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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新时代的社会化和组织化

本文作者: 8年前 (2010-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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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3月扬州的“人间佛教的当今态势与未来走向——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我提交《人间佛教的社会化和社团组织》,即以复旦禅学会的理念和实践作为论述对象。在今年5月台湾“人间佛教与专业伦理学术会议”上,我所发表的主题演讲《海峡两岸“人间佛教”之现况、前景与瓶颈》[2],根据二年前《禅学会发起倡议书》的基本精神,明确提出禅学会的立会宗旨:“人间佛教的弘化使命和目标,就是面对广大平信徒、佛学爱好者和非佛教信徒,培养造就能转变世道人心的佛教文化人。”为配合禅学会第三届会员大会,《佛教观察》第六期即以“佛教在新时代的社会化和组织化”为视点,这一期内容相当可观。结合上述几篇文章的主要思想,再次阐述我们组建禅学会的宗旨、愿景和行事风格。

  一、佛教在印度衰落的教训

  当今世界65亿人口中,有80%以上人口信仰宗教,但佛教仅占6%,远远低于基督宗教(33%)和伊斯兰教(22%)。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当今中国发展最快的不是佛教,而是基督新教,增长了差不多100倍。而佛教大量呈现为烧香、拜佛现象,被宗教学界视为只是属于民俗信仰层次而已。在三大世界宗教中最先创立的佛教,为何在当今宗教版图中处于弱势地位?佛教为何会在它的发源地印度衰落?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佛教在文化品味上远远高于其他宗教,在信仰素质上尚有待提高,在组织规模上则远不如其他宗教。这三个指标中,佛教的信仰素质和组织规模都不如其他宗教。尤其在中国,由于历史上形成的“三教合流”格局,民众的信仰素质不高。手戴念珠,脖挂十字架,是普遍存在的众生相。至于组织规模和制度建设,那更是佛教的软肋。

  我们试对比一下佛教与基督教。十九世纪末,借助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基督教第四次入华传教。早期利用面粉加棉被,在社会底层传教。二十世纪初,基督教改变在华传教策略,把重心从原来“向河里撒种”,转入文化教育界,重视对社会高端人士的传教,占据人才高地。美国传教士李佳白,提出“孔子加耶稣”的口号,认为只有向中国知识分子传教,才能真正赢得中国的心。上世纪初基督教会召开的全国性会议,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后来演化为“中国基督教教育协进会”,其意义绝不限于培养神职人员的神学院,而是大力举办面向社会的教会学校及医院。我们复旦大学的前身震旦大学,也是天主教的教会大学。这样基督宗教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经营,在老百姓心中形成了基督教更有文化的观感。

  基督教把教会建立在社会中,与社区民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佛教的寺院与社区基本上没有关联,大多数还是停留在旅游朝拜式的民俗信仰层次,在家佛教徒中只有少量的居士学习组织,并没有形成有序的居士组织。佛教一盘散沙的状态,使局限于寺院围墙中的出家众缺少社会基础。从佛学院毕业的学僧,也缺少对自己人天师表地位的荣誉感,却热中于政治光环乃至世俗大学的学位。正是因为佛教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也导致世俗大学的宗教教育相当薄弱。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基督教在宗教传播上占尽先机,向广大农村和高等学府两翼展开。

  台湾学者郑振煌在《从印度佛教的灭亡看台湾佛教的兴盛》,详细探讨了导致印度佛教灭亡的各家说法:1.佛教吠陀化;2.印度教的仇视;3.密教倾向颓废:4.回教的迫害;5.佛陀本人的两项错误:6.佛教的故步自封与异质化[3]。在这六家说法中,第3条说法在佛教内部有争议性,密教信徒不会同意。第2和第4这两条属于宗教间的斗争,这是在任何宗教中都存在过的现象。伊斯兰教对古代印度的入侵,对佛教和印度教都有迫害,但印度教并没有衰亡,而佛教却灭亡了,所以这不是根本原因。

  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佛教自身的原因。佛教作为婆罗门教的异端,诞生在主流文化婆罗门教的氛围中。在后来的发展中日益适应婆罗门教,特别是在往南印度的发展中,大量掺杂进婆罗门教的因素。这两教间存在的“瑜亮之争”,使佛教日益失去教义上的主体性。既生瑜,何生亮!佛教既然日益婆罗门教化,也就没有在印度存在的意义了。正如中国宋以后佛教与儒教合流一样,佛教的大量哲学精华,如本体论、心性论,被儒家吸收形成为理学,而宋明理学的兴盛就意味佛学的衰落。另外,佛教的社会化程度和在家人的组织制度,在佛陀时代就非常薄弱。佛教的社会化程度和组织制度远不如印度教,跟民众的日常生活结合不紧密,从而被其他宗教所取代。这是导致佛教在印度衰亡最重要的内部原因。

  印顺导师评论印度佛教的发展演变,就像人的一生,历经诞生、童年、少壮、渐衰而老死。佛陀在临终时也对阿难讲过诸行无常是世间的规律,连佛陀自己也难逃色身无常的规律。佛教,作为人间的团体,其发展演变也是无常的。佛教提出“正法、像法、末法”的三时史观,说明佛教也无法摆脱“生、住、异、灭”的规律。这就是无常世界的实相。

  但是,佛陀发现的缘起性空的真理则是永恒的。我们看第6期《佛教观察》的封面,是一棵参天大树的横截面。它既是历经沧桑的年轮,也象征着海潮的波涌。有生就有灭,而衰亡的教训,恰成为新生的资粮。事物的发展和演变,一切以时节因缘为转移。佛教在印度由“生”而“住”而“异”而“灭”,当然令人感慨系之。但历经沧桑的年轮与波纹,亦象征着佛法从信仰层圈向社会、文化层圈的扩展,也象征着佛法从印度一波一波地发展到中国、日本、欧美,从而遍及全世界。

  台湾佛光山有个宏伟的目标:“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曾在佛光山丛林学院演讲时,提出对这个口号需要有一个量化的指标,才能使我们认清现实的严峻形势,提出长远奋斗的愿景。如果全世界佛教徒的百分比提高到15%,乃至于20%,那世界的和平就有指望了。现在世界上百分之十几的不信教人口,大多数都集中在大陆。中国是世界各大宗教希望开发的最后一块荒野,都野心勃勃地要占领这块宗教市场。

  鉴于佛教在当今中国处在守势地位,我在十几年前提出:“塑造主体,改善环境;收缩核心,扩展外延”的建言,使佛教在信仰、社会、文化三层圈中处于有序运转;使佛教的信仰素质、组织规模和文化品味三大指标得到均衡发展。

  二、哪里有佛法,哪里就是“中国”

  天涯何处无芳草,满目青山皆道场。佛教虽然在印度衰落了,但却在中国发展起来了。玄奘法师当年从印度那烂陀寺留学归唐,在长安主持译场。从那一刻起,中国佛教徒摆脱了原来的“边地”意识,中国成为世界佛教的中心。2006年5月,我在玄奘大学参加第六届“印顺导师思想之理论与实践”学术会议,代表大陆学者致词,曾高度评价玄奘法师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依佛法以观,哪里有佛法,哪里就是“中国”。人身难得,中国难生,明师难遇,佛法难闻。所以,哪里有佛法,哪里就是中国。今天我们缅怀印顺导师把佛法引向新时代,让佛法广为大众所接受,期盼我们一起来共建一个和谐、兴盛的中国。[4]

  “中国”,指的是佛陀出生、成道、创教和最后涅槃的地区。在佛陀弘化区域之外的地方,都被称为“边地”,是人生八难[5]之一。历代有很多中国人去印度求法,就是为了改变“边地”处境而去佛教的祖国朝圣。只有在玄奘法师从印度留学回来之后,才使中国名副其实地成为佛法的“中国”。台湾现在共有六所佛教大学,其中玄奘大学由台湾“中国佛教会”创立。董事长是了中长老,他当年为了建校募款,打扮成唐僧的样子,几个弟子打扮成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牵着白马,挑着担子,四处化缘筹款。大学建成后,在众多备选校名中选择了“玄奘”,以缅怀玄奘大师对中国佛教的杰出贡献。

  很多人对佛教的理解是有偏差的。《禅学会倡议书》指出:“现代知识分子之所以服膺佛法,在于佛陀是觉悟宇宙人生真理的先觉者,佛法不依赖神秘的启示和怪力乱神,更不依赖强力的威权,而是基于对智慧的理性探讨和修行实践的验证。”

  索隐素怪,是造成佛教教义低俗化的宗教内部原因。中国有句俗话:“和尚不作怪,居士不来拜”。比如,舍利子和修行有关,科学至今无法解释。正是对舍利子一类神秘现象的畸形追求,导致索隐素怪乃至产生大量的弄虚作假。某些利益集团把神圣的宗教变成迷信。佛法承认有神通等神秘现象的存在,但不唯神通,佛教追求的是觉悟和智慧。

  佛教更不依赖强力的威权。虽然佛陀临终的时候,提出把佛法托付给国王大臣和长者居士,但这是建立在教化政治精英和工商精英的基础上。因为这些人有能力去破坏这个世界,也有能力来改善世界、净化世界。这些人不一定成为佛教徒,但受到佛教智慧的感召,成为佛教的护法,这个社会才有希望和前途。如果把佛法作为政治力量和工商力量的附庸,恰恰是造成现在佛教庸俗化的社会原因。

  今天,中国佛教会不会重蹈印度的覆辙呢?就看我们是否能纠正这两个偏差,强调佛教基于对智慧的理性探讨和修行实践的验证。对当前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态势,我有四个方面的评估:

  第一、当前中国佛教,正处在蓄势待发的复兴临界点。30年的改革开放,佛教在物质层面得到极大发展。今天大陆佛教界很有钱,有了钱就喜欢搞大场面,花钱如流水。这是因为没有正事可干,比如办大学、医院、出版社等社会事业。寺庙建得金碧辉煌,活动搞得奢华无比,但是场面上的气派,掩盖不了实质内容的贫乏。一旦突破组织制度上的瓶颈,就能迅速填补与海外佛教实质上的差距。所以,必须从因地入手,学习海外佛教当年奋斗的方法,特别是他们突破发展瓶颈的经验,才能从现实出发,找出中国大陆佛教自己的发展道路。

  第二、今天的政界、教界和学界,对于佛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性质和作用,基本上已经取得共识:佛教的发展对中国的稳定、世界的和平、人类的进步有着重大的作用。政府能取得这个认识很不容易,因为佛教的壮大,有助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新疆古时候是佛化地区,现在佛教在那里几乎没有影响。如果现在佛教徒能占到20%的比例,也许西部就安全了。

  然而,宗教政策还是严重滞后于民众对佛教的需求。宗教活动只能在宗教场所进行,与基督宗教相比,佛教的手脚显然是被束缚住了。在独生子女的格局下,今后出家人会越来越少。如果佛教仅仅限制在寺庙范围内,在咄咄逼人的基督教强势包围下,佛教只能日益走向衰亡。很多年前,我就提出“佛跳墙”战略。在新的世纪,大学中成立了更多的宗教学专业和佛学研究机构。面向社会各种形式的佛教教育蓬勃展开,改善和优化了佛教存在的社会环境。社会对佛教的需求,使佛教的传播和教育,冲破了原来仅面向信徒的政策局限。社会高素质的人群学习佛法,强化了佛教在新世纪发展的社会基础。

  第三、在组织制度上,应明确佛教团体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定位。佛教不能成为政治的工具,也不能成为商业的工具。中国佛教不具备如基督教那样与社区紧密结合的教会,更不要说基督教青年会那样的组织。让外来宗教面向社会几乎没有障碍地发展,却把佛教关在庙门内。这在宗教管理制度的设计上,不能不说是一个败笔。好在“有佛法,就有办法。”来自社会的精英人士,进入大学重新学习,建立起书院式的讲学机制,遂成为当前思想文化表达和传播的最佳平台。我们禅学会的成立,也正是应机契时之举,未来能否朝民间基金会的方向发展,需要我们一起来努力。

  第四、从世界宗教生态环境的大格局下思考佛教的发展走向,也为更多的朝野人士所接受。台湾地区几十年的人间佛教运动,使佛教成为台湾第一显教,其成功经验值得我们汲取。现在,佛教团体借鉴基督教的做法,跳出寺院的局限,把佛教的发展放在高素质的平信徒基础上。原来单极的寺院佛教,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由此促进中国佛教的平民化、制度化、公益化、国际化。我强调“平民化”,是因为现在有种不好的说法:“基督教是穷人的宗教,佛教是富人的宗教。”光是门票,就把广大人民群众隔断了。

  三、“从心开始”的人间佛教

  佛教对人类世界的积极作用,是通过最根源性的转变人心开始的。“心净则国土净”,这里的关键,是人间佛教的菩萨行者广度一切众生的愿心,教化众生整体清净,从而创造清净理想的国土。所以,佛国世界不在他方,就在我们脚下这块受污染的大地上。“唯心净土”,是当代“人间佛教”实践的重要思想来源。藉由广大菩萨行者的发心修行,而使有缺陷的秽土转变成清净圆满的国土。

  太虚大师痛感早期佛教改革运动之失败,并为反击社会上认佛教为消极厌世的偏见,提出“人生佛教”的思想。相对以往重鬼神的佛教,太虚强调“人”;相对以往强调死后往生净土,太虚强调活着的当下,即“生”。“人”,对治过去片面地重视鬼;“生”,对治厌世的、“等死”的佛教。关于人生佛教,太虚有个著名的偈子:“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即佛成,是名真现实。”

  由人至佛的升进,在于用智慧超越凡俗层次,达到对现实生命存在的真正把握。故菩萨的理想境界并不在他界彼岸,而必须在当下完成。人间佛教的主旨,是用佛法的智慧提升生命,净化社会,推动人类主体的整体改变。按照太虚的说法,“发达人身即证佛身”。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是我们成佛的潜能,而佛性的实现即是从凡夫之身成为法身,这是生命正报的觉悟升华。所以,学佛首先是做人,人圆即佛成。而人格的完成,从心开始,必须强调主体心的转识成智、转染成净、转凡成圣。

  由生命正报的觉悟升华,带动环境依报的庄严清净。按照太虚的说法,“淑善人间即严佛土”。从当前无始恒转的娑婆世间,发展到庄严圆善的人间净土。要让有能力者更有智慧,有智慧者更有能力,使污浊的世间转变为清净国土。因此,人间佛教是从青灯黄卷式的传统寺院,走向世俗社会,从信仰层圈扩散到社会层圈和文化层圈。跳出寺院的围墙,走向广阔的社会人群,是新世纪人间佛教运动的必然趋势。

  我在十多年前提出“苹果理论”,宗教有信仰、社会、文化三个层圈。苹果核是信仰层圈,即宗教之所以为宗教的神圣体验和宗教意识;苹果肉是社会层圈,因为佛教在世间,要与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发生广泛的联系;苹果皮是文化层圈,以音声、形象作佛事,广泛运用文学、艺术等文化形式。在这三个层圈中,宗教发展的常态,是从边缘走向核心。最成功的案例是大安法师,他原来是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的伦理学教授,从教授到和尚,从文化层圈走向信仰核心。而变态,是从信仰核心自我放逐到外延。现在的佛教,要么是日益庸俗化,要么就变成吟诗品茶、风花雪月的东西,这些都是边缘化的表现。

  人间佛教的唯心净土思想,与指方立相的西方净土,在真俗二谛论的观照下,是可以统一起来的。提倡自力解脱,与仰仗阿弥陀佛的他力济拔,这二者并不矛盾,人必自助,而后天(佛)助之。我们今年8月份参访庐山东林寺时,也曾对此问题当面请教过大安法师。[6]

  四、“佛教文化人”的实践探索

  佛教对社会的变革、生命的提升和环境的转变,是“从心开始”的。那么,“从心开始”的主体力量,就在“佛教文化人”。这个观念,最早可溯源到1994年我们在《忧患与思考》对话中提出的“佛教知识分子”[7]。在二年多前的《复旦大学禅学会发起倡议书》[8],有了“佛教文化人”的内涵,然后在一些学术会议中作了系统阐述。[9]

  这里的“文化”,不是风花雪月、品茶吟诗那种文化,而是有特定含义的。根据梁启超的《什么是文化》和太虚的《文化人与阿赖耶识》,我对“文化”和“文化人”作了如下界定:文化,即人类以我们主观意识所推动的行为所造成的共业。文化人,即具有人文关怀和宗教情操的新人。要使佛法真正深入社会,进入主流社会的话语圈,就要发挥造就新人(佛教文化人)的作用。

  佛教承认有“命”,就是人类所造的个体别业和群体共业;但又认为“运”是可以转的,即透过当下的努力,转变未来的命运。但要考虑到大陆的共业环境,做环境和能力允许我们做的。

  我们把两年来禅学会的活动,放在人间佛教在新世纪的开展和中国佛教体制创新的视野下,进行回顾和探讨。

  (一)禅学社与禅学会

  复旦大学在1990年成立了大学生社团“国学社”,后来发展出“禅学社”,这是一个在校学生研究佛学的学生社团。2007年9月又在复旦大学进行非学历教育的社会人士中成立了“禅学会”。这些社会精英为了求道解惑,在复旦大学的人文智慧课堂进修文史哲课程,在学习中对佛学产生了兴趣,于是发起成立继续探讨佛学的校友联谊组织。

  禅学社与禅学会,一“社”一“会”,紧密合作,共同成长,用自己的亲身实践,探索佛教在新时代的社会化和组织化。

  (二)学术与文化的定位

  从理上讲,佛法必然要在信仰、社会和学术间融通,但在事上,我们守住各自的分际,不做越位之事。禅学会既然是佛学社团,必然会与佛教寺院和团体发展紧密的交往,但作为在大学中活动的学术社团,禅学会严守文化和学术的立场。

  在去各地佛教道场参学的过程中,我们深切地体认到:智慧之灯,必须在传播中才能照亮人心,穿越青灯黄卷的寺院围墙,传向社会大众。在当代社会,要改变佛法弘传的困难,形式上的革新是必要的。三年多前,我曾经在西园寺与济群法师讨论过制度和礼仪对佛法弘扬的意义。从此,周日共修的仪式创新,首先在苏州西园寺和厦门南普陀寺推广开来。禅学会的许多会员正是通过这种全新的形式了解佛教,在士农工商的社会生活中,提升自己的智慧,并影响周边的人群。

  我们不仅走出去到佛教道场参学,还把海内外的学者和法师请进大学讲学。禅学会成立二年多来,“复旦佛学讲坛”已经举办十多场。凡应邀在复旦大学演讲的法师,都具有著书立说的学术资质,演讲的是学术性的课题。禅学会会员中也有居士,他们有进一步亲近法师、受三皈五戒的宗教性需求,我们则联系附近寺院,请这些法师在道场中讲经说法,主持禅修。

  (三)制度优先、唯道是求的团体风格

  公元402年,慧远法师与刘遗民等123人,在庐山成立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白莲社,这是史上记载的最早结社团体。《大宋僧史略》高度评价佛教结社的意义:

  “社之法,以众轻成一重。济事成功,莫近于社。”

  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这是“轻”;团体的力量是无限的,这是“重”。禅宗道场称为丛林,取喻草木之不乱生乱长,表示其中有规矩法度。丛林的进一层含义,则是独木不成林,喻和合共事,共成参天大树。禅学会成立伊始,即确立制度优先、唯道是求的团体风格。筹备阶段,由人文智慧课堂各班级推举代表,成立筹备小组。经过四次筹备会议,讨论《禅学会倡议书》、《禅学会章程》和理事会、监事会的人选,经会员大会选举通过。理事会每年开会四次,讨论会务的重大事宜。监事会对会务进行监督并审计财务报告。现在提交大会通过的第二届理事会,将设置活动、秘书、编辑三个工作小组。理事、监事和会员都是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尽心尽力为会务操劳,真正做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四)佛学是改变世道人心的实践力量

  禅学会的会刊《佛教观察》,与“佛教观察”(http://www.buddha-eye.com/.)网站和博客(http://blog.sina.com.cn/buddhaeye09)同名,英文名皆为“佛眼”。《佛教观察》第一期卷首语阐述了我们的立场:“我们都是肉眼凡胎,但发愿取法乎上,力图以佛的正法眼观察世界、观照人生、观注佛教的发展。”

  佛学不仅是理性的探讨,更重在个人的禅修和利生的社会实践。禅学会的基础佛学课程和外出游学活动,必安排有禅堂坐禅的科目。按照《大学》三纲八目的格局,如果说禅修与心理治疗,可归入诚意正心的范畴,那么如何处理世俗社会的生活,则为修身齐家所摄。“禅茶”是禅学会新创的活动范式,每月举行一次由会员或嘉宾主讲的读经会。所读经典,首先从如何做人、如何过好合理的世俗生活开始。透过对《十善业道经》、《玉耶女经》、《百喻经》、三皈五戒等经律的学习讨论,以普世视野关注家庭婚姻和男女平权等问题。

  以修身为本的立场,兼善天下,则经济、政治和各类社会问题,也进入禅学会活动的视野。2008年,禅学会发起为四川地震捐款的赈灾演讲,资助民工子弟教育和复旦学生西部支教考察等活动,并率先发动会员在复旦大学举办毕业生就业招聘会。2009年2月初,禅学会组织到南华寺游学,探曹溪法源,读《六祖坛经》。面对经济危机和社会道德急剧滑坡的现状,领导着数百人乃至成千上万员工的企业家,如何以佛法的精神克服人心和社会之恶?元宵节晚上在南华寺内举行的禅茶,即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主题举行。

  禅学会的主要成员是企业家,与一般民众学佛不同。普通的信徒省下钱来参加放生等活动,就是很好的功德。我们的会员说得好:企业家学佛,不能停留在烧香、放生的层次上,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企业做大做强,对社会作出真正的贡献,而不是做一些在皮毛上着相之事。刚才进来的老学友洪波,当年在讨论宗教与迷信区别时,有句名言说得好:“迷信是让菩萨为我们做事,帮菩萨做事的是宗教。”我也曾对一位做印染行业的会员说:少排污就是最大的放生。可见,佛法并不是坐而论道的玄学,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践的力量。

  五、结语

  在宗教、政治、学术三极中,我们的定位在学术。立足复旦大学,扬长避短,做我们真正能够做的事,才能在思想上发挥智库的作用,真正为中国佛教的复兴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作出贡献。(信息来源:《法音》)

注释:
[1]本文是2009年9月6日,笔者在复旦大学禅学会第三届年会上的会长致辞,根据记录整理而成。

[2] 《佛教观察》第五期,2009年7月;《当代宗教研究》2009年第3期转载。

[3]《佛教观察》第六期要目:

卷首语:满口青山皆道场

别为一学的居士佛教

佛教结社与天台制度

佛说修齐治平——孛经导读

关于加快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介绍日本最具影响力的新新宗教团体——创价学会

从夏令营看当代佛教的弘法理念及实践模式

继承传统又创新 不见沧桑只见禅——专访净慧老和尚

圆融经教 专弘净土——专访大安法师

[4]《慧炬》第326、327合刊。

[5]《佛教弘誓电子报》139期,2006年6月16日。

[6]指不得遇佛、无法听闻教法的八种障难:地狱、畜生、饿鬼、长寿天、边地、盲聋喑哑、世智辩聪、佛前佛后。

[7]请参阅《圆融经教 专弘净土——专访大安法师》(刘红青),《佛教观察》总第六期。

[8]王雷泉、何云等:《忧患与思考》,《法音》,1994年第10期。

[9] 《复旦大学禅学会简报》第一期,“佛教观察”网站:http://www.buddha-eye.com/

[10]王雷泉:《佛教大学与佛教文化人》,刊于《宗教问题探索》2007年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12;《海峡两岸“人间佛教”之现况、前景与瓶颈》,刊于《佛教观察》第五期(《当代宗教研究》2009年第3期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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