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位置: 首页 > 论著精华 > 近期论文新见 > 正文

共生学专栏述评

本文作者: 3年前 (2015-01-09)

本期《学灯》网刊共生学专栏选择了以下文章:1、北京大学哲学系王中江教授的系列短文,分别为《“共生”:…

本期《学灯》网刊共生学专栏选择了以下文章:

1、北京大学哲学系王中江教授的系列短文,分别为《“共生”:明智的选择》、《儒家与共生观念》以及《儒家仁爱意识与天人观》;

2、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余治平教授的《“生生”与“生态”的哲学追问》;

3、清华大学哲学系、国学研究院陈来教授的《仁学本体论》;

4、北京大学哲学系、国学研究院孙国柱博士生的《共生概念的哲学考察》。

这些文章,之所以放在一起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这些文章都涉及了生生、共生等概念,并放在了相当高的思想平台上进行讨论。

放眼世界,“共生”一词,并不仅仅在中国受到欢迎,在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或地区,也受到极大的重视,并得到广泛的运用。[1]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使用“共生”这一概念?当人们愿意使用某一新词进行言说行事的时候,当人们愿意使用某一新词作为诠释语言的时候,实际上表明人们已经在选择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赋予了存在新的意义或者价值——即使是出于好玩,或者方便。仔细琢磨,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一、共生学发展概况

 

当今时代,“共生”之所以受到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应用,这固然与时代危机有关,不过,如果寻找学术上的原因,这不能不提及“现代综合进化论”(Modern Synthetic Evolution)的发轫之功。1981年,美国生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正式出版了《细胞进化中的共生》(Symbiosis in Cell Evolution)一书,提出了细胞内共生理论(The endosymbiosis theory)。研究指出,共生,是自然进化过程中,伴随竞争逐渐形成的倾向于合作的反应模式。林恩•马古利斯的内共生假说,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生物多样性的秘密,虽然并非完美无缺,但是共生学说的方法论意义却成为广泛的共识。

这一点,洪黎民教授说得好:

 

普通生物学者深刻体会到群落中生物相互关系的复杂性,鲜明地揭示了个体或群体胜利或成功的奥秘,在于他们在这个群体中密切联合的能力,而不是强者压倒一切的“本领”,自然界如此,人文科学中的生物哲学亦可如此理解。[2]

综合进化论,可以说为共生概念提供了科学基础。而社会科学,又岂能落后?早在“综合进化论”未诞生之前,在美国,费孝通的老师帕克(Robert E. Park,1864——1944,作为一位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曾经创造出共生(symbiosis)体系和契洽(Consensus)体系,来认识这个世界。[3]在此不得不介绍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怀特海(Whitehead)。怀特海的过程(process)哲学,以共生(con-crescence,意思为growing- together)和“涵摄”(prehension)为关键词,非常强调万物之间相互依存感应(connectedness relatedness)[4]在美国,不仅有专门的共生学会,还兴起了强调共生精神的社会运动,这就是“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在“深层生态学”中,“共生”主要是一种智慧,更为确切地说是实践的智慧,这就非常符合共生的本来精神。[5]

在日本,共生学蔚然大观,如火如荼。[6]在日本,共生学,不仅成为日本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关键出现了许多共生学的应用案例和推广共生学的机构组织。一批著名共生学者的出现,标志着共生学在日本已经成为显学。日本学者尾关周二,将日本的共生学分成三大类,其一,“圣域”共生论,代表人物为黑川纪章。[7]其二,竞争性共生论,代表人物为井上达夫。[8]其三,共同性共生论,代表人物为尾关周二。[9]其实,这种分法,没有照顾日本共生学文化生态的多样性。日本社会所使用的“共生”一词,可追溯到椎尾辨匡(18761971)在大正11 年(1922 年)于鎌仓光明寺主办,以“结合”为契机的“共生运动”。[10]迄今为止,日本佛教,更确切地讲是日本的参与佛教(Engaged Buddhism)潮流,在共生领域仍旧扮演着非常活跃而重要的力量。有关日本共生学的更多介绍,尤其是共生学在日本文化意识方面的资料,详参卞崇道先生《融合与共生——东亚视域中的日本哲学》。[11]

上面以美日两国作为个案性介绍,可以看出共生学在当今世界发展的兴盛概况。不过,这一点也不能够说明共生学是多么时髦、独特或者先进的东西。在世界各大文明体系的早期,都有共生哲学的萌芽,这方面尤其以东方为最。关于东方文明中的共生资源。卞崇道先生在《共生哲学的提倡》一文中这样说道,“若我们上溯到人类哲学思想萌芽之初,便会发现在古代东方各国的神话中,无不含有共生的思想”。这些古代东方各国包括古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并说,共生思想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更为明显。[12]

 

二、语言学转向下的共生概念

 

当下中国,众多的学人对于“共生”这一概念也频繁加以使用。先看一个例子。

仁人与他人的共生。我们不单独用共在,“在”的说法更多是西方哲学的意识,而“生”是中国哲学的意识,生亦即是仁,而且共在是存在状况和前提,伦理指向必须是博爱互爱。先秦哲学所谓“并生”已经有了共生的意识,人与人的共生,“仁”之从人二,就是关注对方、他人的在场,就是面对他人的在场而敞开自身的爱,展现自身的爱,揭示自己的存在,所以仁是将自我—他人的共生作为伦理的基础。[13]

这段话取自陈来教授的大作《仁学本体论》,后收入《新仁学本体论》一书中。[14]共生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由使用,不具备理论上的意义。然而用共生这个概念来诠释天人观、仁学等中国哲学议题的时候,就不能等闲视之了。现在的问题是,共生一词,确实简单明了、形象生动,然而共生一词,是否能够担当诠释和概括中国传统文化根本精神的重任?尤其是在讨论本体论问题时,是否可以用“共生”这类词语诠释中国哲学最为核心的概念呢?

     这一问题,可以放在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框架下进行思考。当年蔡元培先生在阅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认为该书有以下四个特点——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其实,笔者认为蔡元培先生的评价还忽略了重要一条——白话的语言。胡适具有典范意义的哲学史,实际上在语言上也做出了现代化的突破。无论是想“接着讲”、“照着讲”,还是“自己讲”、“讲自己”,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语言诠释系统的建立。在学科发展上,中国哲学的成立和发展,其关键性突破也需要在语言上做出努力。可以这样说,每一时代哲学典范的确立,都可以说在语言表达,或者言说方式上做出了应有的创新。

承接上文陈来教授的说法——我们不单独用共在,“在”的说法更多是西方哲学的意识,而“生”是中国哲学的意识。为什么“在”就更多是西方哲学的意识,而“生”就是中国哲学的意识呢?

对此,牟宗三先生有一段话颇有启发——中国人了解存在不从“to be ”讲,中国人从“生之谓性”的“生”讲存在。又说,生是动态字,“to be ”是静态字。西方的存有论“ontology”就是从“to be”静态字引申出来的。[15]陈来教授所云,“生”是中国哲学的意识,应该就是指这一意思。明白乎此,对于张岱年先生提出的本根论,可以有一番更为深刻的理解。

生字,在中国文化中确实重要。“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字,几乎可以代表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其生生不息的奥秘即在于此。有时候,“生”字也与“活”字等同。“活”字,犹如英文living,然而从体用哲学的角度讲还有灵活、活泼泼地诸多意思,远非living一词所能完全涵盖。从某种层面来讲,和谐共生(同体共生),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特征。

对此,余治平教授的看法,很有启发意义。

 

我们可以说,“生”字的每一次出现都可以获得一种新的含义,而且都还能够保持与生命、存在或物自身的意义关联。“生”字在它自身发生意义的同时,也能够在这些复合词里衍生出具体而多样化的精神内容,进而开显出更为宽泛的意义域。于是,我们还可以说,对“生”的问题的深入研究,足以构建起一门严肃而独立的学问。[16]

 

共生一词,或许有很多的意义,然而其最终的意义,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是由“生”字来赋予的。共生一词,可以是日常生活简洁明了的用语,也可以是高深的哲学语言,实在是一个上学下达、彻上彻下的词汇,最为巧妙的是用来诠释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十分贴切。这真是有趣的事情——共生,仅仅是一个概念,然而在不知不觉中,却折射出当今社会的根本问题,也参与了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以上这些思考,是根据本期所选择的几篇文章所引发的一点感想。相信,还有其他未彰之蕴可以开发这点,正如王中江教授所说,“共生”,显示出了一种值得去扩展的新的“生存状态”或“生存方式”。[17]

 



[1]从词源上看,“共生”对应的英语词汇主要有两个:一个是symbiosis,一个是ConvivialitySymbiosis是希腊语源SumbiounConviviality 则源于拉丁语。详见张永缜:《共生理念的哲学维度考察》,《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2卷第5期,20099月,第1118页。根据日本学者渡边章梧的调查,日语的“共生”一词约有五种英文翻译,即(1symbiosis;(2conviviality;(3co-viviance;(4living together;(5)“co-living and co-existence。其中coviviance为日本社会学者伊东俊太郎所造新词。详见(日)渡边章梧:《共生学の英译はどれが适しているのか》,《共生思想研究年报2006》(东京:东洋大学共生思想研究センター编,2007),第95页。

[2]洪黎民:《共生概念发展的历史、现状及展望》,《中国微生物学杂志》,1996年第4期,第53

[3]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月版,第360.

[4]Prehension,为怀特海自造新词,分别将Comprehensionapprehension字头打掉改换而成。

[5] Arne Naess, The Deep EcologicalMovement: Some PhilosophicalAspects. In: George Sessions. Deep Ecology ForThe 21st Century.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1995.

[6](日)尾关周二(ShūjiOzeki):《共生的理念与现代》,《哲学动态》,2003年第6期,第33页。

[7](日)黑川纪章,覃力等译:《新共生思想》,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序言第4页。

[8](日)井上达夫:《共生的作法——作为对话的正义》,创文社,1986年;《走向共生的冒险》,合著,每日新闻社1992年。

[9]《日》尾关周二,卞崇道等译:《共生的理想:现代交往与共生、共同的理想》,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10](日)佐藤将之:《作为共生理念之基础价值的荀子“礼”概念》,出自《共生の哲学のために》,东京:东京大学グローバル(UTCP)200906月,第2341页。

[11]卞崇道:《融合与共生——东亚视域中的日本哲学》,人民出版社,2008年。

[12]卞崇道:《共生哲学的提倡》,出自卞崇道主编:《哲学的时代课题——走向21世纪的中日哲学对话》,沈阳出版社,20005月,第297306页。

[13]陈来:《仁学本体论》,《文史哲》(济南)2014年,第4期。

[14]陈来:《新仁学本体论》,三联出版社,20146月。

[15]牟宗三讲,卢雪昆整理:《四因说讲演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16]余治平:《“生生”与“生态”的哲学追问》,选自张立文主编:《天人之辩——儒学与生态文明》,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354页。

[17]王中江:《莫若以明:集虚室随笔》,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月,第63—65页。原载《河南日报》,2000616日。

关于作者

文章数:14853 篇邮箱地址:5118@qq.com
STFO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