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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的弥勒信仰——以弥勒信仰的兴衰为主线

本文作者: 10年前 (2008-06-28)

中国的弥勒净土信仰,自两晋的初传,到南北朝时期的繁荣,再到隋朝的由盛转衰,中唐以后逐渐式微。…

    中国的弥勒净土信仰,自两晋的初传,到南北朝时期的繁荣,再到隋朝的由盛转衰,中唐以后逐渐式微。在这一演变过程中,隋王朝短暂的几十年是重要的转折期:既是前面盛行期的延续,又是新的衰落的开始。本文试图通过对隋朝弥勒信仰的研究,考察隋朝弥勒信仰的状况以及隋朝弥勒信仰由盛转衰的原因。

   
一、弥勒信仰的兴起及在南北朝时期的盛行

    弥勒信仰起源於印度,早在部派佛教时期,就已出现弥勒将於未来成佛的说法(注:见《中阿含经》卷十三《说本经》、《长阿含经》卷六《转轮圣王经》、《增一阿含经》卷四十五等。)。大约在公元前二百年至公元后二百年间,伴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弥勒崇拜便在印度迅速发展起来。近代考古学家在印度古代著名的佛教艺术中心犍陀罗,出土了公元二世纪后期的弥勒像,由此可以推定,印度的弥勒信仰,於公元二世纪至三世纪,已经颇为流行了(注:《弥勒净土真义阐述》,圆明出版社,1992年,86-87页。)。
    中国的弥勒信仰,始於晋代有关弥勒经的传译。最早将弥勒经典传入中土的,当是西晋的竺法护。法护的祖先是月支人,世居敦煌郡。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03)译出《弥勒下生经》(亦名《弥勒当来下生经》或《弥勒成佛经》)一卷,同时,还译有《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一卷。
    五世纪初叶,鸠摩罗什於后秦弘始四年(402)译出《弥勒成佛经》一卷,还译有《弥勒下生成佛经》一卷。南朝宋初,又有北凉沮渠京声所译的《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行世。其中,《弥勒下生经》、《弥勒成佛经》和《弥勒上生经》被称为“弥勒三部经”(注: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593页。)。这些弥勒经典的传译,无疑为弥勒信仰在中国的流行奠定了基础。
    随着弥勒经典有译出和广泛传播,弥勒信仰在上层社会乃至民间迅速流传开来,成为先於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的信奉对象(注:方立天《略论我国的弥勒信仰》,《佛学研究》第二期,112页。)。到南北朝时期,弥勒信仰逐步走向鼎盛。弥勒信仰在南北朝时期的盛行,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弥勒经典的大量翻译和广泛传播。除了上面提到的经典之外,两晋南北朝还有许多关於弥勒的经典在社会上流传,还有数目众多的所谓伪经和摘抄本。此外,随着弥勒信仰的普及,还出现了一些称赞弥勒的文学作品,如支道林的《弥勒赞》、南朝宋明帝的《龙华誓愿文》等,用文学的语言,赞美弥勒上生兜率净土和下生成佛。如此众多的弥勒经典及有关弥勒的文学作品的出现,足以说明弥勒信仰在当时的盛行情况。
    2.高僧大德发愿往生兜率净土者众多。东晋以来,倡导往生弥勒兜率净土信仰的著名人士,有东晋名僧道安及其弟子昙戒等八人,有五世纪著名的西行求法者法显,有南朝宋初的比丘尼玄藻、光静、梁比丘尼净秀等,有北魏北齐的沙门统法上、北齐昙衍,还有天台二祖南岳慧思等。这些高僧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常诵弥勒名字,发愿往生,而且带动和影响着弟子辈及广大信众对弥勒的信仰。
    3.弥勒造像甚为普遍。造像是佛教信仰方式的一种,比较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区佛教徒所造佛像的种类及造像数量的变化,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彼时彼地民间佛教信仰的状况。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的弥勒造像十分普遍,敦煌、云冈、龙门等地均有数量众多的弥勒造像。表现在形态上,既有交脚弥勒像(弥勒菩萨像),又有类似释迦牟尼佛像的弥勒佛像(弥勒下生成佛像)。据《金石萃编》卷二十六——三十七、《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十二——二十三所载,北朝时的造像数目,略如下数:(1)释迦佛像59躯;(2)弥勒佛像48躯;(3)观世音菩萨像31躯;(4)阿弥陀佛像16躯;(5)定光佛像4躯;(6)卢舍那佛像;3躯;(7)文殊菩萨像2躯;(8)阿弥陀佛像1躯;(9)大空王佛像1躯。又据冢本善隆《北朝佛教史》统计,北魏在龙门石窟共造佛像206尊,其中有释迦像43尊,弥勒像35尊,观世音像19尊,无量寿像(或阿弥陀像)10尊。(注:转引自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602页。)。
    另外,日本佐滕智永《北朝造像铭考》列举了云冈、龙门、巩县诸石窟和所知传世金铜像的类别数字,其中,有关释迦、弥勒、阿弥陀(无量寿)及观世音四尊像有纪年的数字如下:北魏:释迦103尊,弥勒111尊,阿弥陀(无量寿)15尊,观世音64尊。东魏和北齐:释迦46尊,弥勒36尊,阿弥陀(无量寿)17尊,观世音94尊。西魏和北周:释迦29尊,弥勒3尊,阿弥陀(无量寿)1尊,观世音13尊。从这些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北魏时的佛教造像,以释迦、弥勒为最多,远远超过阿弥陀和观世音,而观世音造像则在北魏分裂后急剧增加(注:转引自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196-197。)。
    由上可知,南北朝时北方的民间佛教,仍以本师释迦牟尼为主要崇拜对象,弥勒佛(或菩萨)则成为仅次於释迦牟尼而先於阿弥陀佛和观世音的民间崇拜对象。

   
二、隋朝的弥勒信仰

    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到隋恭帝义宁二年(618),隋王朝仅仅经过了三十七个年头。然而在这短短的三十余年中,隋代的佛教却有了创造性的发展,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中国化佛教的新阶段,奠定了佛教在唐朝进一步辉煌的基础,中国佛教由是步入了持续数百年之久繁荣昌盛期。
    隋代佛教的主要内容,在物化层面,包括度僧、建寺、建塔、造像、写经等;在佛教义学上,主要表现为南北学风的综合,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新——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创立;在佛教的传播方面,表现为佛教在民间的深入,佛教组织义邑、法社的发展,斋会的兴盛,以及佛教从中国向邻国的传播,中国作为世界佛教中心的逐步确立。
    伴随着隋代佛教的全面发展,隋朝的弥勒信仰,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若从弥勒信仰兴衰史的角度观之,隋朝的弥勒信仰,既是北朝盛行期的延续,又是新的衰落的开始。下面从几个方面简述隋朝弥勒信仰的状况。
    1.弥勒经典的传播。弥勒类经典在隋朝继续流传,除上述经典外,从两晋至隋唐,各种经录所记载的有关弥勒的经典还有很多。梁僧《出三藏记集》卷三、卷四失译经录中还载有:《弥勒经》一卷、《弥勒当来生经》一卷、《弥勒下生经》一卷、《弥勒菩萨本愿待时成佛经》一卷(抄)、《弥勒为女身经》一卷,卷四还载有未见经文者,如《弥勒受决经》一卷、《弥勒作佛时经》一卷、《弥勒难经》一卷、《弥勒须河经》一卷。同书卷五伪经录中载有《弥勒下教经》一卷。隋法经《众经目录》卷二亦载有此类伪经:《弥勒成佛本起经》十七卷、《弥勒下生观世音施珠宝经》一卷、《弥勒成佛伏魔经》一卷。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十八别录中《伪妄乱真录》所载的更多:《弥勒下生遣观世音大势至劝化众生舍恶作善寿乐经》一卷、《随身本官弥勒成佛经》一卷、《弥勒摩尼佛说开悟佛性经》一卷、《弥勒下生救度苦厄经》一卷、《弥勒勇意菩萨将僧忍见弥勒并示地狱经》一卷、《弥勒下生甄别罪福经》一卷等。这些经典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自己造的所谓伪经,宣传弥勒下生成佛,普度众生。如此多的伪经的出现,足以说明弥勒信仰的普及与盛行。
    2.隋代僧侣的弥勒信仰事例。
    隋代僧侣持弥勒信仰者,不乏其人。
    北齐高僧法上(495-580),精研地论、涅槃,隋代许多学僧如净影慧远等都是他的弟子。法上卒於北周大象二年(580)七月,即隋朝建立的前一年。《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载:“山之极顶造弥勒堂,众事庄严,备殚华丽,四事供养百五十僧。及齐破法湮,不及山寺。上私隐俗服,习业如常,愿若终后觐睹慈尊,如有残年,愿见隆法,更一顶礼慈氏如来。”(注:《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66页上。)
    北齐昙衍,地论南派慧光的弟子,《续高僧传》卷八《昙衍传》曰:“以开皇元年三月十八日,忽告侍人无常至矣,便诵念弥勒佛,声气俱尽,於时正中,傍僧同观,颜色怡悦,时年七十有九。”(注:《高僧传合集》,167页下。)
    《续高僧传》卷十二《灵干传》记载了灵干“遇疾闷绝”后,在兜率陀天遇见慧远之事。文曰:“至(开皇)十七年(597)遇疾闷绝,唯心不冷,未敢藏殡。后醒述云:‘初见两人手把文书户前而立曰:官须见师。俯仰之间乃与俱往,状如乘空,足无所涉。到一大园,七宝树林,端严如画。二人送达,便辞而退。干独入园,东西极目,但见林地山池,无非珍宝,昆煌乱目,不得正视。树下花座,或有人坐,或无坐者。忽闻人唤云:灵干汝来此耶?寻声就之,乃慧远法师也。礼讯问曰:此为何所?答:是兜率陀天,吾与僧休同生於此,次吾南座上者,是休法师也。远与休形并非本身,顶戴天冠,衣以朱紫,光伟绝世,但语声似旧,依然可识。又谓干曰:汝与我诸弟子后皆生此矣。’因而觉悟,重增故业,端然观行,绝交人物。”(注:《高僧传合集》,198页下。)大业八年(612)正月灵干去世,春秋七十有八。传中还记载了灵干曾造弥勒天宫观(注:即依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所造之弥勒净土兜率天宫相之图画或雕刻。)及莲华藏世界海观等。其文曰:“初干志奉华严,常依经本作莲华藏世界海观及弥勒天宫观。至於疾甚,目睛上视,不与人对,久之乃垂顾如常日。沙门童真问疾,因见是相,干谓真曰:‘向见青衣童子二人来召,相随而去,至兜率天城外,未得入宫。若翘足举望,则见城中宝树花盖;若平立则无所见也。’旁侍疾者曰:‘向举目者,是其相矣。’真曰:‘若即住彼,大遂本愿矣。’干曰:‘天乐非久,终坠轮回,莲华藏世界是所图也。’”(注:《高僧传合集》,199页上。)从上面对话可知,童真对兜率净土亦甚向往,而灵干本人却好像更愿往生莲花藏世界。
    《续高僧传》卷十《智琳传》载:隋大业九年(613)五月初8,“有清信士刘正勤,请讲弥勒”(注:《高僧传合集》,184页中。)。
    同书卷二《彦琮传》载:颜琮卒於大业六年(610)七月二十四日,“初大渐之晨,形羸神爽,问弟子曰:‘斋时至未?’对曰:‘未也。’还瞑目而卧,如此再三,乃回身引颈向门视日(曰):‘斋时已至,吾其终矣。’索永盥手焚香,迎弥勒画像,合掌谛观,开目闭目乃经三四,如入禅定,奄尔而终”(注:《高僧传合集》,118页中。)。
    《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十五《慧日道场僧惠云墓铭》载:“开皇十四年(594)……(惠云)端坐正色,称弥勒佛名,愿生兜率天上,舍於内侍者。”
    史籍中所载隋代僧侣信奉弥勒的事迹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从上面所引僧传的记载可以看出,隋代僧侣信仰弥勒的形式,还是以上生信仰为主,具体表现为供奉弥勒画像,临终称念弥勒名号,发愿往生兜率天宫。
    3.民间的弥勒信仰。
    隋代民间的弥勒信仰,以下生信仰为主,突出地表现在利用弥勒诸经中有关“弥勒即将出世”的预言,并以此为号召,发动暴力反叛。
    早在北魏末年,就有沙门法庆领导的大乘起义,口号是“新佛出世,除去旧魔”。北魏宣武帝延昌四年(515)九月,“沙门法庆聚众反於冀州,杀阜城令,自称大乘”。同年九月被镇压。第二年,大乘余众又突袭瀛州城,冲进州衙,很快又被镇压。
    在隋朝短短的三十多年中,以弥勒出世为号召的农民起义就有三次。据《隋书》卷三《炀帝纪》载:“(大业)六年(610)春正月癸亥朔旦,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华,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监门者皆稽首。既而夺卫士仗,将为乱。齐王暕遇而斩之。於是都下大索,与相连坐得千馀家。”
    大业九年(613),又有唐县(今河北唐县略北)人宋子贤,善为幻术,自称弥勒出世,远近信众,日数百千人。时炀帝正在高阳(故属瀛州),宋子贤欲举兵袭击乘舆。事情泄露,宋被擒杀,被连坐者一千多家。稍后,还有扶风向海明,也自称弥勒佛出世,举兵造反,聚众数万,建元称帝。
    数年之间发生多起以“弥勒出世”为号召的农民起义,反映了弥勒下生信仰在隋朝的民众中有非常深厚的基础。而连续不断的弥勒教派起义,直接威胁着封建王朝的统治,引起了统治者不安和警惕。后来弥勒教派屡造禁止,弥勒信仰逐渐走向衰落。
    4.隋朝的弥勒造像。
    造像是北方佛教的传统,隋王朝继承了这一传统,并有所发展。据《辩正论》卷三载,从开皇初到仁寿末,文帝共建造各种大小佛菩萨像十万六千五百八十躯,修治故像一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四十余躯。炀帝一代,共铸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躯,修治旧像十万一千躯。可惜的是,由於史无记载,我们无从得知所造佛像的种类。
    据《金石萃编》卷三十八——四十、《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十四——二十八所载,隋朝时的造像数目,约如下数:(1)阿弥陀佛像13躯;(2)弥勒佛像9躯;(3)观世音菩萨像9躯;(4)释迦佛像3躯。此二书所列的数目虽然极不完整,同数以万计的隋代造像相比,甚至只能说是沧海一粟,但从中也反映了隋代造像种类的明显变化,阿弥陀佛像已经位居第一,超过了弥勒和释迦。
    这种变化在唐朝更加明显。以龙门的造像为例,自“北朝后期至隋,龙门造像衰歇。唐初复兴,所造尊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公元六二○年起至七一○年,释迦像加优填王一共十八尊,弥勒更减至十二尊,而阿弥陀达一百二十尊之多,观世音亦达四十五尊,都大大超过了释迦和弥勒”(注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196页。)。
    可以看出,从南北朝后期至隋,民间佛教徒的崇拜对象正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弥勒崇拜已从先前的远居弥陀之上,变为位於其下,而阿弥陀佛西方净土崇拜则迅猛发展,成为民间佛教徒的主要崇拜对象。

   
三、隋朝弥勒信仰衰落的原因

    从前述隋朝弥勒信仰的状况可知,有隋一代,弥勒信仰延续着前期的昌盛,保持了相当的影响力。但是,衰落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相对於日益普及的弥陀信仰而言,更是如此。下面将对弥勒信仰由盛而衰的原因作一简略剖析。
    1.假借弥勒旗号的暴力反叛,引发了统治者对弥勒信仰的警觉和禁止,是导致弥勒信仰衰落的主要原因。
    根据弥勒经典记载,弥勒下生成佛,是五十七亿多年之后的事,那时,人们的寿命已到八万四千岁,富足安乐,远离刀兵水火之灾。而弥勒下生成佛,主化娑婆世界,目的是度化释迦未度之众生,将此世界化为清净佛土。这些内容本来与起义、反叛没什么关系,但受尽苦难的人们,由于对现实社会的极度不满,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迫切期望,遂假借弥勒出世的名义,作为其试图改变现实社会的工具,这实际上是对弥勒下生信仰的曲解。但这种曲解客观上确实为人们提供了改变苦难现状、追求太平盛世的理论武器,也导致了弥勒信仰的式微。
    隋王朝对参加反叛的弥勒信众残酷镇压,诛连甚广。隋末唐初,虽未见有明文禁止弥勒教派,但可以推想,弥勒信仰必然受到限制。《续高僧传》卷二十五《昙选传》记录了唐初僧人昙选告诫徒众结聚作道场所说的一番话:“自佛法东流,矫诈非少。前代大乘之贼,近时弥勒之妖,诖误不识,其徒不一,闻尔结众,恐坏吾法。”(注:《高僧传合集》,310页中。)话中表达了对被误认为“大乘之贼”与“弥勒之妖”的担心和恐惧,说明唐初统治者对弥勒教派应是严厉禁止的。及至唐玄宗开元三年(715),颁发了《禁断妖讹等敕》,明令禁止“白衣长发,假托弥勒下生”等活动。
    2.弥陀净土信仰兴盛,与此相应,出现了许多“赞扬弥陀,贬抑弥勒”的言论,这是弥勒信仰衰落的又一原因。
    阿弥陀净土信仰早在汉魏之际就已传入中国内地,到南北朝后期,由於昙鸾的大力提倡而影响剧增。弥陀净土学说因其简单易行,而更容易为广大信众所接受。入隋之后,又得到智顗、道绰等的弘扬。道绰在其《安乐集》中从多方面比较了弥勒净土与弥陀净土的优劣,盛赞弥陀净土之优,贬抑弥勒净土为劣;智顗《净土十疑论》中也有“扬弥陀,抑弥勒”的说法。这些言论有的固然有宗派贬斥异己的因素,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般看法,同时又对民间信众的信仰取向产生影响。这样,弥勒信仰逐渐衰落,而弥陀信仰则迅速普及,流行日广。
    当然,导致弥勒信仰衰落的原因有很多,也很复杂,既有社会历史的因素,也有弥勒信仰自身的因素,而这两方面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而且,这里所说的弥勒信仰的衰落,是从弥勒信仰演变史整体的角度而言的。事实上,宋以后,弥勒信仰仍然以各种不同的形态继续流传,并在社会民众间保持着持续不断的影响力。特别是以布袋和尚契此为原型的弥勒化身信仰,更成为后来弥勒信仰的主要表现形式,并影响着中国佛教文化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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