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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天人之辨浅说

本文作者: 4年前 (2014-11-14)

王夫之天人之辨浅说郑万耕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思想史上长期讨论的一个重…

王夫之天人之辨浅说

郑万耕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思想史上长期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自从《易传》提出“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与天地合其德”的天人谐调论之后,此种学说一直受到易学家们的重视和推崇,并不断加以阐扬和完善。作为宋明易学哲学殿军的著名经学大师王夫之,对宋明以来的易学及其哲学作了一次全面的总结,完成了建立气本论的哲学体系的任务。在王夫之看来,易学集中到一点,就是讲天人性命之学。从而在总结宋明以来天人之辨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天人合用”的命题,主张“延天以祐人”。

王夫之继承了张载的天人观,认为天地人三才都是一阴一阳之道即阴阳变易法则的一个方面,共同形成宇宙的整体。天地万物和人类皆由阴阳二气构成,皆依一阴一阳之道而存在和发展,具有共同性,可以相通;但人类得到的阴阳二气之分剂均匀,阳气成为精神,阴气成为形体,阴阳谐调而不分离,故人为万物之灵者。因此,又特别强调天道与人道的差异。他说:

 

道在未继以前,浑沦而无得失,雨任其所施,禾莠不妨并茂,善之名未立,而不善之迹亦忘。既以善继乎人而成乎人之性矣,一于善而少差焉,则不善矣。圣人求至于纯粹以精,而望道未见,则有忧,性尽而尽人物之性。……同一道也,在未继之前为天道,既成而后为人道。天道无择,而人道有辨。圣人尽人道,而不如异端之欲妄同于天。(《周易内传·系辟上》五章)

 

这是说,道或天道化育万物,一视同仁,无所选择,无所去留,无所谓善与不善的问题。而人类依阴阳合一之气为人的本性,则有善与不善的问题,稍有不善,则恶随之而起。所以圣人总是以不能尽性为忧,主张尽人道,而不像佛道两家那样,弃人事而妄求于天。这是以自然界本来具有的为天,而以心灵和道德观念为人,以发挥人的道德本性和心灵作用为人道的特征。其以“无择”和“有辨”区别天道和人道,是认为阴阳二气形成人物的本性,出于无心而为,无所选择,如其所说:“天地无心而成化,故期于阴阳也,泰然尽用之而无所择”(《周易外传·系辞上》七章);可是,人基于阴阳二气而成性之后,人有心灵,能辨别是非善恶,必须从天地阴阳那里有所选择,此即“人道有辨”,亦即其所说:“圣人裁成天地而相其化,则必有所择矣”(同上)。这是以“有心”和“无心”区别“人道”和“天道”,也是以有思维和道德意识为人道的特征。因此,王夫之特别反对将人的意识尤其是人的道德观念强加于“天道”,认为“人道”可以合于天,而“天道”不可以合于人,此即“君子以人合天,而不强天以从人”(《周易外传·系辞下》九章)。“以人合天”,谓人道本于天道。这是对张载“天人合一”说的发挥,进一步修正了心学派天人一本说的理论偏差。

在此基础上,王夫之又提出了“天人合用”的命题。他认为,天地人各有其体制,不能互相代替,但所以成为天地人,又在于不相分离,此即“天之所以为天,地之所以为地,人之所以为人,不相离也”(《周易外传·系辞上》一章)。因为不相分离,相互资助,各自的功能方发挥出来,此即“用此以为体,体此以为用”,这就是“天人之合用”(同上),圣人依赖天地阴阳成就自己的大业,天地又依赖圣人成就自己的功能。这又叫做“人可相道”(《外传·乾》),人道可以辅佐天道。

依据此种天人观,王夫之进一步探讨了人在天地即宇宙中的地位问题。其释复卦《彖》文“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说:

 

天地之生,以人为始。故其吊灵而聚美,首物以克家,聪明睿哲,流动以入物之藏,而显天地之妙用,人实任之。人者,天地之心也。故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圣人者,亦人矣;反本自立而体天地之生,则全乎人矣。(《外传·复》)

 

“吊灵”,即至灵。“首物”,语本乾卦《彖》文“首出庶物”。“克家”来于蒙卦九二爻辞“子克家”,谓能胜任家业。这是说,人类乃天地所生之物的开端,聚众美而心最灵,居万物之首,能继承天地生化万物的事业。其聪明智慧,深入到万物的内部;天地化育万物的神妙功用,通过人类显示出来,所以说“人者天地之心”。圣人乃人类的代表,最能体会天地生化万物的德性,从而使人类的本性得到完善,真正成其为人。因此,他又说:“自然者,天地,主持者,人。人者,天地之心。”(同上)人类是天地万物亦即自然界的主人。这就突出了人类在天地即宇宙中的主导地位,是对张载“圣人主天地”和方氏易学“圣人宰天”说的发挥。

王夫之依其易学中的人谋说,总结前人的天人观,还提出了“人道治万物”和“延天以祐人”说。他认为,天地以生化万物为其德性,但只有人类珍惜天地生物的德性。因为人为万物之灵,动植物之生皆为人类之生所统率。所以人类能代表天地治理万物和使用万物,此即“人者,天地之所以治万物也”,“人者,天地之所以用万物也”(《外传·系辞下》一章)。如果动物不得治理,则离散而希少,生气不和顺;植物不得治理,则萎谢而腐朽,生道不丰盛,这都是违背天地生物德性的。所以人类的使命就是,推举有智慧有体魄的人居于统治地位,管理天下之人,从而使天下之人发挥其治万物和用万物的才能,增加天下的财富,以满足人类生活的需要。这就是说,天地能生万物,但不能治万物,治万物用万物要靠人类,天地依靠人的辅助,才能成就其化育万物的功能。所以说:“天地之德,亦待圣人而终显其功”(同上)。据此,王夫之明确指出:

 

圣人与人为徒,与天通理。与人为徒,仁不遗遐。与天通理,知不昧初。将延天以人于既生之余,而《易》由此其兴焉。(《外传·系辞上》二章)

 

这是说,圣人有见于天道不能代人以治,成天下之务的道理,便行仁德,通天理,延长自然的功能,使其为人类生活服务。这就是《周易》的任务。王夫之认为,要做到“延天”,必须依靠人的智慧和仁德,观察事物的象和数,深入研究器时相应之理,把握阴阳变易之道,调治器时不相当、象数不相合的矛盾,只有这样方能使天地万物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延天”,王夫之又称为“相天”,即《周易》所说的“辅相天地之宜”。他认为,人道的特点是“相天”,而不是“任天”。

 

语相天之大业,则必举而归之于圣人。乃其弗能相天与,则任天而已矣。鱼之泳游,鸟之翔集,皆其任天者也。人弗敢以圣自居,抑岂同禽鱼之化哉!(《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卷下)

 

这是说,圣人可以“相天”,禽鱼则“任天”,即因袭自然所给予的生活条件。一般人虽非圣人,但与禽鱼不同,也能对天有所改变。也就是说,动物的生活为“任天”,人与动物不同,其特点在于“相天”,即调整自然,治理万物。如何“延天”或“相天”?王夫之认为,关键在于“竭天”。即通过人的主观努力,改变自然所给予的东西。“夫天与之目力,必竭而后明焉。天与之耳力,必竭而后聪焉”。心思必竭力运用方能智慧,气力必竭力发挥方能强健。此即“可竭者天也,竭之者人也”。如果将人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不仅可以起死回生,化愚为智,而且可以化无为有,拨乱反治。此即“人有可竭之成能,故天之所死,犹将生之;天之所愚,犹将哲之;天之所无,犹将有之;无之所乱,犹将治之”(同上)。所以,王夫之特别强调:“圣人之志在胜天”(《张子正蒙注·太和》)

王夫之的“延天”、“相天”或“胜天”说,对于天人关系的处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他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不能违背自然法则,此即其所说“以人合天”;但人类又不同于一切自然物,具有高度的智慧,能自觉地为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而斗争,所以,人类不屈服于自然,此即“与天争权”,“天之将死,犹将生之”。也就是说,人类应该而且能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即主观能动性,改变自然的现状,使其更加适合于人类的需要。然而,改变自然,不是破坏自然物和自然界的秩序,而是按照自然的基本法则,即阴阳变易之理,调整人与自然不谐调的关系。所以称其说为“延天”或“相天”。“延”或“相”,都表示不破坏自然。此种学说,主张人与自然并存,而且相资相济,共同发展,所谓“天人之合用”,辩证地处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王夫之天人之辨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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