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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的无意识与不作为——卢卡奇对 Verdinglichung与Versachlichung的区分

本文作者: 4年前 (2015-01-06)

社会关系的无意识与不作为——卢卡奇对 Verdinglichung与Versachlichung的区…

社会关系的无意识与不作为

——卢卡奇对 VerdinglichungVersachlichung的区分

 

罗纲

 

异化问题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问题。伊格尔顿认为,当前西方的社会危机仍然可归咎为异化,需要求助于马克思主义: “人类不断异化,社会生活愈发‘商品化’,我们的文化鼓吹贪婪、攻击性、不加思考的享乐主义和日益严重的虚无主义,我们正逐渐失去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要对上述问题进行富有成果的讨论,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积淀。”1

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正是如此,对异化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果的讨论,至少在两个方面用理论回应现实。一方面,研究领域扩大化。在马克思文本研究基础上,结合欧美日成果,凸显出马克思当年论及但没有重点展开的异化领域,如交往异化、技术异化、消费异化、制度和权力异化。另一方面,概念区分精细化。不仅区分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异化、马克思早晚期的异化、马克思与前后人的异化,而且区分出马克思的对象化、异化、外化、物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区分开物化 ( Verdinglichung) 、物象化 ( Versachlichung)

物象化正是马克思异化论的新兴生长点。自从广松涉用物象化标注马克思中后期思想特质后,物象化逐渐引起国人重视。而这个词以往是和物化纠缠在一起的,只有把两者区分开来,才能凸显出物象化独特的意蕴。卢卡奇在这个问题上极有发言权。其一,卢卡奇不仅首先重视马克思的异化思想,而且用物化标识出来,从而引发广泛的讨论和深远的影响。至今,对物化的经典解释仍然来自卢卡奇。其二,卢卡奇是直接从德文解读马克思原本,没有像国内有些研究那样,因为翻译的混同而抹杀物化和物象化的区别。卢卡奇借鉴黑格尔、马克思、韦伯思想,已经在一定程度凸显出物象化相对于物化的独特意蕴。他认为,物化和物象化都是人在社会关系事物中的迷失; 物化是人对社会关系无意识,而物象化则是人对社会关系不作为。

 

一物化与物象化: 同一、差异、对立、包含还是因果关系

 

对物化、物象化、对象化( Vergegenstaendlichung)的混同由来已久。在马克思和卢卡奇的汉语文本中,物象化常常不加区分的汉译为物化或对象化,因而忽略了三者之间微妙的差别。孙伯鍨通过中文语境,较好地甄别出马克思“物化”话语中的“对象化”。2然而,“物化”中混同的“物象化”还需要进一步分离。回到德文语境,直接分离出物化和物象化,才是更加准确、高效的解决之道。国内和国外学者都有做如此区分的。

有学者发现,物化与事化体现两个相关层面的意思,分别表达商品化与制度化,“一是商品,引起物化。另一是人为制度,包含人的服务、创造、智慧能力等精神力量所形成的一切典章制度所引起的事化 ( Versachlichung) 。”3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这个区分并不严格。卢卡奇物化一词表达的不仅是商品化,也是制度化。“譬如在官僚政治中被物化 (Verdinglichunglichte)了的人,就连他的那些本来能促使他起来反抗物化 ( Verdinglichunglichte) 的机能也被物化 ( Verdinglichunglicht) 、被机械化、被变为商品了。”4

显然,物化在这里表达的不仅是制度化,更直接的是商品化。同样,事化(物象化)表达的也不仅是制度化,还是商品化。例如,卢卡奇在谈到“一切社会关系的这种客观化,这种理论化和物象化 ( Versachlichung)”时,论据是“商品拜物教”、“劳动变为商品”。5

马克思也是这样,在商品化中谈论物象化:“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象化( Versachlichung) 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的运动形式”。6

可见,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误解,是因为将卢卡奇的物象化过分地归之于韦伯的事化,而没有充分考虑马克思的物象化对卢卡奇的深刻影响。

广松涉则有所不同。他充分重视马克思德文原本中的物象化,甚至将它作为理解马克思后期思想的关键。而被卢卡奇强调的物化概念,则被广松涉当作异化的同义词,归于对马克思思想的不成熟理解。“卢卡奇在概念上没有明确地区分‘异化’与‘物化’”,“卢卡奇是把马克思主义硬拽回到鲍威尔派的水准”。7就此,广松涉明确地区分了异化、物化与物象化,“将早期马克思的‘异化论’和后期马克思的‘物象化论’按其所依据的地平之水准的不同来进行阶段性区分,将‘异化’的概念与‘物象化’的概念严格地区分开”。8区分的标准是逻辑的转换,从“主体-客体图示”转向“社会关系态”,实现“从异化论地平到物象化论地平的飞跃”。9

对广松涉有关物化、异化与物象化的区分,可提出两点反驳。其一,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并不纯全表达主体-客体关系,也表达主体的社会关系态。卢卡奇说,“物化的基本结构可以在近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社会形式中找到”;“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所有经济-社会前提,都在促使以合理物化的关系取代更明显展示出人的关系的自然关系”;“‘自然界限的退缩’当时已经开始使一切都达到纯社会的水平,达到资本主义物化关系的水平”。10从这些言论可见,卢卡奇是在普遍的社会关系中看待人的,将物化规定为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迷失。而消解物化,拯救人,也要通过把握社会“总体性”,恢复被遮蔽、被分裂的社会关系整体。其二,马克思也不是只在前期有异化论,只在后期有物象化论。韩立新、王南湜等人说明,在马克思早期的巴黎手稿中,就对交往异化这样的物象化问题有丰富的论述。而俞吾金、王东等人也早就发现,在马克思后期文本中也不乏异化话语。11同样,被广松涉归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物化概念,也出现在马克思后期文本中,如在《资本论》中有“社会关系的物化”之说。12这表明,马克思思想始终存在“主体性”与“社会性”两个维度的张力。物象化既表达主体性,也表达主体间性、社会性。卢卡奇虽然强调主体性,但也没有尽失社会性,有些时候甚至强调社会性,强调“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自然同人的关系“始终都是受社会制约的”。13

就此看,如果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已经包含有广松涉物象化凸显出的社会关系意蕴,那么,物象化的独特性又体现在哪里? 卢卡奇其实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 “生产者在其中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社会条件的支配,这些关系在其中由于社会生产条件的物象化( Versachlichung) 、物化而获得了完全的自律,单独地存在下去,变成一种独立的、自我封闭的、自身有意义的体系”。14卢卡奇在这里将物象化和物化并用,表明这两个概念既类似,又有微妙的差别。随后,卢卡奇进一步揭示,两者是因果关系:“资本主义的意识的物化使人既过份个体化又机械地物象 ( Versachlichung) 。”这表明,物化导致物象化,物象化是物化发展的一个后果。一个怎样的后果? 卢卡奇随即提示我们:“关于这一点,参看《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15此文中,卢卡奇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规定为“物化的基本现象”,将马克思的资本拜物教归为“物化的加剧”。16而马克思将资本拜物教这种加剧的物化,表达为物象化:“资本的拜物教形态和拜物教观念已经完成。在 GG’上,我们看到了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象化( Versachlichung) ”。17

就此看,卢卡奇将事物化规定为一种加剧的物化,表达物化极端严重的后果,这是符合马克思原意的。不过,物化的严重后果———物象化———是什么,还尚需澄清。对社会关系有无意识做出回答,可以从物化中初步区分出物象化是什么。

 

二对社会关系无意识: 物化与物象化的初步区分

 

对于物化与物象化背后的社会关系的认识,不论是马克思还是卢卡奇,都曾受黑格尔的深刻影响。黑格尔对物化和物象化的词根 Ding Sache做过明确的区分: “现在,属于感性确定性和知觉阶段的物( Ding) ,对于自我意识才有它的意义,而且仅仅通过自我意识才有它的意义。一个物 ( Ding) 和一个事情 ( Sache) 的区别就在这个地方。”18“这个地方”是指“自我意识”的呈现处。自我意识的出现作为精神发展阶段的分界线将两个时期区分开来。在自我意识出现之前,是你我不分的意识阶段; 自我意识出现后,自我意识到还有另外的自我意识存在,他人出现在我的视野中。“从‘意识’到‘自我意识’,是从我与物的关系发展到我与人的关系”19:“这个运动纯全是两个自我意识的双重运动。每一方看见对方作他所做的同样的事( Sache)。每一方做对方要他作的事 ( Sache) ,因而做对方所做的事( Sache),而这也只是因为对方在做同样的事 ( Sache) 。单方面行动不会有什么用处的,因为事情( Sache) 的发生只有通过双方才会促成的。”20

可见,Sache发生的前提条件是有两个自我意识、双方,而不是单方面。由此,在精神中,自我走出了内在性的狭隘空间,开始进入人与人交往的社会空间。黑格尔引入Sache这个概念表达自我意识到社会性的呈现。然而,社会事务的呈现却与自我意识背道而驰: “一个意识,当它展出或实现了一件事情( Sache) 时,它自己就会经验到,其他的意识都象苍蝇之群趋于新挤出来的牛奶那样急忙凑拢过来想插手参与这件事情 ( Sache) : 而这些其他的意识也会从它那里经验到,它所展出的,不是作为对象的事情(Sache) 而是它自己的事情 ( Sache) 。……事情 ( Sache) 仿佛与一般行动和个别行动相对立,……意识经验到,上述的那些环节都不是主体,它们都消融于普遍的事情自身之中。”21人与人之间、人与Sache之间的悖谬关系被黑格尔描述得栩栩如生。Sache不再是个人的事情,它变成了诱人的牛奶,引得苍蝇们 ( 人们) 争先扑食。每个人都想按照自我意识成为主体,将Sache据为己有,但是结果没有一个人能得偿所愿。Sache脱离人的掌控而独立,甚至反过来 ( ver) 控制人。可见,黑格尔通过Ver-sache传达出两层意思。一方面,自我意识到他人的存在,人与人关系共同构成了社会事务 ( Sache) ; 另一方面,社会事务却与个人意识背道而驰。因而在黑格尔这里,自我是否意识到社会关系构成的事务 ( Sache) 脱离人、反对人,是区分Ver-ding Ver-sache的关键。

这种思路在马克思、卢卡奇那里都有所继承。马克思指出,在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个“经济三位一体中,争辩在于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 ( Verdinglichung),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 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Ding) ,在兴妖作怪。古典经济学把利息归结为利润的一部分,把地租归结为超过平均利润率的余额,使这两者以剩余价值的形式一致起来; 此外,把流通过程当作单纯的形式变化来说明; 最后,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把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归结为劳动; 这样,它就把上面那些虚伪的假象和错觉,把财富的不同社会要素互相间的这种独立化和硬化,把这种物(Sache) 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象化( Versachlichung) ,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揭穿了。”22

的确是这样,正如马克思从商品拜物教讲到货币拜物教,再到资本拜物教揭示出物象化,社会关系物象逐渐被意识到、明朗化。“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23而在资本拜物教中,“我们看到了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象化( Versachlichung) : 生息的形态,资本的简单形态,在这种形态中资本是它本身再生产过程的前提;货币或商品独立于再生产之外而具有增殖本身价值的能力,———资本的神秘化取得了最明显的形式。”24在商品拜物教这种物化中被掩盖的社会关系,在货币拜物教中“变得明显了、耀眼了”。在资本拜物教中,则被我们“看到了”,“取得了最明显的形式”。对于这种最明显的形式,马克思表达为物象化,指事物背后隐藏的社会关系被意识到了。卢卡奇对物象化的理解与马克思类似:“恰恰是在一切社会关系的这种客观化,这种合理化和物象化(Versachlichung) 中,社会是从人与人的关系中建立起来的这一点才第一次清楚地表现了出来。”25就此,我们可以初步区分出物化与物象化。没有意识到物象背后隐藏着人与人的关系,只是将物象( Sache) 看作自然物 ( Ding) ,此为物化; 意识到物象是人与人的关系建立起来的,则可能用物象化表达。然而,并不能说只要人意识到物象背后的社会关系,就都是物象化。只有那些意识到社会关系的物化,却不付诸行动、不去改变、无力改变、无所作为、甚至反对改变社会关系的人,才谓之物象化。

 

三对社会关系不作为: 物象化与物化的进一步区分

 

根据对社会关系有无作为,广松涉对物象化相关人群进行了划分,谈到“学理审查者”和“直接当事者”:“对于学理审查者的见地来说,作为一定的关系规定态在直接当事意识中以物象的形式映现出来的情形。———但是此刻,映现始终是从学理审查的见地所说的事情,对于当事者来说,它可以直截被称为‘以物象的形式而存在’。‘以物象的形式而存在’不仅仅是认知事态,对于当事者来说意味着以制约他的感情、意志,甚至行动的形式而存在”。26

可见,物象化是学理审查者对当事者的指称。当事者之所以能被称为物象化,是因为即使他们认知了社会事态,也无法摆脱其制约,不仅制约他们的思想,也制约他们的行动。这样的当事者虽然意识到物象背后的社会关系,但却在行动上无所作为。学理审查者同时也是社会关系的当事者,他们也无法逃脱物象化审查。像马克思、卢卡奇这样的学理审查者,他们不仅意识到物象背后的社会关系,而且采取行动打破现存社会关系,因而他们没有陷入物象化。而“庸俗经济学者”却不然。马克思在讲到“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象化”这种资本拜物教形式之后,随即指出“对于要把资本说成是价值和价值创造的独立源泉的庸俗经济学来说,这个形式自然是它求之不得的。”27虽然庸俗经济学者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看得清楚,但却不去改变,甚至反对改变,妄图保持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永恒,因而可以谓之物象化。

这种看透社会关系却无力改变的物象化,明显体现在韦伯身上。他悲观地看到,人对社会关系事物的支配逐渐倒转为社会关系事物 ( 如官僚制度) 对人的支配。韦伯划分出三种典型的社会支配类型:家父长制、克理斯玛 ( Charisma) 、官僚制。前两种是人治,后一种是法制,其特征是“即事性(Sachlichkeit) ”。社会的发展是从前者转向后者。其一,家父长制向官僚制转变。“官僚制事化( Versachlichung) 可能性之最彻底的实现,因此也是与典型的家产制官吏———官职之持有乃是有赖于君主个人之恩惠与宠信———之最彻底的决裂”。28如家长般的君主本来拥有社会支配的最高权力,自上而下控制整个社会事务。但是现代官僚制却规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约束君主权力。社会事务不再是君主人为决定,而是让渡给一个客观、理性的管理制度体系。韦伯谓之官僚制事化。

其二,克里斯玛向官僚制转变。克理斯玛式的英雄不同于家父长式的君王,他是超脱日常事物的革命形象,其个人意志和无节制的权力与家父长制的君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便如此,这般豪壮的英雄最终也不得臣服于官僚制的事化: “我们见到克理斯玛之朝向独特的制度化变质的过程,换言之,当克理斯玛的、人格性的启示与英雄信仰被永久性的组织与传统所取代时,结果是克理斯玛成为既有的社会结构体的一部分。”29克理斯玛般的英雄人物也逃不过被制度化、即事化的命运。

韦伯描述的这种从人治向法治的过程,大致对应于马克思关于“人的依赖关系”向“物的依赖性”转变的社会历史时期。30这种转变迎接着启蒙现代性和工具理性张扬的时代。不过与马克思强调经济关系中的物象化相比,韦伯更加凸显出社会管理和制度层面的事化。韦伯告诉我们,不仅在经济、生产、商品层面,人物象化了,而且整个社会各个层面———从生产到非生产领域,从社会底层到高层———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事化的宿命。即使是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不论是家长父亲般的君王抑或卡理斯玛神话般的英雄———都对事化无能为力。

韦伯的事化 ( Versachlichung) 直接影响到卢卡奇对物象化 ( Versachlichung) 的理解。不过卢卡奇不认为所有的人都会陷于官僚制度,无力改变事化的铁笼。这需要区分开两类人,第一类人是韦伯所说官僚、行政人员、新闻工作者等知识分子,他们看透社会关系,却不去改变,甚至反对改变,变成现成社会关系的帮凶,卢卡奇谓之物象化:“专门化的‘大师’,即他的客体化了的和物象化( Versachlichung) 了的才能的出卖者,不仅成为社会事件的旁观者,而且对他自己的、客体化了的和物象化 ( Versachlichung) 了的能力所起的作用也采取直观态度。这种结构在新闻界表现得最为怪诞,在那里,正是主体性本身,即知识、气质、表达能力,变成了一架按自身规律运转的抽象机器,它既不依赖于‘所有者’的人格,也不依赖于被处理的各种对象的客观—具体的本质。新闻工作者们‘没有节气’,出卖他们的信念和经验,这些只有被当作资本主义物化的极端表现才能被理解。”31

卢卡奇再次确认,物象化是物化的极端表现。这些知识分子、专业人员、大师级人物,对社会关系运作过程看得很清楚,却不去改变,“成为社会事件的旁观者”,甚至出卖自己的灵魂和信念,维持着现成的社会统治。这类人从思想到行动已经无可救药地物象化了。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如此不可救药,卢卡奇对第二类人满怀期望。

第二类人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工人。“工人以物化过程和变成为商品,虽然毁灭他,使他的‘心灵’枯萎和畸变,然而恰恰又使他的人的心灵的本质没有变为商品。因此他可以在内心里使自己完全客观地反对他的这种存在,而相反,譬如在官僚政治中被物化了的人,就连他的那些本来能促使他起来反抗物化的机能也被物化、被机械化、被变为商品了。甚至他的思想、感情等等也被物化了。”32官僚在思想上已经臣服于现成的社会统治,因而在行动上无所作为; 而工人则不同,工人还尚未看透物象背后隐藏的社会关系,只能称其为物化。一旦工人意识到本来的社会关系,就能“完全客观地反对他的这种存在”。卢卡奇对工人的这个表态,显然是受马克思的影响: “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所作为”。33因为有所作为,奋起反抗现存的社会关系,所以不至于陷入物象化而无法自拔。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像卢卡奇期待的那样。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社会关系,却陷于更深的物化———物象化。齐泽克描述了这种状况: “在日常生活层面上,个人很清楚,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之下,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在人们的社会行为中,在他们正在做的某事中,他们的行为就好像货币以其物质现实性,同样也是财富的直接体现。他们在实践上而非理论上,是拜物教教徒”。对社会现实关系,人们在理论上心知肚明,在实践上却无所作为,齐泽克称其为“犬儒主义”。34

犬儒病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症候。经济上,看透了生产关系的本质,却仍然维护着资本的统治;政治上,看透了腐朽的社会权力,却仍然高唱赞歌; 文化上,看透了虚伪做作的社会风气,却仍然抱残守缺。对社会关系有意识却不作为是当今社会异化问题的真正要害,也是卢卡奇的“物象化”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参考文献

 

1]伊格尔顿: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等译,新星出版社,2011,第 4 页。

2]马克思的“物化有两种,一种是指劳动的对象化,另一种是指社会关系的物化、独立化、客观化。”见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 13 页。

3]谢胜义: 《卢卡奇》,台湾东大图书公司,2000,第 126 页。

4][5][14][15][25][31][32]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 257 ; 262; 316 ; 429 ; 262 ; 163 ; 257 页。德文原文见 Georg Lukács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StudienübermarxistischeDialektikHermann LuchterhandVerlag1976S. 300S. 307S. 368 369S. 507S. 307S. 193 194S. 300 301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 133 页。

7][8][9][26]广松涉: 《物象化论的构图》,彭曦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67209 ; 71 ; 6573; 218 页。

10][13][16]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256153322 ; 318 31910203 ; 147156 页。

11]见韩立新: 《〈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 马克思的转折点》,《现代哲学》2009 年第5 ; 王南湜: 《广松涉对马克思理论的物象化论阐释及其扩展》,《学术研究》2007 年第6 ; 俞吾金: 《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2 ; 王东: 《〈资本论〉异化观新探》,《江海学刊》2007 年第3 期。

12][22][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人民出版社,2003,第940 ; 940 ; 442 页。德文原文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WerkeBand 25Dietz Verlag1972S. 838S. 838S. 405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人民出版社,2003,第442 页。德文原文见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WerkeBand 25Dietz Verlag1972S. 405

18]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 272 页。德文原文见柏林黑格尔研究会 ( Das Hegel-Institut Berlin e. V. ) 编辑的黑格尔全集。见 http: / / www. talpa. de 本文未注明出处的黑格尔德文词皆出自该站。

19]张世英: 《自我实现的历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第 108 页。

20][21]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 124 ; 278 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 111 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 442 页。

28Versachlichung在韦伯著作中文本中被翻译为即事化、切事化、事化,后同。见韦伯: 《支配社会学》,康乐等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 161 页。

29]韦伯: 《支配社会学》,康乐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 317 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 104 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 45 页。

34]齐泽克: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第 4339 页。

 

本文原载于《哲学动态》2012年第10期。

 

作者简介:华南理工大学思想政治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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