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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古代文化交往学术座谈会在西北大学举行

本文作者: 3年前 (2015-05-12)

座谈会现场互动交流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印度博士留学生冠秀杰同学翻译 李利安教授接受记者采访 中国佛…

 

 


座谈会现场



互动交流



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印度博士留学生冠秀杰同学翻译

中印古代文化交往学术座谈会在西北大学举行

 

李利安教授接受记者采访

 

中国佛学网西安讯 512日下午印度Newsx媒体集团的Kartikeya Sharma先生访问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并参加 “中印古代文化交流学术座谈会”。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教授、副所长李海波教授、王早娟副教授、白冰副教授等出席,本所及历史学院十余位硕博士生共同参加。

李利安教授致欢迎词,并首先发言。他说我们研究古代佛教文化,对中印文化交往也非常关注,西安在中印文化交往上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也是中印文明交往中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在谈及中印文明交往时必然会谈及诸如大慈恩寺、兴教寺、佛教文化等。我们作为佛教文化的研究者如何看待这一种现象,今天在这里举行座谈会,大家可以反思一下。

李利安教授首先谈到对中印文化交往的基本看法:

第一,中印两国古代的文明交往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是平等互补的,呈现出一副多元文化彼此互鉴的态势。因为从古代人类文明交往的基本内涵来看,总体上可以划分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三种。中国向印度学习精神文明的比重比较大,印度向中国学习物质文明的比重可能更大,如理丝绸、纸张、钢铁等涉及民众日常生活的产品及其制作技术等都是从中国传入印度的,而在制度文明方面,两国平等交流,尽管彼此影响很小,但也是一个互相借鉴的过程。
    第二,中印文明的繁荣期在时间上恰好有相应的历史契合点。13世纪初因穆斯林统治者入主印度佛教遭到毁灭,而在中国13世纪因金以及随后的蒙古族入主中原之后,中印文明交往急速下降,持续一千多年的繁荣时期宣告结束了。尽管印度佛教也存在自身独立性不断消解的原因,而中国佛教也存在简易化之后对理论需求的大幅度减少,但印度这个活水源头的中断也是中国佛教理论情趣减弱的关键因素,可见外族入侵不但对两国固有文化产生巨大的破坏,而且也严重阻滞了中印两国之间的文化交往。
    第三,中印文化交往始终贯穿着本土为基的态势,就是在本土文化主体性不受动摇的前提下,实现外来文化的本土化转型。婆罗门教和耆那教也传入中国,但在中国难以实现本土化转型就被排斥。中国儒家文化也向印度传播,例如大量具有儒家文化背景的使节前往印度,肯定对印度文化有所影响。儒家的孝观念在印度后期佛经中的出现,也很可能是受到中国的影响。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都试图向印度传播,但都不成功。印度佛教文化成功传入中国的原因是,其一与中国文化缺失的历史状况吻合,佛教可以弥补中国文化之缺失,尤其是从人性与人文密切关系的角度看,更为佛教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提供了良机。因为人性具有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性三重内涵,相对应的,应对人性需求的文化也有三大类型,而中国的儒道文化分别以应对人性中的社会性和生物性为主,以应对人的精神性为特长的佛教便获得了进入中国的天赐良机。其二,佛教向中国传播的成功与佛教在中国本土化转型的智慧和勇气有直接的关系。
    第四,中印交往有双方共同的努力,也对双方都产生影响。例如,玄奘在印度贡献了中国人的智慧,激发了印度佛教的发展,他的《制恶见论》和《会宗论》对印度佛教的完善和提升有积极的作用,而玄奘对印度的记载,更成为后世印度佛教考古与印度佛教圣地重建的重要依据。总体上看,在精神文明领域,印度对中国的影响更大。佛教的传入,最终改变了中华文化的结构,重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从这一个角度讲,我们的确应该感恩古代印度的馈赠。而从整个佛教发展历史的角度来看,把整个世界佛教作为一个整体,印度产生了佛佛教,中国发展了佛教,印度和中国都为世界佛教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第五,中印古代文化交往是和平的,友好的,平等的,没有有武力征服,没有硝烟弥漫,甚至也没有彼此的怀疑与争吵,没有一方对另一方的强势挤压,只有思想的交锋,智慧的碰撞,真理的求索,堪称人类文明交往的典范,可以为今天的中印交往乃至整个人类的文明交往提供积极的借鉴。
    第六,中印文化交往是两国官方和民间共通推进的结果,留下无数永不磨灭的名字和可歌可泣的故事,而两者之中民间的力量始终占据主体。古代印度哲学家、思想家、宗教家的在中印文化交往方面的故事非常感人,他们对中国取经僧的慷慨资助与指导,以及他们在抵达中国之后所经历的艰辛与做的工作,都令人感叹,都非常可贵。同时玄奘、法显等大批中国求法僧,他们不畏艰险到印度求学,都是以非官方的身份进行的。总之,民间交往始终是中印文化交往的主体。
    第七,中印交往在海陆两种丝绸之路上同时展开,这是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主体框架,也是整个丝绸之路时代人类文明交往的核心内容。人类的文明交往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其一是前丝绸之路时期,世界各地分立性存在,不同文明区域之间尚未完全贯通一体;其二是丝绸之路时期,世界各大文化区域链接一体,彼此之间多元并立,平等互补。其三是新航路开辟之后的西洋之路时期,以西方为中心向世界各地挤压式的文明传播,具有明显的一极性和单向性;其四就是信息化时代业已露出曙光的全球文化大会通时代。中印交往是这个框架的第一支撑,也是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核心内容。中印之间的佛教文化交往堪称丝绸之路人类文明交往史上的最壮观的交往活动,而佛教成功入华则堪称丝绸之路人文明交往史上最大的成就。

李海波教授在发言中说,印度是佛教的诞生国,为人类的精神提升与思想发展贡献了卓越的智慧,当全世界的佛教徒念念不忘印度佛教的时候,印度今天的佛教却如此凋零,不禁让人感慨。中国佛教目前在积极向印度发展,菩提伽耶和鹿野苑等地都建立了中华寺,中印佛教交往正在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未来怎么发展,还将拭目以待。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李利安教授根据自己两次印度考察的体会,认为当今印度佛教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是学术性。当今印度的佛教大量存在于大学和各种研究机构之中,是一种学术性的存在,不像中国,有大量的寺院,为数众多的信仰者,并且在民众的精神世界保持鲜活的生命力。第二是遗存性。当今印度佛教的遗存非常多,但大多数只作为文物保护的遗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场所。第三名是外来性。当代印度的佛教是斯里兰卡、泰国、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等地相继输入的佛教,是镶嵌在印度文化当中的一种外来文化,它们与印度文化之间相互游离,基本上处于佛教在印度,而不是印度的佛教。第四是底层性。当今印度佛教的信仰者,到处于社会的底层,相对于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来说,还处于游离状态。

王早娟副教授说,我们应该以印度佛教的没落反思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就历史而言,应该思考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中,会出现一个对文化起到一种缘起性作用的人物,或者说创教者,他们是怎样在宗教文化中崛起的。当今的年轻人喜欢接受新的思想,佛教如何推陈出新,符合时代发展需要,是佛教需要思考的问题。另外,在中印文明交往中,印度在物质文明方面对中国的影响也很大,比如香料,印度与中东地区国家对中国有很大影响。中东是世界香料的源地,向世界各地传播。海上丝路开辟以后,印度的香料从中国走向世界。

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博士后王昊就印度对中国文学方面的影响谈了自己的看法,她说,西游记及其大量的续书,与印度文化有很大的关系。佛教偈颂对律诗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词牌与法曲也有很大的关系。另外章回体的小说体裁,信仰类的题材、精神的影响都很多。还有佛教唱念影响汉语的发音,大量存在于生活当中的印度外来词汇,丰富了中国民众的精神生活。印度的大诗人泰戈尔来华,对中国当代文学也有较大的影响。

白冰老师在发言中认为,12世纪印文明交往的终结,中国僧人去印度取经学习在不再出现,但应该注意到印度输入的地区发生了转移,向西藏地区传播。另外,按印顺的说法,宗教之间具有互斥互容关系,如来藏梵天化,印度佛教也成为了印度教的一部分。另外中国佛教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对印度佛教的依赖性逐渐减弱,甚至消除。宋代大兴的禅宗不立文字,所以不需要经典,即失去取经学习的动力。

接着座谈会进入最后的自由交流阶段,来自印度的Kartikeya Sharma先生在发言中问大家在提到印度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在座各位同学说,首先想到的是印度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一个“宗教王国”,另外还有印度的宝莱坞电影、印度的电子科技、印度的民族舞蹈等。印度的记者还提出了让大家用五句话概括当代印度等问题,大家都积极互动。

最后,李利安教授就中印文化交流接受了印度记者的电视采访,主要问题是西安在中印文化交往中的地位以及对莫迪来华首选西安的理解,莫迪为何要去大雁塔和大兴善寺参观,玄奘在中印文化交往中的地位等。Kartikeya Sharma先生对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举办这次座谈会以及李利安教授的热情接待表示衷心的感谢。据悉,Kartikeya Sharma先生在以后几天将对西安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进行采访报道。中印古代文化交流学术座谈会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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