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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中国古代建筑的环境观

本文作者: 4年前 (2014-12-02)

风水:中国古代建筑的环境观王其亨天津大学 中国传统建筑历经数千年独立未辍的发展,形成了内涵丰富、…

风水:中国古代建筑的环境观

王其亨

天津大学

 

 

 

中国传统建筑历经数千年独立未辍的发展,形成了内涵丰富、风格独具、成就辉煌的体系;它不仅对朝鲜、越南、日本等国的传统建筑形成了深刻的影响,1718世纪以来,还促成了欧美园林艺术趋向注重自然美的自由式布局的转折,以及生态景观建筑学的萌生和发展。

从世界建筑文化背景比较,中国传统建筑最显著、也一度被认为是最诡异的特点之一,就是各种建筑,包括都邑、村落、宫宅、园囿、寺观、陵墓、道路、桥梁,以至矿山和水利工程等等,从选址、规划、设计到营造,几乎无不受到所谓风水的深刻影响。

通过近代以来、尤其是当代众多学者的研究,已经清楚的是,对待这一环境观,其实也正像观照一只中国古代罗盘那样,如果仅仅看到其外周以河图、洛书、九宫、八卦、十二辰、二十四向、二十八宿等古代宇宙图式的“编码”,组成了令人眩迷的复杂圈层,由于时代隔阂难于为今人理解,甚至直斥为迷信,而看不到其核心即所谓“天池”中那枚小小的磁针,无视它就是一个曾变革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实实在在的科学之物,那么,这种观照方法,也可说是盲目的,至少也是没有看到事物的本质(图1)。

1  明清时期刻画复杂的罗盘

就本质而言,风水在其悠久的历史发展中,曾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通过理论思维,吸收融汇了古代科学、哲学和美学、伦理学、心理学以及宗教、民俗等方面的智慧,集中而典型地代表和反映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价值取向、科学和艺术的真知,自有其历史意义和合理内涵。实际上,在西方现代地理、地质、生态、景观、建筑物理以至心理学等相关理论和方法传入中国之前,风水曾在这些领域对中国传统建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产生了普遍而深刻的影响,这既是不能回避的历史事实,也是它被发掘于今天的学术发展之中的根本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不了解风水,就无以洞悉中国传统建筑的奥秘。

一、风水的渊源沿革

在历史上,风水又别称堪舆、形法、地理、卜宅、相宅、图宅、青乌、青囊、阴阳、玉尺、山水之术、理义之术、等等[1]

正如诸多古代学者和风水家考证的那样,风水可以追溯到上古的传说时代,即伏羲、黄帝时;而“逮乎殷周之际,乃有卜宅之文,故《诗》称相其阴阳,《书》云卜惟洛食”[2]。见载中国最早的典籍如《诗经》、《尚书》等,都有古代先民选址规划和经营城邑宫宅活动的史实性记述,被历代风水家奉为“经旨”。结合相关考古材料分析这些记述,并对照风水著述及其实践,可知风水的要义,不外乎“堪天舆地”,“相土尝水”,“体国经野,辨方正位”,即考察天文地理,主要是地质、地文、水文、气候、风向、日照、植被等生态环境及自然景观的构成,然后择其吉而经营人居环境(包括墓葬),使与之自然生态环境及景观有机协调,臻于天人合一,也就是先秦孔儒《中庸》倡导的所谓“参天地,赞化育”。相关的理性思考,则如晋人郭璞指出[3]

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为生气;生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

还提到:

《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特地申明了风水理念源自古人。

事实上,如《国语》记载公元前550年周太子姬晋追述“古人”的环境观念:

山,土之聚也;薮,物之归也;川,气之导也;泽,水之钟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归物于下。疏为川谷,以导其气;陂塘汙庳,以钟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归;气不沉滞,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材用,而死有所葬。……其后伯禹……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鄣九泽,丰殖九薮,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无伏阴,地无散阳,水无沉气,火无灾燀,神无閒行,民无淫心,时无逆数,物无害生。然则无夭、昏、札、瘥之忧,而无饥、寒、乏、匮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圣王唯此之慎。”

其中“气不沉滞,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材用,而死有所葬”,显然就是郭璞强调的“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值得重视的是,这一观念,排除了超自然的神的意志,还借由“阴阳”、“气”等中国古代哲学范畴而得以推衍。如《左传》记载公元前544年吴国公子季札赞美《周颂》道:

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另如《国语》记载公元前522年周景王的乐官伶州鸠阐发音乐之道:

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龢利,备物而乐成。

而如《礼记·乐言》也同样强调:

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土蔽则草木不长,水烦则鱼鳖不大,气衰则生物不遂。

凡此“处而不底,行而不流”;“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阳而不散,阴而不密”等,同前述“气不沉滞,而亦不散越”或“夫阴阳之气……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的所谓“风水”理念,无疑出自一辄。往后,到了著名的《老子》,这一理念更被升华为中国古代的宇宙生成本体论: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以抱阳,冲气以为和。

除了相关理念,风水在其悠久的发展历史中,还形成了运作方法不同的诸多流派。汉代班固在其《汉书·艺文志》中,就曾载明当时已有“形法”和“堪舆”两大流派,还各有不同的著述。其中如《山海经》、《国朝》、《宫宅地形》等,属于“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的形法;而如《堪舆金匮》、《堪舆历》以及《图宅术(书)》[4]、《大衍玄基》[5]等,则为“其法亦起五德(五行)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的堪舆著作。

形法和堪舆这两大流派的分野,至少在《周礼》的记述中已明显反映出来。在周代或春秋战国时期,建筑选址规划和经营活动,通常由“地官司徒”辖官来职掌,“夏官司马”辖官兼及,是从地理的角度,考察自然生态环境及资源,评估其环境容量,进而选址、规划并加以经营,涉及“土会之法”、“土宜之法”、“土圭之法”、“土化之法”、“土均之法”、“任土之法”及“形体之法”等,毫无迷信可言。另一方面,还要由“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祗之礼”的“春官宗伯”及辖官,从天地人神交互感应关系的角度,以各种巫占方法抉择都邑、宫宅、陵墓、宗庙等建筑的方位及兴造动迁时辰的吉凶。其中有属于占星术的“分星”、“星土”即后世所谓分野;“岁时”相当于后世的“堪舆”即黄历择时之法;所谓“望气”即观测预报气象的“十辉之法”;还有卜筮的“三兆之法”,按《连山》、《归藏》、《周易》卜卦的“三易之法”;以及用“天时”或盘即罗盘的前身进行占卜;等等。

从《周礼》所述这两类事务的宗旨、内容、方法及实际意义看,也从《山海经》、《管子》、《司马法》、《考工记》、《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先秦迄汉的相关著述看,其传承后世,主流是专注地理方面,沿革于汉代而形成形法;属于支流的,则为巫占方面的“宗庙之法”,汉代的堪舆正是其苗裔。

风水的两大流派,历经魏晋南北朝而传承至唐宋以后,形法又衍称“形势宗”,堪舆则演为“理气宗”。明初名儒王祎《青岩丛录》述评这两大流派在地域和义理上的最主要区别:

后世言地理之术者分为二宗。一曰宗庙之法,始于闽中,其源甚远,及宋王伋乃大行;其为说,主于星卦,阳山阳向,阴山阴向,不相乖错,纯取五星(行)八卦以定生克之理;其学浙闽传之,而今用之者鲜。一曰江西之法,肇于赣人杨筠松、曾文遄,及赖大有、谢之逸之辈,尤精其学;其为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位向,专注龙、穴、砂、水之相配,其它拘忌,在所不论;其学盛行于今,大江南北,无不遵之。

清代丁芮朴《风水祛惑》则指出:

风水之术,大抵不出形势、方位两家。言形势者,今谓之峦体;言方位者,今谓之理气。唐宋时人各有宗派授受,自立门户,不相通同。

事实上,形法或形势宗同堪舆或理气宗比较,前者以其丰富的实践理性的成份和明显的科学美学价值,一直能“行于士大夫中间”[6],所以流行应用较广,也因此得以成为风水的主流,对传统建筑的影响也更直接,更深刻。如明清两代,形势宗的风水就曾为皇家倚重,以至于都城、宫苑、陵寝等建设,殆皆“以形势为宗”[7]。而堪舆或理气宗的风水,拘忌既多,迷信尤著,自汉代迄今,曾屡屡遭到士大夫的激烈批判,甚至在宋代依循其“五音姓利”之说经营皇陵的时侯,也未免引发诸多非议[8]。但即使如此,也不能回避其对中国传统建筑尤其是传统民居等世俗性建筑的影响。典型如明清北京的四合院,实际就多是遵照缘自“星土”、“星卦”的“福元”、“大游年”、“穿宫九星”以及“截路分房”等堪舆或理气宗的方法布局的;而离开这些方法,则不能解释四合院的布局规律:例如为什么如果东南开门,厕所则必定设置在西南隅?等等[9]

此外,风水各个流派之间的聚讼和相互渗透,也是不容忽视的史实。例如,正是在风水各流派关于建筑“辩方正位”以追求天人合一的长期职业活动中,由“土圭”与“天时”即栻盘的结合,历经汉代以天然磁石制备的司南,到唐代以后,终于完成了“中国对科学最伟大贡献”之一的划时代的发明和发现,也就是人工磁化钢针制备指南针的发明,并以之较比土圭测景即用景表测日影来定向,进而发现了磁偏角(图2[10]

2-1  北宋庆历元年(1041)三月杨惟德向宋仁宗进献《茔原总录》的表文(国家图书馆藏元刊本卷首)

2-2  《茔原总录》记载指南针及磁偏角早出沈括《梦溪笔谈》半个世纪  :国家图书馆藏本;左:台北国立图书馆藏本。

二、风水的基本取向

风水的基本取向,特别关注于人·建筑·自然的关系,即“天人”关系,其理论思维建立在中国古代哲学框架上,同左右中国古代数千年文明的“天人合一”宇宙观和审美理想,有着根本的一致。

基于悠久农业文明历史经验和理性思维,风水认为,自然有其普遍规律即“天道”的存在与运作,“作天地之主,为孕育之尊,顺之则亨,逆之则否”[11]。而“山川自然之情,造化之妙,非人力所能为”[12],质言之,即“天不可得而为之”,“盖古有寻龙之伎术,而无造龙之匠工;功高大禹,导洪水必因山川”[13]

在风水看来,人既是自然的有机组成部份,人的生死也是自然生态链上的一环,人伦道德或行为准则即“人道”则应与天道一致。人既不能违背天道行事,更不能仗持人力同自然对抗,可以、也必须积极认识、把握和顺应天道,以之为楷模而巧加运作,参与并促进自然的进化,才能达到合天人的至善境界,满足人生的需要。所以风水认为“人与天地并立为三,非天地无以见生成,天地非人无以赞化育”;“寻龙择术,天道必赖于人成”[14];“阴阳变化,自然之道也,循而穷之,虽山川诡异,莫能逃焉”[15];“百工之巧,工力之具,趋全避缺,增高益下,微妙在智,触类而长,玄通阴阳”[16];即一切人工造作,必须“因其自然之性”;“故工不曰人而曰天,务全其自然之势,期无违于环护之妙耳”[17];如此等等。

人不可或缺的居住环境,所谓“宅,择也,择吉处而营之也”[18],被风水视为人安身于自然及社会的中介,强调“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故不可独信命也”[19]。其中,宫宅、园囿、都邑等概称阳宅,墓葬则称阴宅。虽然“宅是外物,方圆由人,有可为之理,犹西施之洁不可为,而西施之服可为也”[20];还务必从根本上顺应天道,本于自然的生态系统,建构宅的人工生态系统。这就是所谓“宅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若得如斯,是事俨雅,乃为上吉”[21]。与此同时,“宅修造,唯看天道;天德、月德、生气到即修之,不避将军、太岁、豹尾、黑方及音姓忌宜,顺阴阳二气为正”[22]

外在自然的天,在人与自然协调合同的理想中,也被赋予了肯定性的价值和意义,甚至被比类人事而具有道德意志和情感内容。人与自然两情相洽的审美观照,很早便成为中国古人现实生活的重要内容;自然美的发现认识,充分发展而升华成为自然美学,也成为建筑艺术哲学的重要构成。倡言“而乃怡情山水,发其所蕴,以广仁孝于天下后世”[23],与传统山水绘画同称“山水之术”、而且在事实上也成为山水艺术先声的风水[24],对宅居环境,则强调“人心巧契于天心”,“以人之意逆山水之意,以人之情逆山水之情”[25],细心地审辨和选择;还须因地制宜,“如画工丹青妙手,须是几处浓,几处淡,彼此掩映,方成佳境”[26]地巧加经营。以风水作为传统美学与建筑实践的中介,中国古代建筑因而以其注重景观人文美同山川自然美的有机结合,显现出意象隽永,美不胜收,形成鲜明特色。

在“崇效天”[27]的理想追求中,风水还竭力按照阴阳五行、八卦九宫一类的宇宙图式来把握和经营宅居环境,来表徵天人合一或天人感应的传统信仰。这样,便形成了中国古代建筑的显著性格或基本精神,其如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所指出:“皇宫、庙宇等重大建筑当然不在话下,无论城市里集中的或是散布于田园中的房舍,都常常显现出一种对‘宇宙图案’的感觉,以及作为方位、节令、风向和星宿的象征主义”;“将深沉的对自然的恭谦的情调与崇高的诗意组合起来,形成任何文化未能超越的有机的图案”[28]

三、风水的选择意向

在风水看来,重要的是,“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其来脉气势最大,关系人祸福最为切要。若大形不善,总内形得法,终不全吉”[29]。山川自然既非处处皆可安顿人生,宅居环境能否处在“阴阳之枢纽”即喻为人体之“穴”的风水格局中,是至为关键的。作为宅基的穴,应是“内气萌生,外气成形,内外相乘,风水自成。内气萌生,言穴暖而生万物也;外气成形,言山川融结成形象也;生气萌于内,形象成于外,实相乘也”[30]。就是说,理想的风水格局既须有山川聚结,形成内敛向心的外部空间围合,具有优美的自然景观;更要有维持生命存在并促成其发展的“生气”充盈其间,具有生态良好的内在环境质量。这样,“宅”遂能处在“山水相交,阴阳融凝,情之所钟处也”,处在人与自然两情相洽的最佳关系中。

穴的选择,有很多具体而微的方法和过程,如龙、砂、穴、水即风水“地理四科”的审辨,以及察验生气和辨方正位等。其中诸多风水术语,以“山川之情性不一……位置各殊,因形立名,顾名思义,贵夫近理”,裨益于“相江山而择吉,晓人有法”[31]。这种表述方式,具有很强的直感形像性和象征隐喻性,表现出非常丰富而生动的联想力和浓郁的审美情趣,很多深刻的哲理也寓意其中,反映了中国古代类比外推式的整体思维特质。而无可回避也不容忽视的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之一,风水的这种“喝名”,还引人瞩目地一直传承在今天各地的山川名胜的地望中(图3)。

至于水,夙被古人喻为“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流通也,故曰水具材也”[32],也被风水视为与“地气”、“生气”即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的决定性要素,认为“水飞走则生气散,水融注则内气聚”[33]。因此,水环境的选择,也备受风水注重,论述很多。概略而言,要综合考虑诸如耕、渔(包括家养水禽)、饮、用(包括水能)、去污、舟楫交通、调节小气候、设险防

 

3  风水的环境选择模式(上)和生态意向(下)

1、日照;2、夏日和风;3、屏挡冬日寒流;4、排水良好;5、便于水体利用;6、水土保持和调节小气候。

卫、备水患,以及景观的审美等等作用与价值,因而要对水质、水量、水体形象如深浅、流向、动静、弯环、潴聚以及色、香、味、声等等,逐一加以考察和评价,作出抉择。最吉利的模式往往是河曲呈五行之金所表徵的圆弧形,合同龙、砂环抱缠洄穴周宅前,称为金城、金水、冠带或玉带。至于人工经营的水体,例如北京紫禁城的金水河,盖由此取型并称名;而传统民居、寺观、祠坛前面常见的半月形风水池,也由此衍出。关于这一模式的内在机理,最早在春秋时代的《管子·水员篇》中就曾有精辟的科学阐发,被当代水文地质学家评价为“可与今日自然地理中河道变迁规律的研究相媲美”。

对山水即所谓龙、砂、水围合的穴,还要进一步查验其生态质量。地质尤其是土壤、地下水等情况,则开挖探坑称为金井来勘察[34],甚至要称量土重以确定其承载力。最后,从景观的角度,对穴周山川融结之势,即阴阳向背、远近离合、大小高卑、形象优劣,连同以其作为底景、对景与侧景的主从秩序及呼应关系等,予以统筹权衡,最后勘定基址的中心点,称之为穴中或金井,进而抉择基址的座向方位,使宅基同山川自然的关系处于最佳状态。朝向又称山向,辨方正位又叫分金立向,最早的方法是昼立景表测日影、夜观定星即营室星;景表即立杆,又称土圭等,在风水的传承中,又衍为玉尺、倒杖之法。而在这一职业活动中,嗣后又相继产生了天然磁石制备的司南、以及指南针的发明和磁偏角的发现,不仅成为风水辨方正位的利器,也对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伟大历史贡献。

这种缜密细致的风水选择,历经数千年传承不辍的丰富实践经验与理知的积累,从而在其本质上兼容了符合现代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生态学、心理学、景观学与建筑学等多方面的合理内涵,当是不难理解的;尽管如同所有古代学术,其中不仅存有迷信糟粕,也远未能在整体上达到当代相关科学技术的水平。

四、风水的营造意象

在风水所谓“来积止聚,冲阳和阴,土厚水深、郁草茂林”[35]的穴中,进一步营造宅居环境时,还需要使建筑物的座向方位,其规模大小和高卑,内外空间的界合与流通,都同自然环境相称;通过对生气即各种生态及景观构成要素的迎、纳、聚、藏等细腻处理,来接受或调节自然环境的影响,并使之参与到宅中,进而使宅的人工生态系统,同自然生态系统有机协同地运作,臻于“人宅相扶、感通天地”,荫人养物,安身立命。而且“坟墓川岗并同兹说,上之军国,次及州郡县邑,下之村坊署栅,乃至山居,但人所处,皆其例焉”[36]。也就是说,各类建筑无例外地都应观照并仿效自然,以“阴阳之枢纽”的最佳模式形成普适性的形态同构,呈外部围合重重关拦而内部空间敛聚向心的“藏风聚气”的格局。而这种形态上的同构,也正是中国古代建筑最明显的特征之一。

在这种观念下,即使是井邑之宅,即城镇聚落中的宅居环境,其四周屋宇、墙垣、道路等人为环境构成,也都具有拟象自然生态系统的龙、砂、水、穴等意义,有谓:“万瓦鳞鳞市井中,高屋联脊是真龙,虽曰汉龙天上至,还须滴水界真宗。”[37]“一层街衢为一层水,一层墙屋为一层砂,门前街道即是明堂,对面屋宇即为案山。”[38]

与此同时,风水也倡言“一邦有一邦之仰止,一邑有一邑之观瞻”;“通显一邦,延袤一邦之仰止,丰饶一邑,彰扬一邑之观瞻”[39],即强调宅居环境的经营,应是具有个性特色的场所精神的创造,要因地制宜,结合山川风物和人文风俗而彰显独特风貌,而不是千里一律、千篇一律的生搬硬套。与这一意向息息相关,遍布古代中国的各种类型、各种规模的建筑,在大一统的文化体系下,又深深植根并融治于多姿多彩的各地方文化中,显现多元共生的气象万千,也成为中国传统建筑的显著特色之一(图4)。

4  风水倡导“通显一邦,延袤一邦之仰止,丰饶一邑,彰扬一邑之观瞻”环境经营,常在山上建塔,河上修桥,以及装点风景的其他风水建筑,往往成为城镇、村落的景观标志,即风景构图中心或最佳观景点

在建筑经营中,风水也常以“趋全避缺,增高益下”,“发其所蕴”。如“草木郁茂,遮其不足,不觉空缺,故生气自然。草木充塞,又自人为”[40]。但这种人为,仍须是“因其自然之性,损者益之”,即所谓“工不曰人而曰天,务全其自然之势,期无违于环护之妙耳”。

对一般宅居建筑,房屋的形体大小高下、远近离合,以及门、路、井、灶、厕、床等布局,还有宅外形、宅内形、宅元福德、穿宫九星、截路分房、放水以及三要六事、五实五虚等等十分细微的讲究[41]。其中,相关建筑的尺度,常需其尺寸数字合于“压白”或“紫白”;涉及风水所谓“气口”的门户,还要专门用鲁班尺或门光尺来裁定[42]。而对于村落或城邑的街巷、衙署、寺观、学宫、城池和城门,以及景观性的楼阁、塔、桥等等的空间布局,也同样都各有其具体而周密的处置[43]

对于包括山川景物在内的组群性的建筑外部空间,还以风水“形势”说的理论和方法来经营。对“形”与“势”即近与远、小与大、个体与群体、局部与总体、细节与轮廓等对立性的空间构成及其视觉感受效果,既注重“千尺为势,百尺为形”[44]的合理尺度控制,具有人性精神,契苻于当代相关理论,也注重从势即建筑群的整体格局和远观效果的气魄或性格立意,注重形与势的有机结合,“驻远势以环形,聚巧形而展势”[45],更强调群体的空间序列组织,要充分把握和运用形与势的时空转换,构成“至哉,形势之相异也,远近行止之不同,心目之大观也”[46]。中国传统建筑的大规模组群布局,如北京紫禁城、明清陵寝空间艺术成就,实际就是在这一非常精审的建筑外部空间设计理论指导下而取得的[47]

 

说明

本文原为1993年遵照罗哲文先生嘱托撰予“中日文物保护技术研讨会”的《风水与中国传统建筑》,199510月受邀英译参加意大利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Nature, Architecture and Diversity:同年12月《建筑师》刊为《风水与中国传统建筑浅析》;199811月意、英译文载入Nature Architecture iversitiELECTA NAPOLI)。2005年应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要求略加修改,12月译为韩文载入《民俗学研究》杂志,翌年7月参加该馆举办的“东亚风水2006国际研讨会”,对韩国申报“风水”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向起到了消解作用。其中,插图与《中国传统哲学语境下的风水起源》图14及《清代陵寝样式雷图档整理研究》图5相同的,谨此删略。

 

 


 

 



[1] 史箴《风水典故考略》,见《风水理论研究(第二版)》,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

[2] 唐·吕才《五行禄命葬书论·叙宅经》,见《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

[3] 晋·郭璞《葬经》,见《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

[4] 汉·王充《论衡》

[5]见《后汉书·王景传》

[6]元·赵访《葬书问对》,见《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

[7] 清·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

[8] 宋·朱熹《山陵状议》

[9] 参见:宋昆、易林《阳宅相法简析》,载《风水理论研究(第二版)》

[10] 参见:史箴《从辩方正位到指南针:古代堪舆家的伟大历史贡献》,载《风水理论研究(第二版)》

[11]《黄帝宅经》,见《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

[12] 明·缪希雍《葬经翼》,见《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

[13] 魏·管辂《管氏地理指蒙》,见《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

[14] 《管氏地理指蒙》

[15] 《葬经翼》

[16]《葬经》

[17] 《管氏地理指蒙》

[18]汉·刘熙《释名》

[19]《黄帝宅经》

[20]晋·稽康《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见《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

[21] 《黄帝宅经》

[22] 《黄帝宅经》

[23] 明·徐试可《地理天机会元》

[24]参见:史箴《山水画论与风水过从管窥;兼析山水画缘起》,载《风水理论研究(第二版)》

[25] 《管氏地理指蒙》

[26] 《青囊海角经》,见《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

[27] 《周易》

[28]Needham JosephScience &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4:3

[29]《阳宅十书》,见《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

[30]《青乌子先生葬经》,见《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

[31] 《管氏地理指蒙》

[32] 《管子•水员篇》

[33]  明·蒋平阶《水龙经》,见《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

[34]  参见:王其亨《清代陵寝地宫金井研究》,载《风水理论研究(第二版)》,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

[35]《葬经》

[36] 《黄帝宅经》

[37] 清·姚延銮《阳宅集成》

[38] 清·林枚《阳宅会心集》

[39] 《管氏地理指蒙》

[40] 《青乌子先生葬经》

[41]参见:宋昆、易林《阳宅相法简析》,载《风水理论研究(第二版)

[42]参见:程建军《风水与建筑》,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43]参见:尚廓《中国风水格局的构成,生态环境与景观》等,载《风水理论研究(第二版)

[44]《葬经》

[45] 《管氏地理指蒙》

[46] 《管氏地理指蒙》

[47]  参见:王其亨《风水形势说和古代中国建筑外部空间设计探析》,载《风水理论研究(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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