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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与存在:中西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的内在差异

本文作者: 4年前 (2014-11-23)

易与存在:中西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的内在差异杨中启集美大学 摘要:易与存在是中西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

易与存在:中西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的内在差异

杨中启

集美大学

 

 

 

摘要:易与存在是中西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由于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等原因的影响,中西方产生了不同的哲学和文化。一般而言,中国民族崇安尚静,主张“天人合一”、“物我一体”,而西方民族生性喜“动”,主张天人对立、主客二分,征服自然。但生性好动的西方民族却对“静”具有深沉的信念与强烈的渴求,而尚静的中国民族也有一颗“躁动不安”的心。

关键词:易;存在;动;静

 

中西方由于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心理素质、价值取向,产生了不同的哲学和文化。作为两种文化形态,中西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就是“易”与“存在”,它们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中西方两种不同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

 

 

“易”的思想最早出现在中国文化的源头《易经》中,后来孔子作《易传》,进一步阐发了“易”的思想,“易”有三意:“不易,变易,简易”。《周易》的作者认识到“动”对事物的重要性,生命的存在就在于由静而动。西方的“变易”思想在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那里表达为“人不能二次踏进同一条河里”,即“万物皆流,无物常住”。可以说,认识到“变易”对人生和生命的意义是东西方所共有的。

同时,赫拉克利特还要求流动的“感性世界服从逻各斯所带来的那种强有力的秩序”,[1]其后,巴门尼德发现“世界的一切都在变,不变的只有Being本身”,于是希腊人惊诧于“一切存在者在存在中”,“存在(Being)”成了西方哲学的研究对象,这种专门研究“存在”的学说被称为“存在论”或“本体论”(ontologia)。希腊人通过研究发现,纷繁的现象界是不真的,只有“存在”的本体才是唯一的真实,于是“易”与“存在”的矛盾成为西方哲学的研究重点之一,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以及中世纪时期殊相与共相,个性与共性的争论都是这一对矛盾的具体展开。

作为最高本体的“Being”译成汉语是“有”或“是”、“存在”。在“是”论中,最普遍的“是”因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规定性而被等同于“无”。从哲学上说,中国哲学史上所讲的“有”往往是指个别的、变化的感性世界中的万事万物,它同巴门尼德所说的“存在”或“是”“有”正好相反。中国哲学认为“万物生于有,而有生于无”,“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德经·第一章》)“无”才是中国哲学中的最高本体,“无”是无生无灭的、真实存在的,要靠理性才能把握的东西。这样的“无”恰恰相当于巴门尼德的“存在(Being)”。[2]事实上,“有”与“无”的矛盾就是“易”与“存在”的矛盾,在中国哲学看来,作为最高本体的“存在”即是“无”,它是万物之始,是主“静”的;“易”即是“有”,它是万物之母,是主“动”的,世界的存在与发展就是一个由静而动,由无而有的过程。

可见,“易”与“存在”,“有”与“无”作为哲学的基本范畴,是中西哲学都要研究的对象,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使它们在中西哲学中的进路和重心是不同的,从而导致了中西方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的差异。

 

 

古代中国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农业社会、自然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使中国人形成了安土重迁、崇安尚静的心理,“静”成为中国传统哲学所向往和追求的终极境界,追求静谧的情调和详和的生活成为人们的生存常态。西方民族相对开放的地理环境、商品经济的发达、对外贸易的盛行使他们形成了积极开拓、冒险精神、个人主义的心理素质,从某种意义上说,“动”成为西方人的生存常态。

“静”作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其实就是“无”。最早以静来规定天地之心的性质的是王弼,他认为天地以“本”为心,这个本就是“无”,就是“静”。其实,“静”的思想在《易经》中就已经得到很好的阐释。“静“在中国哲学中与阴是分不开的,纯阴就是坤卦,坤卦按其季节已在十月深秋,此时已属秋收冬藏、动物蛰伏之际,静是这一时期不同生物共性的写照。

道家把“静(无)”作为万物之本,认为是万物得以产生的最终本体。老子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道德经·第十六章》)老子用大量篇幅来宣传他的“静”的思想,认为有总是产生于无,人生在世,无动为特征。如何守静?老子提出“不欲以静”。人如果祛除了欲望,完全顺从自然,便会回归到本始之静的状态。

孔子对“静”有自己的理解:“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孔子是主张仁智统一的,但二者相较孔子似乎侧重于仁。孔子认为山能使仁者乐,当然与山的高大有关,但这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美感,而是化育万物的宽广无私的胸怀。山育万物却不据为已有,而是无私地赠与天地间的一切人与物,如此品格正是仁人们德行普施的真实写照,故何乐而不为呢?论其本体,山无疑是静的。正因为本体是静,凭其安重稳固之性,才可能为万物之要,故仁者乐山是由现象到本质,体验到静之本根的价值。

荀子把“守静”作为致知和修身的重要方法,提出“虚壹而静”的主张。他认为人只有排除一切杂念,使内心空虚才能达到“物我一体”的理想境界。董仲舒把“静”的思想引到“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上,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思想尽管是以人道比附天道,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但它却反映了中国人崇安尚静的心理状态。周敦颐在老子“无欲以静”的思想影响下,提出了“主静立人极”学说,其中融合了佛教思想,把“静”与“净”又联系起来。

与中国人尚“静”不同,西方人生性喜“动”,这种“动”不仅体现在西方人的个人主义和外向型性格上,也体现在西方哲学中。自巴门尼德以后,希腊人认识到现象界的一切都是不真的、虚幻的,唯一真实的只是世界的“本体”(Being),西方人开始了对形而上的本体的思索,但他们从来也没有放弃对现象界的探索。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论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其实都是一场“拯救现象运动”。3柏拉图在《巴门尼德斯篇》中通过“相”与“相”、“相”与具体事物的五种关系的探讨开始“拯救现象”,而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中尽管形式因和目的因是更重要的,但他并没有否认质料因和动力因。通过拯救,现象复活了,现实世界的存在有了合法的依据。但现象界是一个与本体界相对立而存在的世界,对人而言,应努力通过现象认识本质,达到对真理的认识。因此与中国人的崇安尚静不同,西方人生性喜动,努力征服自然。

与中国人尚“静”思想相联系的是内向型性格,它以人为本位,向内用力,尽心知性知命,以实现个人的人性或仁性,构造个人的心理原则与意识体系,从而在精神上“与天地同流”。中国人注重个人的修养,忽视对自然的改造,在中国人看来,人没有改造自然的必要,只要顺应自然,忘掉自我,保存本心,便可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国人不以自然为异己的力量,对自然也无异在感,相反,人对自然有一种内在的道德责任感,从中国的态度出发,可以达到一种天人感应,物我交融和万象森然的气象或意境”。4

与“动”的品格相联系,西方人是外向型性格,它以人为本位,向外开拓,他们认为自然不仅不与人和谐,反而是外在的异己力量,只有在掌握自然的必然规律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支配自然的权利,从而达到自由的王国。从西方人的态度出发,就是要每天都要去开拓生活与自由,然后才能作生活和自由的享受者。

总而言之,中国的文化是静的文化,西洋的文化是动的文化;中国主阴,外国主阳;中国主静,西洋主动。[5]

 

 

中国的精神在于创设天地人合一的独特心灵境界,人生天地间,万物齐一,生命的充实和扩展须要尽心知性知天,实现人与天地精神的合一,而天地精神则有待于尽心知性之人去揭示和充盈,这种哲学立足“静”的生活模式却对“动”有着极为深刻的领悟。而“起源于古希腊的西方哲学却与中国哲学大异其趣,生性喜‘动’的西方民族却对‘静’具有深沉的信念和强烈的渴求,它视宇宙为一个永恒和谐和形式完善的统一整体,面对生灭流变杂乱残缺的直观现象,产生了一种超越经验现象,趋向理性本质的无限的理想”。6

中西方由静而动和由动而静的两种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的内在差异其实在中西的神话故事中就已露端倪。西方的上帝是超自然的存在,人都是带着“原罪”来到世上的。人生的最高目的就是在精神上皈依上帝。上帝既是有又是无,因而世界是一个“有-无-有-无”的发展过程。

中国的盘古开天地中,盘古似乎是一个人格化的自然神,他从混沌中把天地分开,死后躯体化为万物。盘古开天的过程就是一个“有-有-无-有”的展开过程。从无到有的展开过程暗示着主“静”的中国人在潜意识中存在着“动”的因素。

“中国的哲学是一种动性的哲学,因为所研究的对象为生生之理,生生是动的……西方的哲学是静性的哲学”。[7 ]91《易经》虽是由乾卦开始,但乾卦却是由坤卦各阴爻渐行消去发展而来,坤卦是纯阴纯静之卦,也是生长与活动的逻辑起点。坤卦是阴,是主静的,但坤卦必须“动”才能进到乾卦。“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易传·系辞》)作为万物本质的道本来是“无”,是丳静的,但它只有“变动不居”才可“化育万物而不遗”。《彖传》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复卦”披露给我们的是天地之心的范畴,心好似一团跳动的火焰,“动”是它的基本存在特色。

“归根曰静,静曰复命”(《道德经·第十六章》)虚静中重新孕育着新的生命,宇宙的存在是一个“生”的过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四十二章》)王弼说:“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复归于虚静。”(《老子注》)“本”虽说自身是静,却可以通过“动息地中”的卦象显现出来,超越变化万千的现象界,寻找深藏其后的不动的本体——“无”。

孔子说:“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动中得乐,是智者的最大快乐,因而虽然中国思想本身是主静的,但最终是要在动中求乐的。智者之乐水,并不是不讲静之本,而是重在了悟、分析水之理上,其处事如同万变之水,无所不适,无不贯通周遍。而在仁者一方,与智者“周流无滞”之外达事理相照应的是仁者之心内安之理“厚重不迁有似于山”,山静而不动预示着仁者德性的深厚与坚实,而这正是道德生命绵绵不绝的本根。不过,如此作为仁者德行的外化和彰显的山所表现出来似乎都是动的品格。由此,仁乐与智乐又是一种内外相互促发和合的关系,动静所以能够和合,在于山水本来就是一体。“仁德包含智慧,山水以其浑然一体的形质之美,使作为其共性的内在美德――‘道’变得更加多彩”。[8]

朱熹认为,仁者静而乐山,是因为他是以德行为基,仁德在儒家的价值系统中是与生俱来的,仁者浑然天理,天理本静,静为山之德,所以静而乐山。智者所以动而乐,是因为他以求知明理为本,求知明理就不得不周流于事物之间,而与变化的世界同在。

宋明时期,新儒家融合儒、释、道建立了新儒学,使中国哲学具有了某种超越性,但“中国儒释道的哲学都在人生的变动里追求人生之道”,[7]92在具体人生上表现为“静”的保守性传统,而在中国哲学思想却是动性哲学。对于儒释道的超越性信仰由于中国的多神崇拜和实用目的而大大降低,中国人在道德上只能把目光投向现实,以半人半神的“圣人”作为自己的目标。

“西洋哲学所研究的对象为事物之理,事物之理为静性之理,常存不变”。[7]92在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熏陶下的西方人生性好动,但他们追求的并不是变动、虚幻的现象界,而是理性本质和超自然的本体——上帝,正是通过对上帝的皈依,才使西方人那颗跳动不安的心找到了依托和人生的终极依靠。人生的最终意义就在于获得心灵和肉体的双重救赎,只有如此,才能达到灵与肉的宁静与详和。

“西洋的发展次序是‘知、行、信,’与中国的发展次序‘行、知、信’有相当的差异,这差异也就是中西文化起源问题的不同”。[9]就其中的“信”而言,中西差别甚大,西方的“信”是超越的,而中国的“信”是非超越的,他仍停留在人间。“知”主静,“行”主动,西方是“静――动――静”,中国是“动――静――动。”

中国人重视此岸、今生和整体,西方人重视彼岸、来世和个人。对此岸、现实和整体的过分关注容易引发人的过分紧张,对个体的过分压抑必然带来个性的过分扩张,因而尚静的中国人潜藏着动的因素。对彼岸、来世和个人的关注使尚动的西方人看到个性过分扩张带来的消极后果,必然要对个体进行限制,从而提倡整体,注重灵魂的归属。中国人的一生都在画“圆”,西方人则在划“十”字。“圆”和“十”字是中西方文化的两种象征性符号,无论是太极中的阴阳鱼还是阿Q临死前所画的“圆”都给人以动感,因而“圆”是主“动”的。十字架象征着耶稣的蒙难,象征着耶稣在为人替上帝承担“宗教罪”,人只有皈依上帝才能达到心灵的宁静,因而“十”字是主静的。

儒家的最高追求是理想人格和理想人生的结合,即“内圣外王”,实现“内圣外王”的途径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处于关键地位。通过“修身”排除外物的干扰,达到物我一体的境界而至“圣人”,通过教化万民致大同世界而实现“外王”。中国人在追求心灵超越的“内圣”过程中总涌动着一种“王”的情结,内圣外王是一个由“静――动”的过程。

西方人的最高理想是通过“生”而达到救赎,人的灵魂最终要皈依上帝,在他们看来,现实的一切都是虚幻的,与灵魂的救赎相比,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因而西方人的精神历程是由“动――静”的过程。

西方自文艺复兴之后,掀起了一场空前规模的“逐神”运动,康德、黑格尔等人虽努力为“信仰留下地盘”,但现代西方工具理性的过分扩张给人带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由于上帝、形而上学的本体、逻辑理性的抽身离出,人失却了终极实体的依赖和稳固基础,置身于“无家可归”的被抛弃的状态。逻辑理性使感性生命的自然灵性减退,形而上的本体无法慰藉个人孤独的灵魂,上帝的抽身隐没使人最终失去了超越和拯救的希望,诸神的逃离意味着黑夜降落,人生在世失去了根基。为了寻找失去的根基,当代西方人主张“重回教堂”。

重整体意识、家庭观念的中国人总害怕孤独而喜欢聚群而居,在以“静”为本的中国哲学主导下的国人似乎永远也无法适应“静”的生活,总是要“静”中取闹。重个人意识、轻血缘观念的西方人总喜欢独居,喜欢有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生性好动的西方人对“静”具有强烈的渴求,总是要“闹中取静”。

其实,生命不仅在于运动,也在于静止。生命二字,在字义上似乎提醒着我们,命是由生的跳动而来,自生以后,“动”就伴随着我们走完一生。既然我们的一生都是在“生”,不生则死,故动与人的生命不可分,但“当我们审视整个人生时,却发现它与静有密切关系”。[10]       

“易”与“存在”,“有”与“无”的矛盾不仅是中西哲学的矛盾,也是人生矛盾的写照。现代生活是忙碌的,物质生活是丰富的,但我们的精神呢?“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11]正为生活而忙碌的中国人怎样让自己的精神“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呢?这是个叩击我们心灵的严肃而急迫的论题。

 

 

 

参考文献: 

[1]李朝东.西方哲学思想[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34.

[2]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09.

[3]柏拉图.巴门尼德斯[M]. 陈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46.

[4]岳庆平.中国的家与国[M]. 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240.

[5]万平近.林语堂论中西文化[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43.

[6]李朝东.哲学理念的探究与批判精神的张扬[M]//张和平.一代哲学巨人的足迹.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7]罗光.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M]//郁龙余.中西文化异同论.上海:三联书店,198991.

[8]向世陵.智慧的故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28.

[9]邬昆如.中外政治哲学“史的发展”比较[M]//郁龙余.中西文化异同论.上海:三联书店,198984.

[10]向世陵.智慧的故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125.

[11]黑格尔.小逻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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