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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象系辞”与古籍成书──谈《周易》的形成及“数字卦”问题

本文作者: 4年前 (2014-11-20)

“观象系辞”与古籍成书──谈《周易》的形成及“数字卦”问题 周锡韦复香港大学 [摘要]本…

“观象系辞”与古籍成书──谈《周易》的形成及“数字卦”问题

 

周锡韦复

香港大学

 

 

 

    [摘要]

本文主要通过对“观象系辞”的考察研究,探索中国上古典籍的生成方式,并进而推断《周易》的实际形成过程。

 

一、引言

从译、注、分析《周易》全经的过程中,本人体会到“辞”与“象”之间确实存在相当密切的关系,不过,由于古本《周易》曾在西周后期经过重大改写,[1]故在今传本中,“辞”、“象”的关系并非全都清晰可辨,但这种“不太咬弦”的情况毕竟只属少数。循此以进,我更认为:“观象系辞”乃是上古典籍其中一种重要的生成方式,因此对《易》是否果由“观象系辞”而成实在不必抱怀疑态度。

二、“观象辞”是上古典籍一种重要的生成方式

本人研究证实,上古典籍的生成大致依循下列几个“进阶”:(1)纯图象的阶段;(2)以文配图,或称“观象系辞”的阶段;(3)以文字为主或纯文字的阶段。这三者,也就是中国上古典籍的生成模式和主要形态。若扩大范围,从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角度考察,这些模式与形态并非中国所特有,而应是具有普世性的人类文化现象。而《周易》作为图文(象、辞)相配的典籍,还另有独特之处,就是:生成时,由() 衍变为(符号),并按一定的规则次序排列,显示严密的系统性、逻辑性与丰富的哲理性;应用时,则紧密依存于“数”,由“数”定,“数”变亦变,因此象数密不可分,而呈现“生生不息”、变动不居的特点,与大千世界的存现、发展方式息息相通

根据人类文明发展的通则,图画先于文字,文字是由图画演化而成的,所以人类曾经历过图画时代,凭画像去叙事、表情、达意,因此最古的“典籍”大概只是图画。世界各古文明地区都有不少类似遗存。在中国,其遗制尚可见于从石器时代至春秋战国、汉魏六朝的不少岩画、帛画、漆画、壁画与砖石刻中。

进一步,则有图、文的结合,但起初也是以图像为主,另加文字说明,是以文配图的方式;人们所谓“观象系辞”,实际上指的便是这种依据图像蕴涵的内容再用文字解说、阐释的“图说”形式。《易系辞》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也是先图而后书;而《洛书》可能就是《河图》的“图说”,《河图洛书》产生于黄河洛水一带的中原地区,估计属《归藏》一类经典,圣人”正是仿此模式写成《周易》的。[2]

我们从传世古书与出土文物中都可以找到不少由“观象系辞”方式生成相关典籍的例证。

古代十分流行的画、图、像,顾名思义,已清楚表明它们之由“观象()”而成的性质。《晋书.束皙传》载:“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可见这种体式其来有自,且源远流长。至今汉魏六朝名家的文集中,尚保留不少、图一类作品,只可惜相关图像却大多湮灭了。后世的题画文字即沿此脉络继续发展,性质都同样是由“观象”而成。

汉代王逸《楚辞章句》云:

 

“《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

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

 

那是对“观象系辞”其中一种方式的具体描述。朱熹认为《山海经》不少内容也是“观象系辞”之作。后来晋代郭璞的《山海经图赞相信也是仿此模式,而以文配图,另赋新篇。晋末陶渊明又有《读山海经诗十三首》,第一首云:“……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可见他所读的《山海经》也是有图有文,而以图为主;这十三首陶诗在性质上亦等同于为《山海图》新添了“系辞”。

宋代学者王应麟云:“朱子曰:《山海经》记诸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南’,或云‘东首’,皆为一定不易之形,疑本依图画而为之。古人有图画之学,如《九歌》、《天问》,皆其类也。愚谓此篇(按,指《逸周书.王会》篇)亦然。……[3]王氏认为《逸周书》之《王会》篇和《山海经》以及楚辞《九歌》、《天问》等一样,都是古人“图画之学”,即“观象系辞”、以文配图之作。

以上是传世典籍“观象系辞”成书或成篇的例证。下面再看一些考古实物資料。

例如1942年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是现存可见唯一的战国古帛书,呈长方形,四围绘图,中间是两段墨书文字,全体是一篇图文相配的完整著作。又如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书《天文气象杂占》,是又一种图文并茂的古书(敦煌卷子有《占云气书》,亦与之相类)。其实,类似性质的图绘、壁画、刻石在古代曾十分盛行。唐代的〝变文〞也是类似的制作,敦煌卷子P.4524《降魔变文》今犹图文并存,可谓典型尚在。

 

三、初阶、进阶、高阶──《周易》形成的三个阶段

当然,“象()”有多种:有天然之象() (例如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种种景观和现象),艺术之象() (由天然之象经人工概括、提炼、“再创造”而成),符号之象(是艺术之象的凝缩、简化、抽象,包蕴特定的含义,也可叫“文化符码”)。我们现在所见的一般观象系辞、图文相配之作,如上述《山海经》等等,其图像都是具体的,属于“艺术之象”范畴;而《易经》六十四卦的图形则是抽象的,属于符号之象。可以肯定,后者必然经历过从具体到抽象,由简单到复杂然后再以简驭繁的“否定之否定”式演变过程,所以其中蕴蓄了宇宙自然、人类社会(包括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大量信息,具有丰富的象喻性;而正由于此,才有可能“弥纶天地之道”、檃括宇宙人生变化的奥秘,为不同需要的各界人士释疑解惑,指点迷津这是《周易》与众不同之处。

因此,作为“观象系辞”的产物,在形成的机制上,《易》与上述多种古文献的生成模式并无二致,但是,由于性质、功能的特异性,所以《周易》其他同属观象而成、图文相配的作品自然也有显著的差别。其一是生成过程,其二是应用方式。

《系辞下》云: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这番话为我们提示了《周易》是如何成书的清晰的线索,那就是:由“像”到“象”,再成《易》。具体过程是:

1, 通过对自然、社会人生各种事物的“仰观俯察”而绘成图像。占筮时,用一定的方式择“像”(或随机,如西方之“塔罗牌”,但最可能是凭“”,约如今人之掷骰子;实际方法待考),然后再凭“像”去求意。那是《易》之初阶──图画化的原始《易》阶段。

2, 由“像”而“象”,即,选取一些核心图像加以精约、规范化,进而符号化,再按特定的变化观念与逻辑序列而编排成“象”(逐步接近八卦、六十四卦的卦形卦象)。占筮时,以一定的“(揲蓍演卦时所得有关蓍草的数目)对应于一定的“象”(爻象、卦象),凭“”定“象”,再循“象”而求意(类似龟卜据卜兆求意的方式[4])。那是《易》之进阶──符号化的早期《易》阶段。

无论是图画化的原始《易》或符号化的早期《易》,都属有“像() ”无“辞”之《易》(至少,也是尚未形成固定的、统一通用的卦爻辞),那是《周易》在西周后期正式写定前之《易》。近年考古发现的那些殷商、西周“数字卦”,应当就是当时揲蓍求卦所得之部分“(筮数)的记录,其“像”或“象”则另有图本,但已失传(就如《山海图》已佚而《山海经》尚存一样) ,希望可赖将来的考古新发现得见真容。

3,“观象系辞”,即据八卦相重构成的六十四卦卦形,配上相应的卦爻辞,令图文相配,辞象结合,构成完整之《易》占筮时,一定的“”对应于一定的“象”(爻象、卦象),由“”定“象”,再综合“辞、象”的分析以求意。那是《易》之高阶──“辞、象”结合的成熟《易》之阶段,今传本《周易》即为代表。

 

总之,《周易》形成的过程是:首先观物成图(艺术图画,具象的) ;再由精选之图像凝缩、演变为卦象 (文化符码,抽象的) ;最后“观象系辞”,撰成《易经》(六十四卦卦形与卦爻辞)。而占筮之法也由早期较随意、粗疏的方式逐步细致、精密化,最后才大概定型于类似《系辞》所言的揲蓍演卦之法。因此,不同时期所见的“数字卦”,其“筮数”之构成或有不同特点。那些情况的产生,当与《周易》正式写定前,不同时期、地区或不同筮人所采用的并未完全一致的占筮方法有关。

 



[1]详周锡韦复《〈易经〉的语言形式与著作年代――兼论西周礼乐文化对中国文艺术发展的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四期。近经研究,我确认《周易》定本实成于西周〝共和〞时期,著者為最高执政官之一的召穆公虎。

[2]“河出图洛出书”句法为互文关系,应读成“河洛出图书”。所谓《河图洛书》,其实是产自中原河洛流域图文相配的典籍(也许图、文各为一本)。历来的理解似皆有误。

[3].孔晁注、清.陈逢衡补注《逸周书》卷十七《王会解》引王应麟补注,标点为笔者所加。

[4]《周禮春官》: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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