应该隐含了佛教关于地狱的一系列观念。出土于陕西城固东汉砖石墓中的摇钱树顶端,璧上坐佛手持一轮,轮之下部用线条分为三瓣(图五)。同样的图像也见于安县摇钱树顶端,而其所持之轮被原报告释为“近似于玦的东西”。“玦”者,绝也。以之“表达佛与礼拜者绝交之意”,何志国先生自己也以为不妥。其实,此轮即应是佛教六道轮回之“轮”,而所分三瓣则是所谓的“三恶道”(即地狱、饿鬼、畜生三道)。轮回之“轮”操持于佛陀之手,向我们传达了地狱救赎的信息。其“三善道”(即阿修罗、人间、天道三道)不加区分,说明当时人们的注意力还主要是在“三恶道”上,“三善道”的内容尚被淹没在传统的昆仑神仙信仰中。
   
    江玉祥先生考察认为:《山海经》中的“幽都之山”原是蜀人意念中的老家,魂归“幽都之山”是蜀人古老的传说。战国前后,流播荆楚地区转而成为恐怖的地下世界———幽都。东汉时期,中国出现了南北两大鬼都和鬼王的传说———北方的泰山鬼府和泰山府君,南方的丰都鬼狱和丰都大帝。两种传说代表了两种信仰,分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前者源于上古时代人们对山岳的崇拜,兴起于东汉谶纬家之手,属于北方史官文化系统。后者源于《山海经》、《招魂》的“幽都”系统,兴起于“五斗米道”首领“三张”(张陵、张衡、张鲁)之手,属于南方巫文化系统。“三张”构拟的丰都地狱,经南朝道士陶宏景的整理和传述,最终流播全国。虽然不乏某些可以商榷的地方,但西南地区幽冥文化传统一直较为深厚则是事实。在此深厚的幽冥文化传统里,佛教关于地狱的一系列观念率先获得认同应不奇怪。按江玉祥先生的考证,中国“十殿地狱”得以在巴蜀形成,也是有赖于此一深厚的幽冥文化传统。
   
    正如某些学者所指出的,西南地区早期佛教与道教纠缠很深。从“仙佛模式”中的佛老合一,到城固摇钱树顶端佛像旁边的跪拜人物(罗二虎先生以为即是“跪拜道士之类”),无不建议了早期佛教与道教之间的这种纠缠。然其纠缠的关键,似不应在形象上的佛老不分,或者地位高下,而应在地狱观念的发展上。《水经注》卷三三:“有平都县,为巴郡之隶邑矣。县有天师治,兼建佛寺,甚清灵。”“平都”即今丰都,也就是传统的丰都鬼狱之所在。“平都治”为五斗米道的“八品游治”之一,“兼建佛寺”,以及后来在此形成的丰都鬼蜮,合而揭示了道教地狱构画中佛教影响的存在,同时补证了佛教地狱观念率先被西南地方信仰吸纳的事实。
   
    西南地区的早期佛像,除丰都摇钱树座明确纪年为“延光四年”(125年)外,年代大多不易判定。以摇钱树的情形分析,佛像位于树座的一例,位于树顶的两例,其余均在树干。而其先后顺序,虽然何志国先生认为位于树顶的应为最早,但合于逻辑的判断或者恰是位于树座的最早,位于树顶的最晚,位于树干的则当介于二者之间。此之序列所揭示的,应该就是西南地区之于佛陀认识的发展过程———由地狱救赎者还原为教主的过程。故当佛像取代西王母被置于摇钱树顶端时,佛教作为一种独特的信仰体系应该已经得到了模糊的认识。现今云南的不少寺庙仍以纸扎的摇钱树娱佛,保持了西南地区佛教初获认识的某种崇拜状态。
   
    总之,以其独具的地理优势,四川当是佛教最早传入的地区之一,时间则至迟不应晚于东汉中期。其初传入,挟带一整套的地狱观念,佛陀作为地狱救赎者的形象被组合在昆仑信仰系统中。之后,随着人们认识的逐渐加深,佛教作为一种独特的信仰体系方才逐渐从昆仑信仰体系中独立出来,而其表现则是佛陀取代西王母堂而皇之地坐上了摇钱树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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