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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名家及名学的重新认识

本文作者: 3年前 (2015-07-07)

对名家及名学的重新认识曹 峰 摘要:二十世纪名学研究既有巨大的成就,也有严重的偏差,这种偏差在于将对…

对名家及名学的重新认识

曹 峰

 

摘要:二十世名学研究既有巨大的成就,也有重的偏差,种偏差在于将“名”自身(构、述方式、思方式)的研究和“名”功能(理功用、政治作用)的研究混无论从思想史实际情况看,还是从后世对“名家”的定义看,都显然存在着两种“名家”, 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从事“事实判断”的名家远没有政治学伦理学意义上的、注重“价值判断”的名家影响大,后者对前者的否定要远多于继承,如果对两种“名家”没有明确的区分,不以此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那么,“名家”研究就很容易走上歧路。

关键词:名家;名学;事实判断;价值判断

 

Re-understanding the Schools of Names and the Theory of Names

 

Cao Fe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84)

 

Abstract: Great achievements as well as serious deviations have been made in the study of the theory of Names. The deviations lie in confusing the study of Names itself (the structure of languages, the way of discussion and thinking) with that of the function of Names (ethical functions and political impact). It is obvious that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Schools of Names” either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or from the definitions of “the School of Names” made by later scholars. And “the School of Names” in the sense of logic and linguistics which focuses on factual judgment has not so much influence as the School in the sense of ethics and politics which concentrates on value judgment. The latter is more negation of the former than inheritance. If clear differentiation is not made between the two Schools of Names and it is not set as a starting point of research, the study of Names is vulnerable to go astray.

Key words: the school of Names, the theory of Names, fact judgment, value judgment.

 

  战国秦汉之际“名”是一个流行的话题

 

  名家和名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命运可以极富戏剧性的化。先秦有关“名”的述极为丰富,孔子、墨、《老子》、《荀子》、《公孙龙子》、《管子》、《非子》、《申子》、《尸子》、《黄帝四》、《氏春秋》、《尹文子》、《春秋繁露》及伪析子》等许多文献从不同角度述过“名”,“名”的重,甚至一度到了“名者,圣人所以万物也”(《管子•心上》);“有名治,无名乱,治者以其名”(《管子•枢言》);“名者,天地之,圣人之符”(《申子•大体》)[1];“治天下之要在于正名,……苟能正名,天成地平”(《尸子•分》);“用一之道,以名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韩非子•扬权》);“名正治,名丧则乱”(《氏春秋•正名》);“至治之,在于正名”(《氏春秋•分》);“〔名〕正者治,名倚者乱。正名不倚,倚名不立。”(《黄帝四经·十六经•前道》);“名者,大理之首章也”、“是非之正,取之逆;逆之正,取之名号;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地名号之大也”、“名圣人所天意”、“名者,圣人之所以真物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这样的高度,成确立是非,制定秩序的根本性法

  以后,有关“名”的述逐渐减少,名学成了一门绝学。只有魏晋期有所复,之后便消失在漫漫历史河中,几乎被人忘。入二十世之后,“名”的研究又突然大《公孙龙子》等名家著作的注,名学作为中国逻辑学的代表,成为中国逻辑学史研究的重点。也就是,曾几何,名学从一极具传统意味的学成了一门极具西学意味的学

  不用说,当代的人文科学,深受西学影响,文史哲的体制划分就来自西方。即便研究的是中国古代思想,在学科分,框架,概念,方法,手段上也打上深刻的西学烙印。今天的哲学系建制,就学科而言,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的区分,就研究方向而言,西方逻辑学、中国逻辑学的划分也是西方学科体制的物。些年,尤其中国哲学学科开始反思种体制研究本身带来的束,造成的局限,然我已不可能脱离西式的言、思、表达方式、论证方式,但这样的反思至少识到中国哲学研究中,材料的选择、解的方向,既和西学的思路相关,也和国运的迁密切相关,能够让在很多方面有意分西化的不良影响,起到乱反正的作用。但围绕“名家”、“名学”研究展开的讨论方面的反思似乎并不多。在此,我想借助学史的回,做一些自己的努力。

    在我看来,先秦秦汉时期,关于“名”的然极为丰富,但述的内容却往往相差甚。如下文所示,在《六家要旨》中,司马谈虽总结出一个“名家”,但那只是依据学宗旨作出的概括,而非类似儒墨的学派意义上的传承。在看似似的学宗旨下,其包含著两种不同的“名家”,一种是理学政治学意上的,一种是言学逻辑学意上的。或者一种是“政型的名家”,一种是“知型的名家”。而目前的研究重后者,其前者在中国古代影响更大。儒家所讨论的“名”,大致属于理学意上的次,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是调节性的而非范性的。而国中晩期法家及一些道家(黄老思想家)所讨论的“名”,往往与法思想密切相关,具有范性的意,是治者可以直接把握和操作的工具。言学逻辑学意上的“名”主要是惠施、公孙龙及墨学派所讨论象,他把“名”自身当作一种认识对象来研究,注重知的原理与方法,向于空与物性的抽象析。不能后者没有前者影响,但相当多的合,后者只是前者批判的象,中国思想史真正影响的是理学政治学意上的“名”。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对“无益于治”的西没有趣。正因“名”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工具,如何把握它、管理它,由来把握它、管理它,就成一个重要的话题。由此形成“名”、“法”常常用的[2],“名”成确立是非,制定秩序的根本性法。造成一奇妙象的原因,实际上是法治国家形成程中,对规范、准的作用和意义过分追求和崇拜的果。

 

二 有必要区分两种“名家”

 

   “名家”研究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何谓“名家”,然而对于这一基本问题,却很少有人愿意再作讨论。受西方逻辑学长期影响的“名家”研究,“名家”的内涵变得非常狭隘。提到“名家”,绝大部分人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想法,那就是指以公孙龙、惠施、墨辩为代表的,关注物性、玩弄概念、研究推理、具有抽象思辩特征的那一批人。事实上,长期以来,我们把一些相互对立的内容混为一谈,都放入到名家的框架之中,而没有意识到这样做的危险性。

  在中国,首先运用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框架研究名学的是胡适先生,他的《先秦名学史》[3]虽然也提到孔子和荀子,但重点在于公孙龙惠施和墨辩。“名学”成为逻辑学的代名词,孔子和荀子的名学在这里只是以公孙龙惠施和墨辩为代表的名家的陪衬。虽然胡适没有直接说,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学就是研究名家,但其实他已经为后来的中国古代逻辑学研究规定了范围和方法,以后名家研究几乎成为中国古代逻辑学研究的代名词。因此,名家在被译成英语时,就往往被译作“sophists”(诡辩家)、“logicians”(逻辑家)、“dialecticians”(辩证家)。1947年冯友兰先生在美国讲学时,用英文编著了一本《中国哲学简史》,专门设有《名家》一章,他虽然认为用sophists”(诡辩家)、“logicians”(逻辑家)、“dialecticians”(辩证家)指称名家不是太合适,但他强调名家是注重于“名”、“实”之辩的人物,他们研究的问题可以“把我们带进哲学的心脏”[4],并举惠施、公孙龙为例,这也说明冯友兰在向西方人解释名家时,将名家看作是从事抽象思辩的人。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名家”一条是庞朴先生撰写的。他这样描述名家,“名家作为一个学派,并非有着共同的政治思想或经济主张,而仅仅在于他们都以‘名’作为研究对象,并以此与其他学派相区别。”[5]依据这一定义,名家可以看作是一个专门从事抽象思辩的群体,其特点是他们并不关心政治思想或经济主张。

  其实庞朴先生的这一定义不无偏颇,它是受西方学术思想影响而产生的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哲学史、逻辑思想史研究之必然结果。其缺点在于无视中国古代关于“名家”描写的实际情况,将材料作了有利于哲学、逻辑学的,削足适履式的处理。

  在回答究竟什么是名家之前,有必要首先回顾一下“名家”这一名词诞生的过程。

  众所周知,“名家”这个名称虽然不敢确定是司马谈发明的,但在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之前,尚未发现过“名家”这个概念。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看司马谈是如何为名家定义的。

 

  名家苛察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从司马谈关于“名家”的定义来看,他是一分为二地看待名家的。说他们“苛察绕”、“使人俭而善失真”,可能是指他们在概念名辞的辩析上过分拘泥,超出了普通人可以接受的程度,以至于到了“失真”的地步,这是其短处。但是他们追求“正名实”及“控名责实,参伍不失”,却是值得肯定的。

  从司马谈的定义里,我们能读出很多有意思的内容来。首先,司马谈笔下的名家虽然在概念名辞的使用上过于执着,有点象今天所谓的逻辑学或语言学,但他们并不是不关心政治,因为从“控名责实,参伍不失”这种《韩非子》中常见的话来看,这是一种接近于法家的政治哲学,不仅与抽象思辩无关,甚至可以作为政治上的实战理论。因此显然司马谈把所谓的“名家”也当做一种政治思想来看待[6]

  其次,司马谈没有指明代表者或代表作,这使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家”具体可以和谁对应。其实司马谈所谓的“家”,并不确指哪一个流派,哪一个学术团体,而是一种政治倾向。在他心目中,其实只有道家是吸收了各家长处的、最高层次的哲学,其余五家都有其长短,只有在被道家兼容之后,才能扬长避短。日本关口顺先生曾专门分析司马谈心目中“名家”一词的来源,他认为,这一名称并非来自倡导“形名”、“名实”、“正名”的某一类人,也不是来自所谓的“辩士”。他指出,“名家”这种分类,从其命名之来源看,说它源自“形名”、源自“正名”、或源自“名实”,其实都难以断定,而是将“形名”、“正名”、“名实”的意义都包含其中,并与道家、法家相关联的一种政治思想[7]

  虽然司马谈没有明确指出他心目中的“名家”是谁,但是从他的定义中,我们可以做相应的推测,即这里有两种名家的影子,正面的是司马谈所推崇的,将名思想运用于政治场合、并发挥积极作用的政治思想,反面则是被否定被批判的,执着于概念、名辞分析的,与政治没有直接关系、或对现实政治会产生消极影响的思想。

  无论正面还是反面,其实都不是一个有领袖、有继承关系、有思想独立性的团体。众所周知,在司马谈之前,并没有“名家”的称呼,只有所谓的“察士”、“辩士”,通过《庄子》的《徐无鬼》篇、《天下》篇,《荀子》的《修身》篇、《非十二子》篇、《正名》篇,《韩非子》的《问辩》篇、《外储说左上》篇,《吕氏春秋》的《君守》篇、《淫辞》篇、《不屈》篇等战国中晩期的文献可知,热心于“察”、“辩”的人物,虽然包括惠施公孙龙及墨辩等今天所谓的逻辑学意义上的典型名家,但范围其实更为广阔,甚至连孟子也可以纳入“辩者”的范围。他们的学说观点各有不同,共同之处在于以“辩”争胜,认为真理出自辩论。而将“名”的理论直接运用于现实政治的理论家则不是“察士”、“辩士”,往往是统治者的代言者,他们不仅不辩,而且反对“辩”。他们也并非只讲“名”,在他们身上还常常可见道家、法家的影响。例如《尹文子》就是这样一部以名为主,融合道法的作品[8]

  在司马谈之后,第二个为名家定义的是《汉书•艺文志》。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者为之,则苛钩鈲析乱而已。

 

作为名家的代表,《汉书•艺文志》列举了以下这些著述。

 

    邓析二篇,尹文子一篇,公孙龙子十四篇,成公生五篇,惠子一篇,黄公四篇,毛公四篇。

 

  与司马谈的定义相比,两者既有一致,也有不一致。一致处在于《汉书•艺文志》和“论六家要旨”同样,在观察名家的优劣时着眼于治。在表达方式上也和司马谈相同,既指出其不足,又指出其政治上的作用。甚至在名家的缺点上两家的认识也是相同的,“苛钩鈲析乱”指的也是概念、名辞使用上的混乱状态。可见《汉书•艺文志》对“论六家要旨”有相当多的继承。不同之处在于,站在儒家历史观立场上的《汉书•艺文志》,不再以道家为全能的首要的思想,而是让儒家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要引孔子的“正名”说作为佐证。而且名家的长处不再是“控名责实,参伍不失”,而在于“正名”了。当然这一“正名”不是荀子所要正的语言上的“名”[9],从“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来看,这指的是正“名分”之名。不管怎样,《汉书•艺文志》作者心目中的“名家”并不主要是那些专注于抽象思辩的思想家。

  另一点不同之处是,司马谈的名家,并不涉及任何人名书名,《艺文志》则举出了七篇著述,虽然与其他学派相比,名家的著述不多,但也为我们了解名家的特征提供了更多的线索。其中的“成公生五篇”,“黄公四篇”,“毛公四篇”因为失传,已不知其面目。如将“公孙龙子十四篇”视作今本的《公孙龙子》,将“惠子一篇”视作《庄子》等书中所见的惠施学说,那这两篇可以代表我们今天所谓的逻辑学语言学意义上的知识型名家。笔者以为,余下的“邓析二篇”和“尹文子一篇”很可能就是名家政治学说的代表,即类似于司马谈所述具有“控名责实,参伍不失”倾向,或《艺文志》所述具有“正名”倾向的著述。今本的《邓析子》因伪作之嫌太重,不能作为可信材料来用。但伪作也有其渊流,也有值得考察之处。《邓析子》中数言“循名责实”、“按名责实”、“形名”、“正其名”,可见伪作者所承接、所利用的正是历史上曾经一度盛行过的关于“名”的政治思想。今本《尹文子》的情况也一样,它虽然有后人改造增削的痕迹,但这种增削并非无本之源,一定也有它的依据。

  无论是“论六家要旨”还是《汉书•艺文志》,其实都是从政治角度出发,将各种学说分门别类,在“名家”这个框架中,被塞入的其实是有着完全不同思想倾向的内容,其相同之处仅在于其内容都涉及到“名”而已。如果利用我们现在的学术框架来表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思想倾向,那可以称其中一种为注重“事实判断”的名家,笔者称之为“知识型名家”。另一种为注重“价值判断”的名家,笔者称之为“政论型名家”。相对而言,与“事实判断”相关的学说资料虽然极少,但观点鲜明,保存相对完整,作为哲学逻辑学对象的研究价值也比较大,所以我们今天所谓的“名家”,指的就是从事“事实判断”的思想家。事实上,能利用名思想为专制君主提供政治咨询,具有实用主义色彩的后者才是历史上备受重视的对象,无论是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还是《汉书•艺文志》,肯定的都是后者,否定的都是前者。而专注于抽象思维的前者一直是后者打压的对象,在历史上后者的影响更大,我们不能无视这一事实[10]。但后者从资料来看,却比较散乱,观点也不够集中。

  因此,如果以“名家”为研究对象,首先有必要严格区分这两类截然不同的名家。注重“价值判断”的名家对从事“事实判断”的名家,首先是批判,其次才是利用。其利用只是将知识型名家的个别理论实用化而已,在言语、思维和逻辑方面,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建树。而目前的名家研究,特别是逻辑史学界的名家研究,将两种名家混为一谈,利用后者来研究前者的倾向十分浓厚,这种不顾历史实际的现象是十分危险的。

  在笔者看来,研究对象不同、服务对象不同固然是两者之重要区别,研究方法之不同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两类名家都致力于判明是非和制定规则。以公孙龙及墨辩为代表的典型名家使用“辩胜”的方法来确定是非。就是说,对立“辩者”双方围绕某个命题反复争论,以更具逻辑性的论述方法驳倒对方,争论中获胜的一方代表正确的主张,并公认胜利一方所明确的是非为准则,同时将辩论中判明的原则、法则用定义的方式记录下来。而从政治角度讨论名思想的名家虽然同样以判明是非为目标,但他们并不采用“辩说”的方式。大体说来,对这部分名家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有三。一是掌握“制名权”,即由极少数的人掌控是非判断的权力或“定义”原理原则的权力,掌握政治语言上的独霸权。《尹文子》所见“毁誉之名”、“况谓之名”就是这类君主所要制定的“名”。二是依据与“名分”相关的“正名”说,正定人类社会中上下尊卑的秩序。三是君主依据“形名”说以操纵督责臣下。当这类名家与道家、法家相结合时,其学说更侧重从理论上阐述由何人来审查“刑名”、“名实”,由何人来把握由“名”到“法”的过程,即规则、规范形成之具体过程,使最终生成的“法”成为唯君主所拥有的特权[11],这种意识和目标绝非一般“辩者”所能拥有和掌握。

  仅仅对这两种名家作出区别还不够,从事“事实判断”的名家究竟有哪些地方被从事“价值判断”的名家所利用,这种利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是研究“名”的政治思想时所要关心的课题。限于篇幅,这里不作展开。从内在原因来看,两种名家都关注“名”在确定是非、形成秩序上所能发挥的作用,从外在的原因看,君主专制主义的发展,法家特别是黄老思想家的抬头为“名”、“法”结合,使名思想发展为政治思想提供了历史舞台。

  总之,二十世纪初期以来,将“名家”当作逻辑思想家来研究,将与“名”相关的资料均当作逻辑学资料来使用的做法,既违背了先秦思想史实态,也无法得出科学的合理的结论。无论从思想史实际情况看,还是从后世对“名家”的定义看,都显然存在着两种“名家”,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从事“事实判断”的名家远没有政治学伦理学意义上的、注重“价值判断”的名家影响大,后者对前者的否定要远多于继承,如果对两种“名家”没有明确的区分,不以此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那么,“名家”研究就很容易走上歧路。

 

三名家与名学研究走向偏差的历史原因

 

  然而,我们发现,至今止关于“名”的研究,几乎把重点完全集中于“名”在言和逻辑上的意,即便讨论孔子和荀子的“正名”,也大多是从逻辑学的角度[12]这样做不能一点没有学上的意,但也然没有触摸到问题实质,孔子和荀子的“正名”,即便是与言相关的问题,也必与政治相合,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底,“知”与“言”的问题在中国首先是政治的问题,而西方未必如此。另一方面,有关“名”的思想被单纯当作逻辑思想来研究之同,按照西方的学术观建起来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法律思想史,却在材料取舍上把“名”排斥出去,使其期得不到有效的整理。

  与言学逻辑学意上的“名”相比,至今止,理学政治学意上的“名”之专门研究不能说绝有,如“循名责实”、“形名参同”作法家政治学理得到过讨论,孔子和荀子“正名”言政治学上的意也有人作考察,但都零散而不系言之,言学逻辑学意上的“名家”研究最为发达,儒家、道家、法家、黄老思想家的“名”思想只有与知识型“名家”生关系的那部分才会受到重。如前文所述,中国古代,理学政治学意上的“名”无在内容上及受重的程度上都远远过语言学逻辑学意上的“名”,而目前的研究格局却正好与之相反。

  受二十世入中国的西方逻辑学的影响,“名家”研究在中国一度极为兴盛,成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史研究的主要成部分。百年之后,我回首一研究域,发现在取得多重要学成果的同,其也不无偏。可以,“名家”研究从一开始就有方向性的错误,表现为“名家”所生存的思想史境,将西方逻辑学概念、框架、方法简单地移植来,有削足适履之嫌。二十世后在西方学背景下形成的先秦名学研究,只重视语言学逻辑学意上的“名”,有甚至曲解理学政治学意上的“名”,将其当言学逻辑学材料来使用。自从将“名”、“”与西方逻辑学相比附后,只要到“名”,似乎就只能从逻辑的角度出这样使很多看上去与逻辑学无关的“名”的料被轻视,被置,甚至被曲解。特是那些理学意上、政治学意上的“名”,然是中国古代名思想中不可割裂的、有机的、重要的成分,却因西方逻辑学研究的思路而得不到正,得不到客的研究。

  笔者为,二十世名学研究的盛可以是文化上缺乏自信所致的,是一种虚假的、存在缺陷和偏差的“盛”。争以来,中国文化传统现代化的一大重要努力方向就是引了西方逻辑学。因为屡后的中国人认识到,西方之所仅仅是科学技,更在于使科学技得以展的逻辑,因为是西方自然科学的基与方法,更是西学“命脉之所在”。因此,“学西方”的重要一,就是学西方的科学思。最早在清末译出的西方逻辑学著作是杨荫杭据日文西方逻辑学著作编译的《名学》,全书分二十章。称“名学”是“推理之学及推理之术”,是“学问中之学问,智门之键、哲理之冠、智力之眼、心意之灵药、智海之明灯、真理发见之技术”[13]。在“向西方学习”思想指下,复不向国人大量介了西方的哲学、政治学、经济以及自然科学,而且十分重视对科学方法论——逻辑学的介。他著的八本西方著作中,就有两本是逻辑学:《穆勒名学》和《名学浅》。同,王国早年也致力于这项工作,译出了《辨学》一书[14]

  同,也有学者开始在中国的传统思想源中,找到可以与西方逻辑相比、相对话的思方式,通过发掘和研究,建立起可以和西方思方式相匹西来。他的形式逻辑在西方存在,在中国古代也存在,甚至种存在先于西方。由此恢复中国人自身的民族自信心,明中国人的思方式并不比西方人差。以墨研究例,一生之精力研《墨子》、集《墨子》之大成者的清末学者孙诒让1897年写信梁启超,《墨》“閎眇恉,所未者尚多”,“周名家言之宗,窃疑其必有微言大义,例如欧士论理家雅里大得勒(即里士多德)之演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者。”[15]期待梁启超能从事研究墨家逻辑的“伟业”。可连孙诒让这样的国学大也受到代的影响,将墨辨和西方逻辑学、印度因明学系起来,有了通辩发掘中国文化自身科学思的想法。

  由此可,“名学”(还有“学”等名称)不深入了解西方、学西方文明精髓的梁和捷径,甚至成起中国比西方更越的民族自信心的良这样一来,“名学”与“学”就被用来指称“中国古代逻辑”。胡适用英文写就的《先秦名学史》可是以上述认识为据的代表著作之一。他之所以选择“名学”作为他的博士文,绝不是偶然的,应该这样的历史需求和国家命运中去找原因。

  日本近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研究至少比中国早三十年,但笔者发现日本学者并没有刻意使名学这门绝学复烈意。近代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最初的研究对象并非名学,与名学相关的材料只是中国古典研究的一部分而已。例如松本文三郎(18691944)曾于1895年写《公孙龙子》一文,其中既表示出中国思想史中逻辑、科学思的重,也指出公孙龙子的辩论不是诡辩而是一种使述更为确辩论[16]。也就是说日本学者既重其中具有逻辑的思,也重辩论方法的研究。因此,相对而言,这是一种比较客的研究,和民族自信心的激没有关系[17]

  二十世纪,在这样一种救亡存意展起来的中国“名学”研究,材料被随意使用,度诠,也就不理解了。例如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第四篇《孔子》之第四章《正名主义》中说:

 

    我们简直可以孔子的正名主义,实是中国名学的始祖,正如希腊苏格拉底的“概念说”,是希腊名学的始祖。[18]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第八篇《墨》中又说:

 

  古代本没有什么“名家”,无哪一家的哲学,都有一种学的方法。个方法,便是一家的名学(逻辑)。所以老子要无名,孔子要正名,墨子“言有三表”,无名,名无”,公孙龙有《名实论》,荀子有《正名篇》,庄子有《》,尹文子有《刑名》之都是各家的“名学”。[19]

 

  是把完全不同性的材料简单地凑合到一起,以达到明中国古人早已存在知识论、方法的目的。二十世三十年代直至二十一世初,以建中国逻辑学史为前提的研究成果出不然哲学家、“名学”研究者伍非百、逻辑史研究者温公都做一些简单,表明同称为“名”的材料有不同的性先生认为是“名”,孔孟关注的是“理”,而公孙龙、《墨》关注的是“逻辑”,而荀子是二者兼有[20]。伍非百先生把名家分“名法”、“名理”、“名”三派[21]。温公先生认为先秦逻辑主要有两派,一是者派,“从析开始,奠基于墨翟,中惠施、公孙龙展,最后完成于国晩期的墨学者。”一是正名派,“孔丘首先提出正名,立政治理的逻辑,孟轲继之,稷下唯物派的学者榜正名以正政之说,最后完成于国晩期的荀况和非。”[22]都是很有地的想法,但研究者的目光最终仍然仅仅聚焦于逻辑言学意上的“名”思想,只将为“名家”,却没有正视伦理学政治学意上的“名”思想在古代文献中所占的著地位和历史价值。方面的材料始得不到全面、客的研究。

  在明中国人的思方式并不比西方人差,在强调民族自信的二十世,可以说不存在上的名学研究。生搬硬套、削足适履比比皆是,其研究从一开始已注定不可能客、中立。逻辑思想史学界存在一个非常重的问题,就是多学者不注重史料批判,不考察文献真,不关心古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材料拿来就用,不上下文,任意发挥。《荀子》的《正名》篇,到了逻辑思想史学者手中,只看前半部分和所谓逻辑相关的内容,不管后半部分心的内容,是典型的断章取[23]

 

结语

 

  二十世名学研究既有巨大的成就,也有重的偏差,种偏差在于将“名”自身(构、述方式、思方式)的研究和“名”功能(理功用、政治作用)的研究混。在不必将学现实及国运简单相连的今天,我们对于名学的研究,要想得更大的成就,要做的工作,与其说是向前,不如说是向后退,剥离关于“名”的种种不合理的误读,复原思想史的本来面目[24]

  如前所言,同使用“名”,但先秦秦关于“名”的理解千差万。就理学政治学意上的的“名”而言, 孔子的“正名”说、《荀子》的《正名》篇、以《春秋繁露》为代表的春秋学政治的影响及言覇权的重要性。《老子》、《管子》、《非子》、《黄帝四重道家(尤其是黄老道家)道物论视野下的“名”在现实政治中的作用,或试图利用名分制度建立起理想的社会秩序。《氏春秋》、《尹文子》两种向兼而有之。《公孙龙子》、惠施、墨辩虽均为知型名家,但所也各不相同,然某些方面和西学意上的形式逻辑相关,但不同之更是著,已有不少学者从言分析的角度讨论《公孙龙子》,从宇宙、地理学、物理学、论辩学的角度讨论“历物十事”、“者二十一事”以及墨的学说,然推论较多,意见难一,但却呈出多元的解方法,为接近思想的真相提供了各种可能性[25]应该才是一种客的科学的度。

    总之,要想研究“名”这种中国古代特殊的思想现象,必须同时展开逻辑言学意上的“名”思想和理学政治学意上的“名”思想两条路线,不偏不倚齐头并进,才有可能获得比较合理的成果。

 

 

    此文已刊载于《社会科学》201311期。又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14年第2期。



本文为清华大学人文社科振兴基金重点项目“先秦秦汉‘名’的政治思想研究”的研究成果。

[1] 但此句不于今本《申子》,是《群治要》所收佚文。

[2]可参曹峰:《战国秦汉时期“名”“法”对举思想现象研究》,《西北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3] 胡适:《先秦名学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

[4]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92页。

[5]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第621页。

[6] 《论六家要旨》在文章的开头,就点出了评判六家的标准是否有益于治。“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7] 关口顺:《释名辩——“名家”と“辩者”の间》,《埼玉大学教养学部纪要》291994年,第71页。

[8] 详细论述参见曹峰:《〈尹文子〉所见名思想研究》,王中江主编:《新哲学》第8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

[9] 参见曹峰:《〈荀子•正名〉篇新论》,《儒林》第4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

[10]白奚:《稷下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也注意到同为名家,思想倾向却完全不同的现象。他指出“进入战国以来,名家思想遂向两个方向发展:一部分人将名家理论同当时的变法实践结合起来,以名论法,形成‘名法派’,或称‘形名法术派’,此一派学说见于《黄帝四经》,《管子》,《尹文子》等书中。另一部分人专从形式逻辑的角度发挥名家理论,形成‘名辩派,此一派以惠施,公孙龙和后期墨家为代表。此派名家对古代的逻辑思想贡献较大,但其中不乏诡辩之谈。”(203页)可见白奚先生认为这两种倾向是同时发展的,这种思考基于他对《黄帝四经》、《管子》、《尹文子》成书时代的认识,即他认为这些文献多成立于战国中期以前。而笔者认为《黄帝四经》、《尹文子》及《管子》中与“名”、“法”相关的论述均不会早于战国中期,故这两种倾向不是并行的。所谓的“名法派”或“形名法术派”产生于对所谓的“名辩派”既否定又利用的基础上。

[11] 可参曹峰:《〈黄帝四经〉所见“名”的分类》,《湖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1《〈黄帝四经〉所见“执道者”与“名”的关系》,《湖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3《『管子』四篇と『韩非子』四篇に见える名思想の研究》(日文),大东文化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人文科学》第14号,2009年。

[12] 详参曹峰:《孔子正名新考》,《文史哲》2009年第2期。曹峰:《〈荀子•正名〉篇新论》,《儒林》第4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

[13]杨荫杭:《凡例》,《名学》,东京:日新丛编社,1902年。

[14]关于二十世纪初,中国人对逻辑学的译介情况,以及以弘扬“名学”为名的研究,可参邹振环:《〈穆勒名学〉与清末西方逻辑学翻译热潮》,《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

[15]孙诒让:《籀廎述林》第十卷“与梁卓如墨子”,民国丙辰五年刻本,第二十六页。

[16] 松本文三郎:《公孙龙子》,《洋哲学》第24号,1895,第145-150

[17] 日本没有将Logic译为“名学”,而是译为“论理学”,也和没有使名学这门绝学复兴的民族意识有关。二十世纪初,已有学者指出,使用“名学”,不如用“论理学”更恰当。见张君劢译《耶方斯氏论理学》,《学报》第一期,1907年。熊月之对此有详细论述,见《〈清史·西学志〉纂修的一点心得 ——晚清逻辑介的问题》,《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

[18]胡适:《中国哲学史大》,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90页。当然这是牵强附会的说法。孔子的正名究竟是什么内容,可参曹峰:《孔子正名新考》,《文史哲》2009年第2期。

[19]胡适:《中国哲学史大》,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66-167页。

[20]兰:《中国哲学史》(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27-233页。

[21]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5-6页。

[22]温公颐:《先秦逻辑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5页。

[23]详参曹峰:《〈荀子•正名〉篇新论》,《儒林》第4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

[24] 详参曹峰:《回到思想史——先秦名学研究的新路向》,《山东大学学报》20072

[25] 陈孟麟:《先秦名家之学并非名学》,《文史哲》1996年第6期。周昌忠:《公孙龙答客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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