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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心雕龙》论刘勰“文体通变观”之问题视域

本文作者: 5年前 (2014-04-17)

從《文心雕龍》論劉勰「文體通變觀」之問題視域 陳秀美摘 要檢視近現代研究「龍學」之成果時,發現學…

從《文心雕龍》論劉勰「文體通變觀」之問題視域

   陳秀美

摘 要

檢視近現代研究「龍學」之成果時,發現學者們常以「靜態化」研究方式,來探討這部古典文學理論專書;因此容易忽視劉勰「著書立說」時的問題視域,乃是以一種「動態歷程」的文學觀,來建構其以「文體」為主的理論架構,因此難以顯現劉勰「動態歷程」文學觀中,對於文體本身所存在的結構與規律之「辯證性」架構的文學問題。準此,本文延續20106月發表於《淡江中文學報》第22期之〈反思《文心雕龍》「文體通變觀」之近現代學者的問題視域〉之論題,進一步預設劉勰心中有一個「文體通變」文學觀,做為他對治當時存在的文學危機與問題,並且做為他實踐文體理想的核心依據。因此,本文將藉由《文心雕龍》「文本」中,劉勰自己所陳述之「文體解散」與「文質失衡」等文學問題為研究核心焦點,重新檢視劉勰在文學領域中的「問題視域」,藉由其對「過去」,「現在」與「未來」之文體理想與文學發展的探討,朗現其「文體通變觀」之文學使命與理想。

關鍵詞:文體解散、文質失衡、問題視域

 

Discussing the Problematic Vision of Liu-Xie “Wen-Ti-Tung-Pien-Guan” from Wen-Hsin-Diao-Lung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De L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en, hsiu-mei

 

Abstract

 

Scrutinizing the modern research results of Wen-Hsin-Diao-Lung, we often find out that scholars approach the critical materials on this canonical masterpiece from a “static” angle. This often results in neglecting the problematic vision of the masterpiece, which is based on the “dynamic process” to construct its text-based theoretical structure. Also, this makes it more difficult to unveil the “polemical nature” inherent in the structure and rhythm of Liu-Hsieh’s “dynamic process.” Therefore, this paper is planned to be an extension of the paper already published in the 22nd issue of Tamkang Chinese Journal in June, 2010, further presupposing that there is a literary vision called “Wen-Ti-Tung-Pien-Guan” inherent in Liu’s mind. Liu utilizes this vision to deal with the literary crisis and problems existing then and Liu employs this to actualize his ideal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will further explore Liu-Hieh’s “dissolution of literary text” and “imbalance of literary nature” to re-examine and unveil his literary mission and ideals inherent in “Wen-Ti-Tung-Pien-Guan” through exploration of his “problematic vision” toward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Key words: Dissolution of literary text, imbalance of literary nature, problematic vision. 

 


從《文心雕龍》論劉勰「文體通變觀」之問題視域

台灣德霖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陳秀美撰

一、問題的導出

《文心雕龍》這門「顯學」,[1]自晚清至今的「龍學」研究創造出許多豐富的成果,這樣的成果對一個後輩研究者而言,總是會不斷地反思:它還存有那些無法克服的問題?或者說在未來的「龍學」研究中,是否能藉由「新視野」與「新方法」,找出未被發現的「新答案」?想必這些都是「龍學」研究者,始終努面對的問題視域,就如張少康《文心雕龍新探》所言:研究劉勰之書應從其文學理論體系、理論發展史的貢獻,及其文學思想淵源「作一個比較全面、比較深入、比較具體的探討和分析」,這是張氏對當前「龍學」研究的期許,也是他想要點出的研究方向,這正說明了「龍學」之研究已從字句詮解,版本考證,或局部議題等研究路數,走向體系化、全面性的深入研究領域。然而如何能全面,又深入研究:一方面宏觀其的理論體系,另一方面又能微察其對文體創作與批評法則的建構,就必須要從劉勰之理論體系觀念核心進入,因此筆者從自身的「學術視域」,[2]提出重新檢視《文心雕龍》的「後設性」觀點,藉由劉勰「文體通變觀」的「視角」,期能為「龍學」研究找尋另一種可供思考的新視域與新方法,並為詮釋劉勰理論找尋一個「新答案」。

基於以上的研究目的,筆者在2010年發表〈反思《文心雕龍》「文體通變觀」之近現代學者的問題視域〉中,[3]發現在近現代學者研究「通變」議題時,除了胡森永、顏崑陽與吳海清等學者注意到《文心雕龍》的「辯證性」外,大多數學者還是從「通變」之表層義,或其廣延範疇的哲學思想義涵入手,而忽略劉勰《文心雕龍》「通變觀念」所要對應的不是哲學問題,而是以「通變」之「辯證」思維,觀察「文體」之起源、創作與批評的文學問題。準此,本文將進一步以「後設性」批評觀點,來檢視劉勰「文體通變觀」的問題視域。然在進行本議題的論證前,必須先做一些關鍵語詞的說明:

其一,在筆者的預設裡,「通變」一詞是具有「辯證性」意涵的語詞,然而「辯證」一詞,[4]並非是中國古代的學術用語,而且「辯證」概念並不等同於「通變」。然關於這個問題筆者已發表於《德霖學報》第24期〈論《文心雕龍》「通變」語詞之辯證性意義〉一文,因此在本文的基本假定中,認為「通變」是組隱含著「相互依存」、「相生相成」、「彼此融合」、「往復替代」等具有「辯證性」邏輯思維概念的語詞

其二,本文焦點是在劉勰個人的「問題視域」,因此何謂「視域」?或何謂「問題視域」?是本文論證前必須先做說明的基本概念。其視「視域」一詞譯自歐美文論中的Horizont(德文),它是指立足於某一限制視覺之觀點,並在此區域內囊括與包容所看視的一切。[5]然而本文對於「視域」一詞的界義,乃是依據顏崑陽與蔡英俊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現代視域與方法〉所做的界定,顏崑陽認為:

所謂「視域」是指我們觀看事物所見到的範圍與內容。觀看事物必定繫屬於某一「主體」,即「誰」在觀看?……談「視域」一定要顯現出獨特的主體以及確定的立場、視角、觀點。而「觀點」就是以什麼「答案」去回應什麼「問題」。[6]

從以上顏氏對「視域」的界定:「觀看事物所見到的範圍與內容」,「顯現出獨特的主體以及確定的立場、視角、觀點」,其中牽涉到「主體是誰?」「主體的立場、視角與觀點是什麼?」等問題。此乃本文從「後設性」研究中,提出《文心雕龍》「文體通變觀」這個視域,一方面反思近現代學者研究「文體論」、「通變觀」的學術視域;另一方面檢視劉勰個人是以什麼「答案」?去回應當時的時代性「問題」與「危機」?因此本文預設「文體通變觀」是劉勰消融當時「新變」與「崇古」等不同論點與立場之「視域融合」的結果。[7]故本文乃延續反思「近現代學者之研究成果與問題視域」後,進一步預設劉勰心中有一個文學理想,並且希望以此文學理想來對治當時存在的文學問題,以實踐其對理想文學的「觀念」。因此本文旨在探討劉勰「視域融合」後,是以怎樣的「問題視域」來對應當代文學問題?

準此,綜觀《文心雕龍》五十篇文論內容,即可察知劉勰是站在一個大的文學傳統中,反思六朝之「文體」與「文質」觀念,所產生之「文體解散」與「文質失衡」等實際現象,進而提出一套「動態歷程」的文學觀,證成其「文體通變觀」之理想文體的論點。準此,在本文從劉勰「問題視域」進入,[8]預設《文心雕龍》「文體通變觀」是個存在性的文學觀念;因此本文將以劉勰在自己的「文本」中,所陳述之「文體解散」與「文質失衡」等文學問題為研究焦點,進行其「文體通變觀」所面對「過去」,「現在」與「未來」之文體與文體發展的論證

 

二、「文體通變觀」之論題界義

承繼前文,本文在進行「劉勰『文體通變觀』之問題視域」的研究前,必須先說明本文的論題依據;也就是本文的基本預設:《文心雕龍》是一部論「文體」的專書,此一「文體」義涵所指並非是明清以來,如龍伯純〈文字發凡〉、湯若常《修詞學教科書》、高語罕《國文作法》、梁啟超《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蔡元培〈論國文的趨勢〉與〈國文之將來〉、劉永濟《文學論》、施畸《中國文章論》等人所指之「文章分類」或「文章性質結構分類」;而是指魏晉六朝文論中,所隱含的「文體」觀念,如曹丕《典論‧論文》提出「四科八類」,[9]所開啟的「文體」觀念,且在這種「聚同別異」的分類概念下,文體所涵蓋之「體製」、「體貌」、「體式」與「體要」等文體義涵,其實是魏晉以來文論家「循類辨體」,文選家「依體分類」的分類標準。[10]準此,本文以此「文體」觀念為研究基礎,預設劉勰有一個「文體通變」的文學觀,做為他檢視文學傳統與開創未來理想文學的核心觀點。

此外,本文所言之「文體通變觀」的另一個關鍵詞性語詞是「通變」,「通變」一詞在近現代學者的研究中,大多數是以緣自《周易》之哲學觀為其論點依據,本文亦採此一溯源推論,只是從影響的角度觀之,《周易》一書可說是古代哲學思想的經典,從整個文化傳統來看,古代文人不可能不受《周易》哲學觀所影響,因此談論《文心雕龍》與《周易》之影響關係時,或許從劉勰在五十篇文本中直接或間接引用《周易》文本來做比較性研究;但是本文在這一層的比較研究後,認為劉勰是將此一哲學性觀點運用在其文學性的文體理論建構上,所呈現的不僅只是將《周易》視為古代史料的引用,或文章創作的典範而已,他其實是運用了《周易》之「主客辯證融合」的哲學性思維模式,來建構其動態歷程「通變」文學史觀,而支撐這樣的文學觀念,乃是劉勰承繼《周易》「通變」哲學觀而來的,因此劉勰除了在論創作時,專立〈通變〉一章來論文學創作如何「通變」的問題外,綜觀其《文心雕龍》全書時,無論是整體理論架構,或是篇章佈局的安置,都可以看出劉勰是以「文體」為範疇,進行其「文體通變」的理論性「主客辯證」的論證模式。

這種「辯證」的論證模式,從劉勰在五十篇文本中,實際引用到「通」、「變」與「通變」等語詞的義涵的整理歸納後,亦可發現其所隱含的「文體通變」文學觀與文學史觀,例如:〈書記〉篇云:「變雖不常,而稽之有則。[11]此處提出「變」不離「常」體的通則性。〈麗辭〉云:「詩人偶章,大夫聯辭,奇偶適變,不勞經營。[12]說明的是文體「適變」的重要性。〈章句〉篇:「隨變適會,莫見定準。[13]說明了「應機」而變的原則。〈附會〉云:「文變無方,意見浮雜[14]與〈定勢〉云:「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為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15]這都是就「文變無方」不守「常體」,就容易有「訛體」之弊,「穿鑿取新」之憾。因此〈通變〉之「設文之體有常」、「通變之術無方」的問題,或「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或「變則堪久,通則不乏」等等所論,都是文學的「通變」之道。

準此,本文是依據兩個方面來提出劉勰「文體通變觀」這個論題:一方面是從近現代學者之研究成果與研究困境中反思得之,另一方面從《文心雕龍》五十篇文本之詮釋中,反思劉勰之所面對的「問題視域」中取得。所以本文是從「後設性」詮釋的研究進入,預設劉勰有一個建構未來文學理想的「文體通變觀」。然而這個劉勰建構其理論的核心觀念,為何本文要提出「文體通變觀」而不是「通變文體觀」呢?其實「文體通變觀」與「通變文體觀」是兩個不同面向的文學觀念,其所要研究的對象是有所差別的。本文認為所謂「通變文體觀」是以「通變」來描述「文體」之性質的一種觀念,其端極落在「文體」,所以研究的對象是「文體」的問題。至於本文所提出的「文體通變觀」,則是以後設的角度來探討「通變」這個觀念,是如何被運用在劉勰詮釋「文體」上,以及此一詮釋所獲致的詮釋效果,故其端極是落在「通變」,所以研究的對象是「通變」這個議題,因此所追問的是劉勰最終想要解決什麼樣的文學問題,以「文體通變」為,因此他思考的是「文體通變」的原理原則、創作典範與理想法則、批判依據與判斷標準,及其對文學之「過去、現在、未來」之發展歷程的建構與規劃,因此其「文體通變觀」包含著文學理論、文學批評與文學史等整體文學體系的建構。

 

三、劉勰對當時「文體解散」的問題視域

在論劉勰對當時「文體解散」之問題視域前,有幾個必須先行省思的問題:一是「文體解散」是個實際現象,因此劉勰究竟對「文體」有何理想?且為實踐其理想劉勰提出怎樣的觀念,做為他解決問題的依據?二是「文體解散」有那些現象?在劉勰《文心雕龍》裡,其所歸納之「文體解散」的共同特徵有那些?劉勰如何透過「實際批評」提出「文體解散」之文學問題的共同特徵?此外,劉勰的「理論批評」所要處理的問題是什麼?是要問「文體要如何才能不出現解散的危機」?是想要提出其寫作理想文體的「體要」?這些問題都是本文論劉勰「文體解散」之問題視域的焦點。

綜觀六朝文論可窺見魏晉「文體觀念」已逐漸萌芽,並且隱然存在著一套文章寫作的規範,因此從曹丕《典論‧論文》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的論述中,可以看出曹丕提出「宜、「宜理」、「尚實」、「欲麗」之文學主張的背後,隱含其對文學本質之理想觀點,此一觀點乃是在文章寫作規範的概念下所形成的,因此在「文體觀念」建立初期的魏晉文論中,可以一窺曹丕企圖建構各類體之「雅、理、實、麗」的「體式」風格,以及「宜、尚、欲」的「體要」創作法則。由此可見,曹丕《典論‧論文》的目的乃在建立其「理想」文體的典範。此外,陸機〈文賦〉所云:

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閒雅,說煒曄而譎誑[16]

陸機提出「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除了列舉出……等十種文類之體的「體式」(風格)與該類體的「體要」規範外,從陸機對各類文體之本質與功能的界定看來,他也是基於當時文壇的創作現象,積極想要透過文論來建立其理想的寫作規範,這樣的規範是他繼曹丕之後,更加詳實地論述各類文章之「文體」規範與功能,這種理想文體之「體式」與「體要」的書寫基準,是立基於魏晉六朝的「文體觀念」上,所提出之文學性主張,例如:陸機所言「詩」之本質是「緣情」,其表現特色乃在「綺靡」,因此寫詩要能遵守詩體之「緣情而綺靡」的規範,才是理想「文體」的創作法則,其餘類體亦然。

然而魏晉「文體觀念」可從曹丕《典論‧論文》中察知其逐漸萌芽的事實,由此可知魏晉之前各類文體在實際創作中,已經建立了各類「文體」的客觀寫作規範。因此在各文論或選集中,雖不明言「文體觀念」,但卻已隱然繼承先秦兩漢以來的文學實踐模式,走向各類文體規範與文學理論建構的道路,因此如何寫「詩」?如何寫「賦」?如何寫「銘」?如何寫「誄」?已從純粹創作實踐走向文體規範之理論的「類體」界定。[17]然而這樣的「文體規範」發展至齊梁時期,成為劉勰用以檢視當時文人不守創作文體規範,因而造成「文體不明」的文學現象。這樣的時代現象,正是激發劉勰對文學發展的危機意識,面對當時「文體」解散、混淆、訛體的文學問題,促使劉勰積極投入拯救頹敗文風的文學使命,並以「文體通變觀」提出其文學理想的藥方。

由此可見,齊梁時期的文風造成當時「文體解散」的創作危機,就在文人不受「文體規範」所造成的創作問題裡,也促使著當時文人們重新省思「文學是什麼?」「文學的本質是什麼?」「文學的功能為何?」等文學問題。因此繼承前人「文體觀念」的劉勰,面對當時「文體解散」的實際現象時,他積極地想提出一個可以拯救時弊的「理想」文體主張,以對治當時「文體解散」的文風,這就是他撰寫《文心雕龍》的問題視域之一。因此我們其〈序志〉篇中,可以明白的得知劉勰除了面對當時「文體解散」危機外,他更從反思其「近代文論」的書寫中,看到若想通觀文學傳統與文人社群,必須要從「振本溯源」上下功夫,其云:

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於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洽流別,宏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詮品前修之文,或泛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18]

這是劉勰批評近「近代之論文」雖多,但在面對「文體解散」這個時代性文學問題時,卻有「各照隅隙,鮮觀衢路」之憾。就劉勰所言「詳觀近代之論文者」,是指曹丕、曹植、應瑒陸機、摯虞、李充等人,在他們的文論中對文體問題所提出的解決之道,都缺乏全面性,因此有些人只就「臧否當時之才」批評立論,有些人只從「詮品前修之文」探討問題,有些人「泛舉雅俗之旨」,有些人「撮題篇章之意」。所以在劉勰「文體通變觀」的視域裡,這種「各照隅隙,鮮觀衢路」的文論,是不能全面且有效地改善當時「文體解散」危機,對後代文學發展也是沒有幫助的,因此他想從「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上找尋「文體解散」的拯救之道。所以劉勰提出「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的警訊,「無益後生之慮」是他從文學的未來發展思考,也是他寫《文心雕龍》的目的與動機;而「先哲之誥」是劉勰為「文體解散」所要找尋的解藥。

換言之,在劉勰的「理論批評」視域中,要如何不讓文體出現「解散」的危機?要從兩方面進行:一是為文體找一個「理想典範」,所以他提出「宗經」的主張,這是他提出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所得到的答案一方面回應「近代文論家」在理論批評上的疏漏,另一方面也回應「近代辭人」不能宗奉「五經之體」,遵循「文體常規」,因而創作出「離本離宗」,「文體」解散、混淆、訛體的文學作品。準此,劉勰在〈通變〉提出:

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競今疏古,風末氣衰也。……矯訛翻淺,還宗經誥。[19]

可見劉勰批評造成「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的原因,是當時文人「競今疏古」的創作行為,導致「風末氣衰」文體解散的危機,這樣的危機是劉勰「文體通變觀」之問題視域所在,因此他提出「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才是拯救文體弊端之藥方。準此,「還宗經誥」之道,是劉勰從「過去」的文學傳統,「現在」的文學現象與「未來」的文體創作要如何不出現「文體解散」危機,所找到之「理想文體」典範依據,也是他何以要強調「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的理論動機。還宗經誥」就是指文體創作要回歸到「先哲之誥」的創作法則,這是劉勰建構文學理論時,希望以「五經」做為理想文體的典範,一方面回應當時「文體解散」的時代性問題,另一方面為未來文學建立一個新的創作方向

至於劉勰所提出之「宗經」與「文體」有何關係?從劉勰提出「還宗經誥」的問題視域來看,他並不是要解決「經學」上如何宗奉經典的問題,而是想要為其「理想文體」找尋一個「文體典範」,以解決「文學」上所產生的之「文體解散」的問題。因此其在〈宗經〉中明白表示「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之說,其云:

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邁德樹聲,莫不師聖,而建言修辭,鮮克宗經。是以楚艷漢侈,流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歟![20]

由以上資料可知,劉勰認為近代辭人「文體解散」,在創作上出現「情深而詭」、「風清而雜」、「事信而誕」、「義直而回」、「體約而蕪」、「文麗而淫」的文學現象,其所指「情詭」、「風雜」、「事誕」、「義回」、「體蕪」、「文淫」即是當時文體常出現的問題,劉勰將造成此一問題的原因,歸罪於「楚艷漢侈,流弊不還」使然。因此在他省思「文學是什麼?」「文學的本質與功能是什麼?」等問題後,劉勰提出「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之說,這裡劉勰所言之「體」字,在本文的界義上,並不做「整體」之義來解讀,而是指「文體」範疇裡之「情深、風清、事信、義直、體約、文麗」等六種文體的「體式」與「體要」之義。此外,從劉勰提出「宗經」的敘述語境看來,因為他的目的並不在回應「經學」上的問題,而是針對當時「文體解散」的文學危機,尋找一個可以「正末歸本」之「還宗經誥」的救溺之方。

此外,劉勰從〈明詩〉到〈書記〉等二十篇的文類「分體」觀念,也是他基於當時「文體解散」之文學現象,所要建構之各類「文體」的「體製」、「體貌」、「體式」與「體要」等文體規範的問題,因此他在〈序志〉篇中明白表示:

若乃論文敘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21]

劉勰很清楚地表示他無論是「論文」,或「敘筆」時,都是依照文體加以區分的,並且從「原始以表末」論各類文體之起源與流變;從「釋名以章義」解釋各類文體的名稱,以彰顯其本質意義;從「選文以定篇」確立各類文體之文學傳統與理想典範;從「敷理以舉統」提出各類文體寫作之「體要」。這些「文體」的論述都是承繼自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而來,因此從劉勰的「分體」觀念,可以看出他依「體製」來分類的「類」標準,並且從「分體文學史」的論述語境中,找尋「文體解散」的問題所在,以及各類「理想文體」的實際創作典範,但其最終目的乃在各類文體之創作法則的「體要」建構上,因此從劉勰在〈明詩〉至〈書記〉二十篇,約二十八種「類體」之「敷理以舉統」的論述中,可以看到他反思近代辭人「文體解散」的創作弊端,所面對的「問題視域」所在。

因此劉勰除了從「理論批評」的問題視域中,為文體解散找尋一個「還宗經誥」的理想「體要」典範外,他更藉由〈明詩〉到〈書記〉等二十篇之「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等「實際批評」,為當時「文體解散」找尋各類文體之理想「體要」。準此,本文從劉勰直接批評「近代辭人」,或是敘述各類文體之原始表末的過程中論述「時代文風」之弊,或是藉由「敷理以舉統」論各類體的理想「體要」,藉以回應當時「文體解散」的問題。然因《文心雕龍》文本材料豐富,因此本文將經整理後列舉如下說明之。首先,如劉勰回應近代辭人「文體解散」之弊,點出「去聖久遠,文體解散」的文學問題,其〈序志〉云:

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22]

劉勰直接點出「去聖久遠」是造成「文體解散」的歷史因素,此乃劉勰回應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之「習玩為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之「新變」說。[23]而此一「新變」的文學觀,雖然旨在解決辭人墨守舊式的問題,但若從「文體通變」的視角觀之,劉勰所言「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面對的正是過於追求語言形式雕琢,造成「離本彌甚」的文學弊端。此外,從其論述語境看來,劉勰所指「離本」乃是指近代辭人遠離聖人之「本」,因為辭人「愛奇」,且將其「求奇」焦點在語言文字之「浮詭」修辭的雕琢,就好像「飾羽尚畫,文繡鞶帨」一般,一味地在色彩鮮麗的羽毛上面漆上顏色,在皮革上刺繡,因而造成辭人偏愛語言修辭之外在形式追新,反而忽略各類文體之「根本」常體的規範,這正是劉勰提出「還宗經誥」,做為拯救「文體解散」之弊端的良藥。此外,劉勰在〈明詩〉、〈定勢〉、〈指瑕〉等篇章中,直接從正始文人「詩雜仙心」,「率多浮淺」,晉代文人「稍入輕綺」,以及宋初詩風「體有因革」等文體「追新」、「逐儷」、「求奇」等文體解散之跡,故而產生訛體、變體等「穿鑿取新」的文學問題,故其云:

及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晉世群才,稍入輕綺。……宋初文詠,體有因革。……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24]

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為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25]

近代辭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語求蚩,反音取瑕,雖不屑於古,而有擇於今焉。[26]

從這些資料,可以意識到劉勰在〈序志〉篇中對於當時「辭人愛奇」、「率好詭巧」所造成之「穿鑿取新」、「厭黷舊式」等時代性問題,乃根源於近代辭人不願遵循「文體規範」,因而在「不屑於古」的寫作風氣下,流於「比語求蚩,反音取瑕」之病。雖然其所言正始詩人「詩雜仙心」,乃是受到當時玄風影響,因而有「何晏之徒,率多浮淺」的創作問題,以及晉代詩風開始轉向「輕綺」,最後造成「宋初文詠,體有因革」的文體之「變化」現象。因此近代辭人開始競逐於語言修辭之形式美的雕琢上,所以出現「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之極端現象,也使得文風漸趨於情感上「極貌寫物」與修辭上「窮力追新」等「文貴形似」的文學危機,[27]而這些問題正是劉勰面對當時「文體解散」之問題視域所在。

其次,劉勰在《文心雕龍》裡直接針對「文體解散」,所造成之「失體」、「凋敝」、「偏枯」等文學性問題,例如劉勰在〈定勢〉中云:

故文反正為乏,辭反正為奇。……然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怪。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28]

這是劉勰從文章之「定勢」來論近代辭人「穿鑿取新」之弊,他所言「文反正為乏,辭反正為奇」的問題,是從語言修辭上強調「密會者」與「苟異者」在文學創作上,因「意新」而「得巧」;因「失體」而「成怪」,因此劉勰肯定「舊練之才」者,可以「執正以馭奇」,而指出「新學之銳」者,往往「逐奇而失正」,若失正過久,將會「勢流不反」造成「失體成怪」、「文體遂弊」之不可挽回的困境。從劉勰的視域看來,這樣的創作趨勢有日益嚴重的現象,故其在〈附會〉云:

夫文變無方,意見浮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叛,率故多尤,需為事賊。……統緒失宗,辭味必亂,義脈不流,則偏枯文體。[29]

劉勰看到了辭人創作時「文變無方」的創變力,但如前所述,近代辭人若只是一味地求新求變,漠視文體本身的「常體」規範,就會因為「文變無方」,使其創作時出現「意見浮雜」的問題,因此創作就會出現「約則義孤,博則辭叛」的缺失,整體而言,就會有統緒失宗,辭味必亂,義脈不流」之憾,這就是劉勰所擔心之「偏枯文體」的創作危機;因此提出「理想文體」典範──「經書」,以及各類體之創作「體要」,做為他回應當時「文體解散」之問題視域。

再則,從劉勰「分體」觀念中所延伸出來的「體源」問題,也是劉勰「文體通變觀」用以回應「文體解散」之時代性問題的一個面向。基本上在劉勰的觀念裡,「文體通變觀」是一種將文學視為「動態歷程」的文學觀,因此劉勰不但為其文學理論找尋「五經」做為所有文體的「總源」觀外,更透過各種文類之體的「原始表末」的論述,確立各種文體本身的源流變化,因此形成各類文體在「總源」下「支源」的概念。其中就「總源」概念而言,劉勰在〈宗經〉中基於「常體」的文體規範,並將文體放置在文學史脈絡中,提出「五經」做為其界定各類文體之「總源」的典範依據,如其云:

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盟檄,則春秋為根。[30]

從劉勰的論述語境看來,「書、詩、禮、春秋」等五部經書,是各類文體的「總源」,因此在相對於「五經」的總源觀下,「論、說、辭、序」,「詔、策、章、奏」,「賦、頌、歌、讚」,「銘、誄、箴、祝」,「紀、傳、盟、檄」等便是其五經「總源」觀念下之各種文類的「支流」。同時這些類體之「支流」中,又各自有其文類之體的發展「起源」。因此從文體「源流」看來,劉勰何以要用這麼多的力氣進行文類「分體」與「體源」之文學問題的論述呢?目的就在回應當時「文體解散」之文學危機,以及建構「理想文體」之「體要」主張。

 

四、劉勰對當時「文質失衡」之問題視域

劉勰「文體通變觀」之問題視域裡,還有一個當時存在的文學危機,那就是當時「文質失衡」的問題。然而探討這個問題前,本文首要面對的是「文」與「質」從字義與概念義,逐漸成為六朝重要的文學觀念,甚至可以說是六朝時期的一種文化現象,做一些概念與觀念上的釐清,才能進一步追問當時為何會出現「文質失衡」的文學現象?以及「文質失衡」為何會是劉勰撰寫《文心雕龍》的問題視域之一?這些問題都是本文在此一單元所要探討的焦點問題。

其實「文質」從語詞義、概念義,逐漸成為六朝重要的文學觀,並且普遍被文論家運用在文學理論裡。同時隨著當時文論家之文學主張與觀點的提出,使得「文質」觀念衍生出十分複雜且多元的義涵,這些問題裡包含文化思想上的「文質」觀念,也包含魏晉六朝文論中,被運用在論文學之「形式」與「內容」,或用於語言形構之「文飾」與「質樸」的審美標準,或藉以論人之主體情性之「質」的問題,甚至於用在探討由「質」而「文」,或由「文」而「質」之「文質代變」的文學史觀等,這些都是六朝文論中的「文質」議題。

然而這些「文質」議題,卻也是齊梁時期劉勰所要回應的時代問題,因為從實際文學發展軌跡看來,六朝文學出現了「文質失衡」的實際現象,就如黃侃《文心雕龍札記》所言:「舍人處齊梁之世,其時文體方趨於縟麗,以藻飾相高,文勝質衰,是以不得無救正之術。[31]這是黃氏從劉勰所處的時代環境,提出當時文體「趨於縟麗」,文人競相以「藻飾相高」,於是出現「文勝質衰」的失衡狀況,因此黃氏認為劉勰所撰《文心雕龍》就是魏晉六朝文學的救正之術」,因此「文質失衡」是劉勰回應當時「文質」議題的問題視域,也是促使劉勰提出「文體通變觀」想要解決的時代性問題之一。

然關於「文質觀念」的演變與界義,並非本文的研究焦點,因此關於「文質」在文學上所衍生之種種問題,本文將以顏崑陽〈論魏晉南北朝文質觀念及其所衍生諸問題〉之研究成果為基礎,藉由顏氏所歸納之「文質」的幾個問題:

在第一個問題上,文即指形式,質即指內容。……文、質的辯證融合,是文學形式內容關係的理想典範。第二個問題上,是將文質由文學本身結構意義浮昇為作品語言形相意義,文指華采藻飾的語言形相,質指質樸無華的語言形相。……在第三個問題上,魏晉才性主體的觀念,使文學內在之質定在自然生命的情性上,由情性表現為外在作品的風格。……在第四個問題上,一代文學風尚之或文或質,常被認為與政治教化有關……在第五個問題上,若將「文」、「質」對立為兩個抽象的審美標準,而加諸文學由質及文的歷史進程,即形成「崇古」與「趨新」的史觀。[32]

從顏氏這五個「文質」問題可知,「文質」一詞,從詞義、概念到成為一家之觀念與一時之史觀,雖然所指涉的面向各有不同,但從其義涵之演變與發展,其實是相互關涉的,因此「文質」問題,除了指涉「內容」與「形式」外,也被運用在語言形相之「文飾」與「質樸」,或是探討創作主體之才性與作品風格之「體性」的問題,或是從教化觀點探討「一代文學風尚」,或是成為批評家的兩個審美標準,因而造成「崇古」與「趨新」之文學史觀的紛爭

因此本文將以顏氏這五個「文質」問題,做為分析《文心雕龍》文本所回應之「文質失衡」的視角。首先,就劉勰論及語言形式的「文飾」與「質樸」之命意遣辭,以及文學創作之「內容」與「形式」不能並重的偏失,所形成的「文質失衡」現象,如〈風骨〉中云:

文術多門,各適所好,明者弗授,學者弗師;於是習華隨侈,流遁忘反。[33]

劉勰在此明白點出其所要論證的是「文術」的問題。因此他指出當時「文術多門,各適所好」的文學環境,這樣的環境從黃侃的角度而言,「文術多門,各適所好」在當時並不是主要的問題,最主要的問題是劉勰所說的「明者弗授,學者弗師」;這就是黃侃所言「此言命意選辭,好尚各異,惟有師古酌中,庶無疵咎也。[34]可見黃氏這段話的重點,乃在強調文人們之命意選辭要能「師古酌中」,才能「無疵咎」,否則還是無法改變「文質失衡」的文學創作危機。這正是劉勰擔心當時文人「弗授」、「弗師」的結果,造成「習華隨侈」之為文造情的失衡後果。可見當時之人過度重視「形式」的文飾而忽略「內容」的質樸,最後導致「流遁忘反」之「文質失衡」的結果。

然而從劉勰的論述模式看來,論及當時「文質失衡」的實際現象時,他是以「文質並重」的文學理想,來回應「內容與形式」、「質樸與文飾」之失衡危機,因此「文質並重」乃是劉勰為當時「文質失衡」所提出的「救正之術」。因此凡是要探討劉勰之創作論或批評論者,都無法忽視《文心雕龍》所要解決的「文質」問題,就如沈謙《文心雕龍批評發微》所言:

學者言創作與批評,不能不涉及文質問題,……或重內容實質,或主外表潤飾,或持質文並重之說,爭辯不息,莫衷一是。……搉而論之,要以文質並重為持平之論。……迨彦和立說,折衷群言,而歸結於「質文合一」。[35]

沈謙所言「學者言創作與批評不能不涉及文質問題」,是因為在魏晉六朝的「文質失衡」狀態中,對於文學之「內容」與「形式」孰重的問題,「爭辯不息,莫衷一是」,因此沈謙說「迨彦和立說,折衷群言」。換言之,在劉勰之前的文學環境是在「內容實質」與「外表潤飾」之爭辯中,等到劉勰《文心雕龍》「折衷群言」提出「質文並重」說後才使「質文合一,因此「文質並重」是劉勰「文體通變觀」用來對治「文質失衡」現象之救正之術

準此,劉勰回應當時「文質失衡」之問題視域,乃是從其基本假定中塑造出一個「文質彬彬」的理想範型,希望文學創作也能在「文質並重」的文體規範中,實現其理想文體之創作「體要」,就如其〈情采〉中所論之「文不滅質」之主張:

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於紅紫,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36]

從以上資料看來,劉勰舉水性與淪漪、木體與花萼,乃是「文附質」之關係,而虎豹之紋與犀兕之皮,則是質待文」之關係,這是就具體物之本質與表現立論,然而實際上無論是文附質或是質待文」,其結果都要符合劉勰「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的文體理想。

由此可見,劉勰從「彬彬君子」所建構出之「文質並重」的文學觀念,乃是取自孔子文質彬彬之說孔子云:「質勝文則野,史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雍也篇》),此時之文即指「文華」,質則指「質樸」,然而在孔子的語境中,「文」與「質」從兩個對立的抽象概念,成為一組具有相互辯證融合的語詞,使得「文質彬彬」的「君子」成為人倫社會中一切人文活動的理想典型。這種用來界定人之道德修養歷程之理想典範特質:「文質彬彬」,被劉勰轉用到文學創作法則的議題上,故從其所言文不滅質,博不溺心」的語境看來,當時已經出現「文滅質,博溺心」之「文質失衡」的文學創作危機。所以劉勰才會如此地強調「雕琢其章」要注意「質文並重」的法則;其言外之意,就是在說明「文」與「質」用來探討文學創作之內容與形式的問題,此兩者不再是對立的抽象概念,而是在文學實踐中以辯證融合的關係,呈現文體創作之「文質彬彬」的理想範型。

其次,就「文質」之語言形式的「文飾」與「質樸」問題,也是劉勰回應「文質失衡」現象的問題視域,就如其〈通變〉所云:

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競今疏古,風末氣衰也。……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37]

從以上資料看來,劉勰是從語言形式之「文飾」與「質樸」,來看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的文風,這種「文質失衡」的文風,是因當時文人「競今疏古」所造成的,所以劉勰以「矯訛翻淺,還宗經誥」,做為他回應此一文學問題的答案。此外,他強調寫作文章時,只要能掌握「斟酌乎質文之間」,「括乎雅俗之際」的辯證性,就能明白會通與變革的「通變」文學法則,可見語言形式之「文質並重」是劉勰回應「淺而綺」、「訛而新」之「文質失衡」的文學藥方。

再者,劉勰也提出「質文代變」的文學觀,這是他「文體通變觀」的問題視域所在,在過去的文學傳統裡,存在著由「質」而「文」的變動軌跡。因此「質文代變」所帶出來的是一個「動態」的文學史觀,在魏晉六朝的文學主張中因其「通變」的觀念,而產生「崇古」與「趨新」兩條不同方向的文學史觀,然而無論是「崇古」或是「趨新」,若不能把握「文質並重」與「質文代變」的原則,都是會造成「文質失衡」的文學問題,如其〈時序〉云: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蔚映十代,辭采九變。樞中所動,環流無倦。質文沿時,崇替在選。終古雖遠,僾焉如面。[38]

劉勰〈時序〉是其建構「動態歷程」文學史觀的重要篇章,這是一篇劉勰對「歷史」的反省,在其問題視域中文學發展存在著有一個演變的規律,這就是「質文代變」的規律;這是劉勰從文學傳統的視野,看到「蔚映十代,辭采九變」的文學現象,而且這「九變」之所不會「太過質」,或「太過文」的原因,是因為它還具有「樞中所動,環流無倦」之循環辯證的限定,因此在「樞中」、「環流」形成循環不止的文學現象。因此「質」與「文」是順著時代在轉變的,它的「崇」與「替」之順勢發展與逆轉取代的關鍵,就在於「選擇」,因為在劉勰的文學視域裡,雖有其變的規律,且每個時代的文學創作者都有其「能動性」,因此面對文學的未來發展,有其「應然」的理想選擇,也就是說,人是具備了「選擇」質或文的能力與機會,因此一方面讓文學傳統形成「時運交移」、「質文代變」的現象,另一方面也使文學創作每個時代裡,有其「質文沿時,崇替在選」的可能。

此一文學發展規律,並非是純粹的客觀現象,它在時代演變中維持一定規律,卻也在規律中遭遇選擇與改變的可能,但若能維持著「文體通變」的法則,不要違反創作時之「常規」規範,就可以避免「文質失衡」的文學危機,也能確保文體在「質文代變」的變動歷程中,出現「過文」,或「過質」的失衡現象。就如劉勰在〈通變〉所云:

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艷,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39]

若就文學發展由「質」而「文」的發展軌跡來看,劉勰闡明在「黃唐、虞夏、商周、楚漢、魏晉、宋初」的文學發展歷程裡,出現由「淳而質」,由「質而辨」,由「麗而雅」,由「侈而艷」,由「淺而綺」,由「訛而新」之文質遞變現象。然而從「質」與「文」的演變規律觀之,其實「質文」是有「質盡而文興」,「文興而文盡」,「文盡而質起」,「質起而質盡」,「質盡而後又文起」……等發展,這種質化而為文,文化而為質的「定律」中,人是其產生變化的因素,可見所謂的文學史的規律,並非是以絶對客觀的形式存在,因此六朝才會出現「文質失衡」的文學現象。這個現象是劉勰從總體宏觀文學發展傳統時,發現當時文學走向「從質及訛,彌近彌澹」的道路,再加上近代文人「競今疏古」的文學態度,所以造成「風末氣衰」的文學危機。劉勰從面對此一危機的問題視域,提出「文質並重」之折衷思維,做為對治當時「質文失衡」的救正之術。

五、結論

由於近現代學者研究《文心雕龍》「文體論」時,對於「文體」與「文類」的界定出現混淆的情況,因此誤把「文體」視為「文章分類」、「文章性質結構分類」、「文章之作法、功能與性質」,造成詮釋文本上的誤差問題。此外,本文在近現代研究中發現,學者常以「靜態化」研究方式,忽視劉勰是以「通變」的動態文學觀,檢視文學傳統與文體規範的問題;因此更無法體會在劉勰「動態歷程」的學術視域下,文學即包含「作者」的主觀「通變心」的思維,也包含「作品」之客觀「通變」的結構與規律的現象;所以更難以「主客辯證融合」的通變文學觀,來詮釋《文心雕龍》五十篇文本,因此無論是從絶對主觀的「唯心」,或是絶對客觀的「唯物」來詮釋《文心雕龍》,都無法呈顯其具「辯證性」的學術視域。

此外,從「文體通變」之「主客辯證融合」的文學視域來看,《文心雕龍》這部「文體」理論專書的產生,絶非是個偶然,因此研究《文心雕龍》者不可不正視的問題,就是這部書所要對治的「時代性」文學問題是什麼?這些問題將是劉勰提出「文體通變觀」的問題視域所在,也是他不得不面對的時代性文學危機與困境。經由本文從《文心雕龍》五十篇文本的歸納分析後,將這部《文心雕龍》放在當時的文學史脈絡中對照,便可以看出劉勰反思「近代辭人」與「詳觀近代文論」後,發現六朝文學出現「文體解散」與「文質失衡」的文學問題,這些問題成為劉勰對治當時文風的問題視域所在。

準此,本文是以劉勰之「問題視域」為研究焦點,依《文心雕龍》文本為範圍,分析劉勰對治當時「文體解散」與「文質失衡」等問題,所提出來的拯救之道;因為他首先針對當時「文體解散」的存在問題,面對近代辭人「愛奇」的文風,他提出「還宗經誥」之理想文體,強調「振葉尋根,觀瀾索源」的重要性,希望藉由「五經」之典範,來對治當時文學「失體」的亂象,化解當時求新、求變、求巧之「失體成怪」的文風,進而建構其符合文章「常體」之規範的理想文體,因此劉勰在〈明詩〉至〈書記〉等二十篇中,積極地為各種文類之體進行「敷理以舉統」之文體規範與「體要」(理想創作法則)的建構。其次,劉勰面對「文質失衡」的存在問題時,看到當時競逐一句之奇、麗的「形式」雕琢,所造成的文學「內容」與「形式」的對立,「質樸」與「文飾」的抗衡,「文」與「質」之審美標準的衝突,以及在「質文代變」的文學發展中,所出現的「文質失衡」問題,都是劉勰「文體通變觀」之「動態歷程」文學思維中,所體察到的文體問題;因此他藉由「文質並重」的辯證主張,來挽救當時文體在內容與形式,質樸與文飾,所帶出來的「失衡」亂象。

故在劉勰「文體通變觀」的問題視域下,他所要回應的是當時「文體解散」與「文質失衡」的文學問題。因此這兩個文學問題,都是劉勰「文體通變觀」的問題視域下,企圖為當時文學問題找尋一個客觀化、理論化的解決之道──「還宗經誥」。同時從劉勰「還宗經誥」的主張看來,「五經」在劉勰心目中正是能表現「文質並重」的理想文體,不但是劉勰用以解決當時文學問題的理論依據,更是他「著述」這本《文心雕龍》準的。所以「還宗經誥」是劉勰「文體通變觀」裡,論「文之原」的理想典範依據;而「文質並重」之辯證性文學主張,則是劉勰撰寫《文心雕龍》,建構「文體通變觀」之理論架構的論證模式,此即是沈謙所言:「彦和言文質並重,非僅空為理論,其著述實以此為準的也。[40]故從劉勰「文體通變觀」的問題視域看來,其所主張之動態文學歷程的最終目的,除了要從「過去」的文學傳統中,找尋拯救齊梁文學之道,更希望從其《文心雕龍》的理論建構,開創一個「未來」可供後人模習之「文體通變」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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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劉渼:《臺灣近五十年來「《文心雕龍》學」研究》,(台北:萬卷樓圖書,20013月),頁2

[2]顏崑陽、蔡英俊:〈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現代視域與方法〉:所謂「學術視域」乃是「問題視域」與「詮釋視域」結合。《政大中文學報》第九期(20086月),頁5

[3]陳秀美:〈反思《文心雕龍》「文體通變觀」之近現代學者的問題視域〉,《淡江中文學報》第22期(2010.6

[4]「辯證法(Dialectic)的字面意義是交談的藝術。此字已使用於蘇格拉底以前。蘇格拉底時又賦予它一古典意義:蘇氏嘗試用辯論的方式逐步澄清概念,使人見到事物的本質;而柏拉圖的對話錄(Dialogues)更進一步,透過正面的陳述和反面的辯駁,抽絲剝繭一般使事物的本質呈現出來,……辯論對柏拉圖而言,是形上學的一種方法。」簡單說,「辯證」是古希臘辯士派哲學家論辯真理的一種方式,它以正反命題的「辯論」來逼顯真理的模式。後來被運用在黑格爾的「唯心」辯證哲學,以及馬克斯的「唯物」辯證哲學上,這種強調二元對立統一的「辯證」模式,雖然都從「實在界」進入,但隨其「唯心」與「唯物」理論假定的不同,落實到「心理層」的論辯時,黑格爾走向唯心的主觀思維辯證,馬克斯卻走向唯物的客觀事物辯證。參見布魯格編著、項退結編譯:《西洋哲學辭典》,200410月增訂二版三刷,臺北:華香出版社,頁80

[5]德.漢斯格奧爾.加達默爾(HGGadamer)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Wahrheit und Methode),(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上卷,頁411

[6]顏崑陽、蔡英俊:〈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現代視域與方法〉:所謂「學術視域」乃是「問題視域」與「詮釋視域」結合。《政大中文學報》第9期,20086月,頁5

[7]同註5,頁393

[8]同註6,頁5

[9]魏‧曹丕:〈典論論文〉「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參見嚴可均主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台北:世界書局,19822月),冊3,卷8,頁10-11

[10]關於「文體」之理論性義涵,筆者乃依據顏崑陽:〈論「文體」與「文類」的涵義及其關係〉之體製、體貌、體式體要等理論定義。(《清華中文學報》第一期,2007.9),頁22-43

[11]梁‧劉勰:《文心雕龍‧書記》,參見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書局,2001928日初版四刷),頁485

[12]同註11,〈麗辭〉,頁661

[13]同註11,〈章句〉,頁648

[14]同註11,〈附會〉789

[15]同註11,〈定勢〉,頁586

[16]同註9,晉‧陸機〈文賦〉,《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冊5,卷97,頁2

[17]顏崑陽:〈論「文體」與「文類」的涵義及其關係〉,以「文體」為標準所區分的「文類」,古人稱它為「體類」。以特定「文類」所範限及規定的「文體」稱為「類體」。(《清華中文學報》第一期,2007.9),頁57-59

[18]同註11,〈序志〉,頁916

[19]同註11,〈通變〉,頁569-570

[20]同註11,〈宗經〉,頁32

[21]同註11,〈序志〉,916

[22]同註11,〈序志〉,頁915-916

[23]梁‧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參見楊家駱主編《南齊書》,(臺北:鼎文書局,19872年元月),冊2,卷52,頁907-908

[24]同註11,〈明詩〉,頁84

[25]同註11,〈定勢〉,頁587

[26]同註11,〈指瑕〉,頁760

[27]同註11,〈物色〉,頁847

[28]同註11,〈定勢〉,頁587

[29]同註11,〈附會〉,頁789-790

[30]同註11,〈宗經〉,頁32

[31]黃侃:《文心雕龍札記》,(台北:花神出版社,民國918月初版),頁132

[32]顏崑陽:〈論魏晉南北朝文質觀念及其所衍生諸問題〉,《六朝文學觀念叢論》,(台北:正中書局,19932月),頁87-88

[33]同註11,〈風骨〉,頁553-554

[34]同註31,頁121

[35]沈謙:《文心雕龍批評發微》,(台北:聯經出版社,民國七十三年第三次印行),頁40

[36]同註11,〈情采〉,頁599-600

[37]同註11,〈通變〉,頁569-570

[38]同註11,〈時序〉,頁813-817

[39]同註11,〈通變〉,頁570

[40]同註35,頁40

 

陳秀美台灣德霖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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