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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与物化的哲学分析”专栏评述

本文作者: 4年前 (2015-01-06)

物化(Verdinglichung)与物象化(Versachlichung)既是马克思晚年用以分析现…

物化(Verdinglichung)与物象化(Versachlichung)既是马克思晚年用以分析现代社会的经济现实的两个关键概念,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批判的主要范畴之一,更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关照中国现实的主要概念手段之一。尽管如此,由于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文本,以及援引国外学界的不同资源,所以造成了在如何理解、评价乃至翻译物化与物象化方面,国内学界都还处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状况。

Verdinglichung一词的词根是Ding,即类似于英语中的thing即与人无关的自然物、物品,因此一般而言,将其翻译为“物化”是学界比较认同的,并用以区分马克思所使用的对象化(Vergegenstaendlichung)和异化(Entfremdung)概念。比较而言,有争议的是对Versachlichung的翻译,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和清华大学韩立新教授认为应该将其翻译为“物象化”;而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认为“物象化”的翻译太过依赖于广松涉的现象学背景,所以主张根据其词根Sache(事情、事物)直译为“事物化”,与之相似的翻译则是国内对韦伯的Versachlichung的翻译,即“事化”或“即事化”。

不同的翻译意味着不同的理解,物化与物象化之间是否存在根本性的差别?物化是否仅仅是一种主观的错认?物化和物象化谁更严重?物化或物象化是否仅仅意味着对现代社会批判?中国当下是否出现物化或物象化现象,抑或中国当下是否需要物化或物象化?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必须建立在对物化和物象化概念的翻译、理解和评价的基础之上。因此,本栏特选三篇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VerdinglichungVersachlichung的翻译、理解和评价为读者提供参考。

张一兵教授的论文详细列举并论述了马克思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及其手稿对VerdinglichungVersachlichung的使用情况,并且发现,马克思对Verdinglichung(物化)的使用只有两次,而并不像Versachlichung(事物化)那样使用频繁。事物化是商品市场经济过程中,随着商品交换必然出现的客观现象,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事物与事物(商品、货币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来体现;与之相比,物化仅仅是一种主观错认,即把体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事物(商品、货币和资本)仅仅理解为具有具有交换价值的自然物,把事物(Sache)所具有的社会历史属性误识为物(Ding)的自然属性。

刘森林教授则通过对VerdinglichungVersachlichung同时出现的经典文本即《资本论》第3卷某段的辨析认识到,两者都表示在商品交换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来体现,但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在于人是否意识这一点。如果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么人就仅仅是被物化(Verdinglichung);如果人意识到了这一点,意识到了“物”仅仅是表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表象的话,那么人就是被“物象化”(Versachlichung)了。虽然人被物象化,就意味着人被物(商品、货币和资本)等纠缠,社会关系对人取得独立性,并导致人的个性的丧失。但另一方面,物象化,“对事不对人”化还意味着效率的提升,并有利于主体的实现,所以刘森林教授并不主张国内学界跟随西方马克思主义(如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的路子,对物化和物象化现象采取纯粹批判的态度。

罗纲博士认为,无论是在卢卡奇那里,还是在马克思那里,Versachlichung都要比Verdinglichung要更加严重得多。因为物化导致物象化,物象化是加剧了的物化,表达着物化极端严重的后果。那么VerdinglichungVersachlichung之间的区别就不仅在于人对事物背后的社会关系的意识,而且还意味着虽然意识到社会关系的物化,却不付诸行动、不去改变、无力改变、无所作为、甚至反对改变社会关系的现象。

总之,编者希望读者们可以通过所选的三篇论文,对物与物化的问题有所了解,并在众说纷纭的情况之下,得出属于读者本人的答案。

 

评述人简介:冯波,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与西方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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