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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卡:明代景教的道教化——新发现一篇道教碑文的解读

本文作者: 4年前 (2014-11-05)

[内容提要]:明代中国内地景教衰亡,逐渐融入民间佛教、道教信仰。本文通过对发现于山西平遥县的碑刻《重…

[内容提要]明代中国内地景教衰亡,逐渐融入民间佛教、道教信仰。本文通过对发现于山西平遥县的碑刻《重修耶输神祠钟楼碑记》的考释,认为这一碑文对研究明代中期景教衰亡后的去向,将提供一件新的物证。特别是对碑文所记载“耶输神祠”和住持该祠道士来历的考证,说明此景教祠庙是过度佛化、道化的一个典型例证。从历史背景上看,立碑时间嘉靖四十一年(1562),这也正处于16世纪中叶景教在中国内地彻底中国化之际,即景教与中国内地传统文化主体儒、释、道三教及民间信仰融合为一体。

 

[关键词]景教;明代;耶输神祠;道教;中国化

 

笔者近日审阅学生张方的博士学位论文《明代全真道的衰而复兴》,在该书稿附录的资料中,见有一篇《重修耶输神祠钟楼碑记》,是去年张方在山西平遥县调研时采集到的。仔细校读之,感觉此篇碑文内容可能与明代中国内地景教衰亡,逐渐融入民间佛教、道教信仰的史实相关。故撰此文略做考释。先迻录碑文如下:

 

重修耶输神祠钟楼碑记[1]

 

东水沙门万寿山书撰/

详夫耶输神祠者,其来远矣。始自周而至今,经厉而有余。留墓冢以/显于遗炭之景,建宝塔而存于千年之名。是于前代之间,始立/正殿一所,内塑妆耶输圣像容仪,两壁彩绘十地修行故事。次/建两庑,东则三大士菩萨、二八罗汉;西则子孙圣母,侍列诸神。概本/县凡有官员士夫及富民人等,有缺子嗣者,敬来求之,必获应验/,叙得子孙,满愿随心者矣。此庙起盖年深,摧残颓毁,屡代重修,不/计其数也。近于嘉靖三十二年,发心众纠首人熔造钟一颗,敬/发晨昏。又于三十三年仍发诚心,续盖钟楼一所,不日而完成也/。更有座庙地基,南北五十步,东西四十步。器用之物,俱不具此/。恐后无凭,欲刻祯铭,垂为不朽云/

本县知县张稽古、县丞马惟化、主簿栾深/

西汾州平遥干坑里造钟盖楼纠首并众信人:白侃、白纪、董良佑、白世廒、邢庆、邢子金、白尧顺/

时嘉靖四十一年岁次壬戌孟冬吉旦立/

起意人:道会司道会武真义、师祖郭教碧、门徒郭演秀;化缘人:秦演玄;门徒吕全清、门徒刘真□、陈真□/

罗庄里石匠李进、男李仁库;陶同村观音堂真月;干坑里木匠李友、邢子清、邢子名、邢子秀;达蒲里丹青孔大用、孔见;王家庄观侯。全真门徒谨志/

图1  平遥南神庙(源相寺)

图2  重修耶输神祠钟楼碑(局部)


 

按此碑刻立于明代嘉靖四十一年(1562),碑文内容并不复杂,主要记述嘉靖三十二年(1553)及次年间,平遥县干坑里乡民集资为当地耶输神祠造钟盖楼之事。其中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有两点:一为“耶输神祠”的来历,一为当时住持该祠道士的来历。首先我们看,碑文称该神祠“始自周而至今(明代)”,历史久远。明代管辖的中国境内,有如此久远神祠的大宗教,不外乎儒、道、佛三教而已。查《明会典》列入的儒教官方神祠中,没有“耶输神祠”。又考佛教、道教寺观奉祀的神灵及祖师虽甚庞杂,亦未见名为耶输神者。据上揭碑文称:平遥耶输神祠“是于前代(元代)之间始立”。其两庑所奉神像,虽有三大士菩萨、二八罗汉、子孙圣母等佛教、道教诸神,但其正殿所奉主神“耶输圣像容仪”不属于佛道二教,应另有来历。或许它是元代从西域传来诸宗教的神祠,例如也里可温教(基督教聂斯脱里支派)所奉的耶稣圣像。此圣像容貌可能已经佛化,因为它似乎没有耶稣基督最易被识别的标志,圣子在十字架上蒙难的形象。

 

明代是景教在中国传播的最后时段,曾经兴旺的景教在改朝换代后逐渐走向衰亡,其过程及原因都需更多研究。但迄今出土这一时期的碑刻墓志等文献文物较少。如果本篇前揭《耶输神祠碑记》可以被认定与景教相关,那么对研究明代中期景教衰亡后的去向,将提供一件新的物证。首先从碑文来看,其立碑时间为嘉靖四十一年(1562),正处于16世纪中叶景教在中国内地彻底衰亡之际。其衰亡后的去向,是与中国内地传统文化主体,即儒释道三教及民间信仰融合为一体,被完全彻底的中国化了。

 

按外来景教与中国儒释道三教的融合,早在唐代其初传中国时已见端倪。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及敦煌景教文书等数据来看,唐代中国景教经书的教义思想、名词术语及书写格式等,都参照了儒释道三教经书。尤其儒教尊君孝亲的政治伦理观念,祭祀祖先的礼仪行事,被来华景教吸收。这与西方基督教主张宗教威权高于世俗威权,反对祭拜上帝之外一切被造物及其偶像的传统教义,是直接冲突的。来华景教的宣教经书,所用名词术语及行文风格,还附会佛、道二教。例如《景教碑》解释其名义:“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障,强称景教”云云,模仿道教《清静经》。又如景教所奉天主称作“天尊”,耶稣称“夷数佛”,景教士称“僧”、景教庙称“寺”等等。佛道二教主张清静内修,济度众生等教义,也多见于景教经书。有学者认为,景教在中国最终走向衰亡,其原因之一是模仿中国佛教的传教策略,但未能把握本色化与在地化的平衡,教义及礼仪过度中国化,失去原来的宗教文化特色,对中国内地民众缺乏吸引力。

 

明代山西平遥耶输神祠,或许提供了一个景教祠庙过度佛化、道化的例证。这篇神祠碑记题为“东水沙门万寿山书撰”,据称其于前代(元代)始立的正殿两壁“彩绘十地修行故事”,东庑供奉三大士菩萨、二八罗汉神像。可证该祠庙有明显的佛教化特征。又该祠西庑供奉“子孙圣母”,据说全县官员士夫及富民人等,“有缺子嗣者敬来求之,必获应验”云云。那么这位送子圣母,很可能原是景教的圣母玛利亚,后来角色演变,被当地民众视同道观中供奉的送子娘娘。在中国,普通官员及民众对寺庙供奉的神像原属哪个教派,既分不清也不在意。他们最关心的是烧香供神是否有灵验。这是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普遍状态。不过这座平遥的耶输神祠,无论其在元代是否也里可温祠庙,或佛教化的景教祠寺,但在明代中期住持该祠的却是一个道教支派的道士。具体来说,他们属于全真道华山派的道士。

 

全真道创立于金代,是金元时期华北新兴道派之一。元代全真道与太一教、真大道、正一道同为道教的四大合法派别,且因统治者扶植而颇为兴盛。明初收紧宗教管理政策,只承认正一、全真两派为合法道派。明太祖朱元璋推崇有助于王化的正一道,而对只顾独自清修的全真道不予重视。全真道士不能在官方管理道教的道录司,及各府州县的道纪、道会司任职,因此一度衰落沉寂。但全真道并未消亡,而是回归民间。或隐修于山野,或云游于江湖,或托庇于正一门下,继续修持传承。及至明代中期,尤其正德、嘉靖以降,朝廷管制佛道教及民间信仰的政策松懈废弛,全真道开始在民间复苏。诸多新兴的全真道支派,进入各府州县的官祠及民祀观庙,递相传承。新兴全真支派中,以托奉金元全真道宗师丘处机的龙门派最盛,其次则以托奉郝大通为祖师的华山派居多。到嘉靖、万历以后,全真道的社会影响力大增,各地皆有其住持的祠观,上至王公重臣,下至士绅百姓,多有信其教义及法术者,教门复兴呈遍地开花之势。

 

明代自朱元璋采用宗族谱字为皇族宗亲子嗣排定辈分,此后谱字诗在民间大兴。道教各派亦相继采用派字谱诗,以排定师徒传承关系,强化派内同门意识。龙门派、华山派等新兴全真支派皆不例外。据张方博士论文的最新研究,目前已知最早采用华山派字谱的时间,大约始于明弘治五年(1492),见于河南许昌天宝宫的一件碑刻[许昌天宝宫始建于蒙古太宗十二年(1240),是元代真大道派重要宫观。明初真大道因失去合法地位而衰落,天宝宫一度荒废。明中叶逐渐恢复,弘治年间成为全真道华山派道场。详见张方论文第二章。该文尚未正式发表,故不赘述。]。又据北京白云观藏《诸真宗派源流》记载,郝大通所传华山派的派字谱诗如下:

至一无上道,崇教演全真。冲和德正本,仁义礼智信。(下略)

 

现在我们再看山西平遥《耶输神祠碑记》末尾的署名,有一行住持该祠的道士署名如下:

起意人:道会司道会武真义、师祖郭教碧、门徒郭演秀;化缘人:秦演玄;门徒吕全清、门徒刘真□、陈真□/

 

显而易见,这是以郭教碧为师祖,共传承了四代的一个道教支派。使用的派字谱属于华山派,辈分始自第七代郭教碧,其后依次为第八代郭演秀、秦演玄,第九代吕全清,第十代武真义、刘真□、陈真□。其中第十代的武真义,是当时平遥县道会司的道会。他应是嗣传郭教碧这一支的掌门弟子,他住持的耶输神祠应为当时平遥道会司驻地。因为他有道会的官方身份,所以能请动时任知县张稽古等地方官员为其所立碑记署名。还有那些集资为该祠造钟盖楼的“纠首并众信人”,应是信奉全真道的地方士绅。他们之所以具名出资造钟盖楼,或许与明清全真道观普遍实行的丛林制有关。全真丛林皆须悬挂钟板,是一个定规。此外,从被奉为“师祖”的郭教碧,在1562年立碑时仍在世的事实来看,这个华山派分支进驻耶输神祠,估计约有50-60年,最多不过70-80年。也就是说,该祠变成道观大约始于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即15世纪末16世纪初发生的事情。这正是明朝中期景教在中国趋于绝迹,而全真道则从衰寂走向复兴的年代。此时一座疑似始建于元代的也里可温神祠,被衰而复兴的全真道华山派接管,应该是在必然性时势变化中发生的一个偶然事例吧。

 

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在中国两起两衰,最终被佛化、道化而湮灭。其原因复杂,未能把握好本色化与在地化平衡的尺度,或许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在本色化与在地化的张力中寻求平衡,的确是一个难题。是否成功取决于一些非宗教的不确定因素。如宗教传出地能否持续提供保持本色化的动力和压力,传入地统治阶级对外来宗教可能造成的安全问题考虑,文化精英及普通民众对外来宗教的心理容受和认同度等等。这些都不是纯粹的宗教性因素,但确实影响着外来宗教传播的功效。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佛教成功解决了保持本色化与中国化的平衡。景教则是一个失败的案例。

 

注释:

 

[1]此碑现存山西平遥干坑村南神庙(又名源相寺),见图1、图2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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