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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嘉兴藏》刊印流通始末因缘

本文作者: 4年前 (2014-07-28)

明清之际《嘉兴藏》刊印流通始末因缘* 释法幢(谢謦后)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中文提要《嘉兴藏》在佛教刻…

明清之际《嘉兴藏》刊印流通始末因缘*

 

释法幢(谢謦后)

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中文提要

《嘉兴藏》在佛教刻经史上,开创方册装订形式,为学界认为是中国宋清之间收书最多的一部大藏经,因此被誉为佛典史料宝库,于晚明万历年间,由禅僧紫柏真可与弟子们发起刊刻方册藏经,以为法轮再转契机。跨越两个朝代的大藏经刻,是一件不寻常的事,动员无数社会资源,所带来影响也广大、深远。本文将从民间佛教团体刊刻大藏经的事件,以发愿缘起视角,探讨当时佛教徒发起刊刻藏经的内在动力,并从影响层面,发掘大藏经在刊印流通过程中所遭遇的问题,检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拥有经版的权利与知识产权的演变,成为藏经刊刻流通的影响表现。藉由本文探讨,更深入了解明清之际大藏经雕刻印刷流通的始末因缘

关键词:《嘉兴藏》、晚明佛教复兴、刊刻藏经助印流通

一、前言

晚明至清中期之际由民间团体印的《嘉兴藏》,在佛教刻经史上,开创方册装订形式之特色,被认为是中国宋清之间收录典籍最多的一部大藏经,曾喻为中国近世佛教史研究领域的敦煌发现,亦誉为佛典史料宝库[1]这套大藏经于晚明万历年间,由禅僧紫柏真可与弟子们发起方册大藏,为佛教复兴之契机。该藏经有多种名称,因为此套大藏经,改变装订形式,将以往大藏经之梵夹本装祯形式,改为方册本线装书形式,而题名为《方册藏》;因刻藏的地点,从一开始的五台山妙德庵,南迁到浙江余杭径山,雕造藏经的板块,贮藏于径山寂照庵、化城寺,而称为《径山藏》;再者,由于该套藏经是在浙江嘉兴楞严寺印刷流通发行,故名为《嘉兴藏》。[2]

学者椎名宏雄为,大藏经的研究,由于研究内容过于浩繁,归属于特殊领域,这门学问艰深异常,研究耗时长久,过程苦多惠少,研究者不仅不容易掌握全貌,穷究大藏经的奥秘,因此,研究大藏经的学者可谓是凤毛麟角。他也提到有关于《嘉兴藏》的开雕、刻印、演变、构成、影响等项目,尤其是追雕续藏、又续藏的基础问题尚有许多不明处[3]还有待深入研究

学界普遍认为,《嘉兴藏》的学术价值,即在于历代大藏经未见载录的中国著述传世,丰富珍贵的史料,对于明清禅宗史与佛教思想史研究,有重要的价值意义。[4]蓝吉富以为此大藏经为后人保存许多可能明清时期佚失的珍贵历史典籍,但可惜的是少有人深入研究,[5]严格来说,此大部头的实体文献要全面掌握很不容易,主要因素,还是在于《嘉兴藏》内容庞杂,佛典文本尚未普及随着2008年重辑影印《嘉兴藏》的问世,将会扩大明清学者对于这部藏经的研究,开拓明清历史研究成果如果能掌握《嘉兴藏》所承载史料,加以分析使用,将能帮助学界廓清明清佛教的部分史实。[6]

对于佛学界而言,论及晚明佛教的改革或复兴,特别是晚明佛教四大师振兴佛教与改革丛林的有志作为,乃至他们的佛学思想,向来是明代佛学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然而,对于一事件的探究,诸如大藏经的刊刻之内在成因及其影响,还少见有深入剖析之文。[7]笔者以为,横跨两代的大藏经刊刻,是一件不寻常的大事,动员多少社会资源,是我们难以想象,尤其由民间团体发起劝募,是需要社会贤达的赞助支持,因此与士绅文化圈的建构有关,它所承载的内容与流通范围,是与知识产权变化有关,相对它所带来的影响也广大、深远。

所谓一大事因缘,不仅仰赖众多因缘条件促成,也在条件的局限下,后继其事者初衷理想有所改变。在刻藏发愿目标与现实处境之中,怎么样的变化影响?是笔者想要探讨了解的。因此,笔者希望尝试先从《嘉兴藏》刊刻经过,以历史事件的考察方式,究明藏经刊刻的始末因缘,除了回顾近人的研究成果,并透过原典文献的掌握,重辑影印版《嘉兴藏》为原典底本,本文测重在藏经刊刻的内因与外缘,亦即刊刻藏经的发愿缘起的内在理路精神,以及藏经流通过程中所遭遇的外在条件因素。

至于刻藏的主事者他们如何组织这项刻藏工程计划?如何动员人力、物力,乃至筹募资金?他们何以相信此刊刻藏经大业可以振兴佛教?关于刻藏的筹划工作,部分内容已有学者讨论过,就不再赘述。[8]笔者好奇的是,主事者与倡导成员他们坚称的信念是什么?亦即当他们在过程中遭遇困难,可以让他们相继地完成任务的动力为何?在这些信念的背后,有无隐晦的表征意义?希望能理解并揭示这几篇刻藏发愿文所表达的概念与内在想法。

二、方册藏经刊刻的背景

霍姆兹·维兹的一段话,提供我们对于人刊刻藏经的行为意义理解:

对于中国佛教徒来说,印经更是为宗教真理提供化导的媒介,一个佛教徒促使自己重印一部经书时,他也许是要学习永恒的真理,但几乎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正在积德,即通过出资印书而获得善业(因为出钱资助出版也是一种弘法),而通过阅读经书,在儒教社会的人们眼中,他以最令人敬重的方式参与了佛教的实践。[9]

特别是由士绅们发起新刊印大藏经,是一种行善积德的文化表现行为,可藉此获取威望名声,从表面上来说确实显示出佛教徒财富与虔诚的证明。但这也仅仅说明外显行为的表征意义,却无法从宗教实践角度看到的佛教徒内在的终极关怀,此外,刊刻藏经的大环境时节因缘,也需要进一步说明。

明代以来,朝廷对于佛教的压制与支持两种取向,不断的冲击佛教,官方建立一系列佛教管理政策,然而对于佛教的态度始终摇摆于监视与整顿以及崇信与护持之间。[10]明代律法中,明文制定朝廷对佛教僧团的制,不只是寺院扩建、度僧人数、度牒发放、住持任命,也包括宗教书籍的管理制度,如大藏经的入藏书籍的标准。时至嘉靖年间,佛教受到废佛政策与道教势力排挤的影响,面临生存发展危机。到了万历年间,随着慈圣皇太后的崇佛信仰,瓦解了嘉靖以来宫廷佛教禁锢的局面,投入大规模兴建佛寺活动,续刊大藏经,颁赠天下名蓝,带来晚明佛教复兴的契机。[11]

对于晚明佛教的观察,如同陈永革的看法,当时佛教所面对的切身问题,是对佛法本源的传统回归和历史还源问题。然而,佛教的历史还源,并非简单地回归或复归,而是具有某种改革意识,重新审视佛教传统与佛法之本源。[12]强调回归本源,通常是对于现存传统现象或观念的不满,无法认同,排斥于现象,并进而追溯源流。[13]倘若如是,晚明紫柏大师等发起方册藏经的刊刻,是否在回归本源的这一点,开启此项刻藏工程?

晚明,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佛教丛林与绅社群的某些作为,明显表现出对于现实社会的关怀。特别是到明清之鼎革时期,僧俗面对朝代更迭下的动乱不安,社会思潮的变迁,社会风气的转变,普遍感到进入了天崩地解的时代,如廖肇亨分析,丛林中融入了新的特质以忠孝作佛事的特殊社会伦理观。[14]也有人以的责任意识,寄托于著述,表达内心对现实社会的关怀,对于王学末流所产生良知滥用的流弊,造成知识分子与现实严重脱节的现象,进行深刻的批判,如此一来,不仅兴起经世致用思潮,也带动了回归原典的学术思潮。[15]

晚明佛教的复兴,有的是一代中兴祖师发心修复寺院,曾遭兵火灾劫而毁坏的佛教寺院,因为获得士绅的赞助支持,使古剎重现光辉,祖师振兴丛林、改革制度,营造佛教发展的生机,从中体现了佛教的生命力。而由民间团体发起刊刻方册藏经,在晚明佛教复兴改革运动中,让人们重新接触佛教经典的教,回归佛法的根本,正本而清源,是为法轮再转之机,由主事僧人带领佛教徒凝聚共识,结集社会资源力量,并随着印刷技术的改进与发达,以一种纸质形式保存佛陀教法与教文化资产

经刊刻与传承,是佛教影响力的历史见证,也是历来佛教徒们实践愿力的表现。然而,方册藏经刊刻是一项工程繁重浩大的刻经事业,有很多需要考虑的细节,并且在实际作业过程,人事几经更迭,刻藏处所的迁移,包括从五台山开刻,南迁至径山寂照庵与化城寺继续刊刻,并转到嘉兴楞严寺刊印流通,在动荡的局势中,全藏大致完成于康熙末年,甚至到了嘉庆年间,仍有小规模的刻经活动

如此,此大藏经的刊刻长达两百多年,官司各界人士广泛支持遍及大江南北,参与人士之多而不能尽数,目前见存各地的大藏经,经过2008年重辑影印整理出版《嘉兴经》,收录约有2294种佛教典籍,2586册,12600余卷包括正藏、续藏、又续藏三部分,共380函,依千字文编册。正藏211函,1430册、收书1684种;续藏93函,644册、收书288种;又续藏(含补遗)73函,502册、收书322(含拾遗28函,225册、81;另有28种待访书目,加上首函4册、尾函总目录3册、功德函后记3册。[16]要筹办刊刻如此浩瀚庞大的佛典书库,可谓是一项不寻常的刻藏事业,这正肇始于最初的发愿。

三、    藏经的刊刻意义与发愿缘起

刻藏本愿

万历年间,紫柏真可禅师深感法道陵迟惟以弘法利生为家务念大藏卷帙重多,致遐方僻陬,有终不闻法名字者,故与弟子密藏道开并及护法善信等,欲法藏广作流通,将梵筴易为方册,同发愿刊刻大藏,使佛典易于为流通,普使众生见闻佛法,以报佛恩于未来。[17]先有袁了凡居士与幻予本的提议构想未果,后由紫柏大师的号召,如刻藏之旗鼓作为精神导师,任命弟子密藏道开主事,二十多位僧侣、明朝官员、佛教居士创议倡刻方册藏经,于燕京龙华道场盟誓,假民间护法集资之力,共同发愿成就刻藏伟业。经过三年的前期筹备,万历十七年(1589),假五台山妙德庵正式开刻大藏经。

这些最初刻经倡议者所书写的刻藏缘起、募化缘疏、大藏经序,以及刻藏凡例与规则撰述于万历甲申(1584)至万历甲申(1594收录《刻藏缘起》21篇的文献史料。[18]章宏伟曾发表几篇与《嘉兴藏》有关文章,分析早期刻藏地点选择五台山的原因,详细罗列刻工、书写、校对者名称,考察描述早期刻经规模。他认为《嘉兴藏》首函的《刻藏缘起》一册,是刻藏发起缘由的最直接的第一手数据,是当时当事人思想、行动的实录,是研究《嘉兴藏》本身不可或缺的基本文献[19]笔者反复阅读几篇刊刻缘起文,尝试将倡议者所要表达的重点,归纳如下:[20]

1.          刊刻大藏经的意义

倡议者主张佛弟子必切度生,必事弘法,令人以法而解脱,认为弘法是有赖大藏经刊行于世。然而到了晚明时期只存南北二藏,永乐北藏属官刻版,一般寺院请施不易,南藏虽流行于诸郡,问题在于经文多有错谬,而且浩大的梵夹板,印造不易。如陆光祖所云不藉縁因,则不明正因,不明正因,则不得了因,言悟入也刻经,则是縁因之至要、至备印经,除了满足寺院请供的需求外,也希望以宋刻版校对南北二藏,经文的讹谬之处,透过校对旧梓,为了精良密藏道开宋刻校兹二藏,鲁鱼之讹互有,潦鹤之舛递彰……请以三藏并校,参之英贤,正其讹谬。因此刊印新的藏经有其迫切与必要性[21]

2.          刻藏过程可能遭遇的困难点

在诸篇缘起文,看到倡议者提问自答的方式,再三强调的内容,反应出刊印方藏经时,时人普遍的疑问:有禅者以为刻藏这事乃向外驰求事;有人提出交通物资问题,顾虑刀布不易购,舟车不易通。最重要的问题是,当佛教圣典由梵筴装形式改变为方册本,是否会削减圣典的神圣性?有人担心形式改变,影响人们对圣典尊重的心态,而让人造下慢亵渎佛法之罪过。这是当时最为争议的问题,倡议者必以说明并解决教界人事议论梵筴尊重,分册轻亵的问题,才能够顺利刻印经版流通三藏。[22]

3.          经典形式的改革,易梵筴改为方册形式之理由

针对上述反对者的声音,倡议者告知此刻藏大事是福慧两严,事理无碍,并说明刊刻梵筴经版,不仅费力且费时,而且即便经版已经刻好但每在印造时,也是需要大量经费,因此通常名山古剎才有能力请供到三藏。相对来说,方册藏的造价工费,比起梵筴版藏经,简帙十之有七,刻印的工时减短,请印经典容易,经版或经本整体重量轻,容易携带运载,以广化机之被为佛事[23]易造而流行广,这才是契合如来的本愿,让众生尽闻佛法而获得法益。[24]

所以,形式上的改变,乃是藏经流传发展中的必然性,也是时节因縁也。其道理就在其法越简,愈便于流通而广[25]而且,对于佛法的尊重不在于礼拜供养形式,而是追问佛子是否曾经开卷,是否深究经典中的一字一义,因此,若有少人得法义,这便是酬报佛恩。

4.          募化对象募縁功德

有关募化经费之考虑,是刻藏能成功的核心要件之一,卷则数千卷,刻经费则数万金经过倡议者初步评估,刊刻全藏预算计费约需三万缗印经成员担心全经郑重,工费难鸠[26]因此,原本人建议以速成方式完成劝募,诸如接受慈圣皇后的捐资,使刻藏工作可以更快速、更有效的完成,紫柏大师并不同意,他主张广募,认为捐资不在速成,是以力微而满愿为艰,事胜而资檀须普。或十函五函,量缘而襄刻;或一部两部,随意而乐成[27]期使众生都能广结大藏之法缘。

转法轮?在刊刻大藏经的过程中,实际就已经在转动法轮,有多少人参与,就有多少人有机会接触佛典,尽管只是校对中阅读到经典的片语,就能得分法益,故倡议者云:若和,若自施若劝施,若校对若缮写,若锓梓而流通,俱有无量功德,为当来成佛根本期使大众都有机会参与刻藏大业。[28]

5.          敦请官员外护

时人会以为,既然先后已有两位皇帝刊刻印造藏经,颁赐天下名蓝,今佛教徒为何还要刊刻藏经?是否会功高而震主,冒犯或僭越两帝此套藏经流通,必须尊当朝两帝之刻经,远追德意,说明圣人弘法之愿,惟期于普,故大藏行世之刻,不厌于再也。[29]且援以儒书例劝募刻印,并请尚书陆光祖与太史冯梦祯担任主要外护,有助于实际刻藏过程中,减少干扰与阻力

6.          说明刻经地点首选五台山之縁由

如沈自邠云假文殊所临之地,以绍文殊所传之心;延文殊所承之法,以化文殊所愍之众……曩圣护以威灵,则崇朝圆满。刻藏主事者巧妙地将清凉胜境刻藏胜业两个概念联系起来,以胜境来成就胜业[30]仰凭菩萨智慧功德力,以减少反对者的声音所带来的阻力。

上述倡议者于发愿缘起文所宣称的内容,可能是预先设想到刻藏过程将遭遇的问题,也可能是劝化募缘过程实际面对外界种种反对的声浪,这些问题必须处理,才能化解实际执行作业时,所遭遇的阻力与危机,刻藏伟业才可能容易推动成功。透过发愿文的宣称,也是昭告天下人士刻藏的必要性与愿景,以获取广泛社会各界认同与支持。

(二)藉教归宗

佛教大藏经,汇集历代汉译佛典与中土佛教宗派著述,是佛教徒获得佛法学习的根本来源每个时代的汉文大藏经,基本上反映了那个时代汉传佛教的概貌[31]以往,古来大山名剎仰赖朝廷颁赐大藏经,原因是请供藏经费用过于庞大,穷乡僻壤的小寺院是有机会请供藏经。民间百姓如果要布施捐印佛典,多半是集合无数众人力量完成,更何况是重新刊刻大藏经这件大事。

开宝藏》来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官修刻版大藏经,开雕耗时十二年,刊刻经版计有十三万块,如此庞大的藏经修造工程,人力物资耗费可观,倘若不假朝廷能力动员资源,书写刊印藏经大业不易承办完成。因此,以民间力量发起,布施刊印、流通三藏,必有其深刻的背景因缘,凭借重要的精神信念,支持发愿刻藏者,可以不畏艰难地完成使命。

特别是作为禅僧却倾其生命之力,发愿刊刻大藏经,[32]应该还有更深远关怀宗门的传承意义。由于明代中期以来,禅宗呈现萧条景象,紫柏真可以为宋大慧杲禅师,传心如贯珠,灯灯相续,但今日去圣弥远,世与道丧……今不能转俗,竟为俗转法道陵夷,宗门衰败,故感叹五家纲宗不振,他也对当时丛林学人排斥经典文字的现象感到忧心。[33]

明清丛林的诸大宗师,透过经典概念的诠释,重新建构各自的佛教论述与思想体系,藉由经典注释与前代宗匠著述的刊刻,建立自家宗门要旨,并于互动往来的士人群体中推广自身的见解。以紫柏大师来说,他提炼并建构纲宗思想,以作为禅门思想源流之证明。[34]

为了挽救佛教宗门的衰微,廓清宗门法脉之正统传承,以重兴佛法为己任的僧人或居士,时而借助语言文字的传播力量。[35]或者编修传灯录,以正法源,也有编撰寺志,以为传之不朽,乃至集合众人力量来刊刻藏经,期使人人有缘诵读法藏,依佛典所诠之教法,见佛法身,了悟自性,为令藉教归宗[36]亦即提供学人在实修过程中,以经论义理作为禅理修证的判准,而不至于迷失方向。

正如憨山大师于《刻方册藏经序》所述,募刻藏经这一大事,具有重要的时节意义,对于当时佛教的复兴,有迫切需要,也给刻藏参与者揭橥理念价值:

斯刻之举,不啻秦庭之哭,真有敓军拔帜之意,其恢复法界之图,远且大矣……斯刻之功,将浩劫而不穷,直使人人因之而见佛,物物以之而明心,睹法界于毫端,觐毗卢于当下。斯可谓人天共仰,真俗交归,随顺方便之最上第一义谛,广大威德法门也。[37]

憨山大师以为方册藏经刊刻的发起,是面对佛教存亡,内忧外患处境,复兴佛教,力而救拔,以法界为身心而还复法界,刻藏参与者,有着超远宏大的格局气度。继而,说以此刻藏的无尽功德,直使人人见佛、物物明心。如此,从禅出教的角度来说,法本无住,遇缘即宗,佛陀圣人衍教说法,以法界无尽身云,称性而演普门法界修多罗,后来的佛弟子,诸如倡议创刻方册藏经之有志者,是以荷法度生之心,流通法教,譬若分灯,令有幸见闻者,种植般若之缘,以法而成就,以法而解脱。[38]

报恩返本

从诸篇的刻藏愿文,可以看到刻藏主事者为法奉献的发愿决心,从中体现出念恩的用意。笔者以为,佛教僧人们于修学佛法中,获得真实法益受用,多有报恩返本的回馈践行,尤其是处于动乱不安的局势,有其相应时节的作为,随着个人不同的生命境遇,不同的发心愿力,有不同的态度与抉择:有修建寺院,安僧慧命,以中兴祖业;有改革丛林,匡正道风,以中兴祖庭;有编修灯录,建立祖谱,以传正法源;有编修寺志,劝众向善,以古剎重光;有刊刻藏经,流通法教,为续佛慧命。

以憨山大师为例,当我们以佛教改革的角度来看大师的生平,阅读其传记文集,[39]大师的报恩返本的表现,看似有意作为,以强大的意志力,欲兴复大报恩寺,以报西林永宁的提点栽培,欲改革禅宗丛林,纠正弊端,修建禅堂,以中兴祖庭,却因攀缘宫廷而涉入官场是非,遭寺僧诬告陷害,终究改革挫败,抱憾而终。[40]但憨山大师却在有意作为的磨难逆境中,留下丰富的著述而影响后人

反观紫柏大师,他基于对世间现实苦难的关怀,倡导废除矿税,也致力于编修传灯录,提倡宗门之纲宗,作为学人修学的眼目,试图建立不同于当时丛林的法门体系,并与弟子密藏道开等发心募刻方册大藏经,然而他因涉入朝廷是非而圆寂狱中。紫柏大师发起刊刻藏经,也是报恩返本作为,他写于募刻大藏书〉:誓刻经律论之全藏,愿报佛法僧之至恩……重法以轻生,亦知恩而报德。密藏道开于〈刻大藏愿文〉所写:既薙染,即知作佛子,当报佛恩,蚤夜矢心,顾不知报佛恩,事当何出?因此密藏开遂愿毕此生身命,募刻方册板,广作流通[41]他将刊刻藏经视为等同报佛恩德之生命大事。知恩报恩,通常是佛子实践一项大型佛行弘化事业的精神动力来源。

憨山与紫柏两人,都给后代丛林带来重要的影响与贡献。就江灿腾的观点,憨山与紫柏两人的返归禅源,是出于一种根源性的确认。两人对坐畅谈,慨丛林之积弊、禅门之凋零,讨论编修《传灯录》,是希望解决禅宗法脉传承的问题,作为禅法传灯的根源性之确认,他们也都依靠自己苦修而见性开悟,除了以祖师典范作为自身修学的依循,勘验行人的修行成果,亦须仰赖经典圣言作为印心的经证。[42]如此,藏经的刊刻,不管于个人或宗门是有相应的时节机缘,但也受外在环境的政治经济条件因素的影响,而有着原则妥协、变迁适应之过程

四、藏经刊印流通之变迁与影响

这套方册大藏经的刊印流通,对于当时禅宗发展,带来相当的影响,尤其对于晚明禅宗法脉的纷争,传承法统的厘清,刻藏主事者强调以文字禅的作用,以经典作为印心的经证,藉以印证行人的修行成果,解决师资相承的问题,为宗门的自身定位,提供一套禅教一致的法门体系,但构建这样的宗门学修体系很可能与当时禅门主流人士的思想是大相径庭。关于法脉传承之经典印证与禅教一致之宗门定位,这两项之于藏经刊刻的影响关系,限于篇幅因素,未来再另撰文探讨。本文仅助印流通利弊得失知识产权权力位移,以及藏经的文化传播,分析探讨藏经于实际刊刻流通中所遭遇的变迁过程与传播影响

(一)助印流通利弊得失

密藏道开等经过三年多的前期筹备,包括选地作刻藏胜道场,精密规划并制订严谨的刻藏方案,明订赏罚标准,并构思理想捐助办法,从燕京龙华道场盟会中,已组成一刊刻藏经的严密组织,透过密藏道开写给居士们的信函,可以窥此项刻印计划之中,有详尽的捐款财务作业要求,包括资金的募集,以及如何送到计划总部(即刻藏中心),刻经缘首有责任在他所属地区或熟识人群中劝募资金,并详细记录捐助者的姓名、款项,并每年收集公开捐款名册。[43]

原先理想的刻藏蓝图,遵循严谨的刻藏制度规则,希望全藏得以刻印完成,且经书保有一定的质量,但密藏道开总理团队实际执行刻藏工程后,却发现原先规划的捐资收入,不足支付庞大的刊刻成本费,包括由南方而北上的刻工工钱,材料运送费用,有河北购买的梨木费,福建添购的纸张费,山西装订书籍的费用,以及将刻印完成经书转运至嘉兴流通的运载费等,经费的支,是远远超乎计划构想。主事者有感刻经期以北地缘簿,而费倍迁归于南在北方经费募款不易,五台山地寒而峻,冰雪苦冻,人员难以忍受恶劣气候且以物资运输交通极不便,刻藏中心南迁径山。[44]

佛教徒以恢弘法道的心愿,倾身于藏经的刊刻,随着刻经中心南迁径山寂照庵,展开大规模的刻经工程,相对带动径山殿宇的重建,隳頺之殿宇,得以重新,僧人于安住寺院中长养慧命,助弘宣化[45]然而,此向跨经两朝、历时两百多年的刻经大业,其中经历许多复杂的内外在因缘,刻藏主事员的变动,资金的不足,权力关系的交织,严重影响进度完成,如同永觉元贤所云:

刻藏之缘,遂乃中阻,后虽有继之者。率不得其人……又不知完局当在何时也!吾观紫栢之悲心热肠,如惜命根,如捄头然,而后人乃若秦人,视越人之肥瘠,非徒无益,且因以为利焉,人品之相悬,何至此乎。[46]

但时至崇祯初年,禅僧永觉元贤欲请供藏经,却发现经坊流通藏经,流通价明显提高,已经转变带有营利性质,这不仅背离紫柏大师最先的初衷,且早期刻藏倡议者所订立的原则,并没有为后来的经坊团队人员落实遵守。

由于刻藏经费严重不足,全藏尚不知何时完了,亦即原定刊刻的正藏典籍尚未完成雕造,原则必得妥协于现实的情况,因此允许当时代的僧人著作收入藏经刊印流通,由这些著述作者的拥护者的助印经费,来支持原定待刊的典籍,如此,这套藏经的入藏标准变得混乱,藏经也似乎无限的逐年扩增。而且,早期经坊的雕刻与楞严寺般若堂的流通,是独立分开运作,楞严寺住持是不许干涉般若堂经坊的管理,但这时候,楞严寺般若房已兼具雕刻经版、库藏经版与流通藏经三项功能。[47]寺院的营建与藏经的刊刻,看似各自独立运作的两件事,实际上具有相成的影响因缘,但也在社会资源的取得,相互竞争牵制。

根据楞严寺住持灵耀写给径山之寂照庵与化城寺两院常住的修刻大藏书,至少可以得知清康熙年间,大藏经刻印流通的目的,已远超过原来的用意:

古人刻藏,虽为普利簿海内外,而板藏化城、寂照,流通楞严讲寺。坊内羡余,刻藏之外,可以庄严三宝、养育英贤,无事匍匐檀门畔援法事。山上板头,修板之余,可以供顿数口,安心进道,不必一钵千家夤缘世谛。其为三院坚固根本,意甚深也。[48]

此时方册藏的经板版权,还是属于楞严寺与径山两院共有,而由于刻藏流通的营收,可以用来寺院培养僧才、维持道场开销,僧人无需为了求得信众布施低下身段奔波于佛事,僧人可安顿山上两院常住,令其安心办道,无须化縁一钵饭而攀附权贵,印经作为事业的角度,确实为寺院常住带来的经济效益。所以经版的使用权与维护,就显得格外重要。

根据灵耀的描述,经版使用已久,虫蠹朽烂不堪,首面经论,輙多残缺,部份典籍内容查出许多缺字,开卷展阅,则模糊失错,一字之缺,理即难明。更糟的是,甚有以论代经,指鹿为马,惟图满套成帙,便可博换金钱。加上甲寅年间平反藩邦用兵,请藏者少,坊内经本殆空,经济无法支应寺院的开销,而三院却坐看经版的烂坏:

夫住持唯曰火食之多少而已耳。经坊唯曰羡余之有无而已耳。上山唯曰板头之轻重而已耳。殊不知火食、羡余、板头自何来哉。岂非皆出于藏板之根本乎。……然而三院之主人必皆曰:吾唯计今日之利入厚薄耳。藏板之朽蠧于他年。于我何与故,皆坐视不理。[49]

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寺院住持只管每天的三餐,经坊只管收入营余,山上的刻藏两房只顾经版的轻重,经版的共有主人只顾眼前的利益,不去重视寺院生计根本来源,根本来是自于藏经经版。夫有本斯可求利,本之则无顾,安所得利哉,而提出提倡修刻大藏经版之举。吴江众护法附议请修藏板启,也显示后来刻印经书,是以营利为主,因此出现经书质量失控的管理问题:

前人设立良规,随刻随修,以防朽蠧,修补之费,取足板头。不意日久法湮,后人弁髦成宪,竞思染指,任情废坏,经虽装印,损蚀渐多。[50]

以前的经版管理规定,刊刻新经版,也一并修补旧经版,避免刻版朽烂虫蠹,劝募修补费用,务使经板完整齐全。但后人却轻忽既有规定,惟图利益,任意让经版毁坏,以至于刊印的经书多有缺损。而到了嘉庆年间,在度过了朝廷禁书事件后,经坊团队获得朝廷归还的经版重新恢复运作,却由于般若堂执事僧与楞严寺住持相互争夺经版所属权,就在楞严寺住持积极发起重刻这一套大藏经计划,动用军方官员力量,团队间斗争言论散开来,贪污腐败流言四起,楞严寺住持不得不引退,大藏经编辑团队瓦解,刻藏工程大业也就宣告终止。[51]

佛教典籍助印流通,为寺院带来经济营收,稳定寺院发展,但相对也桎梏于经济因素,当大藏经编辑团队着眼于经济利益的追求,造成团队间的营利争斗,而使刻藏计划有条件的终止,这是早期刻藏创议者始料未及之处。此外,大藏经的编纂入藏与刊印流通,随着朝廷图书检查制度的影响,显示知识产权的变化。

(二)知识产权权力位移

佛教大藏经的编撰过程,早期多以官方修造方式来完成藏经的刻印与流通。自唐玄宗以后,经典选编入藏,须要朝廷批准,皇权具有干涉与管控的影响力,可以决定经典的入藏与撤藏,这可能源于汉民族整理典籍的传统、汉文化大一统的深层意识。[52]明王朝宫廷,曾经多次大规模刊刻大藏经,而将藏经颁赐名山大剎,官刻大藏经包括有:《初刻南藏》(又名《建文南藏》、《再刻南藏》(为《永乐南藏》、《永乐北藏》,诸多丛林古剎,保存着朝廷颁赐的大藏经。

万历年间,朝廷奉慈圣皇太后的懿旨,续刊《北藏》的续入藏经,分送各名山古剎。[53]对于朝廷来说,透过刊刻、颁赐、传播大藏经,表面宣扬佛教,实际上是以儒学为主,释、道为辅的治国策略手段。提倡佛教的教化功能,在于其阴翊王度的作用,使得百姓从重视佛教的善恶果报中,敬奉天地祖宗,尊敬三宝神明,进而遵守伦理纲常与封建法度,正如紫柏大师认为,佛法会典具有导化世俗之用,即在化凶顽而益王纲,利良善而资帝道[54]

洪武帝与永乐帝曾经先后主持大藏经的刊行,将刊印的经典颁赐皇家重点寺院。当皇帝以为征服统治天下的关键是知识的控制与传播,这时他必须建立一套经典知识系统,设定不可逾越的标准,经典由官方统一刊刻,可减少模糊文本带来不确定性,而将刊行的书籍发放到预定的读者对象,也就表示朝廷拥有统治掌握天下知识的控制权与传播能力。对于受敕赐藏经的寺院而言,当朝廷认可哪些寺院可以拥有官赐藏经,受到朝廷的赏赐,也就间接彰显该寺院的重要与合法地位。相对地,经过朝廷允许入藏的典籍,也象征文本知识的权威性。[55]

当大藏经的刊印与流通,由朝廷移转到民间佛教团体来进行,《嘉兴藏》的形成与存在,某种程度意义上,除了显示佛教经典知识的普及化,似乎象征知识产权的拥有与行使的权力官方下放民间。我们可以从藏经楼的纷纷兴起,看到了明代社会中知识获取的开放性。随着宗教图书审查制度的解严,并在技术的改进下,加速了印刷与流通,印经就从涓涓细成了滚滚洪流。而且由于文化性生产大量佛教书籍,伴随着意识形态的特定传递(尤其朝廷官赐藏经),敬畏朝廷的恩宠,也为了表示容纳这令人尊敬古老智慧的载体,而带动藏书楼的建设,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文化性生产对于物质性建设影响。[56]

明清两代,朝廷皆有设置图书检察制度,避免异端邪说之书惑乱人心,而危及国家文化的发展,因此有禁书与毁书之政令。[57]随着朝代更迭下政令的改变,对于书籍流通管理时松时紧,在《嘉兴藏》刊刻史,曾经发生过朝廷下令禁书与毁书事件。

在雍正登基大典(1723)前后,经坊被禁止刊刻印行藏经,经版全数被没收到衙门检察,不论是单一刻本或整套典籍都列为管制对象,某部分书籍与经版被销毁。发生这起危机事件,似乎源自汉月法藏与密云圆悟的激烈禅门论争,加上浙江官员希望借着庆祝帝王的登基,劝募资金修复经版,却引来皇帝的目光。[58]雍正帝大力摈斥汉月法藏一脉并及三峰派,并下令禁止著作流行并销毁书籍,为此他本人还自撰写了《御制拣魔辨异录》。[59]

实际上,汉月一脉禅人,在明清朝代更替之际,形成并提供明末逃禅遗民聚会的场域,这些晚明官员士绅,强调忠孝节气,宁可出家成为比丘身分,也不愿归顺新的朝廷,他们的著作纷纷收录于《嘉兴藏》的续藏中。[60]因此,清代朝廷要销毁的是这些书籍可能涉入反清复明的思想,以及这股可能危及新朝安定发展的动乱势力。但事与愿违的是,这类著作还是见存《嘉兴藏》续藏、又续藏,让我们得以窥见明清之际的佛教历史。[61]

在皇权的干涉下,直到嘉庆二至三年1797-1798),朝廷才将经板归还给楞严寺,经坊开始重新运作,北京大学图书馆现有收藏的清刻本经值画一,其中有一则顿会所撰的募刻书本藏版缺页缘例,显示直至嘉庆七年仍有补刊藏版的作业。根据石韫玉所写〈嘉兴楞严寺经坊记〉[62]的记载,刻藏工程已进入尾声,嘉兴楞严寺经坊的刊刻作业大约止于嘉庆十二年(1807)。

(三)藏经流通的传播影响

不同于官刻版大藏经具有效率与一致性,《嘉兴藏》的刊刻与助印流通,跨越明清两代,受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因素影响,版本所收录的典籍以及刊行版本的情况非常复杂,突显适应变化下的弹性章法,这套饶富变化意义的大藏经,刊印过程所收录经典始终在变化,版式也多样性,随刊刻、随而印行,分析这种随处随刊随印的方式下,产生多种的经值画一》(请经价目表,简称画一》)因此,学者也就很难为《嘉兴藏》全藏的定义,给予明确的界说。韩锡铎认为从来没有印行过一部完整的大藏,至今也没有完整的全藏目录……《嘉兴藏》从始刻至嘉庆时止刻,总共刻了多少种佛教典籍,至今仍是一个未知数。[63]

对举今日现存藏经的形式样貌与文本内容,过去刻经的历史,并非我们今人对于一整部实体藏经的臆想,也许过去并不存在完整的实体藏经,只是以虚拟化而不固定的经目表,将逐渐雕刻好的经版存放在库房,再由经坊提供藏经价目表以供应请印者的需求,大藏经的形成,随着民间乃至寺院有限的捐资与请供,就从一卷卷的助印、一本本的单刻本,逐渐收纳到藏经百宝箱,甚至有弟子为先师刊印的著作,将经板送入楞严寺经坊而就得以入藏流通。藏经视为某一时期所有刻印经典合集的成果,存在的只是一种集成的概念,如同蓝吉富所称百衲本大藏经

就中外佛教文化交流意义,黄檗山宝藏院现存的铁眼版一切经版木,是嗣法于径山的隐元隆琦禅师1592-1673)于明末之际东渡日本传法,弘扬临济禅并创立黄檗宗,将一部方册《嘉兴藏》赠给日僧铁眼道光以鼓励刻藏事业,铁眼禅师遂于全国募缘刻藏经费,建立宝藏院、开设印经房,依此套藏经覆刻为《黄檗藏》(又称《铁眼藏》),开版印造历经十二年。现存全藏经版有六万块,保存于黄檗宗万福寺宝藏院这套经板被指定为日本国宝,今日于宝藏院,还仍维持着传统印经的专业工艺,不断接受外来单位的请印经书。藏经的东传,乃至回流,以书为载体,有着一代人的文化保存意识,蕴含着思想的流传、容受、抉择、继承乃至再创造,呈现出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力。

就文化传播与容受观点,不同地方的思想分流与合流,有时是藉由书籍的传播与环流,得以跨越时间与空间,进而流传、汇聚、承载下来。日本学者在整理《大般若经》过程中,运用《嘉兴藏》校对石山寺所藏的写本,发现《嘉兴藏》错字,竟然有数行乃至半页之脱漏?这促成高楠顺次郎等日本学者下定决心编纂新的校书质量精严的《大正藏》。[64]

但如果回顾《径山藏》早期刻藏作业,依主事僧密藏等统筹的刻藏工程,有严密的组织,确定各项作业分工,有经费筹募办法,以确保可靠的经济来源,有严谨《检校会约》规定经本的校对原则,以及藏经编排结构体例,于校勘抽对,有一定质量要求,并有《刻藏规则》制定刻工的作业标准,以确定大藏经的校刻质量,而且《大般若经》是早期刊印的大乘经典,依常理推测是不可能发生上述错谬的状况。究竟在藏经的流传过程,发生什么问题?或保存继承中出了什么差错?以致早期刻印的作业标准逐渐失效,印经质量管控在何时产生了变化?有待抽丝剥茧的考察中揭开实际面貌。

此方册藏经的刊刻流通,影响不只当时,两百多年后,感召后来的发心者,继起刻经大业。民国时期,杨文会组织金陵刻经处,刻印了上百万卷的佛学书籍。他以为末法之世,全赖流通佛典以普济……双径书本又毁于兵燹。因发心重刻方册藏经,手写章程,得同志十余人,分任劝募。他之所以重印佛教书籍,是为了想补齐那些毁坏于太平天国战乱的书籍。这动力,是来自于一种传统的愿望,及补齐短缺的佛教经籍以获得功德。发愿印刷佛经,使之广为流传[65]

五、结语

在晚明佛教的改革复兴运动中,由民间佛教僧人发起刊刻大藏经,此一不寻常事件,本文藉由探讨时代背景与形成因缘,乃基于发起者对现实社会的关怀,面对回归原典的学术思潮,重新审视佛教传统,藉由刊刻大藏经的作为,让人们有机会接触佛教经典的教诲,回归佛法的根本,法轮再转之机。由主事僧人带领佛教徒凝聚共识,结集社会资源力量,保存佛法、流通大藏。这最初的发愿与信念,是一种知恩报恩的实践与返归禅源确认过程,透过文字传播力量,令学人可依佛典所诠教法,见佛法身,了悟自性,藉教归宗,进而廓清宗门的法脉之正统传承。这样从内而外的理路实践,展现佛教丰富的生命力。

以民间佛教团体从事大藏经的编造目的,根植于佛教徒心中对于圣典的价值与地位,涉及到布施与供养的行为意义,而赋予法宝助印的概念,而有原先编藏者与后来的请供者两者交互的供需影响对于《嘉兴藏》刊刻过程的检视,藏经的刊印流通,附带经济营收的条件因素,可以促进寺院的发展,稳定僧人安心办道,但在谋求营利中,反却失去原本刻藏的理想初衷,有种种利弊得失。僧人意外的发现经版重要性,拥有完好的经版,也就表示流通经书的许可能力,这其实也反应佛经的出版流通存在版权的问题。

此外,大藏经的编纂入藏与刊印流通,也在朝廷图书检查制度的影响下,显示知识产权的变化,图书毁禁可以管理于一时,但人心思想却无法禁锢于永久。因此,一项大型佛行事业是否可以成功完成,不仅待内因也赖外缘,主事者个人的发心愿力,社会贤达的赞助支持,福德条件的配合,有时,需要的是大环境的时节缘起。

历代刊刻大藏者,普遍共同的心愿,即是:佛法流传于未来,如来慧命相续于有情,令见闻者,悟佛知见。然而,作为佛法根源的重要地标,竖之高阁的藏经阁、高耸的经架,以及长年供奉在架上的大藏经,或许是激励信徒,令生起敬畏的宗教信心。但逐渐发黄的大藏经,可能只在晒经节的仪式中,终于重见天日。通常是经书刊印单行本,才是实际走进佛教徒的生命世界,天天翻阅甚至是读破书皮。佛教徒每日发愿称念三皈之自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是否只是理想的愿景?正如永觉元贤禅师后之观斯藏者,倘能由诵读而精义,由精义而入神,由入神而致用,庶几不负刻者、请者之勤劳,而诸佛慧命,且藉是而辉映于不穷耳。[66]如何让藏经真实地进入自己的生命世界,还端赖佛教徒自身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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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惠承法鼓佛教学院杜正民师给予指导,投稿发表于《中国佛34《明清之际嘉兴藏雕印始末因缘,后斟酌修改内文、更名为:《明清之际嘉兴藏刊印流通》。

[1]引自蓝吉富:《嘉兴藏研究》,《中国佛教泛论》,新文丰出版社,2004,第163~174页。

[2]还有《万历藏》、《楞严藏本》、《支那藏》、《明藏》等名称,可参考章宏伟《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的价值从《嘉兴藏》学术研究史角度来探讨》,《故宫学刊》创刊号,故宫博物院,2004,第541页。

[3]引自椎名宏雄《大藏经开版》,《中国佛教研究入门》,法鼓文化出版社,2013,第92~93111~112119页。

[4]同上,页465-页508

[5]蓝吉富还认为该藏的价值是独家所收史料最为繁富,为其他任何大藏所不及……一部以五台(妙德庵)、径山(寂照庵、古梅庵)所刻佛典为主体,而参杂各种外版佛书的百衲本大藏经」。引自蓝吉富:〈《嘉兴藏》研究〉,《中国佛教泛论》,页163

[6]有关《嘉兴藏》的史料价值与特色,可见蓝吉富两篇文章,论述《嘉兴藏》的特色、史料价值、编修倡议、刊刻经程、校勘版式:《略论嘉兴大藏经的特色与史料价值》,载于《佛教的思想与文化印顺导师八秩晋六寿庆论文集》,2004,第255~266页;《嘉兴藏研究》,载于《中国佛教泛论》,新文丰出版社,2004,第115~179页。

[7]章宏伟《方册藏的刊刻与明代官版大藏经》,介绍明代佛教政策刊刻三次官版藏经以及五台山方册藏早期刊刻情形载于《明清论丛》第五辑,紫禁城出版社2004,第145~207页。

[8]同上,第158~165页。

[9]引自霍姆斯.维慈[美]中国的复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81

[10]明代佛教政策,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背景,可参考曹刚华《明代佛教方志研究》的第一章《明代佛教方志兴盛的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第1~14页;以及卜正民[美]《明代的社会与国家》第五章至第八章,黄山书社,2009,第101~269页。

[11] 详细可参考陈玉女《明代的佛教与社会》一书中,《明嘉靖初期议论派政权与佛教肃清》、《明万历时期慈圣太后的崇佛》、《明华严宗遍融和尚入狱考》三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2]引自陈永革《晚明佛教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第457页。

[13]引自江灿腾《晚明佛教改革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130~131页。

[14]廖肇亨:《明末清初佛教文化论述的呈现与开展》,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第51~52

[15]见范佳玲:《紫柏大师的生平及其思想研究》,法鼓文化出版社,2001,第31~33页。

[16]参考嘉兴藏(径山藏)整理出版委员会编的《嘉兴藏(径山藏)重辑简介》一册与《嘉兴藏(径山藏)总目录》两册,民族出版社,2008

[17]见《紫柏尊者全集》卷1CBETA, X73, no. 1452, p. 140, a3-5 。刊刻方册大藏最早的首倡者是袁了凡居士,于万历癸酉年他向幻余法本提出构想欲将梵典翻为方册,俾家传人诵,但未能毕是愿,待此事呈报紫柏获得认可、重视,由密藏道开总持是愿,于是刻藏之事得具体落实。(明)释幻余《幻余大师发愿文》,《密藏开禅师遗稿》,CBETA, J23, no. B118, p. 5

[18]陆光祖等撰《刻藏缘起》,收于《嘉兴藏》第378函(首函)第4册,民族出版社,2008

[19]章宏伟《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的价值从《嘉兴藏》学术研究史角度来探讨》,《故宫学刊》创刊号,故宫博物院,2004,第540~585页;章宏伟《方册藏的刊刻与明代官版大藏经》,载于《明清论丛》第五辑,紫禁城出版社,2004,第145~207页。

[20]以下引述内容取自《刻藏缘起》,由于重辑版本的页码无法识别,笔者只能笼统地标示作者篇章名称,无法标注页码。

[21](明)陆光祖《募刻大藏经序》、释道开《募刻大藏文》,重辑《嘉兴藏》首函第4册,民族出版社,2008

[22](明)陆光祖《募刻大藏经序》、管志道《刻大藏植因疏》、汪道昆《刻大藏经序》、冯梦祯《刻大藏经缘起》,重辑《嘉兴藏》首函第4册,民族出版社,2008

[23](明)徐琰《赠幻余宻藏二上人唱缘刻大藏叙》,重辑《嘉兴藏》首函第4册,民族出版社,2008

[24](明)冯梦祯《刻大藏经缘起》、(明)于玉立《赠幻余、宻藏二师唱缘刻大藏叙》,重辑《嘉兴藏》首函第4册,民族出版社,2008

[25](明)冯梦祯《刻大藏经缘起》,重辑《嘉兴藏》首函第4册,民族出版社,2008

[26](明)管志道《刻大藏植因疏》,重辑《嘉兴藏》首函第4册,民族出版社,2008

[27](明)真可募刻大藏》,重辑《嘉兴藏》首函第4册,民族出版社,2008

[28](明)管志道《刻大藏植因疏》,重辑《嘉兴藏》首函第4册,民族出版社,2008

[29](明)释道开募刻大藏文》,重辑《嘉兴藏》首函第4册,民族出版社,2008

[30](明)沈自《赠密藏道开之五台刻大藏序》,重辑《嘉兴藏》首函第4册,民族出版社,2008

[31]引自方广锠《略谈汉文大藏经的编藏理路及其演变》,《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1期,第32页。

[32]刻藏主事者密藏道开禅师,曾经于万历十五年1587)写下刻大藏愿文,又于万历十七年1589)书写建立楞严寺禅堂规约,可见密藏道开禅师统筹寺院禅堂兴建与刊刻大藏经是先后交叉进行。见(明)释开《密藏开禅师遗稿》,CBETA, J23, no. B118, p. 3 & p. 37。此外,紫柏大师冤死牢狱,除了涉入政党之争,也与劝请赐藏刻经之事有关,详细内容可参考陈玉女《明代的佛教与社会》,于《明万历时期慈圣皇太后的崇佛》一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36~143以及《紫柏尊者别集》,CBETA, X73, no. 1453, p. 431

[33](明)释真可《径山佛殿缘起》,《径山志》,《中国佛教史寺汇刊》第1辑,第31册,台北:宗青图书出版公司印行,1994年,第405页。

[34]引自廖肇亨明末清初佛教文化论述的呈现与开展,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第22页。

[35]详细内容可见廖肇亨《惠洪觉范在明代:宋代禅学在晚明的书写、衍异与反响》,《明末清初佛教文化论述的呈现与开展》第二章,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第106~149页。

[36]引自拙作《径山刻藏考述》,《中华佛学研究》第13期,新北市:中华佛学研究所,2012,第58页。

[37](明)憨山德清所撰述的这一篇《刻方册藏经序》,是在紫柏与密藏开为刻藏事情拜访憨山后,憨山为解决教界众多分歧疑义,将刊刻方册藏的究竟意义,详细地分析论述,而撰写此篇经序,见于重辑《嘉兴藏》首函,也收于《憨山老人梦游集》,CBETA, X73, no. 1456, p. 596

[38](明)德清刻方册藏经序》,重辑《嘉兴藏》首函第4册,民族出版社,2008

[39](明)释德清《憨山老人梦游集》,CBETA, X73, no. 1456

[40]有关憨山大师的中兴祖庭与丛林改革之悲愿与历程,可详见江灿腾《晚明佛教改革史》第二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69~190页。

[41](明)释开《密藏开禅师遗稿》卷1CBETA, J23, no. B118, p. 3, a22-27

[42]引自江灿腾,《晚明佛教改革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130~131页。

[43]刻藏的筹备与执行作业可参考章宏伟,《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的价值从《嘉兴藏》学术研究史角度来探讨》,《故宫学刊》创刊号,故宫博物院,2004,第555~557页。以及《刻藏缘起》中的《检经会约》、《刻藏凡例》、《刻藏规则》《嘉兴藏》第378函(首函)第4册,民族出版社,2008

[44](明)释开《密藏开禅师遗稿》,CBETA, J23, no. B118, p. 29

[45]有关晚明径山寺的重建,可参见拙作《径山刻藏考述》,《中华佛学研究》第13期,新北市:中华佛学研究所,2012,第77~81页。

[46](明)释元贤《永觉元贤禅师广录》,CBETA, X72, no. 1437, p. 467

[47] Dai, Lianbin.2008, “The Economics of the Jiaxing Edition of the Buddhist Tripitaka.”Brill, pp. 320-322.

[48])灵耀《随缘集》卷2CBETA, X57, no. 975, p. 519

[49]同上。

[50])灵耀复吴江众护法请修藏板启,《随缘集》卷2CBETA, X57, no. 975, p. 520

[51] Dai, Lianbin.2008, “The Economics of the Jiaxing Edition of the Buddhist Tripitaka.”Brill, pp. 323-324.

[52]参见方广锠《略谈汉文大藏经的编藏理路及其演变》,《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1期,第33~36页。

[53]章宏伟《方册藏的刊刻与明代官版大藏经》,载于《明清论丛》第五辑,紫禁城出版社,2004,第146~151页。李富华《汉文大藏经研究》,2003,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375~444页。

[54]引自曹刚华《明代佛教方志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45~46页。

[55]卜正民[加],《明代的国家与社会》,黄山书社,2009,第154~157页。

[56]卜正民[加],明代的国家与社会,黄山书社,2009,第154~155页。随着大藏经请供而带动藏经阁建设,凡迎请《北藏》的寺院,必建立藏经阁安奉,同时立碑将《藏经护敕》垂世永久,参见章宏伟,《方册藏的刊刻与明代官版大藏经》,载于《明清论丛》第五辑,紫禁城出版社,2004150页。有一例,万历二十八年神宗皇帝御赐大藏经给双径寺,寺院为供奉此套藏经,将宋代所建的观音殿改建为大藏阁,并于阁后辟阅藏堂,作为阅读藏经之处所。

[57]有关明清两代的图书检察制度,可详见卜正民[加],《明代的国家与社会》,第六章《国家检察与书籍贸易》,黄山书社,2009,第177~203页。

[58] Dai, Lianbin. 2008. “The Economics of the Jiaxing Edition of the Buddhist Tripitaka.” T’oungPao, Vol. 94. Brill, p. 323.

[59](清)雍正,《御制拣魔辨异录》,CBETA, X65, no. 1281

[60]参考廖肇亨《明末清初佛教文化论述的呈现与开展》,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第142~143页。

[61]陈垣大量使用《嘉兴藏》续藏、又续藏资料,撰述《明季滇黔佛教考》和《清初僧诤记》两部大作。李学勤在阅读陈垣的著述获得启发:明朝覆亡抗清遗迫于形势多遁入空门其记述论说逃过清朝严禁竟以佛书的形式得以保存为研究遗民的活动与思想不可或缺的珍贵材料……而这些著作大多集中《嘉兴藏》续藏与又续藏。引自李学勤:《《嘉兴藏》与明清之际历史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 1期,总第105期,第5页。

[62]石韫玉《嘉兴楞严寺经坊记》,收录于续修四库全书1467《独学卢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657页。关于《嘉兴经》刊刻年代,也可参考章宏伟《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的价值从《嘉兴藏》学术研究角度来探讨》,《故宫学刊》创刊号,故宫博物院,2004,第541页。

[63]韩锡铎:《嘉兴藏》各本异同略述,页181-页183

[64]《大正藏》编修原因参考方广锠《随缘作去直道行之—方广锠序跋杂文集》,页68

[65]霍姆斯.维慈[美]:《中国的复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3 19页。

[66](明)释元贤,《请方册藏经记》,《永觉元贤禅师广录》,CBETA, X72, no. 1437, p.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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